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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太伯渎运河,证实中国运河三千年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立刻意识到所说的这条古运河,就是太伯渎。如今,笔者再次根据最近无锡市对太伯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实物和遗迹,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证。这样,既有文献方面的充分证据,又有地下遗存的有力支撑,可以更进一步地确认:太伯渎的历史存在为客观事实。这条迄今已有3180多年历史的太伯渎,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

发现太伯渎运河,证实中国运河三千年

当今还有些学者,将器物遗存(指古陶器、青铜器等的出土)看得特别重,如果没有看到出土器物,就好像再也无法证明历史事实似的。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在无锡境内迄今尚未见到勾吴国的出土器物,就怀疑乃至否认当年太伯定居于今无锡境内的历史事实。这样,似乎有些偏颇。须知:太伯在世时的勾吴国,并非没有给后世在无锡境内的地下留存遗物,这遗物乃是一条太伯渎运河的地下遗迹,这足以能够代替出土器物所起到的证据作用。

由于开挖运河,并不需要具备这样那样的原料、设备、工艺、技术等各种条件,只需要动员民众,使用农具参加挖土劳动即可,比制造陶器、青铜器要容易得多。因此,当年勾吴国即使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也能够开挖成运河。这就明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在今无锡境内会出土太伯时期勾吴国的陶器、青铜器等遗物之前,而早在唐宪宗时期,就能在今无锡境内发现了太伯时期所开运河的地下遗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是受历史条件所决定。因为太伯时期的勾吴国,已经具备了利用人力开挖短小河道的历史条件,所以才有太伯渎运河遗迹留存后世。由此可知,历史条件是决定历史上的事或物,能否发生、何时发生,或者能否成功、何时成功的根本因素。

实事求是地说,太伯渎运河地下遗迹的发现,比地下器物的出土重要得多也宝贵得多。因为如果在无锡地区出土了太伯时期勾吴国的陶器、青铜器等遗物,则至多只能证明太伯在世时,曾在无锡境内定居立国的这一事实。而现实情况却是,早在唐朝时已在今无锡境内的地下,发现了太伯渎运河的遗迹,经唐朝人在该运河遗迹的基础上进行重开,以及后来的各个朝代,又将这条古运河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不遗余力地进行疏浚、整治和维护,使这条古运河的河况、水量等,一直保持着完好和正常,至今还能行舟通航的状态。因此,太伯渎运河地下遗迹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为后世起到了双重的证据作用。即:既有力地证明了太伯、仲雍兄弟俩,曾经在今无锡地区定居立国的历史事实;同时,又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人工运河的历史存在。这难道不是发现地下太伯渎运河的遗迹,相比发现地下陶器与青铜器等遗物的出土,更加重要、更加宝贵吗?

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发掘技术的进步,过去无法实现的事,现在可以实现了。2018年12月30日上午8时多,笔者正在家中聚精会神地修改、润色这部书稿时,家里人突然快步走近我身旁对我说:“有特大喜讯,快来看电视。”我赶快跟着到隔壁房间一看,原来是上海东方卫视正在播放着新闻——“无锡市有关部门对三千多年前一条古运河进行考古发掘后,取得了丰富成果……”我立刻意识到所说的这条古运河,就是太伯渎。啊!这不是我朝盼、夜盼、天天盼、年年盼,梦寐以求所需要知道的无锡太伯渎运河的考古出土实物吗?可惜当时我对这条新闻没有听完全。于是,我又查阅了网上讯息,得知无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联合大协作,自2018年8月至12月,对位于无锡梅村的伯渎港(注:太伯渎运河的现在称呼)经过约5个月的考古发掘,收获了如下三方面的成果:①出土了许多陶片和一些陶器;②发现这条地下河床遗迹贯穿在一片原始村落遗迹中;③发现整条河床的岸面,都呈现着陡壁形状而不是斜坡形状。现就所取得的这些考古成果,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就发现许多陶片和一些陶器而言,据报道:①这些出土的陶片和陶器,都呈现着明显的商朝中、后期时代特征和风格,充分说明这些陶器,是当时当地的勾吴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皿;②就发现的河床遗迹贯穿在原始村落遗迹中而言,这表明当时沿着太伯渎两侧分布着勾吴国民众居住的大片村落。并表明当时的勾吴国民众为数不少。这与《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相符合。③就太伯渎两侧的岸面形状而言,呈陡壁“U”字形,说明太伯渎是人工开挖而形成的,如果太伯渎是自然形成的河道,则河床的岸面一般都呈斜坡“V”字形。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开挖于商朝时代的太伯渎运河,其历史存在的问题,现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笔者早在十多年前,曾在《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一书的第一章中,从历史文献方面入手,系统而有理、有据地加以论证,确认为太伯渎运河的存在,是历史事实。2009年10月下旬,由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无锡市人民政府,隆重地在无锡市联合举办有关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峰会。笔者有幸受邀参加,当时我携带着从文献上论证的《撩开太伯奔吴历史真相的面纱》以及《太伯渎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两篇学术论文赴会。这两篇论文,在大会闭幕后破格地享受到以“特稿”方式和充满着褒扬的“编者按”的高规格待遇,并用整版与半个整版的版面,分别发表在2009年12月8日与12月11日的《无锡日报》上(见图1-2、图1-3)。为此,笔者陆续收到了不少对这两篇论文表示赞同与赞扬的读者来信。

如今,笔者再次根据最近无锡市对太伯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实物和遗迹,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证。这样,既有文献方面的充分证据,又有地下遗存的有力支撑,可以更进一步地确认:太伯渎的历史存在为客观事实。这条迄今已有3180多年历史的太伯渎,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是周朝的先祖太伯,于商朝后期从今陕西省境内,移民至今江南地区,落户于今无锡市东南的梅村,并在当地创建了一个名为“勾吴”的小小方国,有民众千余家,为了日常生活上饮用水的迫切需要、进行灌溉农田耕地的需要以及用于行舟进行交通运输的需要,而不辞辛苦地率领着勾吴国民众,使用最原始的农具,艰难地开通的人工运河。可谓:铁证如山,毋庸置疑。

图1-2 《无锡日报》2009年12月8日整版刊登笔者撰写的《撩开太伯奔吴真相的疑古面纱》一文

图1-3 《无锡日报》2009年12月11日整版刊登笔者撰写的《太伯渎是中国最早的运河——剖析太伯渎为何不见于北宋前的文献记载》一文

【注释】

[1]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一《太湖流域一·历史提要》,南京水利实验处印,1950年。

[2]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常州·无锡县》条下。

[3]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江南道·常州》条下。

[4]元·王仁辅编纂《无锡县志》卷二《山川》,《四库全书》本。

[5]明·弘治七年修纂《无锡县志》,1954年无锡泰伯文献馆筹备处刻印本。

[6]清·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十《山川》、卷六十四《河渠志·常州府》。同治八年刻本。

[7]清·道光四年吴存礼辑《梅里志》卷二《山川》,同治八年刻本。

[8]《无锡辞典》第28页“伯渎港”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9]参考张永初《泰伯遗迹志》一书绘制。

[10]据2010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节目演播的《梅里探宗》的解释词。

[11]见吴文化研究促进会编《勾吴史集》(张永初主编)之附录《勾吴名人录》(吴仲贤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又见唐·陆广微《吴地记·旧原文》(该书第107页)记载云:“吴国太伯在位四十九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2]《论语·泰伯第八》。

[13]《史记》卷四《周本纪》。

[14]《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www.xing528.com)

[15]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八《太伯、虞仲》,载《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6]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载《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17]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载《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18]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载《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19]《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世俘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0]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周王朝的兴起》。巴蜀书社,1992年。

[21]彭明瀚《太伯奔吴新考》,载《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22]卫聚贤《吴越民族》,载《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23]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载《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

[24]见《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世俘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5]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因后世将《正义》分散附注于《史记》的相关章句下,读《史记》的人很多,故传播很广。

[26]见《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志》,吴郡。无锡侯国条下注引。

[27]以上参阅萧梦龙《吴国的三次迁都试探》、商志《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建都苏州的缘由》两文,载《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谢忱《勾吴国都变迁新探》一文,载《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

[28]以上参阅袁进《吴城文化族属勾吴说》一文,载《南方文物》1993年第二期;彭明瀚《太伯奔吴新考》一文,载《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彭适凡《赣鄱地区西周时期古文化的探索》,载《文物》1990年第7期。

[29]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册第855页记载:《吴太伯世家·自号勾吴》句下引东汉·宋衷《世本注》云:“勾吴,太伯始所居地名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0]转引自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引《世本》。

[31]转引自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引《世本》。

[32]见《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33]《尚书·益稷》。

[34]《韩非子》卷十九《五蠹》。

[35]东汉·王充《论衡》卷五《感虚篇》。

[3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190~191页。

[3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190~191页。

[38]见韩愈《送陆歙州诗序》,载《昌黎文集》卷十九《书序》。

[39]见《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常州·无锡县》条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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