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渠，古称汴水。起自荥阳以北黄河分水口，东流至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在东汉以前，这一段汴渠就是鸿沟水。鸿沟水自浚仪以东分成两股水：一股向东南流，为鸿沟水的延续。《汉书·地理志》称它为浪荡渠。《水经注》则称它为沙水，古音中沙、蔡两字读音相近，故隋唐以来又称为蔡水。另一股水向东流，为汴水的延续，古称丹水。《水经注》则称它为汳水，汳、汴读音相近，故汳水即汴水。汳水东流至睢阳县（今河南省商丘市）以北时，称为获水，获水东流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附近注入泗水。作为泗水支流的汳水和获水，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自然河流，东汉初，因黄河泛滥侵汴，形成河、汴难分，一片汪洋。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经水利专家王景全面治理后，河汴得以各安其流，从此汴水亦被称为汴渠。所谓渠，系指人工水道。在东汉人看来，汴水虽是自然河流，但经过王景大规模的整治、改造后，人们已经将它视为一条人工河道，加上汴水原是鸿沟运河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将汴水连同其上游的一段鸿沟水统称为汴渠，也就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了。
汴渠西通黄河，东接泗水通淮河，沟通了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也连接了中原与江淮两大地区。特别是东汉时期，因其建都在洛阳，而当时的江淮地区已经是中国农业发达区域之一，并成为粮食、贡赋的主要供应地。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七年（按：113年），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云：“滨水、彭城、庐江、九江（按：治所在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谷九十九斛送敖仓。”除滨水县外，彭城、庐江、九江等郡县均在江淮地区，而敖仓是国家设置的粮库，位于荥阳以北黄河南岸汴渠口附近。毋庸置疑，这批粮食西运入库，是充分利用了汴渠全程运道的。所以汴渠是当时的一条繁忙的漕运要道，清代的胡渭说：“东方之漕，全资汴渠”[69]。
正因为如此，东汉各代朝廷，都十分重视汴渠的维护和整治工作。如在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年），“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渠，咸曰金堤”[70]。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年），又在汴口“增修石门”[71]。采取这一连串工程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这条漕运要道，能够经常保持畅通。本书第七章详细介绍过，东汉明帝年间，王景治河理汴时，在黄河、汴渠之间筑有堤防，当时筑的可能是土堤，经过六七十年的使用，已经损坏，因此至顺帝阳嘉年间又需大举动工维修，自汴口起向东沿渠筑堤，用石块垒砌，这比过去筑的土堤要坚固得多，所以人们都称之为“金堤”。金堤者，堤防固若金汤之谓也。当年王景治河理汴时，为防止河水冲击汴渠，控制好由黄河进入汴渠的水量，曾“十里立一水门”。汴口水门就是诸多水门中最西面的一座，也是最重要的一座。经过近百年的使用，到灵帝时已经损坏，因此在“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72]。将原来的汴口水门改建成石砌结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建宁石门。经过这两次较大规模修缮和改建后，汴渠与黄河之间既有堤防相隔，又有堰涵相通，可以根据旱涝形势，随时进行蓄泄，调节水量，做到“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73]因此当时的汴渠，也从过去的一条地方性运道，升格为国家级运道，并与黄河、阳渠等组合成从江淮地区直达京师洛阳的黄金水道，从而确立了它在中国运河史上的地位。直到隋代开凿通济渠后，其重要性才被取代。
然而，汴渠命运多舛，它在历史上常常因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幻莫测而出现时通时阻。东汉末，中原和江淮地区战乱频仍，汴渠所在地区被军阀割据，如开封中原一带为曹操控制区，而江淮一带则为吕布、袁术的势力范围，彼此混战不休，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74]的悲惨景象。汴渠也屡遭破坏，长期处于无法通航的状态。曹操统一北方后，虽然曾在淮、颍流域进行屯田，但对于地理位置偏北的汴渠，并未及时进行修复、利用，而在军事行动上较多地利用涡水。如“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75]。其后，曹魏黄初五年（224年）和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两次率水军南征孙权，一次取道颍水入淮。“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76]。另一次则取道涡水入淮，“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戍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77]。以上曹操和曹丕的南征舰队，均未取道汴渠，说明当时的汴渠已损坏得无法利用。直到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邓艾大兴陈、蔡、淮、颍一带的水利，修复了被损坏的汴渠石门，汴渠才得以重新开通。
西晋初，一次特大洪水又冲坏了汴渠的石门。荥阳太守傅祗“乃造沉莱堰”[78]，重新控制了水势，汴渠恢复通航。因此，后来王濬率水师攻破建业灭吴后，得以按照杜预的建议，“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还都”[79]，即取道汴渠，班师回到洛阳。及至东晋、南北朝时，因汴渠位于南、北政权激烈争夺地区，长期处于无人维护管理状态，以致无法用于航运。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前燕，大军循淮、泗北上，原拟取道汴渠转入黄河，据探知，“汴水又浅，运道不通”[80]。不得不改变进军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桓温自率主力部队北上，在今山东境内开挖桓公沟，出清水，入黄河；另一路由豫州刺史袁真率军沿汴渠西行进入黄河，主要任务是：“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袁）真讨伐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81]
当时袁真能平谯、梁两郡，却无法打开石门，这是为什么？因为前燕国负责抵抗桓温北伐的军事统帅，是善于用兵的慕容垂，他预料到晋军会利用汴渠运输粮食和军需，而当时汴渠水浅，打开石门才能进水，因此他在事先就调派重兵驻防在石门所在地。当时袁真虽然攻下了谯（今安徽亳州）、梁（今河南商丘），但难以攻占石门所在地区，因而无法打开石门。不久，桓温一路北伐军遭伏击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桓温不自检查自己的过失，却归罪于袁真未能打开石门，向朝廷上书奏请废袁真为庶人。袁真深感冤屈，遂据寿春降燕。
按袁真无法打开的石门，就是位于汴口的建宁石门，由于关闭时间过久，即使没有前燕国重兵防守，也是很难打开。石门不开，黄河水就进不到汴渠内，以致汴渠水浅，运道不通。到了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西伐后秦，兵分几路，“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一路由沈林子、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一路由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入河”[82]。各路晋军，所向皆捷，顺利攻克长安，后秦国灭亡。但是，当时沈林子、刘遵考开石门，遇到了极大困难，因为“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才通之”[83]，就是说，在开石门时引起山崩，崩坍下来的泥石阻塞了汴渠，后来另外开凿位于汴渠以北十里处的一段旧渠，予以接通，总算解决问题。石门打开后，黄河水入渠道，于是滚滚急流东注，汴渠的水位很快提高，才得以通航。另一方面，刘裕事前还安排“周超之自彭城沿汳水（按：即汴渠）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84]。这一次整治汴渠，用力颇多，终于取得成功。义熙十三年（417年）十二月，刘裕由水路从长安班师回朝。都是顺流而下，不过一月有余就回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足证此时的汴渠已经畅通。(www.xing528.com)
刘裕灭后秦后，威望更高，权力更大。他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篡位称帝，改国号为宋，取代东晋，史称刘宋。过了20年，北方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魏国，统一了北方，史称北魏。刘宋与北魏的南北对峙，使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社会改革家，太和十七年（493年），他不顾皇室、贵族的反对和阻挠，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南迁到洛阳，并力排众议，在政治、经济、文化、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推行全盘汉化。这些改革，对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魏孝文帝还有意改变鲜卑人只会鞍马驰骋的传统习惯，提倡和鼓励全国人民重视舟楫水运交通。据《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记载：
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
高祖即魏孝文帝。以上记载反映了孝文帝十分重视水运交通。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率军攻南齐的寿阳（即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东南）、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的临淮关）等，均不克。遂撤军北至徐州，泛舟溯泗水而上，在曲阜亲祀孔子并下令修缮孔墓。循桓公沟北出，经碻磝津至黄河，故记载中有“军次碻磝”之说，然后由黄河西溯返洛阳。孝文帝认为，过去建都于恒、代（今山西北部）一带，因当地缺乏水运交通，所以百姓贫穷；如今迁都于洛阳，就想通运漕于四方。黄河水流湍急，人们害怕航行，所以我今天特意乘船溯流，作出榜样，好让百姓们放心地从事水运交通。
魏孝文帝重视水运交通，还表现在积极规划开凿运河与整治运河方面。一天，他从鄄城回洛阳泛舟于洪池（即洛阳东的鸿池陂），对大臣李冲说：“朕欲从此（按：指洪池）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笔者按：泗水别称清水，这里是指泗水），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关，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85]可惜，这样一位开明而又有远见卓识的年轻皇帝，英年早逝，这些河渠工程规划均未得以实施。不久，他的继任者宣武帝整修了汴渠和蔡渠（即浪荡渠）。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从记载的行文看，既然是“公私赖焉”，说明汴渠和蔡渠都恢复了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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