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中外史学学界徽学交流简要历程

（二）中外史学界徽学学术交流的简要历程

徽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中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交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徽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如果说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徽学还只是萌芽的话，那么，从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傅衣凌以及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率先开始的对徽州佃仆和伴当的研究，则可以说是徽学研究的发端。正如傅衣凌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30年代。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3]40年代开始，明清徽州独特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曾经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数百年、独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分别进入了中外学者的视野。

1947年6月，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汇报》4卷2期上，发表了题为《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的专题论文，揭开了徽学三大主体研究领域之一——徽商研究的序幕。1953－1954年间，日本学者滕井宏深入详细地研究徽商的力作《新安商人研究》，在《东洋学报》36卷1－4期上连载。这篇洋洋十余万言的论文，可谓是海外徽商研究的开创之作。

但是，由于此时中日政府之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民间的学术交流也几近中断，两国学者关于徽商研究的成果很难得到及时的交流。这一局面，直到1955年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交流，方才有所改观。这年12月，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与日本史学界六大史学会——大碵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4]中外史学界关于徽学研究的交流，也从此打开了局面。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衣凌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地域商人研究的论文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次年，寺田隆信即撰文将这本著作介绍给了日本学术界。随后，傅衣凌先生通过天野元之助先生，索取到了滕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的日文合订本，并着手进行翻译，1958年－1959年间，由傅衣凌与黄焕宗先生合译的《新安商人研究》中文译本，在《安徽历史学报》和《安徽史学通讯》杂志上连载。与此同时，美国历史学者何炳棣也在自己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著作中介绍了滕井宏的徽商研究成果。陈学文也于不久后撰文，对滕井宏著作中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5]这是中外学者第一次就徽商问题展开的学术交流。交流的结果，不仅推动了徽商研究的进展，而且对徽学的形成客观上起到了催发和促进的积极作用。尽管囿于种种限制，使得这种交流还处在低层次上，还未能形成面对面的对话与彼此意见的正面交换，但是，毕竟徽学研究由此次交流而逐渐受到中外史界的关注。

如果说40年代后期徽州契约文书的外传还只是零散个案的话，那么，到了50初年代至60年代，随着徽州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文革”）的展开，原先收藏在宗族、地主、商人和农民家中的数十万件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种原始契约文书，被大量发现并传诸于世。包括《人民日报》和《文物参考资料》在内的国内许多媒体，在50年代中叶以后，都相继刊登了徽州发现宋元地契、鱼鳞图册以及大量历史文献材料的报道。国内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家，对这些契约文书给予了高度重视。傅衣凌在1960年写成并发表了利用徽州庄仆文约研究徽州庄仆制的论文《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6]与此同时，日本著名法史学者仁井田虸也于1961年发表了他研究徽州庄仆制的论文《明代徽州的庄仆制——特别是劳役婚》。^[7]显然，仁井田虸受到了傅衣凌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的启发。(www.xing528.com)

1966－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徽学研究同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一样，受到了冲击，处于停滞状态，中外史学界的徽学交流陷入停顿。在此期间，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在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如日本学者重田德关于徽商的研究、斯波义信关于宋代徽州地域经济的研究、台湾学者方豪关于战乱时期于南京收集到的徽州各种社会经济史文书的系列研究等。分别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对徽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徽州社会经济史的探索和研讨。

中外史学界关于徽学研究的真正全方位的学术交流，开始于中国十年“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80年代至今。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学者被压抑的激情迅速爆发起来，傅衣凌、章有义、刘重日、叶显恩和张海鹏等一批学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相继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表了关于徽州佃仆制、徽商、徽州农村社会与经济等一系列论著。其间，叶显恩先生出版了他自60年代以来即已关注并深入徽州进行大量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明清徽州佃仆制与农村社会》。^[8]这部著作全面研究了明清徽州的农村社会、宗族、徽商、佃仆制、人口、土地、经济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徽学研究中最具综合性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很快便引起了海内外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强烈关注，成为徽学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80年代中后期，安徽省和徽州地区徽学会的成立，以及90年代连续3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的举行，中外学者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与探讨，直接促成了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如今，徽学研究的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学者之间的访问与交流也更加深入。我们看到，不仅中国学者出版了他们专门研究徽学的学术著作，而且在日本和韩国，较为系统研究徽学的学术专著也层出不穷，较有代表性的如日本学者中岛乐章的《明代乡村の纷争と与秩序——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汲古书院2002）和韩国学者朴元熇《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Jisik-sanup Publications Co.Ltd.2002）等。

不仅日本、美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学者对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韩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的学者也加入了徽学研究的阵营。徽学研究领域也由传统的徽商、徽州宗族与社会、新安理学和契约文书等，扩展到徽州法制、徽州古建、徽派刻书、徽州雕刻、徽州民俗、徽菜、徽州艺术、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和徽州方言等诸多领域，徽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随着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变得日益宽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