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道观
先秦杂家的天道观也是其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它吸取了中国早期阴阳、五行以及“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并将黄老道家和《易传》中所保存的这些思想进行改造、创新，阴阳与五行合流并与“天、地、人”一体的思想相配合，形成自己独有的宇宙自然观和天人关系论。《诗经·大雅·公刘》对于阴阳一词的记载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指的是山之南北是否向着太阳，并无哲学对立抽象之意。“阴阳范畴扩大大约在春秋时期，它不仅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也被附会到社会现象中去。”[1]《左传·昭公元年》有: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蠱之疾。
其后《国语·周语上》“伯阳父论地震”，《越语下》范蠡以“阴阳论兵”，《老子》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使阴阳哲学的抽象不断加深，发展到《易传》，“至于《系辞传》，则是将宇宙、人生、宗教、道德、政治连成一气，而成为一套抽象而高深的哲学了。到此，阴阳观念可以说已经发展完成了。”[2]关于五行学说的演进，最早也始于春秋时期，《尚书·洪范》篇载: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之后，五行学说不断得到发展，《左传》、《国语》、《墨经》都包含有这种思想。如: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混乱，民失其性[3]。
天六地五，数之常也[4]。(www.xing528.com)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5]。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6]。
五合，水土火，火离热。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7]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五行说发展演进的线索，而且有逐渐向相合相胜方向发展的趋势。阴阳和五行思想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学说，在春秋时期各自都有其发展的轨迹。但是，到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却合流了。关于阴阳五行说的合流，学界颇有争议，大多认为阴阳五行合流始于阴阳家的邹衍，战国时期“有了阴阳观念的准备，五行观念的基础，又有了阴阳五行合流的暗示，此时将阴阳五行合起来造成一种新说，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造此新说的人便是邹衍。”[8]笔者通过研究发现，笔者所界定的六本先秦杂家著作中，几
乎每本中都提及阴阳和五行，涉及思想的各个方面，尤以天道观的构建为甚，中后期杂家《管子》、《吕氏春秋》中更体现出强烈的阴阳五行合流的特征。阴阳五行说在战国的合流，肯定不会晚至战国末期的邹衍。
至于“天、地、人”一体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在中国起源得也很早，“就现存的史籍看来，天、地、人被自觉地作为宇宙系统的三大要素而以文字形式明确地表达出来，至迟不会晚于春秋。”[9]如上文所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子大叔引证郑大夫子产的话:“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人’的观念与‘阴阳’、‘气’、‘道’等一样是中华民族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共同观念，它不专门属于哪一学派，哪一学科，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10]笔者很赞同刘长林的此点论述。如同阴阳五行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一样，“天、地、人”一体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春秋战国出现的空前的思想分化，似乎应当对《易经》‘天―地―人’理论框架发起冲击，成为西周理论思维的一次真正的绽破和否定。然而事实相反，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主流和归宿，总的来说，仍然在‘天―地―人’宇宙系统观的框范之内演进。”[11]《易传》及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都是其代表，先秦杂家更是将其运用到了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去，其天道观实质上讲的是“天、地、人”一体的天道观。先秦杂家正是在阴阳五行与“天、地、人”一体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配合下，首先用于构筑其天道观的，将这种糅合多种思想的天道观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先秦天道观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从先秦杂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展现这一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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