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人学思想：特点与实践

(三)邓小平人学思想的特点

在邓小平理论中不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邓小平理论有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强烈的现实感、浓郁的人民性和独特的新人观，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显著特点。

1.强烈的现实感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首要特点，是其现实性，即面向现实，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从现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非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正是坚持了人学的客观现实性原则，从而在人的问题上与唯心主义以及各种“左”右倾错误划清了界限。

首先，邓小平反对唯心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唯物主义原则。以往的思想家们都是从寻找人的抽象本质或从某种善良的愿望开始，把人抽象化、理想化，“公然舍弃实际条件”来研究人。马克思之所以能克服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实现人学上的伟大变革，在于他不是在空洞的理想中设计人的前景，而是诉诸社会现实，诉诸社会生活来说明人，把人的学说“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人学的唯物主义原则来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问题，提出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重要思想，克服了离开生产力发展而抽象讨论人的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他认为，现代化当然要重视人的发展，但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79]“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180]

其次，邓小平批评了人的问题上右的错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国情。它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或初级的阶段。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都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首先不能忘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国情的本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崇洋媚外，淡化甚至怀疑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宣扬“全盘西化”。在人的问题上，表现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和人权，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完全忽视了在人的理论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世界的较量和斗争。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尖锐地批判了这股错误思潮，重申和捍卫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针对抽象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错误，他指出:“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181]针对混淆两种不同性质人权的观念，他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182]总之，“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83]

最后，邓小平克服了“左”的影响，坚持从“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研究和处理我国人的问题。讲国情，也不能忘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即“初级阶段”，否则就会陷入空想，犯“左”的错误。建国后，我们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界限，在实践上表现出急躁冒进倾向，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因而在人的问题上，也不切实际地硬将共产主义道德搬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普及，导致长期无视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忽视个人的正当利益，甚至把个人利益等同于个人主义而加以反对，严重压制了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纠正了长期盛行的“左”的错误，提出改革开放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略。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冲破了“左”的束缚，思想空前解放，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不仅如此，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娴熟地运用“初级阶段”原则，防止一切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的“左”的问题发生。表现在人的问题上，如针对“左”视个人利益的现象，他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84]针对脱离实际盲目改善生活以满足人的需要的“急性病”，他说:我们反对“四人帮”提倡的“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的谬论，但是，“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185]

2.浓郁的人民性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其人民性。以人民为本位，还是以个人为本位，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资产阶级人学的一个根本区别。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的人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其一，人民是目的，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86]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等等，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都是为了一个根本目的，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把满足人民利益看作是最大的政治，是立党立国的根本。(www.xing528.com)

其二，人民是主体，要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现代化的实现及其程度。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87]因此，他历来十分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给新时期干部和公民的素质赋予了时代新内容，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要培养干部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教育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他还把对提高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的教育，看成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规定为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四有”新人。

其三，人民是动力，要充分挖掘人民群众的潜能。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邓小平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88]因此，他一直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还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十分重视扩大工人和农民的自主权，以便极大地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说:“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因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后来，邓小平又明确地把“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之一，^[189]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四，人民是准绳，要坚持人民利益为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关于评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先后提出过“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标准”。这三个标准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利益标准。实践的结果是好还是坏，要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90]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一切是非得失的根本准则。

可见，邓小平人学思想所强调的“人”，不是“个人”，而是“人民”。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的人学思想，既继承了唯物史观和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又在理论上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容，不仅为我们研究人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与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人学划清了界限。

3.独特的新人观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一个独到内容，是关于培养“四有”新人的理论。“四有”新人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造就全面发展新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核心。

“四有”新人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要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但是这种“全新的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具体标准。毛泽东曾提出把“又红又专”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成长的目标。可是20世纪50年代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红与专的关系被搞得混乱不堪。过分强调红，忽视甚至否认专，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混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目标。“四有”用简洁而明确的语言，阐明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应当具有的内在素质和精神风貌，为培养一代又一代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新人”指明了方向。“四有”新人理论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造就全面发展新人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具体化。

“四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是对社会主义新人发展内涵的多层面揭示，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有机整体，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全面素质的规范系统。“有理想”，就是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现阶段则要树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共同理想。理想是方向，是社会主义新人必备的政治思想素质。“有道德”，就是要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其本质特征即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道德是基础，是社会主义新人必需的伦理素质。“有文化”，就是要掌握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文化是条件，是社会主义新人必有的知识素质。“有纪律”，就是要自觉地遵纪守法。纪律是保证，是社会主义新人必具的行为素质。不难看出，“四有”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文化素养的根本要求。所以说，“四有”是新时期时代新人的主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甚至可以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有丰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雏形或初级阶段”。^[191]

培养“四有”新人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根本内容。首先，培养“四有”新人是我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总纲领、总目标，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性、基础性工程。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92]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93]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其次，培养“四有”新人，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4]最后，培养“四有”新人，是邓小平人学思想的逻辑归宿和实践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中，人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关于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素质、人的作用、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等等，都是人的发展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展开和表现。同样，在邓小平人学思想中，作为关于“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雏形”之“四有”新人理论，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关于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关于“人的因素重要”的论述，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论述，关于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的论述，关于提高人的素质的论述，关于发挥人的潜能的论述，关于人的价值的论述，关于精神文明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等等，都与培养“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说，培养“四有”新人既是邓小平人学诸内容的逻辑归依，又是我们当前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