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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平研究论丛:权力场中个体的悲哀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权力场中个体的悲哀[31]胡娜《我男人是县长》作为一篇中篇小说,在作家李春平的系列官场小说中别具特色。换言之,这种对权力场的熟知已暗示了刘慧在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必然结局。在这个空间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权力场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体。在他看来场中的个体无论是邱耀明、张素珍、刘慧还是小红都是无辜的、都是牺牲品。在权力场之中,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们别无选择。

李春平研究论丛:权力场中个体的悲哀

权力场中个体的悲哀[31]

胡 娜

《我男人是县长》作为一篇中篇小说,在作家李春平的系列官场小说中别具特色。小说没有热衷于展览官场权术,也不是单纯地谴责官场腐败,而是从对官场中个体命运的关注入手,把政治人物放到复杂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全方位展现。正因为小说关注的是意义世界中的人,所以在情节上并没有传统官场小说的跌宕起伏,读罢也没有痛快淋漓的感觉,更多的则是增添了一份无奈。

作家王跃文在李春平的另一部小说《奈何天》的序言中说:“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在复杂的政治世界中的人的生活,而不至于落入这种两难的境地,成为这篇小说的主要着力点。

小说以人物的心理变化为切口。这样一来,任何具体或实在的事件都只是一个契机,作者不对官场的权力纷争作直接的描写也具有了不言自明的合理性。邱耀明成为县长只是事件发生的引子,并不是事件的主角。故事的主角是邱耀明身边的三个女人。

小说女主人公张素珍是小说重点描写的人物。一开始,她的世界因为我男人终于当上了县长而明媚起来。而她心里也产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坚信自己不会以权谋私,永远不会触及法律的底线。而后,她的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她逐渐认同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存在于当代官场的普遍的本能。到最后查出邱耀明受贿金额达数百万之巨而不知。从始至终,作为县长夫人,她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何心态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逐渐远离自己本意的行为。作者正是通过对个体无意识变化的渲染来呈现个体与当代权力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种政治生活中个体意识的单纯与社会影响的强大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又包含某种讽刺的意味。在权力场的作用下,任何对个体快感的追求都是危险的,作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我们讲述了一个权力场中个体意识转变的故事。(www.xing528.com)

如果说作为县长夫人的张素珍只是一个被男性的权力的光环所笼罩的女性,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刘慧则是一个打破了男性的权力话语世界的平衡的女性形象。或者说,刘慧的身上更为明显地透露出一种权力世界中女性的特质。她的男人是局长,一个在工作能力上似乎不及她,有时还需要她帮助的男人。刘慧本人在工作上有办法,能言善道,连求人的时候都是理直气壮又不失亲切友善。从她这里,“我”寻找到一种应有的地位与认可。她似乎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的策划者,引导“我”过一种自然的生活。对于刘慧这个形象,作者没有花费笔墨对其心理状态进行描写,而是将其作为对“我”的一种补充。于是,小说中不仅有对女性心理状态的展现,也有借刘慧对传统官场小说中权术的描写。与张素珍相比,她深谙“权力之道”,但这种对权力运作的熟悉与遵守并不能保证她成为权力场中的胜利者,她早已习惯了权力场的作用,享受着并且依然会继续沿着这自然而然的生活走下去。如果说作者借张素珍表现当下个体如何受权力场的左右的状况,那么,刘慧则是一种将来时的表述。换言之,这种对权力场的熟知已暗示了刘慧在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必然结局。在巨大的权力场的笼罩下,没有胜利者,张素珍不是,刘慧也不是,灰色与落寞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继续传染下去,因为作为个体的我们无力摆脱权力场的纠缠。

小说在对张素珍和刘慧两个与权力场有直接联系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的同时,也穿插了保姆小红这抹单纯愉快的色彩。她开始不想在县长家里做保姆,因为她当着我们的面说“他们说,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她很懂事,也很细心,她为一个城市的户口本兴奋得彻夜未眠,她很单纯。但最后正是因为这抹亮色,我们才发现自己被生活所陷害。小红是最后结局的导火线吗?不是的,因为小红不是这一事件的被动的参与者,而是一个策划者。首先,她是权力的受益者,或者说,她在县长的权力的光晕的笼罩下,感受到和生存密切相关的一种庇护。她个人,她的家庭的地位、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都因为县长的权力而得到改善。她个人在权力场中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促成了主人公生活转折点的形成。不过作者在这里刻意地忽略了对小红的真实的描写。或者说,无论小红最初的单纯是一种假相,还是到县长家以后才慢慢失去的,作者不在乎这一过程,刻意的忽略与作者对“我”的心态的转换的潜在性的渲染形成呼应。其次,也正是因为她,“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并不是如“我们”想像中一般自然无辜。作者之前刻意营造的平淡自然和朴实的生活假相瞬时被打破,权利场对个人的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实质在这时被毫不留情地呈现出来。这也是小说中有且仅有的一处情节的逆转。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和暗示的突发性情节的建构,为小说画上一个读者期待视野之外的句号,以增加小说的反讽意味。但也正是这种突发的情节建构,让这篇小说失去了情节的合理性与逻辑性。

作为县长夫人的“我”、刘慧与保姆小红,这些不同身份,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因为县长的权力而联系到了一起。在这个空间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权力场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体。一出真实而又无奈的戏剧正在上演,这出戏剧暗示了一种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个人无法逃避的境域。

没有其他官场小说的“光明的结尾”,李春平从头至尾都没有对故事中的人和事做任何价值评判。在他看来场中的个体无论是邱耀明、张素珍、刘慧还是小红都是无辜的、都是牺牲品。表面上它是一个关于政治的故事,其实,在不经意间,它也是一种场与个体对抗权力场的结局的暗示。这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悲伤的流露,而是一次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的无奈的表述。在权力场之中,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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