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权力美学研究-李春平研究论丛

从《享受权力》看李春平权力美学的内涵

雷升录

某位与官场来往颇频繁的中国近代学者曾这样坦言:世界上有两种事最肮脏、龌龊，一是政治，一是性，但男人都喜欢搞。性作为本能，其生理驱力及运动过程的感官享乐，自然规定了这一活动的愉悦性质，这对于天然本性中孕育着遵循享乐原则来生存的人类来说，其诱惑正如同伊甸园中的苹果对亚当与夏娃的魅力一样。而与政治相交织的权力欲望，虽说其具有原始本能的自然基础，但在人类欲望日渐为文明所陶冶的今天，作为“公仆”角色的社会秩序管理者，在规范性的文化理念中，似乎它早已失却了原始权力欲望的蛮野性基础，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诱惑，驱使着人们，尤其是男性，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去追逐这一权力呢?

以往的文学作品在对权力的揭示中，总难免堕入两种权端的倾向，要么低俗，把权力与官场展现为卑劣与龌龊，要么是高雅，把权力超道德化为抽象的理想，于是涉足官场的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海瑞、孔繁森、焦裕录型与和珅、刘瑾、赖长青型，高者高到有如知了，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也似蜡烛，烧尽自己，照亮人间，俗者俗不可耐，酒色、财气，坑蒙拐骗，作奸犯科，无法无天。对官场的仰视与鄙视，自然导致了对官场与权力的幻化，于是在这一哈哈镜面前，一切都失却了它的本真，也许正基于此，一种植根于现实理性实践的官场伦理道德和“权力美学”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生成，于是人们追逐权力的热望，就为一种虚假的“公仆”招牌所遮拦，这一遮挡不仅使民众觉得有点类似阿Q那件脱得不能再脱了的遮羞布，就是权力追逐者本人也会觉得脸红、害羞。

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却别开生面，创造性地撕掉这块遮羞布，既不仰视也不鄙视，而是正视官场，从社会组织机能和人性本质及文化建构理想的角度积极建构着官场伦理道德和权力美学文化，从而把中国当代官场题材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其长篇小说《步步高》在展现当代执政智慧上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开劈出一条崭新的路径的话，那么其短篇小说《享受权力》(《清明》2006年第5期)则可视作其积极构建官场伦理道德和权力美学文化的一次尝试与努力。

基于社会组织机能的需要和人性本质的驱力，于是:

“当干事的时候，郑建勋开始追逐权力。当科长的时候，郑建勋开始使用权力。当县长的时候，郑建勋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向往。使用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和适度依赖。享受权力的时候，权力便成为一种福祉和精神套餐。在郑建勋的眼中，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权力。所以他常常躺在沙发上，叼着香烟，吐出一口悠长的弱不禁风的烟雾，然后闭着眼睛感叹一声:有权真好啊!”

“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

“享受”正是权力的首要魅力。(www.xing528.com)

对于在自然本性上就是一种追求享受的动物的人类来说，权力既然能带来享受，那自然也就成为人类热切追逐的目标之一。郑建勋的享受权力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涵盖了所有为政者秘而不宣的为官动机，其享受权力的过程也透射出下级官员的基本权力享受模式，这是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执政实践这一特定历史境遇的。任河东县县长的郑建勋，首先享受到的是权力带给他的威风与尊贵:开会时，他坐在最显赫的位置，散场时，他是走在最前面的，出外有司机和秘书相陪，下车有人开门，口渴有人递水，行走有人提包，上、下班有车接送，所到之处，四下都是恳求、期待、注视、仰慕的目光，就是心烦、郁闷或是酒醉，也有漂亮的女秘书相陪，颇有居高临下，一览众山的感觉。对“威风”与“尊贵”的追求，既基源于人性的动物性的本能，就是在动物界也有蜂王，虎王、狮王、猴王等，王者之风，就是这一威风与尊贵，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文化认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文化对个体人生价值实现程度的评判，总是潜在地以人生的享受程度为基本标尺的，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克，在文化中被判定为人性的悲剧式角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的人生中充满着奋斗，而缺失了人性享受的内容。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没有人性的欢娱，反而为财富所役使，最终将自己的一生，演绎为人性的悲剧。虽然在权力场中，权力所享受的威风与尊贵具有非人道的一面，即:它是以役使、支配他者的意志为这一享受的前提，但在社会组织系统中，一种有序社会的建立，总是要有社会的分工与等级差，就如相同年龄、相同工作、甚至付出相同劳动的人的工资有差别一样，权力就是为着保障这一差别系统的基本秩序的，即使它与人人平等的现代公民理念是冲突的，可其存在的必要与事实，本身就宣告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正是这一不均衡，它保障着权力的基础，这正如文化价值中认定的人不能是工具性的，可一个人工资的多少，本质上规定于一个人的工具意义，它的存在确实不怎么人道，但它却是保障着人类生存活动的有序化进行，因而它不反必要，而且合理。在必要与合理的意义上，一个乞丐与一个科学家永远不是等值的，虽然在法律上他们被认可为平等。

享受权力的另一魅力是个人权力意志的实现。权力意志的实现就是把个人的权力意志上升到法律、规范的高度，以自己的意志来建立有机的社会秩序，正如同法律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一样。对于从事社会管理的权力者来说，就像科学家面对自然界，竭力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投射于自然界，并且在自然中打上自己生存意志的印记一样，他竭力要在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中打上自己存在的印记，这一印记的嵌入，充分保护着权力者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认可。在重组和修正社会秩序的活动中，权力者的主体身份被确证，本质力量被投射，权力者享受到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他看到他调整后充分体着他主体意志的社会秩序，充分享受者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这一愉悦就像一个木工在欣赏自己精心制作、充分体现着他的创造性精神的精美家具一样，他充分体现着作为人的快乐。身为县长的郑建勋充分享受这一权力意志实现的快乐，河东县的权力秩序中集结着他的意志。他认可的辛可欣成为政府办副主任，林业局的田局长成为农业局长，政府办主任的李子民成为县工会主席，公安局长吴天真被调离，陪他下乡的秘书被更换，一系列的干部工作被调整等等，甚至是不符合他审美趣味的辛可欣的长发也被他剪掉了，这种权力意志的伸张不仅体现于一般的行政工作中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重组与修正中，甚至能够渗透于他者的个人生活领域。

“权力美学”文化的建构，当然离不开执政者的有为，有为才有位，这既是时代、政治赋予执政者的基本使命，也有权力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中国内陆地区和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来说，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它不仅关涉到民生的疾苦，也关涉到政治权利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及和谐社会格局的形成。从执政者来说，在当代中国只有县级政府才是最了解农民实情、也最关注农民的、同时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解决农民问题，省市级政府关注的重心是工商业，因为工商业保障着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行，乡镇与村级工作的方式及工作能力限定了他们的作为，只有县级政府才是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者他们拥有决策的职能与权利，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策略。身为县长的郑建勋的有为，首先是立足于河东县是农业县这样一个基础上，“三农问题”自然就是县政府工作的重心，他通过下乡检查，走访农民，了解农村实情，组织大讨论，“谈问题，找差距，抓难点，定措施”，最终以《关于全力以赴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形式，确定了全县今后五年内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主导思想:即解决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五大问题: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乡村道路交通问题;农民用电和信息传输问题;农民看病难，上学难，上访难问题;普及农业实用技术问题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干部作风的转变和对农民、农业、农村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处境及其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相关。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而干部却无疑在大批青壮年劳力都出外打工、农村留守者多为老弱病残及妇女儿童的这种实际情形中，自然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因而干部的素质、能力自然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性要素，要真正解决农村问题，首先是解决干部问题。因而郑建勋从提高干部认识开始，通过干部调整，充分发挥干部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有为不仅是一种态度，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执政者的能力，为有为提供着基本保证，在郑建勋的干部人事调整中，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能力，他通过与刘书记的沟通，原农业局汪局长调到了书记位置，让懂农业的内行任了局长，他以谋略调走了只要官位、不做实事的公安局长吴天真，又果敢地任命了辛可欣。能力与魄力始终是执政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这两者在郑建勋身上都充分展现了出来。魄力既是人格的，也是执政者行使权力、使自己的权力意志得以实施的基本保障。

特殊的中国国情，赋予了中国执政者的特殊使命，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官府对生产及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性作用的存在，就使对这一破坏性要素的消除，成为了中国有为执政者必须面对的使命，郑建勋与吴天真的冲突及对李子民的调离，正是对这一破坏性要素的消除。吴天真几乎是无能的草包，其任公安局长期间，几乎无所作为，该人唯一的长处是设法靠人情关系混官做。其要案不破，执法不公，在民众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本身已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因而调走他就是消除这一影响，减弱政府在社会生产、民众生活秩序中的破坏性力量;身为县政府办主任的李子民，以世俗的欲望目光凝视着官场，其对长官意志的猜测，在与其同学吴天真的交流、谈话中对吴天真的规劝及其在郑建勋酒醉后期待、猜想郑建勋与辛可欣之间会发生点什么，这一切都暗含着他作为官场伦理秩序的潜在破坏者和辛可欣的老公－－交通局副局长张显耀一样，对官场秩序有着同样的消蚀性破坏力。而张显耀为求得仕途的坦达，在自己心爱的妻子赢得县长好感与赏识时，他感到的是晋升机遇的来临，因而他已从心里上作出随时牺牲自己妻子贞洁以换取荣升筹码的准备，其有预谋、策略式的宴请郑建勋及对妻子与郑建勋非正常亲昵行为的期待，映衬出他内心世界的渴望及对官场伦理的理解——为着权力，可以牺牲一切，在他眼里，这正如同经商者的投资一样。而郑建勋要竭力组建的官场秩序恰好是要消除这种消蚀官场规则的破坏性要素，组建一个具有新型官场伦理道德秩序的官场生存规范。

官场有官场的伦理，只有这种伦理植根于人性深处，植根于道德实践理性，并和人类的审美价值取向相一致时，这一伦理才有强劲的生命力，超道德的理想伦理是缺乏生命力的。在郑建勋的享受权力的过程中，他充分实践着这一伦理，他深知在一个人情化的国度中，没有人情的执政，是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的。因而在局级干部的人事调整中，他考虑到了刘书记的人情，同时他让辛可欣任政府办主任，同样有人情，但人情不能大于原则，这就是官场伦理，他作为男人有男人的好色冲动，因而他通过剪掉辛可欣的头发，完成了对辛可欣的意淫宣泄，同时在酒醉后的朦胧睡意中和辛可欣进行着精神交流，但同事间的男女交流只限于精神的，虽然他从内心里喜欢着辛可欣，但这种喜欢，就像网络上的网友聊天交流一样，只能局限于网络，它不能从网络下载，更不能在生活中安装，这里有伦理实践规范的制约，官场伦理同样得遵循着这一规范。

官场伦理决定着人们的官场行为。官场作为人的权力欲望、权力意志实现的场所，每一主体权力意志的伸张，随时都会与他者的权力意志相冲撞，因而在一般意义上，人们更多的把官场看作勾心斗角的场所，其中充满着卑劣和肮脏。然而郑建勋所竭力要践行的官场伦理却是要把一切都放置于是否有为这一基础上。其对干部的人事调整，虽然有人情化的考虑，但根本的却是认可工作态度与工作能力的，因而请客送礼，托人说情，自然不属于这一伦理实践的内容。他的伦理是植根于执政者的基本执政智慧的，也是植根于法及执政者所承负的执政使命的。因之，干部的调整、官职的升降取决于这一基本的执政使命。既然是执政者，就得听命于执政的道德律令。这就是郑建勋践行并力图建立的基于现实实践原则的官场伦理规范。

官场是执政者的基本生存处境，执掌权力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这种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似乎确定了美女在官场的必要性，这有点像商业活动离不开美女一样，官场生存和权力享受都为美女在官场赢得了不可置疑的地位。作为人类生存场所，自然离不开美女。美女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生活赋予了理想与意义。因而辛可欣的美女角色在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辛可欣的出现首先不是因为执政的才能，而是其美女角色，美女在官场的角色有如调和剂，她既能给官场带来活力，唤起高昂的工作热情，同时也能给呆板、沉闷的官场生活的灰色基调增加暖色，更重要的是她能给官场－－这一为政者的生存场所增添人性化的魅力，为机械、程式化的官场生活带来愉悦。因之官场对美女的需要就如同居室对花的需要，她是缓解精神疲劳，舒展生命活力的精神食粮，她的出现对于生活于官场的芸芸众生来说好像是疲劳、困倦后的咖啡一样。身为美女的辛可欣其所到之处，既吸引着同僚们的眼球，为单调的办公环境平添了几分亮色，同时也是男人们缓解精神紧张的一杯清茶。在日常的行政生活中，她的美丽是男人们评说、赞叹的内容，也是男人审美注意的焦点，更是男性同僚的调侃、寻找笑料、缓解压力、释放精神里比多能量的首要对象。因之，辛可欣随男人们下乡，给劳累、单调的乡野生活带来了生机，其美丽与头发成为大家的谈论对象，也为男人们茶余饭后提供着谈笑，在下乡检查中她为郑建勋的能量释放提供了释放的渠道，郑建勋通过剪她头发及对她头发的执摸，释放着积聚的能量，就是在郑建勋酒醉后，她陪郑建勋的那个夜晚，郑建勋在睡意蒙胧中，也还在释放着精神的里比多能量，享受着人性自然的温馨，在同李子民工作中，李子民用巧克力打向她的乳房的这举动及李子民在和她开玩笑的一系列饱含色情意味的谈话中，李子民如同郑建勋一样释放者精神的里比多。权利场这一男性角力的场所，其对美女的需要自然是基于人性，因而李春平笔下的辛可欣首先是以美女的靓丽出现在这一场景的，她的出现正是李春平力图建构的权利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李春平的意识中，官场是男人们活动的领地，正如战场是男人们的生存场所一样，辛可欣在这一场景的出现，就像是NBA球赛中节与节间美女舞蹈在激发男人斗志那样，她在唤起男性的创造性活力，激扬他们的斗志，男人们游戏活动对她的需要就像是汽车需要机油一样。美女是男人们生活的润滑剂，对于无法剔除人性的自然本能的男人们来说，其人性中的攻击性基因，始终是和荷尔蒙激素同一的，这一激素决定了男人们的生物学本质。据科学研究，男人的这一生物学本质，使男人在正常意识状态下，大约平均37分钟会联想到和色情及性有关的物象，与此相应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笑话及调侃内容，其中的70%是有关性的。对于积极参与行政，乐于享受权力，力图实现权力意志的男人来说，在这一点上较一般男人更为显著。

李春平通过叙述郑建勋享受权利的过程，从社会组织机能和现实理性实践及人类文化背景中，阐释着当代官场伦理，构建着他的权力美学。在他看来，这种美学首先是植根于人性的享乐化原则和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这一生物学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权力带来的威风与尊贵，享受着这种威风与尊贵及体味着自我主体伸张的愉悦，理直气壮地按照自我权力意志安排、调整现有社会的有机秩序，凝视、关照着自我本质的实现，将自己主观意志烙印于现有社会秩序中，同时在施政行为中践行着官场伦理道德，最终走向人的价值实现。官场作为为政者的生存场所，其独特的处境规定了为政者的基本生存方式。郑建勋的享受权力的执政实践，既向人们昭示出了隐藏在追逐权力背后的人性隐秘，也透射出作者权力美学的理想文化价值取向。虽然其构建有失粗疏、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十余年的从政生涯和对官场秩序及为政者生存方式的熟知与关注，确实为其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实践背景。其对官场伦理的思考，对执政方式、智慧的探索，及对权力美学的构建，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开山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