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吕祖谦的《东莱博议》

吕祖谦有《东莱博议》二十五卷，文168篇⁽⁵²⁾，又称《左氏博议》，是吕祖谦根据《左传》写作的史论文章，可称作“因史成文”的著作。该书作于乾道四年居母丧屏居武川时，是祖谦指导学生应举而作的科举范文。

《东莱博议》的成书，与宋代科举对策、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选举四》说：“诗赋不过工浮词，策论可以验实学，此正理也。”宋仁宗天圣年间予以改革，开始重视策论⁽⁵³⁾，这种倾向到了南宋愈发突出。绍兴九年，国子司业高闶劄子称：“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⁵⁴⁾策论作为举子必修的课程，与之相应的训练在科举教学中受到高度的重视。吕祖谦作《东莱博议》也正是本于这样的初衷。他在该书序中说：“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编帙，诸生岁时休沐，必抄置楮中，解其归装无虚者。”⁽⁵⁵⁾《博议》以《左传》人事理乱的事迹为题材展开议论，洞察人心，详阅世变，而且作为科举范文，为了取悦读者的心目，每一篇文字都写得文采斐然。该书二十五卷，文一百六十八篇，每一篇都是绝妙的史论文。因此，该书在当时的举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著名文人也奉之为佳作，明代的钟惺有《东莱博议注》、清代朱书有《评东莱博议》，王世贞、唐顺之、袁宏道等人在文章中对该书的行文之妙也多有叹赏。

吕祖谦《博议》中的文章不拘定格，姿态万千，颇有东坡文的神采。有的文章是先立靶子，而后驳论（如《郑孔叔申侯》、《随伐楚》），有的是层层递进，愈出愈奇（如《葵丘之会》），而大多数篇章形式自由，莫可端倪，似乎不甚经意，而意脉自然贯通。此类文章左右融通，浮想联翩，常常用“虽然”、“然”、“抑”等连词开启下文，折出新意。他有时也用“或曰”的设问方式辟出新意，有峰回路转之妙。如《妖祥》一文，前两段先述鬼神幽冥等怪怪奇奇者皆“生于罕而止于习”，而后从反面论述此意，言人们虽然对习闻习见的事物不以为怪，而其中又实有怪存焉。其后一段突然转入子路学于夫子，以鬼神为问，待明得生死人鬼俱为一理，乃能白刃在前，结缨而不变色；下一段更转入《易·睽》一卦：“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该文对此的解释是：幽明实相表里，故先以之为怪，后以为常，终于疑窦释然。后面两段看似与前面无甚关联，但是内在理路却是一线贯穿的。整篇文字腾挪吞吐，隐显之处相为映发，有草蛇灰线之妙。明代邱浚评此文曰：“引睽之文以赞子路，文字恍然惚然，一似左氏，一似庄子。”⁽⁵⁶⁾

吕祖谦作文的善蓄文势、文气奔逸，也有苏文的影子。沈德潜认为：“东坡之才大，一泻千里，纯以气胜。”⁽⁵⁷⁾富于气势，亦是《东莱博议》的特点。钟惺称其“文气波澜洋溢”⁽⁵⁸⁾。比如下面一段：

楚人有习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师之是听，开帆击楫，云兴鸟逝，一息千里，虽未知操舟之术，而动于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决也。于是小试于洲渚之间，平澜浅濑，水波不兴，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不知适有大幸，遂以为尽操舟之术矣。遽谢遣舟师，傲然自得，沼视溟渤而杯视江湖，椎鼓径进，亟犯大险，吞天沃日之涛，排山倒海之风，轰逐澎湃，奔鲸骇虬，乃傍徨四顾，胆落神泣，堕桨失柂，身膏鱼鳖之腹。然则召今日之危者，岂非前日之幸乎？⁽⁵⁹⁾

这段文字短短二百字，但写尽了楚人操舟由初始临深履薄的谨慎，到自命不凡的轻躁之状。前半部分节奏舒徐，波澜不惊；后半部分文势急转直下，铺排夸饰，节奏紧蹙，文气惊挺，给人以文势如潮之感。

与东坡文章的气势本于纵逸不羁的天资有所不同，吕祖谦文章恢弘壮大的气势更多地缘自刻意安排。他有时是通过文句的铺排使文势增强。上面所引的文字中描写惊涛骇浪，便连用了“吞天沃日之涛，排山倒海之风，轰逐澎湃，奔鲸骇虬”几个句子一气贯下，极写江上风涛之险恶惊怖，气势汹涌郁勃。再如《管仲言宴安》一文，言宴安之害，用了一长串的排比句以危言耸听：“端居之暇，尝试思之：使吾志衰气惰者谁欤？使吾功业废者谁欤？使吾岁月虚弃者谁欤？使吾草木同腐者谁欤？使吾纵欲忘反而流于恶者谁欤？使吾弛备忘患而陷于祸者谁欤？自叶之根，皆宴安之为也。”⁽⁶⁰⁾本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老调重弹，但经过吕氏的反复铺迭，乃将宴安之祸揭示得触目惊心，读来极像战国纵横家的说辞。

吕文之气势充溢，更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他对历史的精见卓识。吕氏认为读史应当“揆之以理，体之以身，平心熟看，参考积累，经历谙练”⁽⁶¹⁾，古今人性是相通的，因此吕祖谦主张要切实揣测古人的性情计虑，重构历史发生的情境，故而他评骘历史上的人事得失恰切透辟，理直气壮，有高屋建瓴之势。如《楚莫敖屈瑕》一篇，讥弹楚国的莫敖屈瑕因一次小胜而自鸣得意，懈怠废弛，最终在与绞的交锋中落败。吕祖谦曰：“幸而绞人偶入其计，志满气扬，自谓算无遗策，凡天下之言兵者无出我之右矣。彼区区之罗人，政须折棰笞之耳。削规破矩，任意直前，变出不图，军偾身蹶其得祸，盖与操舟者无以异也。”吕祖谦出于对人性易骄的弱点的体会，深刻揭出了屈瑕落败的必然，文章也因此显得气势逼人。

文章要出奇制胜，是吕祖谦向来的主张，他认为作论应当“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⁶²⁾。《博议》中许多文章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秦取梁新里》一篇，梁伯役使人民筑城，百姓弗堪其苦。为能早日竣工，梁伯乃以“秦将袭我”欺诈百姓，却使百姓恐惧逃散，终致亡国。梁伯欺诈百姓，乃是狡诈虚伪的表现，吕祖谦却从他身上发现了“良心”：

梁伯溺于土功，无故劳民，底于灭亡。议者莫不指罔民以寇自致骇溃，定梁伯之罪。是则然矣。吾独于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为梁伯之诈心，吾独以为梁伯之良心。世之论良心者归之仁，归之义，归之礼，归之信，未有敢以诈为良心者也。名诈以良心，岂有说乎？曰：诈非良心也，所以诈者良心也。⁽⁶³⁾

梁伯之所以要编造秦寇将至的谎言，说明他自以版筑之事为非，这足以为他的良心尚未泯灭之验。从诈心中发现良心的根苗，就更能显发天理和良心的溥遍广大，绝无断灭之理。这种卓异的识见，发人之所未发，立论精警。此外，以为羽父弑隐公可以“勉天下为义之心”（《羽父弑隐公》），由郑忽辞昏生发出“依之不可常”的道理（《郑忽辞昏》），以及对人们视随国伐楚而亡为咎由自取，故当自安于愚的见解的批驳（《随伐楚》）等等，多能就旧题翻出新意，一洗俗说，而对题旨的论证又细密谨严，必能自圆其说，给人以奇而不僻、理致盎然之感。

吕祖谦的文章文辞华丽富赡，遣词造句表现出尚“巧”的特点。祖谦称《博议》“凡《春秋》经旨，概不敢僭论，而枝辞赘喻，则举子所以资课试者也”⁽⁶⁴⁾。祖谦对辞采、句法研味颇深，精于雕琢。这首先体现在骈俪句法的运用。骈体排偶在《博议》中珠贯丝连，俯拾即是。现举几例：(www.xing528.com)

递进句法：

已许其纵佚乐，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夺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夺吾权，是与盗者同处而恶其攘窃也。⁽⁶⁵⁾

对比句法：

得志则气盈，而自视其身，不胜其大，人少慢之，己不能平；失志则气涸，而自视其身，不胜其小，人共贱之，反不能较。⁽⁶⁶⁾

比喻句法：

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气。守国在我，而患不在于四邻。何人而不受六气，其独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国而不接四邻，其独被患者必非善守国者也。端汝视履，啬汝精神，时汝饮食，审汝药石，六气虽沴，于汝身何有哉？丰汝德泽，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训汝师旅，四邻虽暴，于汝国何有哉？⁽⁶⁷⁾

由上面三例可以看出，吕祖谦的骈俪句式，或两相对照，或譬喻论证，或逐层递进，而前后两部分句法一律，铢两相称。如上引第三段虽长，但两部分词语对偶则十分整饬。“六气”与“四邻”、“端汝视履，啬汝精神，时汝饮食，审汝药石”与“丰汝德泽，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训汝师旅”应和无舛，左提右挈，婉转相承，造语极尽精工之能。钱基博说吕文“参西昆弘润之气”⁽⁶⁸⁾，殆指吕氏喜用骈俪句法而言。这在宋代古文家当中是极为突出的。即以吕氏最推崇的苏轼来说，文章中骈俪句的运用就少得多。只要对比一下吕氏《博议》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和苏轼的《论郑伯克段于鄢》⁽⁶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的差别：苏文自始至终并无一个骈句，吕文在仅700余字的篇幅中，所用骈句则多达9个。在《博议》中，骈句往往和比喻联系在一起。因为吕氏很少单用一个比喻句，往往是多个比喻铺排，指喻一种道理。如《郑伯克段于鄢》篇首一段：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阱，天下宁有是耶？

用鱼和钓者、兽和猎者两个比喻暗射叔段和庄公，使得句式严整，也增强了表达效果。

吕祖谦骈句运用之纯熟，技巧之谙练，体现了他四六文方面深厚的修养。吕祖谦科场得意，他隆兴元年春试礼部登进士第，同年又中博学宏词科。词科始设于北宋绍圣二年，主要考试拟写章表、戒谕、露布、檄书、赋、颂、铭、箴、序、记十种文体⁽⁷⁰⁾，该科试格甚难，绍兴中得十七人，隆兴至淳熙仅得十三人。应该科试者必须在骈文方面有极深湛的功底，如叶适所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⁷¹⁾吕祖谦对此留意颇多，并曾总结写作经验道：“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语须浑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对而失大体。”⁽⁷²⁾《东莱外集》中今存宏词、制诰、露布等应试文章，华藻烨然，对属工稳。正是由于在骈文方面的深厚修养，吕祖谦的《博议》才能写得如此流光溢彩，气势贯注。不过，有些篇章用骈句太多，也给人以堆砌呆板之感。

《东莱博议》因其文采飞动，论理透辟，气势波澜开豁，使它在南宋以至于民国时期的文人中间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清代以来，该书仍作为绝佳的文章范本而广为人们摹习，其影响甚至堪与《古文观止》相比肩⁽⁷³⁾，足见吕祖谦文章的巨大魅力。不过，该书也因其尚“巧”遭到了朱熹的批评，他在乾道六年给吕祖谦的信中苦口劝诫道：“向见所与诸生论说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遣词命意亦颇伤巧矣。恐后生传习，益以浇漓，重为心术之害，愿亟思所以反之，则学者之幸也。”⁽⁷⁴⁾如果此信措词还算客气的话，朱熹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批评起吕祖谦来就有些刻薄了，如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伯恭解说文字太奸巧。”“伯恭是个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个轻儇底人？”⁽⁷⁵⁾“巧”或者“轻儇”都是贬义词，有轻浮浅薄，卖弄小聪明的意思。《四库总目·〈左氏传说〉提要》对此的理解是：“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似乎是朱熹赞扬吕祖谦文笔犀利，说理明晰，这根本不合乎朱熹的本意。所谓“伤于巧”，大抵是指吕祖谦《博议》之文好为新说奇论，舌底翻澜，执定一理反复论辩，皆能融通无碍⁽⁷⁶⁾。针对朱熹的苛评，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解释说：“龟山之说诚为奇险，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觉其非者，政缘为程文时，考观新说余习时有在者故耳。所与诸生讲说左氏，语意伤巧，病源亦在是，自此当力扫除也。”⁽⁷⁷⁾龟山杨时的《中庸解》对“中庸不可能”、“道不远人”两章的解释，大抵是因为受到了佛老思想的熏染，被朱熹斥为“奇险”；吕祖谦这里坦承，自己曾经信奉杨龟山的《中庸解》和写作《东莱博议》皆失之偏颇，病源只有一个，那便是自己担任南外宗学教授时，尚新“好奇”的余习消磨未尽。但实际上，“奇巧”虽无利于学问，却有助于文章。吕祖谦刻意求奇、汲汲尽心于此道，才使《博议》迥出众作，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