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揭示卓越的《宋文鉴》

吕祖谦的《宋文鉴》共一百五十卷，是宋代最大的诗文总集。该书网罗收录了北宋一代（建隆之后至南宋建炎之前一百六十七年）314人的2547篇作品，规模宏大，是考察宋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典籍。叶适认为“自古类书未有善于此”⁽³⁵⁾，评价是相当高的。吕祖谦以一人之力完成此书的编纂，实为一代之盛事。关于吕氏编选此书的缘由，其从子乔年在《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一文中述之颇详：

淳熙丁酉（四年），孝宗因观《文海》，下临安府，令委教官校正毕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学士周公必大夜直奏事，语次及之，因奏曰：“此书乃近时江钿类编，殊无伦理，书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板，事体则重，恐难传后，莫若委馆阁别加诠次，以成一代之书。”上大以为然。一日，参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彦颖奏事，上顾两参道周公前语，俾举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郑鉴为对。上默然顾王公曰：“如何？”淮对：“以臣愚见，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谕朕意，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谕，太史承命不辞，即关秘书集库所藏，及因昔所记忆访求于外所得文集凡千百家，搜检编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书乃克成。⁽³⁶⁾

关于江钿所编选的《圣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其后散佚，全帙已不复睹⁽³⁷⁾。但周必大已称此书“颇失之泛”⁽³⁸⁾，《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亦皆称该书“去取无法”。孝宗观览江钿《文海》，并依周必大的建议降旨精加校正，以成一代之书，体现了孝宗“右文”的一面；而在编者的人选上，由于周必大的举荐，吕祖谦才荣膺此任。吕氏该年任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掌管国家图籍的分类贮藏和抄写等事⁽³⁹⁾，因此有机会翻阅经史文集，接触大量的图书资料；同时，吕祖谦秉承家学，学问淹贯，在文献方面用功尤多。所以校正《文海》一事，吕祖谦实为极恰当的人选。吕氏淳熙四年冬接手此事，披阅秘书省所藏坟籍，并别采他书，所得文集凡800家，精加铨择，以类编次，实际上打破了《圣宋文海》的样板，自己另起炉灶，用《孝宗实录》中的话说是“其实欲自为一书，非复如上命”⁽⁴⁰⁾，即重新编选了一部体制宏大的宋代文章总集。此项编选工作历时一年，至淳熙五年十月方才告毕，孝宗对此书极为推重，赐名《皇朝文鉴》（后世著录则称《宋文鉴》），令周必大作序，下国子监刊行。且赐祖谦绢三百匹以嘉奖，并除直秘阁之职。在该书开雕之际，有人奏《文鉴》借古刺今，不可示后世，孝宗乃命直学士院崔大雅修定，“锓板之议遂寝”。这就是《宋文鉴》编选的前后经过。

该书共一百五十六卷，依文体编排，以类相从，包括赋、律赋、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骚（如骚者亦附）、诏、敕、赦文、册、御札、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哀辞、诔（附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传、露布等六十一种文体，“前辈名人之文搜罗殆尽”⁽⁴¹⁾。吕祖谦编《文鉴》，有意地纠正江钿《文海》的编辑失当，因此在文章的编次方面切实下了一番功夫。他称该书用“《文选》古诗十九首例，并行编纂”⁽⁴²⁾，即是以《文选》的体例作为编选标准的。《文选》共有三十七种文体，以赋、诗、诏策奏议、檄、序、论的次序相从，每一大类下又依据题材的不同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赋、郊祀赋、田猎赋等十三类。此种体例成为后世总集编纂所遵奉的圭臬，《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大体上承续了《文选》的编选体例。而《宋文鉴》除了遵循《文选》之例外，亦有自己的特点。《文鉴》的六十一种文体，虽不及囊括诸代的《文苑英华》宏大细密，但较之《文选》、《唐文粹》则更为精详，眉目清楚；每一种文体不再以题材分类，而以作者的生活年代先后为次，可以明确地考知一种文体在宋代的发展和流布情况。丞相王淮称吕氏《文鉴》“编类极精”⁽⁴³⁾，孝宗称许其“采摭精详”⁽⁴⁴⁾，都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词。

该书的编选秉承了孝宗“成一代之书”以流传后世的意志，将北宋一朝的著名作者网罗殆尽，体制规模宏富浩博，从中可以看出吕祖谦所怀有的“存一代文献”的初衷：即希望该书能像《文选》、《唐文粹》那样“加惠于斯文”。因此，吕氏在该书的编选过程中亦尽量弃去个人偏见，而持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力求全面地涵纳和展现北宋一代文化的总貌。如刘炳在《皇朝文鉴跋》中所云：“此书会粹略尽，真足以鸣国家之盛。”从编选的标准来看，吕祖谦选文持多种并行不悖的标准，而不以一种主意统贯全书。朱熹揭出吕氏的五种标准说：

伯恭《文鉴》有止编其文理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众人以为佳者，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贤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篇者；有文虽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已忘其一。⁽⁴⁵⁾

朱熹的这一概括很准确。《文鉴》既选了辞采富赡而内容略嫌单薄的作品，如梁周翰、钱惟演等人的赋作；又选了文辞质木却影响广远、传习成诵的作品，如富弼的《定州阅古堂记》、韩琦的《重修五代祖茔域记》等；人贤名微、作品近乎湮没者，则如李常、孙觉的作品；文不佳而理可取者，则如邵雍、张载、程颐的作品。文理俱佳者，即词理精悫畅达的作品更不在少数，而尤以欧、苏、曾、王的古文为最典型。因为标准较宽，所以《文鉴》编选文章，其范围显得极为广泛：从作者的身份看，欧、苏、曾、王等古文家之文收之，周、邵、张、程等理学家之文收之，杜、富、韩、范等台阁名臣之文收之。从所录的时段来看，吕氏亦根据北宋不同时期文化典章的隆盛与否而分别对待，宽严有异，为的是尽量体现全面的原则：“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倶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⁴⁶⁾从所选作者的历史地位来看，《文鉴》中以盖棺论定的忠义名臣之文为主，但也有像吕惠卿这样政治品格颇遭非议的人物，祖谦不因人废言，亦选了他的两篇谢表和《县法序》。

吕祖谦编选《文鉴》所贯彻的客观宽容的态度，除了欲“存一代文献”因而必要采辑全备的初衷外，和他本人宽闳的器量，温粹的个性，以及兼采众长的学术精神也是相契合的。吕祖谦为人“心平气和，不立崖异”⁽⁴⁷⁾，没有偏执狭隘之弊，处世和为学皆表现出求同多于求异的取向。他编选《文鉴》尽量摒去门户私见，兼采风格各异、思想政见迥殊的作品，亦应视作此种思想的反映。但恰恰因为吕祖谦在编选此书时的“不立崖异”，锱铢必较的理学宗师朱熹便又一次横加挑剔。他不但跟学生们说“东莱《文鉴》编得泛”⁽⁴⁸⁾，还在给吕祖谦的答书中指出：

《文海》条例甚当，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种文胜而义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须如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子固《仙都观菜园记》之属乃可入。其它赞邪害正者，文词虽工恐皆不可取也。盖此书一成，便为永远传布。司去取之权者，其所担当亦不减纲目，非细事也。况在今日，将以为从容说议、开发聪明之助，尤不可杂置异端邪说于其间也。⁽⁴⁹⁾(www.xing528.com)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朱熹确有些“草木皆兵”的味道。他严守儒学的堤防，时刻警惕异端邪说的流布会败坏了人的心术，而吕祖谦汲取众家的路子，极可能会孵化出一个面目全非的儒学怪胎。朱熹对吕氏《文鉴》的批评又一次显示了两者学术风格的对立。只要将上面这段话和“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⁵⁰⁾的苛责相参看，就可以发现朱熹对吕祖谦“博杂”学风的批评其实是一贯的。

朱熹说《文鉴》编得“泛”，又提出了吕氏编《文鉴》的“五例”，给人的感觉似乎《文鉴》的铨择不严，特别是吕祖谦为人谨慎内敛，几乎从未向人透露过编选《文鉴》的标准，他去取文类的深衷遂隐而不彰。但是实则不然，该书既然是奉孝宗“专取有益于治道者”之旨意而编，此意乃成了祖谦编《文鉴》的一个根本标准。而且孝宗赐名《文鉴》，隐然含有将此书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的意思，即含寓着“以文为鉴”的期许。而吕祖谦本人亦一贯秉持开广治道的经世思想，这由其乾道六年、淳熙四年的几篇论对劄子中可以概见；此外，他在给朱熹的信中也透露过借助“轮对”这种自下而上的进谏方式匡佑人主，以扶持“治道”的信心。而制诰诏表奏疏等文体乃是体现士人“得君行道”之志的主要载体。《文鉴》一百五十卷的篇幅中，诏、敕、赦文、册、制、御札、批答、诰、奏疏、表等十种关系政务的应用文体就占了四十一卷，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强，涉及祭仪、册封、授职、升黜、财税、学校、科举、边事等等，几乎涵盖了军政庶务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章大部分出自名臣之手，且“皆系一代政治大节”。孝宗从《文鉴》所选的奏疏中所获沾溉最多，并曾对辅臣言及自己从中所获的启悟：“朕尝观其奏议，甚有益治道，当与恩数。”⁽⁵¹⁾若详加考核，便可发现吕氏在奏疏的去取方面用心之微细。比如王安石之诗文，《文鉴》中选取了149篇（首），数量上仅次于苏轼和欧阳修，但是这其中以诗为多，奏疏只选了两篇：《论本朝百年无事》和《论孙觉令吏人写章疏劄子》。前者警诫神宗国家承平的外表下实已危机四伏；后者则请神宗信任臣下，不要妄生猜忌。但是王安石有关变法内容的奏疏则一概不选，就连叶适评为“近世第一”的王安石《谢宰相表》吕氏亦不录，实即隐含着否定的意思。反对安石变法是南渡以来士人对国运反思的结果，也是当时大的思想语境，吕祖谦更以为王氏有“高自圣贤”之病，并目王氏之说为“诐淫”⁽⁵²⁾。相反，吕祖谦却选了司马光作于神宗熙宁七年的《应诏言朝政阕失》，其中对王安石新法造成的社会弊害一一指陈，批评之不遗余力。由奏疏的择选，吕祖谦对双方的态度昭然若揭：《文鉴》作为给孝宗治政的借鉴，对王安石政治思想拒斥不纳成为吕氏编辑思想的一个基本底线。另外，从思想方面看，虽然吕氏《文鉴》编选的范围极为广泛，但是涉及佛、老思想的作品却不予采入。这也是出于“有益于治”、使一归于正的编选初衷。比如，在宋代诗僧之作风行天下、成为文坛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时，《文鉴》中却一律不收录；再如，在佛、老天地中游戏三昧的苏轼，有十数篇记文阐扬佛法的宏深邃密，文笔亦高妙飞动，如《成都大悲阁记》、《广州东莞县资福寺罗汉阁记》等文，吕祖谦亦不予收录；虽然选了苏轼的《庄子祠堂记》，但该文所拈出的主意乃是庄子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对孔学备极尊崇，并无阐扬清虚之道的意思。通过这几例可以看出，《文鉴》虽然范围广阔，但又不是泛泛而录，在编选过程中，吕祖谦始终没有忽略《文鉴》一书所负载的政治意义，注意选取那些与社会权力话语不相抵牾的文字，其用心是很谨慎的。

《文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切实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文学的面貌。宋人“文”的概念极为广泛，《文鉴》的六十一种文体都可以纳入到这一大的范围中来，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之间界限模糊，难作判然区分。再加上吕祖谦对该书的编选宗旨秘而不宣，因此很难从中寻绎出他明晰的文学观念。周必大奉旨为《文鉴》作序，其中有云：“盖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祐之辞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策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⁵³⁾这篇序拼凑了润色鸿业之谀词，读来让人生厌。吕祖谦读后，命弟子封藏起来。看来，周必大根本没能洞悉吕祖谦编纂《文鉴》背后的文心。倒是吕氏的挚友叶适《习学记言》中的几句话颇能探得吕氏之深衷：

此书刊落浩穰者，百存一二。苟其义无所考，虽甚文不录；或于事有所该，虽稍质不废。巨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合而论之，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⁵⁴⁾

由于编纂该书的初衷是希望能对治道有所裨益，因而那些内容雅正、谅直深稳而不饰华藻的作品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吕祖谦信守“文本于正”的理学文艺观，因此推崇那些感情诚挚朴素、有为而作、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品，而对侈丽眩目、流荡俗艳的“虚文”则怀有抵触情绪，这在《文鉴》的编选中也体现出来，即正统儒者的眼光往往凌驾于纯粹的审美批评之上。在诸类文体中，审美价值最为纯粹的无过诗、赋两种，而吕祖谦对这两类文字的去取却仍以儒者的雅正思想为指导。从诗来看，吕祖谦对曾风靡文坛数十年的“西昆体”的取舍颇能说明问题。“首以辞章擅天下，为时所宗”⁽⁵⁵⁾的西昆诗人杨亿诗作颇夥，但是其最擅长的律诗《文鉴》只录了5首。其他昆体诗人的律诗，钱惟演仅1首，刘筠一首未选。从此可以窥见吕祖谦对雕琢辞采、矫饰贫乏的“西昆体”的不屑。再如江西诗人谢逸的《闺恨》诗，是写女子出嫁后悲惨凄凉的境遇，原作情感大概是缠绵悱恻的，《文鉴》录入时则被“削去曼语，一归于正，便蔼然有《行露》之风”⁽⁵⁶⁾。此诗经删改后精神全出。再看赋。《文鉴》虽然选了杨侃《皇畿赋》、周邦彦《汴都赋》这样颇有汉大赋气象，辞采绚丽琳琅但内容单薄的作品，但吕祖谦录之，“非于其文有所取，直以一代之制，一方之事，不可不知而已”⁽⁵⁷⁾。祖谦本人就曾对朱熹透露过他并不喜欢《汴都赋》⁽⁵⁸⁾。不过这样的作品颂扬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和，足能彰显一代之盛，故聊备篇籍而已。

在崇尚雅正、有益于治道的大前提下，吕祖谦并没有舍弃文学的审美标准，而注意由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采掇菁华。祖谦文学修养深湛，颇能体味诗文之三昧，所选作家作品的数量颇为允当，大体反映了北宋文学初期由清音寥落到众声迭奏的发展大势。《宋史·文苑传序》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⁵⁹⁾因此天圣、明道之前文人尚少，《文鉴》所选的以杨亿、钱惟演、刘筠、钱易、王禹偁为代表的作家作品数量不及全书的十分之一；其后经过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曾、王等名家蔚起，桴鼓相应，在熙宁、元丰、元祐之际，将北宋文学推向了掩绝前代的高峰。因此吕祖谦《文鉴》中以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为最多。比如欧阳修170篇（首，下同），苏洵14篇、曾巩33篇、苏轼289篇、苏辙47篇、王安石149篇、黄庭坚91篇、秦观19篇、陈师道39篇、晁补之12篇、李廌3篇、苏过2篇。这些作家的作品共计981篇，占总数2547篇的38.5％，反映了北宋中期璀璨的文学业绩。吕祖谦称：“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倶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⁶⁰⁾由此可知，吕祖谦对这些古文名家的铨择下了尤其大的功夫。但《文鉴》所选作家作品的多寡又并非全出自私意，祖谦自称该书“断自渡江以前，盖以其年之远，议论之已定，而无去取之嫌也”⁽⁶¹⁾。欧、苏、曾、王在文坛的崇高地位是久已为人们所论定的，《文鉴》多选这几人之文，乃是他们诗文在南渡之后传播流布情况的反映；反过来，《文鉴》的编选和保存，也促进了这几位大家在南宋人群中影响的扩大。总之，从数量上来看，《文鉴》对欧、苏、曾、王等文学大家作品的收录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只要将之与大约刊于元祐间的《圣宋文选》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更明显了。《圣宋文选》今存三十二卷，选录了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等十四家之文，而旷代逸才苏轼的文章竟无一入选。作为文章总集，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⁶²⁾。此外，《文鉴》所选作家作品的文章体裁也是比较合理的，大体反映了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所在。比如，就诗作而言，《文鉴》所选王安石作品以七绝为最多，共30首，这些作品大多蕴藉温婉，余韵袅袅，是他众体中最擅长的。苏轼众作中以五古为最多，共44首，这种文体最能彰显苏轼那种挥洒驰骤、奔逸绝尘的气度。

虽然吕祖谦编选《文鉴》作了通盘的考虑，去取颇为精审，但当时和后世对该书的批评之声仍常常有之。该书甫一编成，便有人密奏孝宗，谓《文鉴》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旧作以刺今”。深文罗织以攻讦之，孝宗竟听信其言，刊刻《文鉴》之事遂因此废止⁽⁶³⁾。《孝宗实录》亦以贬损之笔记此事：“及书成，前辈名人之文，搜罗殆尽，有通经而不能文词者，亦以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荐绅公论皆疾之。”⁽⁶⁴⁾“通经不能文辞者”，大概指程颢、程颐等理学家。“荐绅”盖指曾觌、谢廓然等人⁽⁶⁵⁾。吕氏《文鉴》实际上成了党争中可以借题发挥的一个绝好题目，因此遭受不公正的攻讦。这两例来自党争，并非平心静气地讨论《文鉴》编纂的得失，可以不必深论；但即使是吕祖谦的好友朱熹对该书亦不免有所批评，如云吕氏所选之诗“好底都不在上面”等等⁽⁶⁶⁾，直到晚年他才转变态度，称“此书编次篇篇有意”⁽⁶⁷⁾。吕祖谦的另一位好友张栻对吕氏的批评更严厉：“渠爱敝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治道，何补于后学？徒使精力困于翻阅，亦可怜耳。承当编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当专意存养，此非特是养病之方也。”⁽⁶⁸⁾张栻曾对“明道义”之文和“徒从事于言语之间”之文严格分判，评文论艺总不免道学家口吻⁽⁶⁹⁾，故发此论。但实际上，《文鉴》中专饰华藻、意义贫乏的作品少得很，大概张栻对其中词意醇美的作品比较敏感，于是提出这样过苛的批评。而某些倾心于文艺者对《文鉴》亦有不满，南宋末的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论《文鉴》曰：“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⁷⁰⁾吕祖谦在编纂《文鉴》的过程中曾与朱熹多次书信往返讨论不假，大概也受到朱熹一定的影响，但吕祖谦绝非“主程而抑苏”，而明显是程、苏两者兼重的。不过对苏文的汰选中可能会遗落一些名篇，比如《石钟山记》、《超然台记》、《喜雨亭记》等等皆未录入，但这实在是难以求全责备的事。吕祖谦以一人之力编纂《文鉴》，力求全面客观，以足众人之需，而毕竟众口难调，如四库馆臣所云：“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故不可得而强同也。”⁽⁷¹⁾道学之儒和诗文作家从各自角度出发对之提出批评，皆不足以动摇《宋文鉴》在文学和文献学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