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第十四讲：石介古文风格及对韩传统影响

第十四讲　石介古文的风格取向及其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

熊礼汇

石介(1005—1045)是北宋古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生前、身后所受非议颇多，以致人们视其为宋代苦涩、拗拙、怪诞、流荡文风的代表。不过，人们言其文风的怪诞、流荡，多从其文外之事作论，因而持论多有可商榷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欧阳修曾说石介所为文“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徂徕石先生文集》附录二《与石推官第一书》)，并一再批评其书法的怪异，于是有人以为欧阳修排抑太学体便是对石介文风的否定。其实，欧阳修从未将石介文风和太学文风视为一类。不但在石介生前，称其“所为文，读之甚善”，在肯定其“好古闵世之意”的前提下略道其不足(《与石推官第一书》);而且在石介死后，连连作诗，称美其文，既说:“今子其死矣，东山谁复过?精魄已埋没，文章岂能磨!”“问胡所专心，仁义丘与轲。扬雄韩愈氏，此外岂知他。尤勇攻佛老，奋笔如奋戈。”(《读〈徂徕集〉》)又说:“我欲贵子文，刻以金玉联。金可铄而销，玉可碎而坚。不若书以纸，六经皆纸传。但当书百本，传百以为千。”(《读〈徂徕集〉》)若石介为文苦涩、拗拙、怪诞、流荡，一如太学文风，欧公何以如此看重其文?于此可见，陈振孙说“欧公所以重介者，非缘其文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集部·别集类》)，亦不可信。事实上，欧公看重石介其人与看重其文密不可分，而他看重石文，恰好说明石介的文风取向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那么，石介古文创作的文风取向究竟如何?其文风取向的确定，和他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又有何关系?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要认准石介的文风取向，必须了解其古文的艺术精神、风格特征和修辞艺术，故本文分四点展开。前三点说文风取向，第四点则说石介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

一、石介古文的艺术精神

古文创作是一种艺术创作，所谓“艺术莫难于古文”(方苞《答申谦居书》)。古文的艺术精神，和古文作者的人生艺术精神具有同一性，是作者人生道德价值观念在古文中的体现。石介“有志于道”(《上孔徐州书》)，终身服膺儒学，不但严斥佛、老，为弘扬、传播儒学奋斗不已，而且自觉用儒家传统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如其于孙复执弟子礼唯谨以尽师道，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丧以尽孝道等)，亦“可谓能笃勤服行而不倦者也”(《上孔徐州书》)。尤为突出的，是秉承儒学的用世精神，勇于敢为，大胆干预现实政治，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无所讳忌。

石介的儒学修养和用世情怀，深受孙复的影响。孙复(992—1057)之学，“以《春秋》为本，以尊王为要，不惑于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重修鲁两先生祠堂记》)。要之，孙复治《春秋》，学风上承唐人啖助、陆质而来，标榜大中之道，目的是为改革现实政治服务。石介传孙复之学，忧念“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汉论上》)，故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扶正祛邪，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无论是排斥佛、老，维护儒学道统，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庆历新政、雷厉风行地扫荡昆体文风，都是出于他的志于儒道和以儒道为本的人生观。他不但自己力振古道，还经常呼吁居高位者斥佛、老以存儒道，止淫靡以复兴古文。论人才之美，也把服膺儒道、复兴古文作为重要条件。可见，石介于人于己，都主张用儒家道德标准、人文精神培植人格、气性。他所追求的人生艺术精神，集中表现为本于儒学的仁义忠信。

这种人生艺术精神渗透在古文创作中，便转化为古文的艺术精神。能证明这一点的，是石介古文的思想内容、立论基础，以及他对古文文体性质的定位。关于前者，可借欧阳修的话作为证明，他说:

其所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为言曰:“学者，学为仁义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笃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于己，亦以是教于人。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者，未尝一日不诵于口，思与天下之士皆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亦未尝一日少忘于心。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可见，力斥政教、文风之弊，正是石介古文的主要思想内容，而儒家的仁义忠信，乃是石文思想内容的立论之本。

关于后者，主要见诸他对古文特性的论述和对昆体文风的批评。其《送龚鼎臣序》说“古文之旨”，云:

夫与天地生者，性也;与性生者，诚也;与诚生者，识也。……然则，文本诸识矣。……一焉于圣人之道，妖惑邪乱之气无隙而入焉。于斯文也，其庶几矣。

石介讲“文本诸识”，实际上就是讲文以儒道为本，强调的是作者以儒学为本的思想修养对古文创作艺术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表明他所倡导的古文，是以复兴圣人之道和继承儒家散文艺术传统为依归的。而他批评昆体文风，也主要从它背离儒道入手。其《怪说中》云:

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

可见，石介酷愤时文之弊，最不满意的，是时文写作过于注重表现形式所导致的思想内容的缺失，和对儒家散文必以仁义教化为本、以礼乐刑政为根传统的破坏。而他复兴古文，最为重视的，就是恢复古文以儒学为本的艺术精神。

二、石介古文的风格特征

石介曾在《上孙先生书》中说到自己追随孙复复兴古文、古道的心态，云:“使先生与熙道为元帅，介与至之、明远被甲执锐，摧坚阵，破强敌，佐元戎周旋焉。……谁谓石介刚过于孟轲，勇则诚敢自许也。”石介以斗士心态“主斯文，明斯道”(《上孙先生书》)，自然赏爱刚健有力、战斗性强的文风。前人将孙、石文风与欧阳修文风比较作论，即谓:“欧阳大一典文衡、变文体，自作原弱，欲变入于弱也。先儒亦曰:‘过丰腴而乏清劲，不及孙明复、石徂徕之简劲。’予曰:‘欧阳肉多而骨少，孙、石肉少而骨多。’”(王文禄《文录》卷一)又谓:“凡人之文，必如其气。……近世孙明复、石徂徕公之文，虽不如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唐顺之《荆川稗编·文章杂论》引徐节孝《辩体》)或直谓“石守道古文，他见得个粗硬道理，任性气直喷出来，所以少敦厚温润之致。其行文绝不讲章段收锁，如劣马越山跳涧，不就衔策，此不可为法”(张谦宣《斋论文》)。其文多方少圆，理达气充，文风取向偏于刚硬、质直、简明一路。总言石介文风，可谓清刚粗豪，细言其风格特征，则可归纳为四点。

一即为文多气，激扬逞性。石介为文，好激浊扬清，论议今人今事，且信口黜陟，决不掩饰。他认为“凡人爱憎以情，善恶由己，千载朽骨、九泉腐肉，犹以好恶升黜于秃毫枯竹间，况与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趋朝乎”(《是非辩》)。又说“介见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则愤闷发于内而言语形于外”(《上颍州蔡待郎书》)，故其是非善恶，言必多气。为文多气，实则反映出作者临文时的精神状态。石介临文，往往情不自禁，或忿激不忍，或喜不自胜，总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或谓其“每至于斯，未尝不流涕横席，终夜不寐也。顾己无孟轲、荀卿、扬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复斯文，其心亦不敢须臾忘”(《上张兵部书》)，或谓其“在贫贱寒馁中，胸臆郁郁，不得舒散，一旦见圣人龙行雷动于六合之上，贤臣跃起云会，耳目如豁聋瞽，心意祛积滞，踊跃奋悚，不能制其喜，以笔尽写胸中事”(《上范中丞书》)。直说其奋然出言者，则谓“余闻之，辄跃起身数尺，瞋目作色应之曰”(《怪说下》)，或言“介瞿然而骇，悚然而恭，抗声大叫，语其人曰”(《录微者言》)。足见其激扬论议，慷慨不平，不能自已。如其《怪说上》云:

甚矣，中国之多怪也!人不为怪者，几少矣。……释、老之为怪也，千有余年矣，中国蠹坏亦有千余年矣，不知更千余年，释、老之为怪也如何?中国之蠹坏也如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说中》云:

今杨亿穷妍极态……其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无怪，今天下反谓之怪而怪之。呜呼!

真所谓感慨嘘唏，不胜其忿。

大凡石介非议其人其事，总是挟愤带怒，直言其非，如同戟手面斥其过。不但斥佛、老如此，贬已死之杨亿如此，就是非议当朝大臣、顶头上司，也是气盛言激，无所讳忌。如其《上刘工部书》批评刘随“以佛与老氏与吾圣人为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或引申作论，彰显其谬;或借前贤排佛之言作论，以道其见识浅陋，无一语不带出他对刘随之言的不满情绪。其《责臣》言“今国家有西北边之忧”，而大臣“乃偃蹇君命，优游私家”，读此文，使人想到陆龟蒙的《野庙碑》，其实，论其揭露无遗、直斥其恶、气溢乎词，石文远在陆文之上。

由于为文多气，逞性激扬，石介论人论事，往往出以偏宕太过之词，或怒不可遏，或激赏之至，事实真相难免为个人的好恶之感所遮蔽。而有时说得兴起，对一些极为敏感、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也要恣意作论，无所讳忌。其文固能引起天下人的震动惊骇，却给他带来难以摆脱的政治迫害。而更多的情况是，其所为文，多“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

二即刚健强硬，严厉迫切。石介为文多气，而他所禀之气乃“刚正直烈之气”，故出语多讲结论，少有辨析，而且语气强硬、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如前引《怪说中》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其为怪大矣!”即句句皆作结论，强词硬语，劈头盖脑。至于杨亿穷妍极态何以破碎圣人之道，完全不作分析，所谓话赶话、语相接，全不顾辨析的细致、逻辑的严密。该文又说:“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看似有所论述，其实仍是用高度情绪化的语言痛斥其非。其《明四诛》说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乱中国之教法云云，行文如作判词，全以结论告人，而措词强硬、严厉。他如《中国论》说:“或曰:‘如此，将为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语气斩截、迫切，有咄咄逼人之势。其《唐鉴序》说:“呜呼!奸臣不可使专政，女后不可使预事，宦官不可使任权。”连连说“不”，态度强硬。《上孔中丞书》说:“阁下亦当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论，则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上王枢密书》不但直言仁宗“好近女色”，而且声言:“勿谓狂夫之言不足采听，斯乃国家计也。相公或罪其狂讦，赐之诛戮，固所甘心。既疏贱在外，不得极陈一言，受斧钺于天子之前，以狂讦得罪于相府，亦其死所也。”上书劝谏对方或请对方向君王进言，亦刚直可畏。至于他自道其卫道之坚毅、果敢，谓“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大言壮语中不乏兀傲之气。其拒人非难于外，作自辩之词，或寄望于人，也是语气强硬、迫切。《答欧阳永叔书》谓“介深病世俗之务为浮薄，不敦本实……今反肯自为之乎”，《与士建中秀才书》谓“周公、孔子之道，孟轲、扬雄之文，危若缀旒之几绝，先生不救，吾徒岂得而安居乎”，即为显例。总之，石介为文，尚气任性。非议人事和陈述主张，辞气刚硬、迫切，绝少优柔从容之致。俗语说:“文章硬如铁，读来满口血。”读石介之文，确实有一种精神紧张、口舌燥热的感觉。

三即极言详言，博辩雄伟。石介论理说事，善善恶恶，爱极口以道之，或称美之至，或厌恶至极。就像他在《三豪诗》中因极称杜默诗才而将其狂怪之歌篇与“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之文辞”同称为“豪于一代”一样，其文语人，常有夸大之词或比拟不伦之词。如其《与祖择之书》说孙复为“贤人之穷者”，即用“自周以上圣人”之穷者和“自周以下贤人”之穷者比拟作论，且拿孙复与孔子并言，直谓“孔子之穷，穷于无位，不穷于所以为孔子者。先生之穷，穷于身而不穷于道”。如此高抬孙复，所言自为“太过”之词。

大抵石介极口称道，好为太过之词，与其思维方式的偏宕、片面大有关系。在他看来，好就好到无以复加，故见诸文字，有七分好处便写到十分。如其《上孔中丞书》称美对方能守儒学，即谓“夫子之道……俟四十余世，仅二千年，阁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专在于天下，在于阁下也”。显然，其言有夸张处。又如《赵延嗣传》，称延嗣为义仆，既谓“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岂特僕夫之贤，天下之贤也”，又拿他为亡主“亲养三孤女，长且适人，终不识其面”，和汉代“为翟公客者”、鲁国颜叔子、唐朝韩愈作比较，谓“延嗣为贱仆夫，其风操懔焉，其行文卓焉，与颜侔韩并，延嗣可谓仆名而儒行者矣”，也是借历史上的贤者之贤来衬写其善者之善。

和极口道之一致的，是论事说理时的详言尽言。如《上王状元书》言其忧患是惧，即详言之，有云:“介至受命以来，十有七月矣，未尝敢一饭甘、一寝安、一衣暖、一饮乐。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终日战战慄慄，若怀冰炭，若负芒刺。”而《救说》说“道大坏，由一人存之;天下国家大乱，由一人扶之”，即分别举出六种、八种史实为证。《上孙少傅书》说孙复当收己为徒，即详举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所收徒众名字，以明其说。石介行文详言尽说，往往不避重复，这一特点在《怪说中》等文中表现尤为突出，常见的情形，是一些举例极多的长句在文中反复出现。如《怪说中》，“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就出现过六次。《周公论》中，“舜、禹、益、伊尹、傅说”、“后稷、公刘、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受论理说事极言详言习好的影响，石介行文又好博引经文、博引史实、博用比喻、博言其事。如《上蔡副枢书》言“文之时义大矣哉”，即引《春秋传》、《易》、《语》之言，又引论“三王之政”，“尧、舜、禹之德”，“周、汉之政”之言作论。《唐鉴序》言“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即引汤以桀为鉴、周以纣为鉴、汉以秦为鉴、唐以隋为鉴以证。他如《上王状元书》，言其“自高祖以降至于六世孙七十丧，咸未改葬”为真忧患，却先连说六事“非忧患也”以作衬托。而《代张顾推官上铨主书》开篇即博用比喻，罗列事物，且夸张、形容，语义重复(如“大小”四句，三句义近)。立论言事，博引经典，博引史实，是西汉新儒家散文的艺术传统。说得全面、详尽，也是传统儒家散文的特点。石介为文继承了这一传统，遇事极言尽言，则是他的发挥。由于广征博引和极言详言，故其文既有博辩雄伟的一面，又有语词繁复、冗长的一面。由于选用特殊的句式(长句和排比句)，极言尽言，容易造成行文的气势;而所引经典、史实过多，援用例证过多，也带来观点为材料掩没(或称为博而少辩)的毛病，故其文常使人有气势很盛却短于说理的印象。

四即粗疏简易，坦然明白。石介说理论事，好极言尽言，又爱博引经典、史实佐证，用众多事例说明其意，故文中意思说得清楚，容易明白。但由于作者作论，偏于说出结论，援用事例虽多，多因连类而及，证明的是某一说法而不是靠它们来作论析，故其说理显得粗疏、简易。所谓说理粗疏、简易，主要表现为动辄说大道理，而说理往往硬转硬接，不作过细的论述。有时自出己见，概而言之;有时沿袭俗说，逞性作论，观点虽然鲜明，却未必切合事理。如《中国论》说“其佛者乃说曰天有堂，地有狱”云云，“其老者亦说曰我长生之道”云云，即引俗论为说，不单见识肤浅，也难以触及佛、老要害。《周公论》以“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解周公促成成王封弟事，本为一家之言，但他却批评柳宗元《桐叶封弟辨》“不达周公之心”，而行文又不作辨析，便使人有强词夺理之感。又石介说理热衷引用史实和前人言论，有时竟止于引用材料而略于分析(如《救说》即引十四条史料，三条语录，而论析不到六十字)，故说理显得粗疏。又《阴德论》谓“白额虎暴而害物，周处杀之而获福;两头蛇见而人死，叔敖斩之而得报。尸而官，涂而民，其害岂特白额虎、两头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阴德隆奕而无穷矣”，说理简易而论证乏力。

在石介古文中，也有不少小文说理粗疏、简易而观点鲜明、易道易晓。如:

狗当吾户，猫捕吾鼠，鸡知天时，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鹦鹉、鹰鹜，无功于人而食人之食，孟子所谓“率兽而食人也”。噫!无功而食，禽兽而不可，彼素餐尸禄，将狗、猫、鸡之不若乎!

——《责素餐》

借比喻作骂词，细究其言，或有言理不贴切处，却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作者对素餐尸禄者的愤恨。又如:

吾谓天地间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然此三者，举世人皆惑之，以为必有，故甘心乐死而求之。然吾以为必无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穷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于一人，莫贵于一人，无求不得其欲，无取不得其志，天地两间，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获也。秦始皇之求为仙，汉武帝之求为黄金，梁武帝之求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远游死，梁武帝饥饿死，汉武帝铸黄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无神仙也，必无佛也，必无黄金术也。

——《辨惑》

说理粗疏、简易，意思却坦然明白。石介说理文字大多如此，短于辨析，长于比喻，加上极言尽言，大小文章语浅意明，绝无拙涩拗口之弊。

石介为文爱作论，作记、作传亦以论为主，但都论理粗疏、简易，浅显易懂。偶尔叙事，亦有简易、明白之特点，而无含糊、艰涩之语。如其《录微者言》叙事:

晚鼓后，诸曹既抱书退，公舍岑寂如私庭焉。日将曛，予巾褐坐轩窗下，有府吏职执法，丁其姓，简其名者，袖短幅急驰而来，顺气和声，油然泠然，授于予曰……介瞿然而骇，悚然而恭，抗声大叫。……

可谓生动。《题郓州学壁》亦记亦论亦颂，三者兼有，而行文何其简明。文云:

沂公之贤，人不可及。初罢相，知青州，为青立学。移魏，为魏立学。再罢相知郓州，为郓立学。而罢相为三郡，建三学，沂公之贤，人不可及。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学为教化之源，仁义之本欤!为国家浚源而殖本，公之心厚矣!

石介集中，此类小文特别引人注意，它们不但具有行文简易、坦然明白的特点，还能用轻微之语表达作者对沂公的景仰之情，显得颇有韵味。

当然，石介古文风格的基本特征，仍是为文多气，激扬逞性;刚健强硬，严厉迫切;极言详言，博辩雄伟;粗疏简易，坦然明白。而这些特征，是由他特有的修辞艺术表现出来的。(www.xing528.com)

三、石介古文的修辞艺术

石介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攘斥佛、老以传播儒学，抵排时文以复兴古文，指陈时弊以推动政治改革，行文习惯则好径遂直陈，畅所欲言，不掩锋芒，尤爱借经典言论、历史事实和人们熟悉的事物助成其论。而引言求多，使事务博，且一一展开来说，用语则浅近、顺畅、明白，绝无奇难文字，亦无拙涩拗口之句。此外，能显现其文风取向的修辞艺术，至少还可举出四点。

一是广譬博喻。借助譬喻说理言事，是石介的习好，也是他的特长。石介取用譬喻，很少以物喻物，而是以物、以事喻理、喻事。除用“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则人饥”，“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则人冻死”，比况“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辨私》)，用“视予之肉，虎动吻而狼磨牙”，比况“我寡彼徒众，反攻予者日以千数”(《送张绩李常序》)外，更多的是借譬喻助成议论。《上赵先生书》谓“如彼画工不知绘事后素以为质，但夸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师不知良玉不琢以为美，但夸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缛”，以道“居上者点画语言、组织章句”之弊。以及前引《责素餐》把素餐尸禄者比喻为禽兽，逞性作骂，即为其例。他如说“日月不盛大，星辰不众多，无以昭天之明;山岳不磅礴，江海不横泻，无以彰地之载;制度不恢廓，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圣人之尊”(《南京夫子庙上梁文》)，也都是借譬喻作论说事，已超出以物喻物的简单做法。作者言说譬喻之事的特点，已将其所比拟的事理特征彰显于外，故行文可就势引申作论，或略加点示，其意自明。

二是对比衬写。石介言事作论，惯于用对比衬写手法，而且所言作比、作衬之事甚多。如前引《上王状元书》，即以六“非忧患也”之事和“真可以谓之忧患”之事对比，以衬写其忧患急迫、严重。又《朋友解》为李缊鸣不平，即以缊之八善衬写其“得罪”之冤。由于所说之善甚多而结果很惨，对比中便显出作者的忿不可忍。石介言及所坚信事和极为忧虑事，也爱用对比衬写手法。如云:

天地，吾知其易毁也，一德不修则裂。日月，吾知其易丧也，一政不行则缺。山岳，吾知其易坏也，一化不明则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则竭。……吾圣人之道受戕害，被攻击，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毁。良由根基坚而枝干茂也，渊源浚而流派远也。

——《宋城县夫子庙记》

文以众多有形的非常之物和无形的圣人之道对比，用它们的易毁、易丧、易坏、易涸，衬托圣人之道的“竟不可毁”，表现出作者捍卫儒道的坚定信念。石介古文中还有一种对比法，如前引《责臣》中说大臣丑行:

谓闻金鼓之震天下，不若闻丝竹之淫耳……

《朋友解》言友道之薄:

今夫人之趋权利，热则蜂来，寒则鸟去。平生握手把酒叙欢欣，肝胆吐在地;一旦急难危患，则掉臂趋缓而过，若越人视秦人之疾，不独不一顾，又从而排陷之。

所言看法、行为对比强烈，差异之大，如同黑白。本来比较就有衬托效应，但此处的对比主要不是为了衬写其事其理，而是通过对比来揭露、抨击某一腐恶现象。

三是连作排比。好用排比句式是石介行文的一大特征。与他论理说事好极言尽言、铺陈罗列、展开来说分不开。和一般人用排比句不同，他是动辄排比，而且一组排比句接一组排比句，且每组排比句单句数量很大。如前引《宋城县夫子庙记》“天地”云云，即为四句组成的排比句。同篇还说:

三才五常为根柢，不亦坚乎?尧、舜、禹、汤为枝干，不亦茂乎?六籍九畴为渊源，不亦浚乎?孟、荀、杨、韩为流派，不亦远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圣人之道无有穷也。

就是一组排比句后，接以由一组排比句构成的长句。欲观其一组排比句句数之多，可读《中国论》说“佛”、“聃”之罪的一段，该段十一句连作排比，足见佛、老之恶和作者恶恶之心。《明禁》一篇，基本上由四组排比句构成。第一组由“今山泽江海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四句组成，第二组由“子去其父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十七句组成，第三组由“夫子去其父则乱也……吏贪于下则公道缺也”十句组成，第四组由“彼山泽江海，人所取财也……关市河梁，人所取济也”四句组成。除开篇首句和篇末数句为单句外，四组排比句仅三、四组之间有一过渡用的单句。《贵谋》的主体部分亦由四组复句构成的排比句组成。第一组复句多至六句，第二组多至七句，第三组多至十一句，第四组三句。于此可见其连作排比之密度如何。

石介好作排比，还表现在对长句的营造上。用长句叙事、说理，也是石介惯用的手法。长句的构成，也多由众多短句排比而成，或使排比句成为长句的主体部分。如《宋城县夫子庙记》说“吾圣人之道受戕害，被攻击，斯亦多矣”，即出以长句:

莫乱于战国，莫妖于杨墨，莫毒于秦赢，莫逆于莽贼。曹马谲诈，宋齐凶慝，虐神猾夏，曰聪曰勒，唱诞放邪，曰聃曰释，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灭裂衣冠，隳拆法则，焚烧《诗》、《书》，芟刈《礼》、《易》。

又如《汉论中》说曹参当学周公辅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

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备者备之，礼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尽循三王之道而行之。

亦为长句。大抵长句中作排比的单句，或长或短，句多句少，总会存在。但一般用单句或句子成分作排比者多，少有以复句作排比者。无论是单列的排比句，或存在于长句内的排比句，其句式特征往往表现为数句用同一字。如《上范中丞书》云:“初，成命出，士走诸朝，吏走诸府，商走诸市，农夫走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欢欣，腾躍道路。”其中构成排比的五短句，即同用“走诸”二字。石介文中，此类例子甚多，如《上蔡副枢书》言今文特点，十一个短句都用“为之”二字。而《上颖州蔡侍郎书》谓“裁正而后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长育而后人材美，故刚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众多句子成分即同用一“者”字。这样作的好处是能壮文势、广文义。既能充分抒发作者行文时的主观感受，又能增强文章的表现力。

石介好用排比句和纳诸多或排比或对偶的短句于长句中，与他为文多气、激扬逞性、善善恶恶、不掩锋芒的风格特征是一致的。或者说，他行文的风格特征，正是通过这类修辞艺术表现出来的。其激扬逞性、恶恶者，如前引《责臣论》说大臣只图其身之安，“谓闻金鼓之震天下，不若闻丝竹之淫耳”一组排比句，《上孔中丞书》说位高之朝大夫对朝政不闻不问，“如有物塞其耳”一组排比句，即为显例。激扬逞性、善善者，其例更多。如《击蛇笏铭序》称美孔道辅以笏击蛇之壮举，即誉其笏为天地间正气之化身，将其与历史上种种正义之物并称。序中有谓:“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接着，就是一组排比句:

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尉击朱泚笏，今为公击蛇笏。

南宋文天祥作《正气歌》以言志，其歌立意、构思以至某些句子的文字，都曾受到石介此文的影响。石介这组排比句，各单句长短不一，只是句式大体相同，如此结构，却颇能显出作者颂扬其人时的激动情绪。而像《答欧阳永叔书》谓“诸生不学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云云，用句参差，亦带出忿忿不平之气。

和借助排比句、长句逞性激扬其人其事同类，石介行文，为了强调某一观点或某种事实，常在文中反复称言其理其事。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同一类事一再复述，如《怪说中》、《复古制》即多此类重复语;一是叙说中反复用同一种语句强调其观点，如《周公论》“噫”后一段，前、后、中间即三用“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以慨叹语气表达其见解。

四是多用虚字。刘淇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也。”(《助字辨略序》)石介为文，好用虚字，多用虚字。大量虚字的运用，不仅造就其文之“性情”，也映现出他为人的“刚方直烈之性”和“遇事发愤……贤愚善恶，是是非非”之情。石介古文中虚字之多，数量惊人，尤其是论事说理之作，往往一篇文章多数句子都带有虚字，而且文中许多排比句中的单句或复句、长句中的众多短句或句子成分，都用到同一个虚字，故同一虚字在单篇古文中反复出现的频率很高，少则三四次，多则十几次。文中经常出现的虚字，多是便于表达作者言说语气、内心感受的助词，如“吁、噫、噫嘻、呜呼、嗟嗟、咄咄、哉、邪、欤以及也、矣、乎”等，用得最多的是“也、矣、乎”。本来，上述助词有助于表达多种语气(如柔和、平缓、深沉、含蓄或激越、强硬以至尖刻)、多种感受，石介使用它们，则多半借以表达他说理论事的强硬语气和强烈感受。这一特点，既显现在叹词(如吁、噫、哉、欤等)的使用上，也显现在其他虚字，特别是也、矣、乎字的安置上。

“也”、“矣”，同被柳宗元称为决辞，主要表达决然断定的语气。同时，也可用来表达慨叹的语气，而“也”字还可表达疑问语气。石介用“也”、“矣”取其决然断定的功能，多用来罗列事实、陈说观点。或置其于长句中，如谓“余观能是是非非推于天下，而人不以为私，更乎万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独有三人，尧也，舜也，孔子也”(《是非辨》)。或置其于排比句中，如《复古制》次段由“君臣之有礼而不可黩也”等十四个单句组成的排比句，和《中国论》中次段由“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等四复句组成的排比句，都是借用“也”或“矣”，以确切不移的语气叙说事理。连连如此叙说事理，自然会显露作者的爱恶情感，但毕竟以断定事理为主。石介用“也”、“矣”二字，也有偏于取用其表达慨叹语气而表明其大是大非态度的。用“也”字者，如谓“(李)缊为君子而以小人制之，岂其宜也”(《朋友解》)，“悖哉!僧孺之不忠也”(《牛僧孺论》)。他如《怪说上》语气强硬，全篇文字用语助词竟有四十多处，用“也”字即有二十多处，而前幅实由均用“可怪也”作结的七段文字组成。《与董秀才书》前幅亦主要由均用“足下以谓如何人也”作结的四长句，和均用“足下当如何待之也”作结的两长句组成。二文所用“也”字，一助决断，一助疑问，均为表达激情而设。用“矣”字者，如谓“生死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暗甚矣!”(《贵谋》)“呜呼!如康成之言，其害深矣”(《忧勤非损寿论》)，诸句所用“矣”字，无不带有慨叹意味。

作为疑辞，“乎”字在行文中与“也”等配合，可以造成文意的开合变化，石介为文，发挥了“也”字的这种功能，如《汉论上》首句“噫嘻!王道其驳于汉乎”，即用“乎”字张开文意，而《汉论下》首段作辩，文中亦两借“乎”、“也”配合，以开合文意。不过，石介取用最多的，还是“乎”字表达疑问、反诘语气和感叹语气的功能。如谓“噫!非圣人之书犹不可观，老与佛反可尊乎”(《上刘工部书》)，“成王为戏言以国封人，成王复敢戏乎?戏且不敢，敢荒宁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乱不道乎?敢骄淫无礼乎”(《周公论》)，“噫!国家兴学校、置学官，正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信教人乎”(《答欧阳永叔书》)，皆为其例。和使用“也”、“矣”一样，石介也爱用“乎”字构成排比句，或在数句中使用“乎”字(所谓语助连贯)。排比句和语助连贯句的出现，不仅带来文脉的顺畅，还借助虚字的集结效应，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美。

从上述诸多例句可见，石介使用虚字，除单取某一虚字作排比句外，往往一句、一段、一篇运用多个虚字以助语气，就是排比句中的单句、复句，也有同用几个虚字的。不过，二字或数字连助者(如“乎哉”、“已矣夫”之类)少，常见的是相同的单个虚字出现在一句或数句中，而一段文字可能会用到多个虚字，借以表达作者强烈的情感。如谓“吁!先生学周、孔者也，苟周、孔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即不娶也?先生不娶，则是灭人道也。……彼浮近者，岂可与之言哉”(《明隐》)，可为其例。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石介行文好广譬博喻、对比衬写、连作排比、多用虚字，无不对其为文多气，激扬逞性;刚健强硬，严厉迫切;极言详言，博辩雄伟;粗疏简易，坦然明白的风格特征，有助成作用，显现出他偏于刚硬、质直、简明或谓清刚粗豪的文风取向。

四、从文风取向看石介对韩文艺术传统的继承

石介文风取向偏于刚硬、质直、简明一路，有多种成因。如他有一急于用世，欲有所为的人生态度。有遇事发愤、不平于心，胸怀“刚正直烈之气，偏而不中”(《与士熙道书》)，以至出言“专以径直狂徼为务”(田况《儒林公议》卷下)的个性，和“是是非非，无所讳忌”，“至于死且不避”(《怪说下》)的胆气。再如从孙明复学《春秋》，既受其为人“刚劲”(朱熹语)的影响，又受其为文“笔力雄壮俊伟”(《上孙先生书》)，“其言简易”明白(刘谦吉语)，或持论“简易公平”(吴宽语)、“议论粗而大”(朱熹语)的影响。又如他有一偏爱“其辞激切”(《释疑》)，为文“严猛齐厉，张皇奋施”，以及“渊深粹纯，雄壮高拔”(《与君贶学士书》)的审美趣味，皆是。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

谈到石介和韩愈的关系，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石介和柳开一样，只是强调继承韩愈所标榜的儒学道统，“喋喋不休地吹捧和神化韩愈”，坚持“文道一元论”，“从根本上否定文”(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这一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虽然，石介生平迭遭凶厄皆因极言尽言政事太过而起(生前因《上王枢密书》得罪仁宗赵祯被贬，身后因作《庆历圣德颂》得罪夏竦等人几受发棺之祸)，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仍然是两件事，即弘扬儒道和复兴古文，其身份或可定为志在张扬儒道的古文家。

和韩愈为古文而志在古道相似，石介常将弘扬儒道和复兴古文混为一谈，不但严厉抨击佛、老，维护儒道的正统地位，而且用破碎圣人之道的罪名抵排昆体文风。即便如此，他也并未用弘扬儒道取代复兴古文。他曾一再作书与人，言其痛惜“斯文之弊”、“斯道之塞”(《与裴员外书》);作诗慨叹“后生益纂组，少年事雕篆”，“仁义仅消亡，圣经亦离散”，且为之“患大恐不救，有时泪如霰”(《寄明复、熙道》)。事实上，石介尊韩、学韩之处有二，一是韩愈攘斥佛、老捍卫儒道的大无畏精神，二是韩愈倡导古文百折不回的毅力和韩文的独特成就。由前者带来他的攻乎佛、老“死且不避”，由后者带来他“继唐之文章，绍吏部之志”的决心，和“使有宋之文赫然为盛，与大汉相视、巨唐同风”(《上赵先生书》)的理想，和他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期待视野。

石介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期待视野，既锁定在韩愈古文的艺术精神上，也锁定在韩愈古文的文风取向和修辞艺术上。从他对韩愈古文的评价和自家古文的艺术特色，就可看出。

石介对韩文作总体评价，见之于诗，有《读韩文》;见之于文，有《上赵先生书》。石介对韩文的评价，着力突出的是它以周、孔之道为理论基础的艺术精神，和对儒家经典散文“道德淳厚”、“声光葳蕤”特色的继承。既肯定其“必本于教化仁义”、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又赞赏其“坦然明白”、“浑浑灏灏”，与三代两汉之文相近的风格特征。此处，已隐约露出他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文风取向，但要细究底里，还要注意他对韩愈诸多古文的具体评价。

石介单篇文章提到韩文篇目最多的，是《尊韩》。文云:“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争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另外，他在《辨谤》中肯定刘概《韩吏部传论》的相关论述，评价很高的韩文则有《论佛骨表》、《鳄鱼文》、《原道》、《讳辩》、《柳州罗池庙碑》、《平淮西碑》。从《南霁云》诗，可知他对《张中丞传后叙》也是很欣赏的。对韩文总体评价甚高，但这十多篇应是他颇为心仪的作品，其中尤以《原道》、《论佛骨表》、《鳄鱼文》为最(现存石文称美三文次数最多)。从这些文章的风格特征，自可看出他接受韩文艺术风格的特点。

大抵石介评价甚高、有意师法的韩文，除有一纯粹以儒道为本的艺术精神外，突出的是还有情感激越、气格紧健、辞严义伟的风格特征和相应的修辞艺术。

论其风格特征，或如前人所言:《原道》“辞严意正，攻击佛、老有开阖纵舍，文字如引绳贯珠”(楼昉《崇古文诀》卷八)，“反复伸明，必大畅其所蓄而后止”(林纾《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凡为文之道，庄言正论，难于出色争胜。独退之此文为例外，由其盛气驱迈，磅礴而不可御也”(吴阖生《古文苑》卷三)。《论佛骨表》“文字无粉饰，一味痛快……读之犹觉正气凛然”(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全集》卷一引郭明龙语)，“明目张胆，不顾利害，是宇宙间大有关系文字”(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叙次论断简质明健处，见公文字之老境”(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二)，“淋漓古郁，真气坌涌”(王文濡《评校注古文辞类纂》卷十六引张裕钊语)。《逐鳄鱼文》“词严义正，看之便足动鬼神”(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十六)，“浩然之气，悚慑百灵”(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三)，“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栗”(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从天子说到刺史，如高屋之建瓴水，一路逼拶而来，至后段运以雷霆斧钺之笔，凛不可犯”(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六)。石介自论，亦谓《原道》“其言王道尽矣”(《读〈原道〉》)，“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击蛇笏铭》)。他如《争臣论》“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难文字之格”(楼昉《崇古文诀》卷八)，“词义严正，令人无可置喙”(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讳辩》“一篇辨明，理强气直，意高辞严”(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此文反复奇险，令人眩掉，实自显快”(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十)。《对禹问》“坚峭劲肃”(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引姚范语)，“议论高奇，而笔力劲健曲屈，足达其意”(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引刘大櫆语)，“一气驰骤而下，逐层搜抉，期于椎碎而止”(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引张裕钊语)。可见，石介所喜爱的韩文，多为韩愈“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张籍《祭退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韩愈传》)的代表作，它们理强义伟，气盛辞严，振笔直书，酣恣淋漓，而极具攻击性，显出刚劲强硬、理直气壮、易道易晓的风格特征。石介接受韩文艺术传统，其文风取向正在于此。

本来，韩文于刚健、雄伟之外，尚有温润平和、优游有余和“怪怪奇奇”的风格特征。温润平和者，如《与李翱书》、《重答张籍书》、《答李翊书》、《答崔立之书》、《燕喜亭记》、《送王含秀才序》、《送杨少尹序》等，行文多从容不迫，优游有余，所谓“机不入于快利，词必求其温润”(钱基博《韩愈志·韩集籀读录》)，含蓄深婉，读来亲切有味。怪怪奇奇者，多为其题材怪奇、命意恢奇、结构新奇、语词诡奇之作，表达的多是作者个人的人生牢骚和愤世之情，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进学解》、《送穷文》、《应科目时与人书》、《送李愿归盘谷序》、《杂说》一、《杂说》四、《画记》、《衢州徐偃王庙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石介只接受韩文风格中偏于刚健、强硬的一面，除因其个性刚介外，显然还与他为文以抵排佛、老，攻击时文为主要内容，而较少言及自己和他人个人遭遇的不平之慨有关。

论其修辞艺术，前人则谓《原道》“一篇中间，以数个‘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错综震荡，翻出许多议论波澜”(《评校音注古文类纂》卷二引王守仁语)，“君者”以下，“第一句四字，第二句十字，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长，此是章法也”，“此一段(‘为之君’以下)连下十七个‘为之’字，变化九样句法”，“(‘其文《诗》’以下)连下九个‘其’字，变化六样句法，与前章‘为之’字相应，此是章法”(谢枋得《文章轨范》)。《原毁》“通篇排比开合”(《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二引方苞语)，“此篇八大比，秦汉来故无此调，昌黎公创之”(茅坤《韩文公文钞》卷九)，“此即后代对偶、排比之祖也”(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一)。《对禹问》“以排调运偶语……无一语非偶比，无一笔不排宕，然无一笔、无一句不斩截”(钱基博《韩愈志·韩集籀读录》)。《逐鳄鱼文》“长句耸拔”(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反复说来，正见驱之为此”(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七)。《讳辩》“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说破，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样文法”(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兹篇先按律，次引经，后据典……可谓无坚不破”(林云铭《韩文起》卷二)。《争臣论》“前五段攻击阳子，直是说他无逃避处，末一段假或人之辞以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截然四问四答，而首尾关键如一线”(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以诘问讽”(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六)。上述韩文修辞艺术方面的特点，我们几乎在石介古文中都见到过。不能否认，石介接受韩文修辞艺术的重点，也正在这些地方。他不接受韩愈表达幽情诞思、力求抑遏蔽掩、字句瑰奇的修辞手法，实取决于他对韩文风格的选择性接受。

虽然石介没有明说他如何用所接受的韩文风格取向和相应的修辞艺术指导古文创作，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在在可见的。大概用法与他学韩愈《元和圣德颂并序》作《庆历圣德颂并序》相同，是既学其文风(韩《颂》典重肃穆，词严义正，质实可观)，又用其表现手段(韩《颂》以气运词，尽言极写，出语斩截，句多排偶)。于是，我们看到石介不少古文有得韩文之仿佛者。如《怪说中》有学韩愈《原道》句法者，《怪说下》后半有学《论佛骨表》语气者，《中国论》结尾数句系套用《原道》结尾者，《忧勤非损寿论》以事说理方法有学《论佛骨表者》，《明隐》引经据典作辩有学《讳辩》者，《朋友解》言友道虚伪有学《柳子厚墓志铭》者。至于石文铸词坚挺如铁，动辄对比衬写、慨叹、反诘，好作排此，多用长句，都可视为石介接受韩文修辞艺术运用自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