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两汉说理散文的艺术嬗变

第五讲　两汉说理散文的艺术嬗变

阮　忠

两汉(公元前206—220)四百多年，文学的苑囿里散文是大宗。虽说这一时期诗坛的吟唱失去了《诗经》时代的光彩，散文的驰骋也不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的繁盛，但它毕竟是一代的文学。把其中深富文学自觉的辞赋置而不论，广泛普及且深入社会的是说理散文。说理散文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与辞赋很不相同，但二者也有很相近的地方，即在题材上具有无事不可入文的特征，且辞赋与说理散文的风格一样随着时代的演化而演化，从而有了艺术的自然嬗变。

一、说理骋辞的纵横家遗风

两汉说理文的兴起和命浅祚短的秦王朝有太多的关系。汉高祖立国之初，虽不像秦始皇从轻儒走向仇儒，并发生了“焚书坑儒”那样的惨祸，但他对儒生乃至儒学的小视也是屡见于竹帛。刘邦少时，仁爱而豁达，及长好酒色且不事产业，为官不过泗水亭长。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燃起的反秦之火给他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良机，他借助张良、萧何、韩信之力得了天下。人们常说他仗三尺剑而定天下，刘邦自以为然。所以儒生陆贾在他面前谈论《诗》、《书》的时候，这个曾取下客人的儒冠向里面撒尿的刘邦，破口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陆贾列传》)好在陆贾很有气节，凛然相对:“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陆贾列传》)刘邦幡然醒悟，当即嘱陆贾为他著文，总结秦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晚年还追悔早年不该认为“读书无益”(《手敕太子文》)。

陆贾著《新语》，据说“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史记·陆贾传》)。这样让人振奋的场面说明《新语》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但今传的《新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它的依据是《新语》的文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记载。今人郭预衡则从《新语·道基篇》的“韵语排句”考察，认为它不像西汉初年之文，却又感到陆贾无为而治的思想和贾谊、晁错的思想相近，仿佛是汉初之文。《新语》的思想驳杂，既讲清静无为，又述仁爱礼义，与汉初儒道相兼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吻合，但它毕竟是真伪相杂，对其文章的风格不宜深入探究。不过在《史记·陆贾传》中，有两段陆贾游说自封为南越王的尉他的文字。他说尉他违反人的天性，远离家乡而居南越与天子刘邦抗衡，是自取祸患之道。刘邦灭了强悍的项羽，灭你尉他实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你的出路应该是“北面称臣”。陆贾义正词严，从艺术上说，他那铿锵的铺叙文辞具有战国纵横家的铺张扬厉之风，如说刘邦灭项羽而定天下:“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这番言辞高度总结了楚汉之争，在咄咄逼人的气势中，蕴含的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威权以及看似不可抗拒的苍天力量。

陆贾游说刘邦，以仁义守天下之说开启了汉高祖刘邦至汉文帝刘恒时期的“过秦”之风。今人秦学颀说:“西汉前期思想界的‘过秦’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反省思潮。当时，‘人人争言秦汉间事’，探讨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总结古今成败治乱的规律。在这场‘过秦’文化反省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儒家‘三贾’——陆贾、贾山、贾谊。”(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没有什么材料说明三贾之间的关系，但过秦兴仁以安国则是三贾的共同点。

贾山，《汉书》有略传，他主要活动在汉文帝时期，曾借秦论说国家的治乱之道，有《至言》传世。贾山在《至言》中说: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以此表明他是知道直言之患而一仍直言的人。他在这篇文章里总结秦灭亡的原因，认为最关键的是:

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

并且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是由于没有辅弼之臣、进谏之士。贾山如是说，一方面在告诫汉文帝，仁义之君要善于养士;另一方面表明自我身为汉文帝的辅弼之臣、进谏之士，是不能不“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的。于是他坦然直言:

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

贾山“过秦”和陆贾怀了一样的用心，谈古论今，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化意义。

贾山之文保持着战国骋辞遗风至言就以铺叙贯穿始终如他数说秦之过，说秦始皇立国之后，赋敛无数而百姓疲弊，然后说: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鹜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

这一段文字斥责秦始皇建宫殿、修驰道、筑坟墓，在每一层铺叙之后，都以一句话作结，如说秦建宫殿，”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修驰道，“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筑坟墓，“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这些虽然可以构成铺叙的基本特征，也使铺叙之义更明，但语气稍显舒缓，无形中削弱了文章的气势。

三贾中，为文“过秦”名声最大的是贾谊。贾谊和贾山处在同一时期，贾谊向汉文帝进言废除民间私自铸钱，以避免货币市场的混乱。贾山也附议，说钱是富贵之器，不宜君王和百姓共同操持，也是主张禁止钱币私铸的。不过，贾谊比贾山有更大的影响，司马迁没为贾山立传，而为贾谊立传，并置于屈原传之后。

贾谊这个十八岁时就以善诵诗书闻名洛阳的青年，以能通诸子百家之书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一年后又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他力主更秦法，“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谊列传》)，汉文帝也给了他更多的信任，在拟任命他为公卿之际，却遭到老臣周勃、灌婴等人的批评，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贾谊列传》)。结果意欲施行政治革新的贾谊，反而成了政治革新的牺牲品，先被文帝疏远，继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的政治革新与他对时政的深切忧虑有关，他曾痛楚地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治安策》

所以，他上《治安策》求国家之安，不是要做一个空头的政治家，而是积极地寻求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方法。他在上《治安策》以前写下了《过秦论》三篇，冷峻地论说秦始皇治天下之过，秦二世和秦王子婴守天下之过。三篇论说的对象不一，思想也各有偏重，以上篇最为脍炙人口。

《过秦论》上篇以铺陈秦国创天下基业开篇，直截了当地从秦孝公切入，述说秦国的发展史，气势磅礴: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贾谊在这里先概言窥周室的秦孝公君臣，然后说秦孝公之心、商鞅之举，以及二者协力之下的秦国成就。在铺陈中，他用“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数语，全然不避语义的重复，却又不让人觉得语言的累赘，反而是气势溢于言外。

钱钟书说:“贾生作论似赋。”(《管锥篇》)所谓作论似赋，其实在于贾谊叙事说理的类比特征。像他说的六国会盟而谋弱秦，一时之间，六国之君子、六国之谋臣、六国之战将、六国之军队，一一道来，语言精练而急促。这种情况在其后也出现过，即他把揭竿而起的陈涉和六国作了全面的对比，如地位、兵器、军队、谋略、成败等等。不过，贾谊之论似赋只是表现方式上的相似而已，赋重体物，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物的类聚被作为铺排的材料和色彩，也不是贾谊的《过秦论》能够比拟的。当然，贾谊《过秦论》一类的说理文毕竟不是赋，他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在铺陈中，叙事说理有滔滔雄辩之势，最后以秦得天下之不易和失天下之易推出全文的结论: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耰棘矜，非于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守天下与攻天下不一样，攻天下用征伐，守天下则当用仁义，名在说秦，实在说汉，是希望汉文帝以仁义治天下。同时，其谋篇布局也算是别具匠心，高步瀛说:“此篇前半极力形容秦国累代之强，非诸侯所能敌;及始皇益强，遂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其势力益雄，防卫益固，真可谓若万世不亡者，而陈涉以一无势力之人一出，而遂亡秦。此段更就前文所述，两两比较几同卵石之异，而卵竟碎石，是真奇怪不可测度。其千回百折，止为激出末句，故正意一经揭出，格外警悚出奇，可谓极谋篇之能事矣。”(《文章源流》)

其实，《过秦论》在贾谊的说理文中也别具一格，他数秦之过的痛快淋漓、气势张扬均为其《上疏请封建弟子》、《论积贮》、《陈政事疏》所不及。本来，贾谊是“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人，但毕竟言说的对象有异，说秦可以百无禁忌，以古为鉴不妨碍对古的尽情批判。但他在《陈政事疏》中指陈时政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哀婉情怀，从而使他成为汉代说理文发展初期转换文风的关键人物。清代刘熙载说:“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艺概·文概》)贾谊正是在这二者之间，他的《过秦论》可与秦李斯的《谏逐客书》并享“雄奇”之论，而他的《陈政事疏》则是“醇厚”之文。这一点，稍后再说。

西汉初年，为文而有纵横之气的不限于“过秦”之文，与贾山、贾谊同时而稍晚的有邹阳、枚乘。

《汉书·邹阳传》记载，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时，招揽天下游士，邹阳和枚乘都仕于吴，并以“文辩著名”，两人同样上书谏阻吴王刘濞的反叛阴谋。不过，邹阳的《上书吴王》不及他《狱中上梁王书》精美。后者是他离开吴王刘濞、投奔梁孝王门下，因“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遭羊胜、公孙诡谗毁，下狱而有性命之忧时写的自辩之词。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大量引用历史故事言说君臣际遇，强调君臣之间应该“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移于浮辞者，“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比干剖心，子胥鸱夷”，既是为臣的悲剧，也是为君的悲剧。不为浮辞所移，则贤者尽贤，忠者尽忠，百里奚、宁戚都是例子。所以他说“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是希望梁怀王不为浮辞虚语所动。清代吴楚材等评述这篇文章:“词多偶俪，意多重复，盖情至窘迫，呜咽涕洟，故反复引喻，不能自已耳。”(《古文观止》)

鲁迅曾说邹阳等人“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说也”(《汉文学史纲要》)。邹阳的文章有突出的表现，如:

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吴、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狱中上梁王书》

他巧妙地把自我的辩说变为奉献治国的奇策良谋，认为要想有五霸三王之业，就不能为世俗的浮辞牵累，而应“公听并观”。这不仅语气类似于战国纵横家的口吻，而且铺排充满情感也很见气势。邹阳自辩的殷切让人感到的是他效忠不能的悲愤，反复陈说而不觉语言的累赘，正是情感的力量导致的。

和邹阳同时的枚乘，以新体赋《七发》名传于后世。他在汉文帝时，曾为吴王刘濞的郎中。吴王欲谋反时，枚乘上《谏吴王书》，力阻吴王刘濞的反叛之心。枚乘自述上书是“披腹心而效愚忠”，以保全吴王刘濞，他不像贾谊以叙事说理，也不像邹阳更多地是用史证今以寻求说理的通透，而是真用比喻。如他说: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队(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

枚乘这样的叙说风格贯穿全文，仍然不脱纵横家言的窠臼。由于他面对的不是历史，其理性的色彩和浓烈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认为吴王怎么能够怀有反心，“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呢?又说:

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

在类比的排喻中，往往语言整齐且喻尽理出。

西汉初年说理散文的纵横家遗风，从陆贾到枚乘，无论是叙事为论、引史为论还是引喻为论，多只有内容上的变化，其铺排的表现方式和骋辞体现出来的气势大体是不变的。

二、说理深怀的忧思与滋味的醇厚

对贾谊说理散文的评述，清代刘熙载还说过另一句话:“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艺概·文概》)上面提到贾谊的《陈政事疏》是“醇厚”之文，正是基于“礼”。

《陈政事疏》堪为西汉宏文，贾谊自述的“痛哭”、“流涕”、“太息”三种状态，都本于对现实的忧虑。这就是他说的天下人认为天下已安且治，而他看来是不识事体，不过是抱火放置在积薪之下而人寝于上，火未燃而说安，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这样说，据《汉书·贾谊传》称:“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社会的内忧外患促使他对时政有深刻之思。

他在这篇文章中也说到秦的灭亡，并把秦始皇和汤、武相提并论。他是这样说的:

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

汤、武之兴和秦之亡关键在于是用仁义礼乐治天下，还是用法令刑罚治天下。

贾谊在这篇文章中重“礼”，是因为礼有尊卑，有廉耻;是礼可以兴俗而法会败俗，商鞅变法坏了秦俗就是例证;是礼治民，可以禁于将然之前，不像法禁于已然之后。这与他在《过秦论》中说秦之兴败之后，道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思想本质相同，文章的风格则全然不一。在这篇文章里，他以悲痛之心娓娓道来，虽不像《过秦论》那样激越，却在铺排中多直切之语，如说: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

这实在是因为贾谊的忧患太深，他似乎是一个竭诚尽忠的老臣，以忧思来施教诲，比起《过秦论》直斥秦不仁而亡，语气舒缓多了。不过，这长篇文字的起伏曲折则是《过秦论》所不及的，方展卿说:“贾生文最善转笔换气，忽而驰骤，忽而旋转，极其恣肆跌宕。于此处求之，可长笔力。”(高步瀛《西汉文举要》引)贾谊的《论积贮疏》的行文风格和《陈政事疏》相仿佛。

步贾谊的后尘，为文从纵横遗风转向儒雅汉味的还有晁错。晁错也是反吴王刘濞的干将，他曾经做过太子舍人、太子家令，人称“智囊”。史称他曾学申商刑名之学，但他却是以“文学”即儒学为太常掌故。虽然人们说他为人峭直刻深，以法术辅君王，但读他的《贤良文学对策》，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儒者之情。如他对诏策的“通于人事终始”说道:

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如此重人情以安百姓和国家，终是儒家以人为本的弘扬。晁错说理文的风格在这里就可见一斑。他用铺排说理，不作迂回而是直达意旨，又不失儒者的醇厚。

不过，这只是晁错说理文风的一个方面，他是知死而不避的人，司马迁把他和袁盎并论，称之为“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在“长画”之下，有了《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论削藩书》等，最见思想锋芒的是《论削藩书》，本来就不长的文章中说:(www.xing528.com)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他本于国家的利益，刀光闪闪般的言辞最终导致的是自我被斩于市朝。

晁错并非所有的说理文都像这样显露出刀光剑影，他说理也像贾谊《陈政事疏》那样直切而和缓，语言的质朴更让人感到那醇厚的韵味。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汉文帝时写下的《论贵粟疏》。这篇文章表现了晁错对重商轻农的社会现实的忧虑，他把唐尧、夏禹有九年之水患、商汤有七年之旱灾而百姓无疾病、死亡作为参照，说道: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他对民情人性的关切，形于言是那样的诚恳，这是因为他认定“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离开了粮食，国家就无宁日。

在晁错的说理文中，以古说今也是基本的套路。《论贵粟疏》论古虽然不多，但唐尧、夏禹、商汤终究是发论的逻辑起点。没有他们，晁错对现实的论说就少了依据。这种情况在他的《守边劝农疏》里也存在。当时，匈奴强大，频频犯边，小侵则小利，大侵则大利，扰得汉室不宁。晁错有感于此，认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是当今的紧急事务，提出修改以前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年更换一次的戍边之策，而在边境地区筑城而居，居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罪人或犯罪以后被赦免的人，二是用来赎罪或换官爵的奴婢，三是自愿前往的百姓。晁错主张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那么这些人为了保全自己的亲戚和财物，就会奋不顾身地与匈奴人作战，不像朝廷派遣的戍边之卒，既不知道匈奴人的能力，又不熟悉地形而心存畏惧。这样，国家“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在这里，晁错也以述说历史立论，说秦与匈奴相争，用一些犯了罪的官吏和百姓去防守边境，称为“谪戍”。这些人“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自然怀怨而有背叛之心。如果守边者蒙箭石、赴汤火，视死如生，“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则会出现绝然不同的情况，从而否定汉文帝以权势派士卒戍边的做法。

晁错和贾谊的说理散文都偏于政论，二人之文都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称誉，但晁错之文不及贾谊的忧思，深沉峻切则过之，且多用家常语展现文章的逻辑力量。

在贾谊、晁错之后，常为人提到的说理散文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相如的《谕巴蜀父老檄》等，但完成说理散文醇厚风格的是董仲舒。董仲舒先仕于景帝，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的集权思想推动学术的一统化，促进了儒学在汉武帝时代的发展。董仲舒所著主要是“明经术之意”(班固《汉书·艺文志》)，今传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诣丞相公孙弘书》、《论御匈奴》等，其中以《举贤良对策》为代表作。

《举贤良对策》集中地表现了董仲舒建立在阴阳五行哲学上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举贤良对策》其三)天生万物，圣人法天立道，改正朔，易服色是应天的表现;天人感应，“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举贤良对策》其一)。董仲舒这样说，是要以天道为人之道，因为他同时说王者想有所作为，就应求助于天，天道的根本则在阴阳，阴主刑而阳主德，阴阳的运行使他认识到天任德而不任刑，并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性原则走向了天子应该以儒学的礼乐教化治理天下的社会方略:“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以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打了一个比方:“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尽管他说的教化是儒学的教化，但他的思想显然是渗入了阴阳五行说的新儒学。从这些出发，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其三的最后提出了著名的儒学大一统主张，希望“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随之演化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伴随着这一思想，董仲舒主张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儒学大重。同时，董仲舒这一思想成为西汉文化专制的开端，促进了两汉经学的发展。而从散文风格上说，董仲舒的对策之文脱离了西汉初年政论文的骋辞锋芒，少了纵横气息，他多引《诗经》和孔子之论作为自我理论的根据，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如《举贤良对策》其一所论: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并不纯粹，他尊儒崇孔，反法治而推行仁、义、礼、智、信，同时以天佑神护的理念强化所谓的仁术。

显然，董仲舒长于推论，善于引经据典作为自我的理论依据。清刘熙载说:“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艺概·文概》)正因为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他说理散文的风格。刘熙载同时还说道:“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艺概·文概》)这“秦气”说的是秦的霸气，他无秦气有的则是王者之气。正像韩兆琦说的，董仲舒的散文改变了“汉初文章的那种豪迈雄放、气势磅礴，而转为一种温文尔雅，侃侃论道。他引经据典，深奥宏博，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给人以醇厚典雅之感”(《汉代散文史稿》)。西汉说理散文的新风貌至此得以完成。

其后，桓宽整理汉昭帝六年的“盐铁之议”即盐铁官营或私营的论辩，“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刘田王杨陈传赞》)，成《盐铁论》。桓宽整理盐铁之议“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即主张施行儒家的道德政治，以农耕为本，以儒学的仁义之道治理社会。全书以论辩为表现形式，重论辩的道理，各以理服人，不强词自辩，说理的朴实也透出了文风的醇厚。

两汉说理散文表现出来的忧思，蕴含了作家面对现实的内心痛苦。他们怀了改造社会的用心，努力在上书陈辞中奉献自己所思所想，其思想的深厚造就了散文滋味的深厚，足以让人细细地品尝和回想。

三、说理的故事化取向与辞直气盛的回归

董仲舒所处的汉武帝时代，说理散文还有刘安的《淮南鸿烈》。《淮南鸿烈》是刘安为淮南王时，令门下宾客所著，旨在“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鸿烈·要略》)。东汉高诱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鸿烈叙》)实际上，《淮南鸿烈》思想驳杂，它取老、庄、荀、韩诸家的思想，尤其是以老庄思想为根基，把“气”视为道的本质，主张人的虚静，以求保性全真;通过节欲，返回人的本性;主张君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认为“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淮南鸿烈·齐俗训》)。然后再用儒家的仁义之术，顺应百姓性情而治之。同时兼用法家现实的政治观，诸如“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鸿烈·汜论训》)之类。

在散文的表现方法上，《淮南鸿烈》常用铺陈历史故事说理，这本不及它在说理中运用想象使其文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新奇，但它的散文把历史故事浓缩使之成为典故而加以运用的时候，往往又把这些故事展开，使说理散文同时具备了叙事的特性。如《人间训》为了说明“损之而益”的道理，讲述了楚孙叔敖弥留之际，告诫儿子接受楚庄王的封赏时，不要接受肥沃富饶的土地，只要布满沙石的寝丘，结果使他的子孙后代享有封禄的故事。为了说明“益之而捐”的道理，则讲了晋厉公战胜攻取，地广名尊，却因为骄淫暴虐，终致身死国亡。并因生动的故事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而增强了说理的趣味性。又如为了说明“祸福相依”的道理，他讲了脍炙人口的“塞翁失马”的故事，使所说之理更为生动，更易于为人接受。

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其后汉成帝时的刘向把故事化的说理推向高潮。他“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汉书·刘向传》)。它们都以刘向加工、润饰的故事说明道理，甚至把一些历史事件改写成故事。如《说苑·君道》的第一则故事: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这里的“清静无为”不是纯粹老庄式的清静无为，而是生活上的节俭朴素以及刘向所主张的君主应该博爱、任贤、独立自主等儒家精神。他在《说苑·政理》中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爱民的含义是“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这说得比较抽象，《贵德》则说得具体一点:“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犹恐其不至于大也。”这都是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阐发，有了百姓，君主立国才有了根基。而任贤，是为了寻求强有力的辅佐之臣以利朝政。刘向打了一个比方，说国家没有贤人，就像鸿鹄没有羽翼，有高飞远行的抱负而没有实现抱负的能力，并特别指出:“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这样的“旁喻远引”确实是熊礼汇说的“使得文气舒缓，文风温纯浑润，厚重驯雅”(《先唐散文艺术论》)，但刘向的本义是说理，相较于理，未免叙事太过。

东汉，桓谭作《新论》，意在“术辩古今，亦欲兴治也”(《新论·本造》)。他的散文风格不求严整而趋于洒脱，说理时常穿插简短的小故事，在严肃中透露出几分活泼。如《陈政事疏》先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然后讲了楚庄王和孙叔敖的故事，说明君臣应该相合，使论述不至板滞。同时，他论理的语言也趋于平实，如论法禁，把握国事人心，从法禁之设便国利事、任官置吏惩恶劝善到无法禁则仇怨相报，代代无穷，语言通俗而说理剔透。

博通众流百家而不守章句的王充著《论衡》，愤世嫉俗，订真伪，辨虚妄，欲为持平之论，也曾以历史故事来说明道理。如他在《逢遇》篇中为了说明“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的道理，讲了伍员、帛喜(伯嚭)、伊尹、箕子、孔子、孟子等人的故事，以历史观照现实，使他的散文具有隽永的韵味。同时，王充还对一些历史故事或传说进行了批评，如《书虚》说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杀秦王不得，被杀。后高渐离以筑击秦王额头，秦王病伤三月死。王充随之说，高渐离以筑击秦王，实也;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就是虚的。然后辩说其虚，认为是“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所致。在这里，王充的辨伪所重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人物形象，但随着故事或者传说情节的展开，层层推理，判断真与伪，既明了道理，又增强了行文的趣味，从而加重了他散文的文学色彩。

说理散文的故事化取向，削弱了说理文的理性色彩，但故事又增强了说理的趣味，和它相辅而行的是比喻的大量运用，西汉成帝时的扬雄仿《论语》而作的《法言》，就善于用比喻来说明道理，如:

观书者，譬诸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峢崺也，况介丘乎?浮江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

——《法言·吾子》

他鼓励人们多读多识，研五经而达道，以登山、渡河、饮食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打比方，通俗而透彻。类似的情形在《法言》中很普遍，又如《问道》:

圣人之言，似于水火。……水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壮。允治天下，不待礼文与五教，则吾以黄帝、尧、舜为疣赘。

在比喻中，原本抽象的圣人之言的作用具体化了。

同时，两汉说理文在董仲舒之后，与醇厚文风并行的还有辞直气盛的逐渐回归。西汉成帝、哀帝时的刘歆，曾因今文经学博士反对他提议的把古文经学立于学官而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这篇文章梳理了儒学的发展历程，从周室既微、礼乐不兴，孔子忧道不行而修《诗》《书》、作《春秋》开始，经历了数次坎坷。战国时孔子之道抑，孙、吴之术兴;秦时焚书坑儒，道术遂灭;汉兴之初，唯有孙叔通略定礼义;孝惠之世，除禁书之令，群书遂出，《诗》重萌芽;孝武之世，经书残缺，士人不能读全经;直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逸礼》、《书》，汉成帝哀悯学残文缺，儒学有所兴但情形并不乐观，令士人君子深为嗟叹。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歆对当时奉行今文经学的博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这番话说得相当尖锐，不仅是学术批评，而且涉及今文经学博士的人格。今文经学博士的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等等，哪有学术可言，况且他们抱残守缺，怀私意而无公心。以致刘歆的这篇散文问世以后，激起群儒愤怒，大司空、儒者师丹上奏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的儒学，使刘歆生惧，只好请求外放。

这种文风在王充笔下演为高潮，成为他散文风格的主导。王充主张文学创作要以“实诚”为根本，“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所谓“文见而实露”，是要求一语中的，不要矫情，“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论衡·自纪》)。他甚至在《艺增》中反对文学上夸张，忽略了艺术之为艺术的特性。

王充继承前人的“气”为天地万物之源的思想，认为人也是气的产物，从而高调反鬼神论。他说: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论衡·论死》

如果真有鬼，那么自从天地开辟、人类产生以来，死去的人数以亿万计，会导致人间无处无鬼。所谓的“鬼”不过是人的思念存想所致。同时，他否定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视天道为自然、无为之道，如果天能够谴告人，那就是人有为而违背了自然。王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积极求真，瞩目历史、现实和自然界，对他认为是虚幻的观念与现象进行批判。他不墨守成规，也不妄信世俗尊奉的圣人，所以他批判的面相当广泛，不仅说天赐福或降祸是虚幻的事，而且说竹帛所载的圣贤之论也不能轻信为真。刘熙载曾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文概》)这是确实的。

王充散文不注重文采，他常把自己的思想直接道出，在语言上不作雕琢修饰，使其通俗晓畅，易于理解。这也就是他在《自纪》中说的“形露易观”，因“文可晓”而便于“事可思”。不过，他为了说理深入透彻，往往在一个问题上反复诘难、引证，以致文辞繁琐，这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批评，说他“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自纪》)。但王充很不以为然，他强调所作之文有用于社会，并以“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自纪》)自诩。这说明他散文的文辞繁琐是有意为之的，也就成为他散文的特色之一。

王充之后有王符。王符耿介不合时俗，含愤运思，隐居作《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后汉书·王符列传》)。王符主张治国必须富民，民富才能够教诲。富民则应以农桑为本，以游牧为末。然而，当时“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潜夫论·务本》)。况且，世风好奢享乐，必然造成百姓饥寒，百姓饥寒则会为非，为非则奸宄繁多，以致官吏严酷，百姓愁怨，上下相逆，国家就很危险了。在这一点上，王符的思想和忧虑与西汉初年的晁错很相似，但他身为一介寒士，远没有晁错那么大的政治影响。

不过，王符的议论更深入了一步，在阐述治国以民为本的同时，提出珍惜民力、时光，以农桑富民，以求国家的安宁。因此，王符反反复复地论述君主应该英明，君明则国治，君暗则国乱。而君主英明重要的一条是选贤任能。他以治病喻治国，说治理社会得不到真正的贤人，就像治病得不到真药一样。治病得不到真药，则为假药所误;求贤不得真贤，则为假贤所误，会落得身死国灭。“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下也”(《潜夫论·潜叹》)，暗寓了他仕途失意的感伤。

王符博古通今，长于分析论辩，行文中引经据典，说古论今，都显得雍容有余而透彻精辟。他又不在文字上故弄玄虚，在真诚直切中透出一股刚直之气。《论荣》可为代表。《论荣》表面上论人的荣誉，开篇则说所谓的贤人君子与小人之别，鲜明地提出不能以高位厚禄、富贵荣华和贫贱冻馁、困辱厄穷为评判人的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夏桀、商纣、崇侯虎、恶来应该是君子，实际上他们是心性恶劣的小人;伯夷、叔齐、傅说、井伯应该是小人，实际上他们是志节纯美的君子。所以他说:

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足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县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

在他的阐述中，不以理论推导取胜，而是从历史人物的性行或命运中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并大量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两种人不同的地位，贤与不贤为鲜明的对比，客观揭露、批判了社会的不公。

他还常常指陈社会政治的利弊，如《明暗》篇道: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夫朝臣所以统理，而比周则法乱;贤人所以奉己，而隐遁伏野则君孤。法乱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尝有也。是故明君莅众，务下言以昭外，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距言，未必言者之尽可用也，乃惧距无用而让有用也;其无慢贱，未必其人尽贤也，乃惧慢不肖而绝贤望也。是故圣王表小以厉大，赏鄙以招贤，然后良士集于朝，下情达于君也。故上无遗失之策，官无乱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

这些粗看起来的大道理，其实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希望君主贤明利国利民，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兼听而不偏信，使贤人得其用，而奸邪不得济其奸。

与王符文风相近的是崔寔，他“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世称之”(《后汉书·崔寔传》)。仲长统曾说，做君主的都应该把《政论》抄一份放在自己身边，意为作治国的必读之书，说明《政论》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很大。《政论》一书已佚，其内容零星见于《后汉书·崔寔列传》、《群书政要》等。崔寔通观历史，对时政有很严厉的批评，认为汉兴以来三百五十多年，“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他主张拯救社会，认为不一定要走尧、舜之道，“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后汉书·崔寔传》)。君主应该因时因地制宜，具体地是要杂用霸王之道以治理国家百姓，先以重赏深罚以安定国家，再发政施仁，并主张恢复井田制，以贤良为辅佐，使社会出现歌舞升平的局面。他说:

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

他述古以说今，论理严密，语言平易畅达，行文兼用铺陈和比喻，自为一种风格。又如他论天下第二祸患:

且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殖，而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相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斯天下之患二也。

——《群书政要》

其后，皇甫规、李固、朱穆、陈蕃等人之文也有辞直气盛的特点。

从上述来看，两汉说理文的故事化倾向是很特殊的现象，它成为作家说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追求说理的通透明了。而辞直气盛的散文风习的回归，正说明散文曲折的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受制于作家的性情及其对社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