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讲座：《史记》、《汉书》人物传记对比

第六讲　《史记》、《汉书》人物传记艺术的比较

张新科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到汉代，艺术上进一步成熟，尤其是《史记》和《汉书》的出现，给中国古典散文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在叙事写人方面各有千秋，成为史传文学史上辉煌的里程碑。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价值

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分五种体例: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史记》的价值，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先秦散文之集大成者，它把历史散文发展成以人为核心的纪传体形式，这是一个新的飞跃。

《史记》人物传记不是一般的历史记载，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不朽的历史价值。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写出了三千年历史的变化。他不以个人的爱憎感情而歪曲事实，而是秉笔直书，冲破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樊篱，大胆揭露社会问题。司马迁以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分析，进行人物选择、材料选择。通过各个不同阶层人物的活动，勾勒社会的发展，反映历史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人物的记载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中又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梁启超曾指出:“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中国历史研究法》)梁氏对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有深刻的认识，其论述亦颇为精辟。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殷商时期天支配人的观念到春秋战国时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是社会发展主体的思想逐步形成。到司马迁时代，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司马迁向董仲舒学过《公羊春秋》，但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在《史记》中，他以人为中心来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形象说明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在具体的记述之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我们看《高祖本纪》中刘邦对自己取天下原因的分析:“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以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总结，无疑说明了一个道理，个人的成功、历史的发展不是天意支配，而是靠人的力量来推动。《项羽本纪》中项羽临死前多次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批评道: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显然，司马迁认为项羽的失败并不在于天命，而在于他本人。再如《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

说明刘邦是靠众人的力量得天下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更大胆地对天道提出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以激愤之情，冲破传统偏见，以无畏的精神向天道质疑，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当然，司马迁的天人观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秦楚之际月表序》论刘邦建立汉朝时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说明刘邦得天下是天意。在《天官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天人感应的事情。可见，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但从总体上说，他还是以人事为中心的。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这是先秦《易》学“通变”思想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和发展。他认为历史总是变化的，而且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物盛而衰，天地之常数也。”“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高祖本纪赞》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说明汉朝接续秦建立后采取了相应的变革措施，使社会得以进步发展。由于司马迁从“变”的角度来观察古今变化，因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十分精辟。如从秦末农民起义到刘邦建国，短短几年，社会急剧变化，但司马迁却看得清楚:“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了高度概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虽然以王朝的兴衰更替作为标志，并且在“十表”中对各个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总结，但这些“变”主要还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体现的，人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主体，不同的人对社会变化产生不同的作用，正如《楚元王世家》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祥祯，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而且每个人在历史的活动中命运也在发生变化，陈涉由一个庸耕者做了王，最终却遭杀害;刘邦由泗水亭长做了皇帝;李斯由客卿做了丞相，而最终被赵高所害。项羽起兵推翻强秦，做了西楚霸王，最终乌江自刎。韩信受胯下之辱而成为大将军，却又落个被斩的悲剧结局。人物命运的变化，成为《史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司马迁不把历史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其中有兴亡成败的道理，并从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当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方面也有局限，有些地方还摆脱不了循环论的影响。

“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单纯地用哪一家思想来给司马迁“贴标签”，司马迁的思想是综合了各家思想之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一家思想。他以自己的思想给历史人物立传，那些虽有高官厚禄，但对社会毫无贡献的人也不能入传。相反，一些社会地位低下但有一技之长，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或在当时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却载入史册。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并列。在《陈涉世家》中，完整记述了陈涉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样的见识是非凡的。司马迁还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史学家，《平准书》详细记载了汉兴以来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并且看到了经济繁荣背后所潜伏着的矛盾，提出了“物盛而衰”的道理，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见识。《货殖列传》中，他以过人的胆识为人物立传，构建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商贾人物体系。这些人物，有名有姓的达三十二人之多。尤为可贵的是，司马迁肯定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都有求利的本性。《史记》一书，还创立了民族史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写出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及生活习俗。在司马迁之前，人们的民族观中一直是歧视少数民族，如《诗经》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左传》宣扬“尊王攘夷”，《公羊传》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司马迁民族史传强调大一统，把四周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还有，当别人对秦王朝采取“举而笑之”的态度时，司马迁却能对秦的得与失进行冷静的分析评价，敢于对秦代历史作出公允的评价，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史记·六国年表序》)，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如此等等。由于司马迁思想的独特，在当时就遭到非难。班彪、班固父子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汉献帝时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三国时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这些评论从反面告诉我们:《史记》具有明显的思想性和超常性，这是司马迁在痛苦的人生体验中对历史的总结，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他对当代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

《史记》通过对三千年历史的记载，尤其是通过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描绘，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主要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坚韧不拔，战胜挫折;勇于革新，敢于革命;忧国、爱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等，这些精神具有不朽的魅力。同时，《史记》在刻画历史人物时也揭示出人性的伟大与渺小，真善美与假恶丑，对于认识我们民族的内在品质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特征

《史记》是历史著作，同时又是文学散文。司马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施展文学才华，化腐朽为神奇，可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从史传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史记》人物传记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典型性

《史记》是以人为核心的纪传体，上有帝王将相，下有平民百姓，乃至于游侠、刺客、商人等等，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图。《史记》的成功在于写出个性化的人物，日本学者斋藤正谦在《拙堂文话》中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相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叱咤来薄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文章》引)人物个性的描绘，首先在于典型化的处理。一个人的一生有许多事迹，司马迁不是记流水账，而是选择典型的事例表现人物的个性，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重要事件刻画出蔺相如智勇双全的爱国形象。韩信的形象之所以比曹参清晰，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在写韩信时，尤其写其武功时，都很具体地一一写出，其中几场关系韩信成就事业的关键战斗写得极有声色。而写曹参时多是概括性的叙述，很少选取具体场面。

为了刻画典型人物，《史记》注重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一生的主要事迹，除正面写他辅佐汉王的功绩外，还多次从侧面写其才智谋略。传记开始写萧何追韩信和刘邦设坛拜将，已说明韩信的不同凡响。还多次写刘邦在韩信每次胜利后“辄使人收其精兵”之事，一方面表现了汉王的猜忌，另一方面也说明韩信的无心顾忌。即使被诬告反汉、降为淮阴侯，他仍与刘邦从容言诸将能否。最后写烹蒯通一事，也是从一个侧面写了韩信。整个传文空间位置的不断变更，使人物的活动交错进行，避免了一般化和平面化。又如《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不耻下交、自迎侯生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刻画信陵君的恭谦态度，人物的神态、形象非常生动。注重从侧面描写各种人的反映，阴阳向背，四面来写，其艺术效果正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所说:“将相宾客、市人、从骑，四面照耀，遂令一时神采，千古如生。”

《史记》的典型化，还在于它尽量用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现其个性。叙述语言在肖像描写、环境描写、背景介绍、连贯情节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用于表露人物的性格、思想就不如人物自身的语言得力。因为它是客观性的叙述，静的语言;人物自己的语言是自我表现，具有动态。如能化静为动，动静结合，让人物个性在动态中表现出来，就能增加真实感。如项羽、刘邦，他们二人在看到秦始皇时发出不同的感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个性完全不同，“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又如吕不韦是商人出身，当他看到安国君的儿子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就想利用他以“钓奇”，作政治赌注，说:“此奇货可居!”这绝对是商人的语言。总之，《史记》中人物语言是极有个性的，而且是为刻画人物的形象服务的。

司马迁还善于在相互比较中显出人物个性。《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东朝廷辩论”一场，是写人物个性的精彩片断之一。在这场涉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内部矛盾总暴露的斗争中，田蚡血口喷人，窦婴以理相辩，韩安国老于世故，郑当时首鼠两端，汉武帝左右为难，王太后仗势压人。司马迁以“东朝廷辩论”这一块石头激起了千层浪花，使每个人出场亮相，增加了对比度，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又如战国四公子，养士三千，名震一时，但他们或以士兴，或以士亡，性格相异，结局不一。孟尝君是个骄肆、任性的贵公子，司马迁认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自喜”是其养士本质。平原君养士是为装门面，摆阔气，因此像毛遂那样有才能的人处门下三年而不识。但他有时也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不一意孤行。信陵君为人谦恭，养士是尊重人才的一种表现，司马迁称赞说:“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春申君养士的目的在于抬高自己的身份，甚至把他们作为争取名利、夸耀富贵的工具，最后身败名裂，无人问津。《史记》能够把同类人的不同情趣清晰地展现出来，千载而下，犹如目前，其艺术才能不能不令人钦佩。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而且丰满。成功的传记，不仅要展现人的生命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这个过程的内动力。黑格尔说过:“艺术美的职责就在于它须把生命的现象，特别是把心灵的生气灌注现象，按照它的自由性、表现于外在事物。”(《美学》第一卷)人的心灵活动乃是一个人生命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史记》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性格，为人物安排一些言辞，让其内心自我暴露，有时则通过人物的神态举止表现其心理活动，《司马相如列传》写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时，“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仅用“悦”、“好”、“恐”三字，就把她的心理发展过程表露无遗。《史记》内心独白，往往三言两语，但却极为传神。《酷吏列传》写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曰:“嗟乎!令冬日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一句独白，就把一个杀人成瘾的酷吏形象展示出来。《万石张叔列传》有一处写石建的谨慎:“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为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其惶然。”由于“马”字的笔画少写了一点，就吓得要死，其人的个性就可想而知了。又如《魏公子列传》中一段:“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信陵君率军去救赵国，抱定必死的决心。路过夷门时，侯生只说了一句话与他告别:“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信陵君就产生了上面的心理。通过这样的内心独白，就表现出信陵君的精细之处。《史记》写人物的内心独白，有时可以构成全篇的一条线索，最突出的如《李斯列传》，李景星《史记评议》有精彩评论:“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大息曰’云云，是已坠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怨悔而叹也;‘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可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以上所谓‘五叹’也。”整个传记，洋洋洒洒，几及万言，但却以李斯的五次叹息为内在线索，勾画出李斯不同情况、不同处境时的内心世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写出人物的个性，《史记》还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提起李斯，人们就会想到“官仓鼠”;谈到韩信，人们忘不了他所受的“胯下之辱”;论及酷吏，“张汤治鼠”人们记忆犹新。如《张丞相列传》中刘邦“骑周昌项”一段:

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后，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而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刘邦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话，真乃“千古一帝”。又周昌口吃，当刘邦打算废太子之时，他极力劝谏，加之又在盛怒之时，作者用“期期”二字描绘出周昌口吃的特点。这段细节描写非常富有个性色彩，同时也极富讽刺意味。

(二)戏剧性

戏剧性是指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波浪起伏的情节以及重要的场面描写。有了矛盾冲突，传文则波涛汹涌，跌宕起伏。《项羽本纪》以项羽为中心集中重大事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场所的不断变更，故事情节也随之起伏发展。中心人物悲壮地死去了，传文仍余波荡漾，时间继续延长，空间继续扩展，给人留下无限韵味。如其中的钜鹿之战，是项羽一生的关键一仗，打败了秦军的主力，为起义军在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看作者对这场大战高潮的叙述: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着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作者不仅将项羽破釜沉舟的过程、结果写得明了清晰，而且极为生动形象，“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动”(吴见思《史记论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个性，矛盾时而在秦，时而在赵，但人物穿插其间，不显其乱;矛盾一会儿是外部，一会儿是内部，但万变不离其宗，人物是主要的。外部矛盾的解决，引起了内部矛盾(廉颇和蔺相如);内部矛盾和解了，外部矛盾又随之产生。由此，时间延续，空间拓宽，引出赵括、赵母等人，而这些人的出场又与廉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骂座”一段也极有个性:

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线，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

这场骂座，引发了灌夫与武安侯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后来两人斗争的焦点，作者通过这个场面，刻画出一个狂傲不羁的武夫形象。又如《平原君列传》写平原君准备与楚结盟，挑选文武双全者二十人一起去楚国，结果:

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纵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

这段对话，显示出两个人的性格特征及其矛盾冲突，一个是不得意的食客，一个是养士图虚名的贵族公子，而毛遂的语言，“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留侯世家》写张良劝阻刘邦立六国后代的场面也极有特点，郦食其建议刘邦分封六国后代，以此来牵制项羽。张良左一个“不可”，右一个“不可”，一连摆出九条理由，步步为营，使刘邦无言以对，体现出张良“王者师”的风度，而刘邦则文过饰非，将错误全推到郦食其身上。再如《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一节: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

由于刺秦王就在一刹那之间发生，极为紧张突然，因此，作者在叙述时也用极短促的语句描绘这个场面，带有力量、速度，也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三)完整性

完整性是指《史记》刻画的人物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性格，而是具有多种性格的完整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这样的人物更具有真实性。因为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多变，时光转逝，场所变更，地位升降，都是加速思想性格变化的催化剂，人的性格不会是铁板一块。《史记》以写人为中心，时间上可顺可倒，空间上可纵可横，给人物性格的流动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同时，由于《史记》在写人时运用互见法，本传中详写其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也补写该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汉高祖刘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太史公自序》、《高祖本纪》等篇章中都给予了肯定，对于他善于用人、博采众议等优点也给予应有的褒扬。同时，对于他身上的一些流氓恶习也给予无情讽刺。除在《高祖本纪》作了记述外，其他传中也时有揭露，《项羽本纪》写刘邦在彭城战败后仓皇逃走，三次把自己的儿女从车子上推下去;当项羽要烹太公时，他竟然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郦生陆贾列传》写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张丞相列传》中，这位赫赫天子居然“骑周昌项”。另外，《楚元王世家》、《萧相国世家》等篇章，对刘邦的恶习均有记述。综合这些传记，我们就会看到:司马迁对汉代的开国皇帝并不一味迷信，拜倒在其脚下，而是秉笔直书，美恶并举。再如项羽，司马迁真实写出其一生，既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又是眼光短浅的懦夫。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历举《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对项羽的性格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中这类人物很多，如《李将军列传》所刻画的李广，作为将军，打仗时有胜利有失败，甚至被匈奴俘虏;既有心胸开阔的一面，也有心胸狭小的一面，司马迁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将军形象。其他如廉颇的负气好胜与爽直服善，陈胜的勇于反抗与沾沾自喜等，都为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树起了不朽的典型。从审美角度看，《史记》写出一些复杂性格的人物，能使人对审美对象有较完整的印象，不显得单一死板。普希金说:“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那样，是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锐敏多智。”(《茶余饭后的漫谈》)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正是“莎士比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人的性格结构是一个统一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个定向性格统摄其他性格。项羽性格的音响是多方面的，但其主旋律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魄力。如果各种性格杂糅一起而显不出定向性格，就会给人以散乱的印象，而不是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

人物传记的完整，还体现在叙事的线索方面。作为历史著作，基本的要求就是线索清晰，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史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司马迁对每个事件、每个人物的出处经历都有明确交代，即使再复杂的矛盾也能写得一清二楚。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窦婴、田蚡、灌夫三人的矛盾纠织在一起，难解难分，但司马迁笔力不凡，“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李景星《史记评议》)。《高祖本纪》写刘邦一生，既有本纪的纲领性，又有列传的生动细致性，大小事件纷繁变化，但司马迁写得有条不紊，“整中见乱，乱中见整，绝无痕迹”(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斯列传》通过李斯的一生，展现出秦王朝由盛到衰到亡的全过程，虽是列传却有本纪的特点，因此，明代茅坤《史记钞》说:“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李景星说:“《李斯传》以‘竟并天下’、‘遂以亡天下’句为前后关锁。‘竟并天下’是写其前之所以盛，‘遂以亡天下’是写后之所以衰，盛衰在秦，所以盛衰之故，则皆由于斯。……似秦外纪，又似斯、高合传，而其实全为传李斯作用。”(李景星《史记评议》)《史记》把复杂多变的历史写得眉目清晰。

另外，《史记》具有整体观念。它是一部通史，改变了过去一时、一地的历史体裁，在体例上也体现出整体系统性，反映社会的整体面貌。五种体例互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系统。堪称体大思精，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看法，也反映了作者描绘历史的高超技艺。这就提示我们，要真正认识《史记》的人物，必须了解《史记》全书，把人物放到整个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认识，这样才能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的历史。

(四)抒情性

《史记》虽是历史著作，但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它是司马迁用全部心血灌注而成的艺苑奇葩，融入了他深刻的人生体验。尤其是遭受李陵之祸之后，世态的炎凉、酷吏的残暴、社会的不公，使他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对人生、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因此，《史记》就不同于一般的资料汇编，而是以生命的体验来实现自己“立言”的崇高目标，有了独特的韵味，因而鲁迅先生称其为“无韵之《离骚》”不为过分。《史记》的爱和憎既得之于史家秉笔直书之传统，也得之于屈原之骚情，正如刘熙载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因此，《史记》既是第二部《春秋》，也是第二部《离骚》。司马迁将自己的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我们看《李将军列传》中的一段:(www.xing528.com)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叙事看来很平常、淡然，但对于李将军的廉洁和爱护士卒的品格，作者是持褒扬态度的。《屈原列传》用散文诗的语言揭示屈原《离骚》创作的原因，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司马迁的感情深深地渗透在历史人物的刻画上，几乎每篇都是基于一种人生的体验去写的，整部《史记》，处处时时都有司马迁影子的存在。我们看《管晏列传》中的一段: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从管仲发自肺腑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本人的影子，尤其是“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一语，更是司马迁一生的真实写照。在自己“幽囚受辱”时，他多么希望遇到像鲍叔牙这样的知己，但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使他不得不借古代的圣贤之人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了。《鲁仲连传》中“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一大段话语也是如此。在《史记》中，这种人生体验渗透在作品中的例子很多，尤其是在写历史上的奇人、悲剧人物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如孔子、魏公子、廉颇、蔺相如、屈原、李广等，无不打上司马迁主观感情的烙印，因为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奇人和悲剧人物，历史人物在他心灵上引起强烈的共鸣，清人袁文典《永昌府文征》卷十二《读史记》对此有一段精彩论述:

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而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

由于司马迁对人生有太多的体验，所以，整部《史记》都渗透着他的感情。当用渗透法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时，司马迁就公开站出来，直抒胸臆，如火山爆发，震撼人心。《管晏列传》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流露出他对贤能知人之士的向往之情。《汲郑列传赞》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揭露世态炎凉入木三分。有时候，司马迁用重复语句来加强情感的表达，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赞》“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匈奴列传赞》:“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太史公自序》:“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等等。这种语气的重复，在纯粹的历史学家看来无疑是累赘多余的，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有重要的表情达意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读前人作品时，也常常将自己的体验融入作品之中，时而悲，时而愤，时而赞，时而叹，一任性情之所至。《屈原列传》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孟子荀卿列传》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等等。由此可见，司马迁丰富的人生体验贯穿在《史记》的每一篇之中。

(五)多样性

《史记》人物传记具有多样化的风格，司马迁能根据不同人物运用不同的笔法。宋代的马存曾结合司马迁的经历对其不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高度概括:

子长……南浮长准，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疑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于兵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慄;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之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泅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正人君子之容貌。

——《史记评林》卷首引

这样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清代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以“奇”“高”“大”“远”“疏”“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的风格。他们的评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不难看出，《史记》文章绝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艺术手法。《史记》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主脑，正如明代陈仁锡所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陈评史记》卷一百九)可谓点到要害之处。我们试举几例:

《曹相国世家》:“‘清静’、‘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茅坤《史记钞》卷二八)

《陈丞相世家》:“太史公通篇以‘奇计’两字作案。”(茅坤《史记钞》卷三十)

《万石张叔列传》:“传中凡用‘恭敬’、‘醇谨’、‘孝谨’字皆一篇领袖。”(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卷二)

《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一篇大纲。”(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卷五)

《孙子吴起列传》:“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史记评林》卷六五)

《商君列传》:“通篇以‘法’字作骨……血脉何等贯串!”(《史记评林》卷六八)

《樗里子甘茂列传》:“滑稽多智是一篇骨子。”(《史记评林》卷七一)

《外戚世家》:“总叙中突出一‘命’字，作全篇主意，逐节叙事，不必明言命字，而起伏颠倒，隐然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葛鼎、金蟠《史记》卷四九)

《李将军列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陈仁锡《陈评史记》卷一百九)

《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天幸’二字为主。”(陈仁锡《陈评史记》卷一百九)

由于每篇作品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写，因此，《史记》散文既能纵笔挥洒，又能收笔从容，而每一篇主题都是作者思想的体现。

《史记》风格的多样化还体现在语言方面。人物自身的语言富有个性，作者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每篇的评论语言丰富多彩，并且广泛吸收民间语言，改译先秦的古奥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

三、《汉书》传记散文的新特征

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兼文学巨著，也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历史。司马迁《史记》传世之后，先后有刘向、扬雄等十多位学者加以续写。到了东汉初年，班彪认为前人续写《史记》之作多鄙俗，所以采集前朝遗事，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史通·古今正史》)。班固继承父志，编纂前汉一代历史，武帝以前的史料主要依据司马迁的《史记》，武帝以后主要是自己整理，总的来看，对《史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特别是武帝以后事，叙事周详、细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至于后人将它与《史记》并称。

从体例上看，班固根据西汉政治的实际状况，删去《史记》的世家一体，而设立纪、表、志、传四体，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汉书》虽以《史记》为榜样，但又不完全照搬，也是在继承中创新。尤其是“十志”，虽仿《史记》“八书”，但内容更为充实，像《艺文志》，是先秦文化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很重要的文化史资料。由于汉初至武帝时期的人物《汉书》因袭《史记》，因此，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汉书》也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如将《史记》类传的部分人物单独立传(如董仲舒、张汤等)，或将一些单传改为合传(如萧何、曹参合传)，或将附传改为正传(如蒯通等)。从作品来看，班固更注重历史文献材料，收载经世之文。《汉书》在继承《史记》基础上设立的体例基本为后世正史所承续，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汉书》四体相互贯通，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全面反映了西汉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

从思想倾向上看，《汉书》不像《史记》那样富有批判精神。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1)从时代氛围来看，班固时期儒家思想已成正统思想，尤其是班固参加章帝时期经学的重要会议——白虎观会议，并成为《白虎通义》的定稿人，这对《汉书》的正统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2)由于个人思想受到禁锢，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发表一家之言。(3)从写作目的来看，他在《叙传》中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可以看出《汉书》的创作要为巩固王权而服务，因此，激烈批判的味道没有《史记》那么浓了，对于帝王将相大都采用歌颂态度。

《史记》、《汉书》写人各有特点。明代凌约言对《史》、《汉》的不同特点区别为:“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史记评林》引)。茅坤认为“《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刻汉书评林序》)，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清人章学诚的评论最为精彩:“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文史通义·书教下》)。对两人的不同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

《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从人物类型上看，不像《史记》上下三千年人物类型那么丰富，但作为一代之史，它把西汉一代上下各阶层的人物基本上都展现出来了。本纪记西汉一代十二位国君(包括吕后);列传从秦楚之际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写起，一直到王莽篡权。其中楚汉战争以及汉初至武帝时的人物，大都与《史记》相同，但有些地方与司马迁的思想大不一样，如同样写游侠人物，司马迁对游侠予以肯定，班固则认为游侠“不入于道德”，说他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同样写货殖人物，班固则把衰世之敝归罪于货殖。由于《汉书》的目的在于“宣汉”，所以，除了与《史记》相同的《儒林》、《循吏》、《酷吏》、《外戚》以及民族史传外，班固特别注意忠于汉室的功臣人物。《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就是他列举的汉代人物的“群芳谱”: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孝宣承统……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

通过这段论赞，我们不难看出《汉书》的人物类型。班固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以显示汉帝国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汉书》作为一代之史，从人物类型方面看，也是值得肯定的。整体来看，上述人物的传记也是《汉书》中最精彩的篇章。

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感情色彩较为轻淡。《后汉书·班固传》云:“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所谓“不激诡，不抑抗”即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压低之意。《汉书》基本上以客观叙述为主，不动声色。当然，《汉书》中也有些篇章感情充沛，如《李陵传》、《苏武传》，清人赵翼说:“《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廿二史札记》)如《苏武传》写苏武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民族气节: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匈奴逼苏武投降，但苏武始终正气凛然。字里行间充满着钦佩之情。又如写李陵劝降一段: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李陵的劝降以情动人，想用苏武一家的不幸打动苏武，但苏武仍然不动摇。这样的作品颇具情感色彩。《汉书》对人物的感情虽较隐蔽，但每篇后面的“赞曰”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如《王莽传赞》:“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作者对王莽深恶痛绝之情于此可见。《文帝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景帝纪赞》:“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对文帝、景帝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汉书》写人，继承《史记》的许多手法，如烘托对比、场面描写、语言描写等，但总体上变得细腻。《汉书》也有许多细节描写，甚至有些描写十分风趣。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教子一段颇为风趣且具讽刺意味:

(万年)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又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负薪读书”、“行歌道中”、“休妻”等情节都非常生动有趣。

《汉书》人物传记，在《史记》风格之外，以繁富凝重另辟一条蹊径。《汉书》写人，以细密周严见长，刘知幾称《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通·六家》)。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写人物的艺术方法，而又能以“详密”独树一帜。《霍光传》、《王莽传》足以代表《汉书》的这种风格。《霍光传》写霍光一生，他一方面对汉朝忠心耿耿，具有安定社稷之大功，接受武帝遗命，废立昌邑王，辅佐汉昭帝，谨慎小心，不失分寸;另一方面权欲熏心，在主持朝政的二十多年里，子弟姻亲皆为朝廷显贵，即使皇帝对他也“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传记还写了他与上官桀等人的斗争以及死后霍家的败亡过程。整个传记波澜起伏，极为细腻。“叙废立事尤为出色，当是时也，以一弱龄女主端坐于上，众文武大臣罗列于旁，一昏庸废帝匍匐于下，挨次写来……摹绘如画矣。”(李景星《四史评议》)。《王莽传》不仅是《汉书》，而且是整个正史列传中最长的一篇(约四万字)，由王莽年轻时“折节为恭俭”写起，一直写到篡权、被杀，展示出一个极有个性的大奸巨猾的形象。清人李景星《汉书评议》评此篇说，全篇围绕“以诈立心”来写，分三个层面:“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而又每叙一事，前必有提纲，后必有收结，绝无平铺直叙之弊。更步步昭应，处处点醒，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位，击中间则首尾俱应，是以篇幅虽长，读之者不厌其烦”。这个评论，是十分精彩的。以此可以看出《汉书》详赡严密的风格。

《汉书》语言以凝练见长，并喜欢用古字，而且向着骈偶方向发展，尤其是传后的赞语，改变了《史记》那种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大都由单而复，整齐划一，这给后来的史传论赞和骈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于《史记》、《汉书》的对比研究，古今以来的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颇有代表性，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