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治史者的历史观

一、南宋治史者的历史观

南宋治史者多以博古通今而著称，他们的史学通识思想使得一些人志在探求人类社会最初的历史与社会发展变化问题，并且还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看法。

1．南宋时人对人类社会最初状况的认识

对于人类社会最初的历史，南宋许多史家并未崇奉为“黄金时代”，或者“伊甸乐园”，而是依据相关资料加以详细推究和解释。

胡宏撰有《皇王大纪》80卷，该书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推至盘古。对此，胡宏论述说：“世传天地之初如鸡子，盘古氏以身变化天、地、日、月、山、河、草、木于其中，所谓讹失其真而盘姓为万姓之先，则不可没者也。”⁽⁹⁷⁾这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之说。清人钱大昕认为：“编年之书，追述上古，始盘古氏，盖起于此。”⁽⁹⁸⁾不过，时人陈振孙在肯定其“自成一家之言”的同时，亦批评说：“或取庄周寓言以为实，及叙邃古之初，终于无征不信云尔。”⁽⁹⁹⁾即陈氏认为其有关邃古时期的论述不可信。清四库馆臣对此反驳说：“古帝王名号可考，统系斯存，典籍相传，岂得遽为删削。至其采摭浩繁，虽不免小有出入，较之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¹⁰⁰⁾随后，胡卫撰有《通史缘起》20卷，“乃推盘古以来众说之异同，虽十纪浩茫，难以年考，而传疑传信，有理存焉。”⁽¹⁰¹⁾可惜该书久佚，已无法得知其中所列之众说及其异同。

罗泌撰有《路史》47卷。罗氏依据《列子》的太易、太初、太始及太素说，由浑沦世界、形气之变，论及天地万物的产生。他推及天地之初为浑敦氏，继之为天皇、地皇、人皇三氏。他说：“有天地则有万物，有万物则有男女，有男女则有夫妇，有夫妇则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极泮而浑敦氏职焉，浑敦氏逸而有初三皇。”⁽¹⁰²⁾并且他对浑敦氏还加以考辨说：“予尝议《三坟》之伪，浑沌氏岂太昊之佐哉！《六韬》之书，浑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¹⁰³⁾可见他认为天地之初当为浑敦氏，但自班固开始，则将其列于伏羲氏之下。对于罗泌上古史及其他论述，明人李诩曾指出：“《路史》，宋乾道中庐陵罗泌长原撰，多载仙经谶纬茫昧之说。”⁽¹⁰⁴⁾清四库馆臣亦批评说：“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于《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¹⁰⁵⁾可见后人认为罗泌之说不足信。

郑樵撰有《通志》200卷。该书的《六书略》曾涉及人类的起源。郑樵指出：“人与虫鱼禽兽同物。同物者，同为动物也”。不过，“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虫鱼禽兽者。”⁽¹⁰⁶⁾这就明确指出人类与动物原本同类，但人类与动物不同，并且比动物高级。对于人类社会最初的状况，他吸收了《周易·系辞》和《韩非子·五蠹》的看法，上推到有巢氏。他指出：“厥初生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亦谓之始君，言君臣之道于是乎始也”。接着他还指出：“有天下百余代，民知巢居未知熟食，燧人氏出焉。观星辰而察五木，知空有火丽木则明，故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之利，号燧人氏。以夫燧者，火之所生也。时无文字，未有甲历纪年，始作结绳之政而立传教之台；始为日中之市而兴交易之道，亦谓之遂皇。或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以施政教，此亦钦若昊天以授民时之义也。”⁽¹⁰⁷⁾此便是郑樵所描绘的初民社会的最初状况。

最后，诸如张栻撰《经世纪年》、马廷鸾撰《读史旬编》，以及金履祥撰《资治通鉴前编》，他们均袭用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中的做法，自帝尧开始纪年。而对于帝尧之前的历史状况，则无法确切纪年。不过，马廷鸾指出：“愚按张氏本《皇极经世书》作《经世纪年图》，愚之所述，盖亦本此，然尝疑尧之前，标甲子者六而不载世代与事迹。意者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则甲子纪年自黄帝始。以前无有甲子，则亦不可得而书也。”⁽¹⁰⁸⁾这表明马廷鸾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纪年乃至历史，还可自帝尧往上推。

总之，以上有关人类社会最初历史的探究和描述，因史家往往依据的是传说材料，故而不足为信。对此，时人罗璧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家虽上及三皇，然皆裒取后人僻书杂传而成之，非真有得于当时事实也。”⁽¹⁰⁹⁾不过，南宋史家这种勇于究明人类社会最初历史的做法，表明他们并不安于上古史的研究现状，而是旨在欲用所闻见的相关材料来证明该段历史。同时，他们的这种做法亦是南宋史学通识观念在上古历史研究方面的一种体现。(www.xing528.com)

与史家不同的是，朱熹等理学家用理与气等哲学概念来解释万事万物，他们认为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概括。理派生天地万物，并且支配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这种理气说把社会史和自然史统一了起来，是他们对于天人古今问题的理论性总括。

2．南宋时人对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探索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问题，南宋时人同样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不过，由于南宋时人从各自角度来认识和体察社会，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发展观。在此仅对颇为典型者加以论述。

南宋理学家中，以夏、商、周三代为界，将古代历史区分为三代之前与三代之后加以看待的，就有朱熹、叶适及黄震等人。其中朱熹把天理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标准，他认为三代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汉、唐人欲横流，是霸道政治。历史的发展在其伦理道德尺度的衡量之下，呈现退化之势。那么何以会如此？朱熹认为关键是与帝王的心术有关。他指出：“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¹¹⁰⁾也就是说，朱熹认为三代圣王以诚心行仁道，汉唐帝王好利欲讲霸道。对于朱熹这种极力推尊三代而鄙薄汉唐的看法，时人陈亮则提出不同看法。他指出：“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¹¹¹⁾可见陈亮认为三代与汉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道既存于三代圣王之中，亦存于汉唐帝王之中。不过，针对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朱熹则采取因时变通的方法。以封建井田而论，他认为：“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¹¹²⁾亦即封建井田虽为古代圣人制定的良法，但随着后世社会条件的变化，就难以施行了。

同时，叶适则从人心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论世有三道，皆以人心为本”。即：“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礼之余焉；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¹¹³⁾此即典型的人心渐失论。与此相应，在义利王霸问题上，他认为三代行王道，后世倡霸道，而三代王道远胜于汉唐霸政。当然，叶适并未放弃功利之说。如在论述到宋代“积弱”由来问题时，他指出：“（唐）太宗攘除夷狄之盛，始于灭颉利，自夸以为古所无有，世论亦以为古所无有。……按自晋诸胡之乱，迭据北方，及拓跋丧败，高欢宇文本用夷狄起，至武帝胜齐，浸成中国之强势。隋文继之，出兵四克，当是时，既已能臣服突厥矣；故太宗因隋余力，而突厥又方再亡，是以立功最易，然则亦非其英威神武能独过于前世帝王而然也。大种既破，余国震裂，偏师暂出，或转令相攻，无不望风归命，而唐反应接不暇，盖二百余年，中国之强甚矣。天宝以后，奔播日削，犹未失羁縻封册之柄。然自是中国浸弱，独一周世宗欲稍自立，不幸即死。至本朝太祖经营天下，又不幸未尽集而崩。五百年间，积成弱势，亦自古未有；士大夫之论，终莫知其所以然。夫强者非无故而强，弱者非无故而弱，‘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苟得起头处日新不懈，渐葺渐成，隋唐之功，虽非圣贤所愿得，然亦可以反今日之弱而为强矣。”⁽¹¹⁴⁾这说明虽然中国弱势局面的形成，是长期积淀的结果，但隋唐之功还是值得肯定。

与朱熹和叶适看法不同的是，吕祖谦则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变化的，他认为：“事极则须有人变之，无人变则其势自变。”⁽¹¹⁵⁾又说：“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盖往则有功也。”⁽¹¹⁶⁾如他在分析楚国何以由盛转衰时，指出：“（楚）灵王之亡，正缘楚最强盛之时。晋室既弱，诸侯皆在下风，边楚之国，如陈如蔡，皆已相继吞灭。当时天下大势，尽归于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必无厌，亦速其亡。”⁽¹¹⁷⁾可见楚国之所以迅速衰败，是由崇尚奢侈所造成的。对于一些逆时代潮流的说法，他往往加以批评。如他认为：“战国之时，指以为帝王之道者，类皆迂阔而难行者也。知王道之近且易者，惟孟子一人而已。”⁽¹¹⁸⁾即唯有孟子略知“帝王之道”，他人则为空谈。又如他指出：时人怀旧俗而不“达于事变”是极为荒唐的事。他说：“常人之情，以谓今之事皆不如古，怀其旧俗，而不达于消息盈虚之理，此所谓不达于事变者也。达于事变，则能得时措之宜，方可怀其旧俗。若唯知旧俗之是怀而不达于事变，则是王莽行井田之类也。”⁽¹¹⁹⁾由上可见，他的历史发展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成分。

除以上理学家热衷于探究社会发展问题之外，南宋一些史家亦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如郑樵明确反对天命论，强调“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¹²⁰⁾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并且他曾用“古者”、“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中古”、“近古”及“当今”等概念来区分历史阶段。但据吴怀祺先生仔细考证后认为；郑樵“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没有集中的论述”，“《通志》各部分的提法不是很严密，但多少能看出郑樵对历史阶段的认识”。⁽¹²¹⁾这表明郑樵的历史观仅是一种模糊的进化论。他如马端临则强调古今宜异，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他在论述历代田赋问题时就指出：“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这表明他主张古今不同，宜有所变。

综上所述，南宋治史者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的看法极为多样。虽则其间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可信，亦不可取，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认识毕竟有限，这些观点及其看法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这对我们现今研究其历史发展观的变动状况则极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