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揭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批判的转向

四、经济学批判的转向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迫使马克思到经济学中去寻找。因而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开始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批判方法论，认为国民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概念理解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学家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如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但按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说，劳动者实际上所能得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切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事实上劳动者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必须出卖自己本身；劳动是决定和制约价值的唯一的东西，是人的能动的财产，但不劳动者却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对劳动者发号施令，等等。国民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这一系列的矛盾，问题在于他们对劳动概念理解上的失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具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人的真正本质的劳动，一种是其社会形式。马克思把前者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把后者称为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正是异化的劳动，由于国民经济学把这种颠倒的和自相矛盾的劳动当做本真的劳动，所以它才不可避免地陷于矛盾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劳动，是为私有制这样一种社会形式所规定的劳动。但正像人并不是天然的私有财产的主体一样，劳动也并不是私有财产的天然主体。这就要求理解劳动的社会形式及其历史差别。而国民经济学家忘记这些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异化劳动的产生在于其存在的社会形式和历史差别，抹杀劳动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形式是国民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的本质显现。因此，要揭示异化劳动产生的客观根源，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并对国民经济学产生的社会基础进行完全经验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劳动的异化本质，发挥其自由自觉的本质。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探讨问题的方法论缺陷还在于他们只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未能揭示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他们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做前提，并没有说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私有制以及各种经济上的矛盾和对立，都是自然的，只要将有关的事实描述出来，也就等于揭示了其本质和规律。因而在其方法上，他们注重归纳经验事实，而很少再去探索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说明“是什么”，不去论证“为什么”。这是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之所以与现实产生矛盾的症结所在。

第三，国民经济学家在论述中以虚构的原始状态为依据和探讨问题的起点。马克思指出，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云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从这种空洞的抽象出发，国民经济学家们把丰富的现实简化为一些空洞的词句，只是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人的丰富的活动。而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示，是需要人们探索的真正的现实，只有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工业出发，才能实现对社会本质的真实揭示，否则以虚幻的前提作为出发点所得到的结论也只能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和思辨。(www.xing528.com)

第四，对现实人的忽视是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现实的经济过程时，把工人只是看做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以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劳动的工具来考察。他们完全不是把工人当做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来看，而是把工人和一匹马等同，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因此，“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这种对人的漠不关心成了国民经济学家的通病。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除此之外，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的经济体系中，“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在这种原则的统摄之下，“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对现实人的漠视使以前的经济学家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总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这种论证方法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通过揭露以前经济学家方法上的缺陷，使马克思确立了新的研究出发点。马克思明确地表明，他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因此，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展开了全面的分析。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工人的生活是一种异化的生活，资本主义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升值，伴随而来的却是人类世界的贬值。而这种事实表明：“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通过异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通过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相互关联的，正像异化劳动生产出私有制的基本关系一样，私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和再生产出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这种本身分裂的、矛盾的和异化的社会现实，既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构成异化观念的世俗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既接触到了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也是对现实社会的私有制前提的批判，开启了社会批判的新方向。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社会进行批判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被私有制的社会现实所遮蔽，人的存在是异化的存在，而异化的现实基础就在于社会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又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而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消除异化，从而使人变成真正的人。异化的消除也可以看成是向自己原有的真正本质的复归，而这种人类原有本质的复归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拥有了自由自觉的本质，从而也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复归。

应当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社会批判和共产主义的论述还是有限的。而要克服这种局限，就必须从现实的物质生产状况出发进行分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摆脱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物质生产问题进行研究。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看做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缺陷，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他指出：“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他还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已把研究的视野锁定在对物质生产的研究上，认为要真正认识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个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马克思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化形式，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发现物与物的关系下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重要一步。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又论述了物质利益的问题，认为：“推动人们起来斗争的不是抽象的思想原则，而是现实的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历史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从而为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