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这种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力一方面来自鲁迅通过自己的深邃的思想表达和卓越的文学创作所构成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来自于特定年代对鲁迅的神化和膜拜。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之一便是逐渐让鲁迅走下神坛，人们可以对这位伟大的思想文化巨人评头论足，便由此形成一波又一波思潮的涌动。近几年来，特别是世纪之交，涉及鲁迅评价的论争显得尤为繁密，并引起了学术界乃至社会的某种强烈反响，从而成为鲁迅研究界乃至文化艺术界关注的热点。现在，这些热点似乎已经开始趋于冷却，但其所反映的当代文化心态，特别是其展现出的对鲁迅的态度之差异，仍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有些问题若不辨析清楚，对今后的鲁迅研究乃至现代文化历史的研究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

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深邃、最丰富、最伟大和最复杂的精神文化资源，中国的鲁迅应该具有与“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相当的意义。面对着“说不尽”的鲁迅，人们可以说和希望说的自然很多，近些年来，围绕着鲁迅的功过、是非、功用、人格等所作的评价常出现令人瞩目的阐论，同时也引起各种各样的争执。有些阐论和争执显得比较无聊，进入不了学理分析的层次，值得我们关注的主要是由《收获》、《岭南文化时报》、《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的几篇文章，如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谢泳的《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林贤治的《鲁迅如何被利用》以及陈漱渝先生的《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等。

2003年3月25日出版的第2期《收获》杂志“走近鲁迅”栏目，发表了冯骥才等人的三篇文章。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一文中认为，鲁迅凭着一本中等厚度的中短篇小说集，高踞在当代中国小说的峰巅，为什么？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对国民性的批判，这是鲁迅的“功”。冯氏认为，鲁迅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写，这就使他的笔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这种性格放在小说人物身上是一种个性，放在小说之外是一种集体性格。鲁迅的“过”，则在于他采用了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即所谓“东方主义”来剖析国民性。冯氏指出，由于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鲁迅“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称，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他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他认为《狂人日记》、《一件小事》、《伤逝》是鲁迅写得最另类的三篇小说，《狂人日记》文字尚嫌欧化，小说中作家的那种激烈决绝的态度和今天的“愤青”有共同之处，它在今天也许可以改成摇滚乐。《一件小事》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伤逝》大概是最不像鲁迅风格的一部小说，因为他老人家对男女过日子的事儿，实在是生疏。至于享誉世界的那部小说《阿Q正传》，在王朔看来则是非常概念化的。王朔认为鲁迅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西药，年轻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往了好一阵子，后来发觉不是那么样回事。论骨头硬，鲁迅有王小二的骨头硬吗？总之，在王朔眼中，鲁迅是不足为训的。他声称：若想精神自由，首先要忘掉还有一个“精神自由之神”。

《收获》还重新发表了林语堂刊于1937年1月1日《宇宙风》上的《悼鲁迅》一文。林语堂与鲁迅是同时代人，后来他和鲁迅的关系曾由“相得”恶化为“疏离”。这位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学贯中西的林先生，认为“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因为在他看来，鲁迅是“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怏然于胸中”。鲁迅在林语堂眼中就是这么一位不讲原则的好斗分子。

《收获》上的这三篇涉及鲁迅的文章问世后，在鲁迅的故乡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绍兴市作家主席朱振国先生以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并愤而质问：如此“集束炸弹”式贬损鲁迅意欲何为？朱先生认为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的卖点是“抹粪”，而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对于朱先生的上书，中国作家协会没有直接作答。《绍兴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新华社都先后刊发了有关消息。对于朱振国的文章，《收获》杂志的两位副主编程永新、肖元敏作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分别作了题为《走近鲁迅，用心良苦》、《走近鲁迅，何错之有》的答辩文章。

其实，了解了鲁迅作为民族的现代精神资源及其“说不尽”的历史定位，我们自然就能判断，朱振国先生这样的愤怒未免有些肝火过旺，《收获》的辩解以及接着采取的欲盖弥彰的补救措施更无多大意义。鲁迅无论是过去的时代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都可能而且应该是一个公共话题，因而人人都可以对之展开自己的言说，并且想在此话题上言说得分外引人注目，这是人之常情，更是文人之常情。有兴趣的话可以对那些怪论进行学理的辩证，而不是表示愤怒。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就葆有这样的兴趣。针对《收获》上的三篇文章，陈漱渝先生撰写了一篇长文：《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这篇长文是作者根据他2000年11月在江苏省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陈文主要包括：《收获》2000年第2期引发的风波；关于冯骥才、王朔谈鲁迅的两篇文章；由《收获》风波引发的两点思考三个部分。陈漱渝先生的文章对冯骥才、王朔的有关论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文章广泛涉及了如下问题：关于“保卫鲁迅”的提法、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如何遏止贬损鲁迅的思潮、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与外国思潮的关系、对历史人物的重塑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趋利避害等问题。这不仅是对《收获》引发的鲁迅评价风波的一种学理性概括，也是对鲁迅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难题的一种较为系统的疏解和回应。

在此之前的1998年，谢泳和林贤治在《岭南文化时报》上先后发表了《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和《鲁迅如何被利用》。这两篇文章均由《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转载。谢泳在阅读林贤治的三卷本的人物传记《人间鲁迅》一书时，引出了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即“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林贤治认为，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的？利用了他什么？他的思想实质与专制果然有相通之处吗？林贤治认为，鲁迅被利用确实存在。生前参加“左联”就是一例。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鲁迅的葬礼便成为民族团结的标志；而鲁迅的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象征。林贤治认为，这是对鲁迅的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成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便开始被广泛使用。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言论，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林贤治认为，鲁迅被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也有两种情况，或者用全般，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对鲁迅较为具体的利用，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鲁迅的注重战斗的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的理论之中。林贤治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许多重要成分都被忽略了，甚至被否定掉了。比如，鲁迅称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被明显地划归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鲁迅的批评精神和批判原则，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个“革命”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是显得不合时宜。谢泳在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互比较，他认为在那个时代，胡适是补台的，鲁迅是拆台的。可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林贤治回答说，当时，国民党在“台”上，共产党还在“台”下，因此鲁迅反抗国民党政府，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被屠杀的共产党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因为有了这种历史渊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补，全都变得可理解了。更令谢泳痛心的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那些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林贤治反唇相讥：“那么多不读鲁迅书的人难道就学好了吗？”鲁迅只不过拥有一支笔，对一个“黑染缸”般的社会负有多大的责任？林贤治的文章总结道：鲁迅既为战士，无论生前死后，被人攻击、歪曲、利用，都不足为怪，鲁迅最深重的悲哀则是：“唯独为别的战斗者所不解，所误解。”曹振华觉得林贤治的回答不太令人满意，于是他在《也谈鲁迅被专制利用问题——为谢泳先生解惑兼与林贤治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作了一番他自认为满意的解释。比如，他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崇拜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虚情假意，毛泽东并没有利用鲁迅。他还不同意“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们”，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观点……

综上所述，有关鲁迅的论争文章涉及如下几个焦点问题：鲁迅的功过评价问题；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从西方人的角度（即所谓的“东方主义”的立场）出发；鲁迅反对专制又为什么被专制所利用？

鲁迅成为各式各样的作家、学者、文人、批评家共同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这个景观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文革”出现过。世纪之交出现这个问题，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无论是对鲁迅发难，还是为鲁迅辩护，其本身都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下的文化困惑、理论困惑的一种折射、一种反映。因此，长期以来强调鲁迅为现实服务的现象，再次呈现了一把。有时不是理论困惑，就是为了营造文化热点，如《收获》杂志开辟的栏目“走进鲁迅”和之后的“我爱鲁迅”发表的“集束炸弹”式的文章就是一例。

人们研究鲁迅、言谈鲁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对打破鲁迅研究的寂寞，无论如何是件好事。只不过，这种论争应避免过于简单化和“现实”化的倾向。(www.xing528.com)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绕不过去的话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各种方法不断去发掘、诠释与评论。鲁迅的人文精神业已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重要的精神支柱和我们文学精神的重要构成。鲁迅的文学成就，奠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他是我国现代小说和散文（包括杂文）形式最重要的开拓者。因此，鲁迅可以称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海内外的一些学者，对鲁迅有不少批评，甚至否定。这在“文革”时期是无法想象的。人们或许对以前神化鲁迅，把他作为宣传工具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试图颠覆神话，让鲁迅研究回归到鲁迅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鲁迅并非完人，他的思想和创作有得有失，对他不是不能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讲究学理的、实事求是的。我们反对的是那种不讲学理的甚至是谩骂的、人身攻击式的批评。鲁迅生前就强调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反对那种“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走两个极端的做法。比如，上述有关鲁迅的论争就有许多偏颇之处。有人认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不占有什么地位，因为鲁迅毕生攻击、贬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附和了激进的思潮，使传统文化在“五四”产生了断裂，丧失了民族自尊、自信；有人认为鲁迅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为人尖酸刻薄，为人欠厚道，一息尚存，好斗不止。诸如此类的指责，不一而足。总之，在有些人眼里，鲁迅便被指责为全盘否定传统的一个代表。

上述论争的偏颇之所以会产生，就是缺少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历史地、学理地去评价前人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因而得出许多偏激甚至荒唐的结论。这些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的。有些人则完全是故作惊人之语（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性），以便吸引人们的眼球。有些人捍卫鲁迅动机是好的，但光凭情感和好勇斗狠解决不了问题，要从学理层面解决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也就是说将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放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中，去深入了解和体会特定情况下鲁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用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这种否定和批判，了解鲁迅精神的特点的历史理由。只有这样，才能接近真实的鲁迅，鲁迅研究才能回归鲁迅本身。

冯骥才说：“鲁迅一直是文学中唯一不能批评的作家”，并且说“一个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这种讲法就站不住脚，你冯先生现在不是在大谈特谈鲁迅的“功”与“过”吗？“奉若神明”也不尽符合事实，对鲁迅推崇有加的毛泽东也批评过鲁迅的片面性，比如毛泽东认为鲁迅他对中医和京剧的看法就有偏颇。鲁迅自己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更是在严厉地解剖自己。鲁迅当年在争论中斥责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今天看来，是“损”了点，有欠厚道，但这种斥责并非没有历史缘由，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他的许多论争都是出于“公仇”，而非“私敌”。有人指责鲁迅全面否定传统，最为一些人诟病的就是他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鲁迅还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1]鲁迅的偏激是显而易见的。当年被他骂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就反驳鲁迅：“可见，要作文还是要看中国书。”鲁迅当年无疑是比较激进，有些矫枉过正，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这是鲁迅的一种策略。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大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造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的议论的缘故。”[2]可见，鲁迅并非对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否决，他曾明确地反对李逵式三板斧的乱砍乱杀。

鲁迅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任何一种方式研究的资源，这是鲁迅存在的价值。因此，各种研究方法都应得到允许，即使不被鼓励的话。在评价鲁迅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历史的逻辑为基础，而不是以现实的逻辑去看问题。由于许多奇怪的论点没有进入到历史的逻辑话语中，只是在现实的框架下去研究鲁迅的功过，这就必然会产生偏差。比如，冯骥才说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用的是西方传教士“东方主义”的观点，鲁迅对“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借用，对于中国人民族性格心理的分析等方面，的确受到过西方人的影响，但不能断言鲁迅就是用西方人的观点来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我国的国民性有过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外来的影响只是某种启发和促进。这种指责鲁迅批判国民性是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的论调，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显然是在生搬硬套当下流行的所谓“后殖民”理论，这样对鲁迅就不可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张全之先生在《鲁迅与“东方主义”》[3]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学理性的分析。张文认为，“东方主义”是殖民文化的产物，它基于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最早到中国的一批传教士，是“东方主义”最早的“创造”者。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撰写了一部名为《中国人气质》的著作。书中对中国人的描述，所持的就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的立场。“东方主义”者一向认为东方民族是野蛮种群，而鲁迅也习惯用“野蛮”来形容中国的国民性，称中华民族乃“食人”民族，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他在文中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中国青年的使命。”[4]可以说，在对待国民性的具体批判中，鲁迅与“东方主义”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张全之认为，“东方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为了使东方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鲁迅是借助于“东方主义”的思路，最终达到消除“东方主义”的目的。鲁迅在批判国人自欺欺人的同时，对“饱暖了的白人”拿落后民族取乐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鲁迅始终对“东方主义”必然产生的恶果，持有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冯骥才先生甚至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展示旧中国儿女愚昧落后的影片与鲁迅的小说联系在一起。

再如，王朔觉得鲁迅的白话文字未完全摆脱文言文的影响，读起来有些含混，有些疙疙瘩瘩，把“的”写成“底”，好像错别字似的。应该说，王朔的感觉是对的。当年胡适就说过，正如一个缠过脚的女人，刚刚解下缠脚布，还留有腥臭味一样。王朔怀疑：“这就是大师啊？”他的怀疑之所以产生，就是缺乏历史感。王朔还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是很好的散文，比《荷塘月色》、《白杨礼赞》等强很多，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就不是一个重量级了。顺便说一下，《社戏》是小说，而不是散文，它编入鲁迅小说《呐喊》集中的最后一篇，也许这是王朔的笔误。《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在1990年撰写的、共分七个部分的一篇一万多字的长篇散文，该文写出了作者残疾以后所观察到的人生百态和对命运的感悟，是一篇反响较大的散文。韩少功在《灵魂的声音》一文中宣称，当年中国的文坛只有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这种评价也许过高，但人们一致公认它是一篇好散文。《我与地坛》跟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问世相隔60多年，怎能硬性作比较？这种缺乏历史感的做法，岂不荒唐。王朔还说鲁迅的小说《伤逝》，写男女过日子的事儿，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这种评价更是莫名其妙！你王朔知道那时男女如何过日子吗？《伤逝》是1925年10月鲁迅写成的一篇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对知识分子狭隘的个性解放思想进行了自责和扬弃，小说中的一些论点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如“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认为，没有经济独立，涓生、子君式的悲剧不可避免。早在1923年12月，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作者的结论是只有两条道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篇演讲的主题与《伤逝》可谓一脉相承。难道你王朔能苛求《伤逝》中的爱情生活要跟现在都市男女的爱情一样么？能让当年的热恋男女“过把瘾就死”、或“玩的就是心跳”吗？至于说，鲁迅只写短篇小说，没写长篇小说，难以成为世界文豪，这也与事实不符。如享誉世界的三大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欧·亨利、莫泊桑就是以短篇小说而闻名于世的。再说，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是批评本体的文学，与创作本体相对。陈漱渝先生认为，鲁迅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两个：一是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战斗文体，二是塑造了阿Q这个超越了地域超越时空的精神典型。

鲁迅的杂文显示出尖锐而深刻、巧妙而生动的独特个性：战斗性与愉悦性、论辩性与形象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幽默、讽刺与文采巧妙运用；它短小精悍，而又凝练传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和鲁迅的名字密不可分。至于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中，他以其启蒙主义的态度，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忧愤深广的创作基调以及题材的开拓，人物塑造的成功和形式的多样变化……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鲁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我们如今评价鲁迅，如果不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只从现实的逻辑出发，就会犯许多幼稚可笑的错误。这就好比你不能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坐着日本产的本田轿车去指责当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一样。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不只是对待鲁迅，对待“五四”也是一样。近20多年来，不断有人指责“五四”割断了传统。其实，历史有时注定要用一种偏激的方式去完成它当年的使命。

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大不列颠给印度斯坦带来了掠夺、欺诈、殖民，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这打破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使印度很快走向了现代发展之路，这是一种历史的逻辑。

当然，王朔有些看法也是对的，他说《阿Q正传》是鲁迅当做杂文来写的。他说《故事新编》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儿，还有他深厚的旧学功底。

关于鲁迅被专制利用问题，也应从历史的逻辑角度看问题。林贤治并不否认鲁迅生前死后被人们所利用。陈漱渝先生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一文中，对鲁迅被专制所利用也作了一番解读，他认为这无异于“对着和尚骂秃驴”，因为“当前有人不敢正视现实问题，便把目光转移到鲁迅身上，企图通过鲁迅来发泄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和现实人物的不满”。林贤治、谢泳的文章站在深层次的文化批判的角度，实际上超越了鲁迅本身，可以说是鲁迅“影响”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肯定鲁迅就是利用鲁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注重战斗的思想，“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一个也不宽恕”的韧劲，恰好被纳入到执政党当年流行的理论之中。至于“文革”中，“四条汉子”等的落难，鲁迅生前完全没有预料到，他更是被利用了一把。但是用政治定性来解答学理问题，这是不可取的。比如曹振华在《也谈鲁迅被专制利用问题》中说，新时代如何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做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因为“新时代”非“旧时代”，此政府非彼政府也。这种不讲理的非学理式的研究方法非常不可取。

总之，研究、评价鲁迅，必须用学理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而不能从现实的逻辑出发。世纪末这场“鲁迅研究风波”算是平息了。但正如陈漱渝先生所预言的：“文坛只要有了鲁迅，就永远不会沉寂。”“这是鲁迅的宿命，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鲁迅业已成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尽管有人反对鲁迅、批评鲁迅，但谁都始终无法绕开鲁迅。鲁迅将与我们中华民族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