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研究

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一书，在五花八门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中重新探讨了文化的定义。他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单纯的文化样式，伴随社会的发展进程不断发生内在分裂。在后现代社会，不再有单一的文化样态，文化总以多元复合物的面貌出现。两种文化样式不会一直紧密相连，也不会处于恒久的敌对状态，伊格尔顿将文化领域这种复杂的对抗冲突，命名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战争”。在该书中，他从观念层面的文化冲突入手，逐层深入地探讨与左派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文化战争。

伊格尔顿将这本书的第三章命名为《文化战争》。他从19世纪以来文化裂变的线索入手，区分出“作为文明的文化”（culture as civility）、“认同文化”（identity culture）、“商业文化”（culture as commercialism）三种互相关联的文化样态，并重点分析它们在后现代社会联姻与对抗的具体形式。在伊格尔顿看来，上述三种变动不居的文化样态构成了文化冲突的主要交战方：“我们的文化战争至少有三种方式：即作为文明的文化、作为认同的文化和作为商业的或后现代的文化之间的对抗，还可以将这些类型更为简洁地界定为美德、民族精神和经济学。”[1]

在伊格尔顿的界定中，“作为文明的文化”属于前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高雅文化是其当代遗产，以教养、美德为标识，可被称为一种美学性的文化形式。伊格尔顿强调说，这种文化类型在当代往往被不恰当地挪用，成为“西方文明”的代名词。而“认同文化”则是一种最无定形的存在，它易与各种形态的文化联姻，强调一种复数性，并与族群身份、地缘政治直接相关。伊格尔顿又将“认同文化”称作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他指出，这一文化样式在历史时期曾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相连，而在当代，它又同后现代文化交叠在一起，囊括了性别、种族诸类亚文化研究。“商业文化”在伊格尔顿那里，被看做是消费社会最突出的文化样式，它最易与后现代文化结盟，改头换面地出现于后现代亚文化研究之中。伊格尔顿认为“商业文化”总是交叠进“认同文化”的某些样式中，以同性恋消费主义研究、黑人流行歌手研究等样式呈现，他调侃道：

这种区别是不稳定的，因为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政治更文明的形式在很多方面是结成同盟的。但是，举个例子，蒙大拿的白人基督枪手与迈克尔·杰克逊之间的区别，完全不在神智清楚的程度上，而在于认同文化与发达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意义上的后现代文化间的区别。这两种意义上的文化都受到作为文明的文化所带来的挑战。[2]

伊格尔顿以这一插科打诨的例子来强调后现代文化样态的不稳定性，他所区分的三种文化总是既构成同谋关系，又处于交战状态。他以复数形式来命名“文化战争”，也正是此意。

在这些文化冲突中，伊格尔顿认为，最激烈的文化战争发生于西方“一般文化”（Culture）与地方“具体文化”（culture）之间，或者说，美学性的文化与人类学性质的文化之间。今天，这一对立已经从纯粹文化观念的冲突，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现实政治问题。而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一文化政治问题与后现代主义直接相关。他强调说，以一种普遍排他性姿态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将上述几种文化样态皆纳入其中，再以西方文明的外包装将这一多元复合物兜售到全球市场。在他看来，这也就是一般文化扩散至世界各地的资本策略，旨在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恒久地合理化。

伊格尔顿进一步解释道，正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普遍的排他性姿态，认同文化的不同样式被定义在文明/野蛮这一二元组的两级，获致完全相反的评价。他指出，与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实际政治行动相连的认同文化样态，被西方一般文化的推行者定义为野蛮的，它是西方文明的反面；而认同文化的另一些形式，诸如同性恋维权运动、影视剧研究、青少年亚文化等，却摇身一变和西方商业文化联姻，反倒成为西方文明的标识，受资本主义学院体制资助。伊格尔顿认为，西方一般文化的评判体系，将民族激进政治与美国式的消费文化混为一谈，并将威胁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文化样态界定在文化外围。

伊格尔顿实则道出了运行在西方一般文化内部的权力操纵策略，这是一种掩盖真正文化冲突的意识形态伎俩。它妄图取消高雅文化/大众文化、认同文化/消费文化、一般文化/地方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差异。鉴于此，伊格尔顿尝试追溯了19世纪以来文化的几条裂变线索，在历史时空中呈现文化冲突的由来。他归纳出的三条文化裂变线索，基本是对威廉斯在《关键词》（1976）中梳理出的三种文化现代性定义的再解说。线索一是文化与“文明”的日趋分离，线索二是一种“人民性”的转向，线索三是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化“人民性”转向的反拨。不同于威廉斯，伊格尔顿断言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新转向，直接打断了文化裂变的这三条线索。他强调说，巧妙混合各种文化样态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历史时期复数的文化观，它以表面上的多元共存，取消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实为西方应对意识形态危机的新工具。他如此评论后现代语境下西方一般文化表面上的多元性：

两者（一般文化与同性恋文化——笔者注）都将文化界定为集体身份或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批判或与无论什么生活方式相关的价值形式。在这种程度上，一般文化比同性恋权利集团或工会显得更具有多元性。事实上，一般文化的多样性带有几分欺骗性，因为它所维护的准则往往不是很多并且是绝对的。一种容忍的多样性正好就是同性恋权利集团所倡导的。确实，它们部分地从一般文化本身获得这种信条。[3]

借与后现代同性恋身份文化的比较，伊格尔顿意在强调，以多元性为标识的后现代主义，与以文明为标识的西方一般文化，实则都是掩盖矛盾冲突的意识形态工具，服务于西方霸权秩序。后现代主义将处于实际对抗冲突之中的文化样式改造为单薄的拼贴平面，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服务于西方一般文化的营造工程。

伊格尔顿意识到一般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压制是当前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鉴于西方一般文化排他性的统治局面，他号召批评家们有意识地介入文化表意领域，以革命性的批评实践来恢复文化战争的第四个维度——“敌对的文化”（culture of opposition）。事实上，伊格尔顿早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一文的开篇就清醒指出，“西马”种种艺术批判理论的薄弱之处就在于缺乏政治介入性，脱离大众的实际革命实践，仅仅是一套封闭的科学理论建构，因而极易被西方学院体制征用。他据此明确构想出一种“革命文学批评”，号召把政治干涉与文化分析糅合一体[4]。(www.xing528.com)

《文化的观念》中所强调的“敌对的文化”向度，重又呼应了这一主题。文化作为一种日常表意实践，是社会权力关系复制再生产的场域。而保持文化的对抗性维度，正是为了避免文化直接为统治权力征用。在后现代文化业已成为伊格尔顿所言的“肯定的媒介”和“新的控制形式”之时，批评家们介入资产阶级话语的裂缝，策动一场文化权力的争夺战，也就成为应时之举。伊格尔顿评论说：

如果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种肯定的媒介，那么它也发现了新的控制形式，但是我们应该铭记，文化战争最终是四个方向的而不是三个方向的。还存在着敌对的文化，它在二十世纪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作品。敌对的文化不一定是一个自成一体的范畴，正相反，它可以由高雅的、后现代的和认同文化，或者这三者各种不同的置换产生。[5]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的对抗维度内在于西方文明，只不过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们苦心孤诣地经营出一套西方的一般文化，封闭了文化的第四维度。而打破封闭性文化的希望，则被伊格尔顿寄托在现实政治行动之上。

伊格尔顿强调说，倘若高雅文化/大众文化的对立，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不能冲击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秩序，那么真正炮火弥漫的世界战争，则发生在西方文明与地方具体文化的遭逢中。具体文化的持有者在捍卫自身生活方式之时，必然质疑西方文明的合理性，引发实际的政治反抗。伊格尔顿同时指出，在这场实质性的文化战争中，西方并不处于优势地位。与后现代主义同构的西方一般文化，既非扎根于群体认同和文化共识，亦非与经典和文明恒久相连，它自身就处在商业文化与高雅文化、后现代消费形式与前资产阶级文明遗产的冲突中，无力调和其固有矛盾。即便一般文化的权威依然余绪未绝，但在西方当权者遗忘了其文明的来源，不断试图将地方具体文化囊括进统摄范围之时，在伊格尔顿看来，西方已是在自掘坟墓。

注释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3]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4] Terry Eagleton，Walter Benj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London：Verso，1981，p.98.

[5]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