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研究：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第一节　直译和意译

“直译”和“意译”恐怕是自有翻译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对此问题，译界一直存在“直译派”和“意译派”，两派各执己见，都有自圆其说的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后汉三国时代的译经大师们，一般都恪守直译方法，符秦时代翻译批评家道安更坚决主张直译。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全改以前译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早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又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初唐时代玄奘一反鸠摩罗什的意译法，自创“新译”。他吸取了“直译”、“意译”之长，舍去二者之短，创造了许多新的翻译方法，如利用“增益”、“删略”、“变通”、“假借”等手法处理梵汉两种语言现象的差异。清朝末年，马建忠在他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的见解。尽管理论上争论不休，但具体翻译时，除了少数句子外，很多语句很难说究竟该用“直译法”还是“意译法”，因为语言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处理句子时只能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或者“两益相权取其重”。

所谓“直译法”，是指在原文结构可以在译文中找到对应的结构时采用的翻译方法，而“意译法”多指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时采用的办法。许渊冲认为，“直译是把重视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重视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1]根据这一定义，两种方法其实都首先关注原文内容的完整再现，只是在对原文形式和译文通顺的强调上有不同侧重而已。换言之，在完整传达原文信息的基础之上，直译着重原文的表达形式，意译关注译文的通达易解。在本质意义上看，二者是殊途同归。

从英汉翻译的角度来看，英文和汉语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的极大差异性为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提供了巨大的现实可能性。除了一些较短的简单句和并列句之外，大部分句子的翻译都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而在较为复杂的并列复合句结构中，恐怕是直译、意译、意译、直译的层层叠加。因而，“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早该休止，现在所应该做的事情是如何把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使译文在忠实传递原文信息基础之上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鉴赏性。(www.xing528.com)

直译不同于“死译”和“硬译”，也不同于“字典译法”。理想的直译不会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一种灵活运用的直译，词句的斟酌、结构的选择必须灵活变通。意译比直译要自由，但自由是有限度的，是在原作基础上发挥的自由。超过了限度，就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换言之，“意释”（paraphrase）的方法只能作为语言教学的一种解读方式，而不能作为翻译方法用在具体翻译实践中。

此外，“直译”和“意译”还涉及文化现象的传译，比如颜色词、数字、动物形象等，有些时候可以“直译”，有些时候则必须“意译”，或采用“直译＋意译”的处理手法，才可以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意涵和文化色彩。概因翻译总要涉及一定的创造性，具体到实际翻译，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