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形成及军事力量构成
一、形成
湘军集团的概念，学术界曾有人专门论及。[1]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后，湘军集团重要组成部分的左宗棠势力，围绕镇压回民起义和善后，经不断吸纳、发展和扩充，形成了主政西北政局的湘军集团。该湘军集团，从领导人物、组成力量和特点方面，已和曾国藩湘军集团有了较大不同。正如民国时期的学者秦翰才所指出：“文襄公在军队中的渊源，和他对于师友的渊源，一般和国藩不同，自成一个系统。”[2]它成为游离于曾国藩湘军集团之外的另一重要力量，并是战后清政府统治西北的重要支柱。
湘军最早进入西北，当属同治元年五月，多隆阿率师督办陕西军务时期。多隆阿系蒙古正白旗人，隶黑龙江部伍，世袭骑都尉。咸丰三年调入关内，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活动。同治元年五月，捻军由河南转战陕西，逼近西安，他奉命赴陕督办军务。率部屡著战功，肃清关辅，后战死于周至。此为湘军进入西北之始。
同治三年，杨岳斌出任陕甘总督，是继多隆阿之后另一较有影响的湘军人物。杨岳斌，原为曾国藩湘军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因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密荐，负责办理陕甘军务。任期两年内，虽尽力补救陕甘糜烂之局，竭力撑持西北重任，但终因未奏大效而称病退隐。当时他所面临的窘境，一是兵饷严重不足，二是兵力缺乏。正如他给朝廷的奏折中所说：
臣抵甘后，因兵饷两绌，原欲就现有兵力以图进取。自陶茂林军溃于前而兵不足，雷正绾勇变于后而兵愈不足，是以不得已而有增兵之请，乃周达武因进剿番匪而不克来，萧庆高因防守陕边而不果来，而鲍超则调赴江西矣，李鸿章则奏留江南矣，蒋凝学则请假回籍矣，金国琛则因事留皖一时未能赴任矣。邻省既乏援师，而东南各军之准调赴甘者又复不能应手。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3]
进退两难之时，又发生了兰州督标兵闹饷哗变一事，对其震动颇大。此外，他和西北地方官员因回民事变问题在观点上存在的龃龉，成为他办理西北军务无功而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岳斌认为：“回匪狼子野心，万难骤期向化，而兵无可分，不得不暂示羁縻，冀图他日大举。”[4]于是，他派候补知府钟瑛等前往查办安抚事宜，因无效而被迫回省。又当即拣派总兵高得效、副将孟柏林、沈发祥等分往西宁、碾伯一带，将各庄旧有团练重加整顿，并招募马步劲勇训练成军，准备大举剿灭，回民军以缓兵之计向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乞抚。玉通亲赴各乡，逼令汉民解散民团。担任西宁镇总兵的丹金扎普、署理西宁道郭襄之和署西宁府达昌等地方官员，和玉通联成一气，张贴示谕，令西宁地方各团局、僧番、汉绅定期选择地点和回民起义军订立和好；并采取了具体措施，将杨岳斌拣派的负责办理团练的部将拘拿拷问；派人将防堵甘、凉要路的北川营地都司韩廷连交赴回民军处置。杨岳斌深感西北局势难以把握，遂称病辞职。
同治五年，西北回民起义已持续六年之久，清政府派往西北的各种军事力量，多隆阿、杨岳斌等，均未能遏制西北糜烂之局，且因举措失宜、用兵不当和地方官员的掣肘，致使西北局势更为失控。回民起义的烽火遍及城乡，严重危及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为了迅速扭转战局，清廷遂以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督师关陇，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在汉口将部属点验和清理后，经过组编和整合，构成了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的基本班底。这些部队分为前、中、后三路共十五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左宗棠自带亲兵营十哨和先锋、后劲、新前、新后四营旗及马队五起。
2.提督衔总兵刘端冕、总兵周绍濂前路、中路十营。
刘端冕，湖南宁乡人，是较早追随左宗棠的一位湘军将领。同治二年，赴浙江余杭与太平军作战。三年，随军进规湖郡，因攻克孝丰县城而论功为副将，并赏加赳勇巴图鲁名号。[5]克复湖州、安吉两城及昌化县有功，赏加总兵衔。四年，攻克漳州府城和南靖县城，赏给三代二品封典。同年四月，分路进剿大胜，赏换清字勇号。十二月，因攻克嘉应州尤为出力，以总兵记名并赏加提督衔。同治五年十一月，随左宗棠进入西北。
周绍濂，湖南宁乡人。太平军兴后，投效湘军赵焕联营转战江西。咸丰十年，隶属左宗棠营，随其入浙作战，以连克桐庐、富阳、浦江有功递保游击，赏换花翎。[6]同治二年，随刘典入皖南，岩寺街之役，裹创血战，亲夺敌马冲杀，论功晋参将。[7]四年，随军歼灭玉山太平军余部，因功赏加总兵衔浙江补用副将。[8]四年五月，因攻克漳州府城有功，以总兵留于闽浙补用。
3.提督衔总兵杨和贵后路马步各营旗。（杨和贵具体史实不清）
4.刘典所带四营、亲军左右两营及后营。
刘典，湖南宁乡人。初以诸生隐居沩山，读书养亲，立志以古人自期，时究经世之略。[9]咸丰六年随罗泽南攻武昌。左宗棠入幕湖南巡抚骆秉章，多次向其举荐刘典，并奉命在原籍举办团练。[10]十年，左宗棠率师东征，刘典与王开化[11]、杨昌濬共同参划军务，转战江西、皖南。刘典“善审地势，尝轻骑觇敌营，夜率壮士砍贼，每得奇捷”。[12]同治元年，率师破马金街，进克遂安，因功升知府。江皖平定后，赐号阿尔刚阿巴图鲁。[13]三年三月，奉旨招募新军八千人赴江西军营效力，复归左宗棠节制。后又随军会师攻克嘉应，因功晋二品衔，予世职[14]。刘典治军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且历著劳勋，为湘军统帅曾国藩所推重。曾国藩给左宗棠的书信中说：“克庵（刘典字）留镇渔、祈，处处独任其难，劳而不伐，尤勘钦敬。徽、祈若幸保全，则克庵之勋劳与其心术足以保之也。”[15]五年五月，随左宗棠西征。
5.中书科中书吴士迈所带宗岳两营、甘肃臬司张岳龄的平江三营。
吴士迈，湖南巴陵人。咸丰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湖北巡抚常大淳奏令其招募水军抵御，士迈倾财誓众，召集渔户数千人分堵入湖诸港口。长沙解围后，太平军由湘西进击宁乡、益阳，渔户见之即溃，士迈“大恨，益讲求古名将兵法”[16]。认为渔户临战溃散的原因在于皆为仓促召集，并未编列队目，无人钳束，遂将所集渔户引为私属，编练成军，称“宗岳营”。[17]左宗棠抚浙后，因兵力单薄，檄调助剿。左宗棠称赞其队伍：“旗械鲜明，行列甚整，鏖战甚力。”[18]率师西征后，嘱其精选将士随同调赴关陇。吴士迈募选入格者，并“以军法部勒之，涤除营伍恶习，身自教督，率以入关。”[19]
6.广东提督高连升的果勇八营。
高连升，湖南宁乡人。咸丰四年投效湘军，隶属于曾国藩节制。历保千总，赏蓝翎。[20]后湘军分为三营，高连升又归蒋益澧节制。[21]咸丰六年，率师会攻武昌，扫平城外太平军营垒，因功晋升守备。后随蒋赴援广西，升为记名总兵。同治改元正月，补右江镇总兵，随蒋益澧、左宗棠援浙。高连升率部三千人抵衢州，由云溪进驻兰溪之高园，会同刘典所部合围裘家堰诸处。并由梅岭攻寿昌，他命部将从左右两面进攻，“自击中路，战良久，敌屡却屡前，官军齐进，城克”[22]。后复率师战汤溪、攻富阳、克杭州。因力战有功，为左宗棠所赏识。左宗棠以其“朴实善战、能得人和”奏闻朝廷[23]，特旨赏穿黄马褂。三年七月，随左宗棠进入福建和广东追剿太平军，擢广东陆路提督。[24]左宗棠西征时，自请随同征剿。
以上几支部队，皆为镇压太平军时的湘军部队，也是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从将领的地域归属来看，均籍隶湖南，其中又以宁乡籍为最多；其次，这些湘军将领均为早期追随左宗棠者，因其本人具有较好的军事素质、部属战斗力较强而为左宗棠所赏识。此外，主政西北之湘军集团班底中，维系其纽带的亲属关系也隐约闪现。刘典和刘端冕同为宁乡籍，又是叔侄，同为左宗棠所信任。可见，进入西北的湘军集团仍然带有曾国藩湘军最原始的特点，同乡、同族牢固不化的观念依然残存。这批力量自同治六年调赴西北后，随从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举办善后、收复新疆，在历次战火中锻炼成长，成为掌控西北的湘军集团的基干和核心力量。
左宗棠入主西北后，对湘军进行了组合和增减，军事力量日渐雄厚。据《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统计，到达陕西后，重新编练的部队有：魏光焘的武威五营，简敬临所统两营，马德顺[25]所带恪靖七营、马队八营，崇志带吉林马队三营、水师二营，刘典加带五营和吴士迈加带四营。[26]经过扩充后，西北湘军人数已达到四万名左右。左宗棠进入陕甘地区的湘军部队，加上重新编练的部队，构成了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之雏形。(www.xing528.com)
二、军事力量构成
湘军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办理善后和收复新疆时期，经过不断扩充、吸纳，军事力量构成日渐复杂。总的来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左宗棠进入西北随带楚军。这是一支基干力量，也是随从左宗棠多年转战，后又随其进入西北的部队，前已详述。
2.刘松山的老湘军。是左宗棠进入西北前驻陕部队。
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最初应募湘军，隶属于王珍部下，号称老湘营，转战湖南北、江西诸行省，历有名绩。[27]因功升任千总。后湘军将领张运兰代领老湘营[28]，对其颇为倚重。转战于楚、粤、江、皖，所向克捷。[29]咸丰七年，攻克崇阳、通山，被擢升守备，开始在湘军中独领一营。后增援江西、转战于安徽一带。安徽肃清后，加封为皖南镇总兵。[30]同治四年，担任甘肃肃州镇总兵。曾国藩督师剿捻后，奏请以刘松山独统湘军从征。捻军张宗愚部流入陕西后，刘松山毅然自任，率师西向。六年，擢为广东陆路提督。[31]转战扶风、岐山间。捻军平定后，因功赐黄马褂，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32]左宗棠率师西征后，刘松山加入了西征部队。在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中屡著战功，深受左宗棠器重。左宗棠盛赞“其治军严，不尚苛察，其临财廉，不肯苟取。其布阵方圆平锐迭用，得古人静如山、动如水之义。其居心仁厚，而条理秩如”。[33]这支老湘军部队共有步队十三营，马队五营，罗泽南旧部二营，加上淮军敬字三营。
3.卓胜军。郭宝昌所统带，也是湘军旧部之一。
郭宝昌，安徽凤阳人。由武童投效临淮军中，从战数有功。后改隶陈国瑞楚胜军[34]，兼充全军营务处。[35]咸丰十一年，随陈国瑞镇压捻军起义，因冲锋陷阵有功，擢守备，并赏换花翎。[36]同治三年，调援湖北，与陈国瑞分军，名曰卓胜营，独当一面。[37]四年，随僧格林沁转战湖北、河南交界地带，奏保提督记名。后因犯军令，被发戍守新疆，因曾国藩等奏请，获免留营效力。六年，从乔松年赴陕西，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捻军与陕西回民起义军麇集乾州临平镇要地，他偕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会师临平，一鼓下之，未三旬而各城皆下。[38]捻军平定后，因功以提督简放，予骑都尉世职。左宗棠率师入陕后，奉命赴军营效力。其所统卓胜军步队十一营，马队六营。
4.蜀军。黄鼎所统部队。
黄鼎，字彝封，四川重庆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以诸生倡办团练。[39]同治元年，太平军进攻叙永厅，他亲率所办团练，援助清军。二年，松潘少数民族起义，川督骆秉章檄令黄鼎精选骁勇五百人，组建蜀军鼎字营。[40]四川布政使刘蓉抚陕后[41]，黄鼎随从入陕。会同陕西驻军一举消灭了汉中一带的捻军余部，收复了诸多县城。西安灞桥之役，与湘军刘厚基等会同作战。湘军和地方部队均受挫深重，惟黄鼎所带鼎字营获胜，由此威名盛著。刘蓉称：“微彝军，西安几不保。”[42]复又率部转战陕南，回军东援襄樊，并沿渭河追击流窜捻军余部，力保甘肃巩、秦、阶一带安宁。四年十二月，刘蓉率部与西捻军首领张宗愚决战，黄鼎率部力战，拱卫了西安城的安全。[43]六年，西捻军覆灭后，随从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其军大约步队二十营。
5.湘果军。刘厚基所统部队。
刘厚基，湖南耒阳人。太平军兴后，骆秉章督师援蜀，刘厚基仗剑从征，效湘果军，隶步军前锋，所向克捷。[44]石达开率部攻陷南安等府，厚基拔帜入阵，克复南安。一年之内转战数省皆捷，得六品顶戴。[45]咸丰十年，率部援剿云南李永和起义军，因“手刃渠魁”擢升蓝翎把总加千总衔。[46]同治二年，进剿陕西捻军有功，擢升总兵，并赏戴花翎。[47]后入甘肃镇压回民起义，因克复阶州有功，赏赐头品顶戴并以提督记名。四年，赏西林巴图鲁勇号。[48]和刘松山同时调赴陕西。左宗棠督师陕甘后，随从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
以上是左宗棠进入陕西之前的驻陕部队。其中刘松山所统老湘军、郭宝昌所部卓胜军、刘厚基所率湘果军原系曾国藩湘军集团，西北局势危急之刻，征调进入西北，成为湘军较早涉足西北的军事力量。其部队随着左宗棠湘军势力的深入，在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中，追随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收复新疆、办理善后，逐渐融合为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的重要力量。其中不少将领自始至终为左宗棠所倚重：如刘松山，在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多次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尤为曾国藩和左宗棠所赏识。金积堡一役阵亡后，左宗棠亲为致祭，并奏请为其在甘肃各地建立专祠，以彰其功。除最早入陕的湘军势力外，黄鼎所统蜀军，尽管在地域归属方面并不属于湘军集团，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组建团练，并在骆秉章授意下编练蜀军鼎字营，后随从刘蓉赴陕西镇压捻军起义。左宗棠进入西北后，又归于左宗棠麾下，受其调遣和节制，并不遗余力的镇压回民起义、参与收复新疆等。可见，黄鼎所部自组建后就一直在湘军系统内活动，并最终成为湘军集团中的重要军事力量。
主政西北之湘军集团军事力量构成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左宗棠进入西北前原驻甘肃部队。这些武装，主要分为以下两部分：
1.多隆阿旧属。由穆图善、雷正绾、陶茂林所统带的鄂军、金顺所带礼字和英字营，其中穆图善等所统驻守河州和泾州一带；金顺所部则驻守宁夏。
2.杨岳斌旧部。包括驻守在兰州一带的蒋凝学部和甘州的杨占鳌部。
此外，军事力量构成中，还有在回民起义中涌现出来的一支甘肃土著武装力量——董福祥甘军。甘军在回民起义爆发前后活动于陕甘宁交界，早期仅为一个比较散杂的团练组织，后来经过逐渐发展，部属不断壮大，军士数目达二十万之众。董福祥投清后，部众经收编精选，为董字三营，董福祥将中营，张俊将左营，李双梁将右营，并确定了军事编制。部队完全按照湘军编制，有长夫、步队、马队等，隶属于刘松山。刘松山阵亡后，又归刘锦棠节制。自投效湘军后，董福祥所部死心塌地追随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收复新疆，成为湘军可资利用的重要力量，在两次重大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湘军集团在西北吸纳的一支地方武装。
此外，主政西北的湘军集团因战事的不断推进和军事的需要，通过招募、补充、遣散及其内部编制的重新整合，军事力量构成进一步多元化。
同治九年四月，甘肃回民起义军分股攻陕，军情吃紧。英桂、卞宝第联衔上疏，奏请派员募勇赴陕甘助剿。左宗棠认为，募勇赴甘助剿实属必要之举，但军饷维艰，开支浩大，加之湖南勇丁多在本籍，其流寓鄂者久染军营恶习。[49]为了节省军费、保持湘军集团的纯洁度，左宗棠决定派总兵刘明灯[50]、杨芳桂各在本籍精选一营。[51]刘明灯在湖南澧州永定招募勇丁一营，杨芳桂在湖南宁乡招募勇丁一营，外加三哨，于九月二十五日抵达平凉。左宗棠亲自点验、核查后，认为均能恪守营规，故编入湘军，由其招募将领统带，开赴军营，会同各军进剿。同治十二年，关外战事紧急，黎献奉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之命[52]，由楚募勇赴哈密助剿。黎献回籍招募楚勇一千二百五十名，开赴哈密，会同湘军作战。
除重新招募外，为了保持军队士气，也遣散一些部队。同治十年，道员刘锦棠向左宗棠禀陈，所统部队自选练整理以来已达十年。该军肃清直、东，奉檄出洛趋晋，由晋入秦，镇压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屡立战功，但在历次战争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各分统、营官随已故提督刘松山先后死事者，十居其四，将士阵亡者约千数百名。[53]此外，尚有许多伤残成废和积劳成疾者。对于这些勇丁，他认为“留其在军，不能出力而徒耗军食，亟应分别撤遣回籍，重新选补，以期士气常新”[54]。经左宗棠允准后，刘锦棠回籍并撤回伤残病将弁勇丁，同时在湖南原籍选募有根着的保勇丁补缺。[55]
综上所述，左宗棠率部进入西北后，以湘军和楚军为基干，吸收了原驻陕西和甘肃部队，经过优化、组合，形成了一支掌控西北政局的湘军集团。和曾国藩湘军集团相比，军事力量构成更为复杂。将领的地域归属已不局限于湖南一隅，而随着军事活动的转移逐渐辐射到其他地区。在这一庞大集团中，湘系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对此，秦翰才也认为：“文襄公在西北的主力部队，骨子里还是湘军，特别是老湘军。”[56]此外，以左宗棠为核心的湘军集团，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力量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能够容纳各种有利于控制和稳定西北局势的力量，使其为湘军集团服务。这样一个比较庞大的集团，尽管队伍混杂，但均能围绕镇压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这一主题，聚合在左宗棠周围。军事行动的规划、军事任务的执行、军事部署的决定，皆由其领导人物裁决，服从左宗棠个人调度和指挥。而左宗棠作为首要人物，也在这个庞大的集团内部发挥着主轴作用；诸如官员的升迁、军队的裁遣、军事后勤的布置等方面，均能以审慎的态度应对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是他维持这一庞大军事集团的重要原因。正如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所说：“臣自咸丰十年忝任军寄，军中事无巨细，均出亲裁。营务人员非别将一军，独当一路，遇有军事，皆须咨禀而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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