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与安全回应

“后后冷战时代”的特点与中国的回应

何　芳

“后后冷战时代”(The Post—Post—Cold War)是“9·11”事件后国际上开始流行的概念，媒体有时也以“后冷战后”时代称之。2001年10月12日，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在《韩国时报》发表题为《开创后后冷战时代》一文，提出了“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1]这一概念也为美国官方认可。2002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连续发表演讲，论题依次为《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定义》、《后后冷战时代的美俄关系》、《后后冷战时代的美中关系》等。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多次使用“后后冷战时代”这一概念。我国有学者撰文认为，到2001年，“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新的时代已经开始，^[2]这与美国学者关于“9·11”事件标志“后后冷战时代”启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后后冷战时代”以前的三个时代

从国际政治视角看，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历了三个时代，它们依次为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

(一)帝国主义时代。这是20世纪开场的第一个时代，它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形成时期，绵延于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代的基本特点，从格局看，是一个多极时代。英、法、德、日、美、意、奥、俄多强并立；从主导者看，是帝国主义支配时代。尽管一战后社会主义苏联兴起，成为当时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民族解放运动也不断高涨，但都没有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型力量，战争抑或和平主要由英、法、德、日、美、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决定；从活动样式看，是大国争雄、结盟和集团对抗时代。一战期间是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对抗，二战期间是以德、日为首的“轴心国家”与英、美、苏、中为首的“联合国家”对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英争雄世界都是主线；从属性看，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最残酷的时代。在此期间，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也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这样震撼全球的两场革命。全世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几近1亿，其中单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超过7000万。^[3]奥、俄、德、日等帝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英、法两大帝国被严重削弱，苏联及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则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

(二)冷战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于1991年前苏联解体。虽然研究冷战历史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冷战开始于1947年，但1945—1947这两年明显脱离了帝国主义时代。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美、苏矛盾上升为国际主要矛盾，这两年的美、苏斗争显然是为1947年冷战正式开场作铺垫而与此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无关，因而应纳入冷战时代的大时代范畴。

冷战时代的第一个特点是两极格局替代了多极格局。美、苏两国拥有其他大国望尘莫及的实力，并各领导一个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世界一分为二，形成所谓“一个核桃两半边”^[4]的局面。第二个特点是美、苏争夺比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大国争夺更具有全球性、全方位性、更无所不包。从亚、非、拉、欧到陆、海、空；从经济、文化到政治、军事，无一不纳入美、苏争夺范畴。第三个特点是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无孔不入，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苏争雄既具有传统帝国争夺势力范围、战略要津、资源等内容，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竞争。两超竞相在全球贯彻自己的意志，也到处推销自己倡导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制度竞赛。第四个特点是局部战争、代理人战争绵延不绝。前苏联曾与其盟国一起坚持抵抗美国侵朝、侵越，而美国则与其盟国一起共同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五个特点是大规模军备竞赛拖累了经济发展，国际形势长期高度紧张，战争文化充斥全球。从1948年到1970年的22年间，美苏两国军费开支合计就超过2万亿美元(按时价计算)。^[5]而按1996年美元价格计算，从1945年到1991年的46年间，单是美国的“冷战”费用就高达12万亿美元。^[6]庞大军费开支削弱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更成为苏联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因。最后一个特点是长期的核恐怖均衡。核武器的催生虽然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但它的正式问世和投入实战与冷战时代基本同步。有人评论说：美国在1945年8月向即将投降的日本投掷原子弹“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的是要“排除苏联在远东的影响”。^[7]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尔纳斯也坦承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为了在俄国收到效果。”^[8]简言之，美国1945年把原子弹投入实战，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标志，而是预示了冷战即将开场。冷战期间，美苏展开核竞赛，各拥有数以万计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足以把地球毁灭数十次。核恐怖均衡一方面引起世界恐慌，同时也对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起了制约作用。

(三)后冷战时代。这一时代起于1991年苏联解体，终结于2001年“9·11”事件，历时10年。这10年在国际格局和时代的演变进程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国际上众说纷纭，单是美国战略界就盛行四种观点：一是“单极论”。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iew Brzezinski)为代表，认为美国将主宰21世纪初的世界，世界“正在进入第二个美国世纪”。^[9]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克劳默萨(Charles Krauthammer)更明确地宣称“单极格局”是冷战后新世界的“第一个特点”。^[10]二是新“两极”结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贝南迪克(Hans Binnendijk)提出，新的两极结构将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一方，以中、俄、印及所谓“无赖国家”为另一方。^[11]三是“多极论”。这种观点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为代表，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将是美、欧、日、俄、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印度在内的多极并立时代。^[12]四是“单极—多极论”，这种观点以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为代表。他认为世界已进入“一个超级大国”与数个“强国”并存的“单极—多极”时代。美国试图建立单极统治，必然刺激其他强国在争取建立多极世界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他还认为：“单极—多极”并存将持续20年左右，其间“一超”与“数强”不可避免会发生竞争、碰撞。^[13]这四种观点各有依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本质上，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呈“一超多强”结构和“多极化”趋势，主要的力量中心有美、俄、欧、日、中等。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这是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特点的最集中表述。

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特点与20世纪前两个时代有很大区别。第一，从格局看，既不是单极格局，也不是两极格局，更不是多极格局的简单复活，所谓“一超多强”还不是一种稳定的格局，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旧的两极格局被打破，新的多极格局未形成。第二，美国拥有前所未有的超强实力，并实行单边主义，动辄以武力贯彻自己的意志。冷战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14]国防开支约占全球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15]布热津斯基宣称美国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实力和影响力超群卓世，无人能敌。^[16]第三，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依然严重存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以“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17]为此，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扩展民主”，按“民主”标准对世界各国分级、分类，并视中国为政治上“非民主”的“另类”，把中国由战略盟友定位为“非敌非友”甚至“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明显前移。第四，世界虽然走出了冷战，却进入“冷和平”，出现新的不稳定。一方面，受两极对峙压抑的各种矛盾迸发出来，民族、种族冲突、边界纠纷一再爆发，不少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民族国家解体，分裂出一批“绝对民族主义”的袖珍国家，引发激烈的地区冲突和种族战争，世界政治地图一再重划，“破碎”得如同回到了中世纪封建时代。另一方面，美国相继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进行了上十次各类军事行动，世界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变得更安宁。第五，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是受冷战中苏联军事强、经济弱，最后被拖垮的教训影响，另一方面也受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影响。各国都瞄准21世纪，致力于发展综合国力。第六，虽然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在降低，但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却在增大。对某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在一场局部战争中所受的伤害与世界大战无异，如南联盟、伊拉克的命运就是如此。这加剧了国际不安全感。第七，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安全的主要问题。跨国金融危机、大规模武器扩散、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走私贩毒、传染病、环保、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全球治理提上国际政治日程，各国纷纷加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二、“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特点

“后后冷战时代”是继“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之后的第四个时代。与前三个时代相比，“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特点不但大步超脱于20世纪前三个时代，带有明显的21世纪印记，而且将在很多方面超脱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数百年的国际政治传统。

第一，“后后冷战时代”将是“大国冲突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18]的时代。卡尔·多伊奇在分析国际冲突时提出过决定国际冲突发展模式的三对关键问题，即：冲突是拼到底还是共存？是根本性的还是偶然性的？是可驾驭的还是不可驾驭的？^[19]在前三个时代，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和“冷战时代”，大国之所以争雄、杀伐，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国际政治结构使然。后起的德国决心以武力摧毁英法美霸权，积极组织军事同盟，扩充军备，直至发动战争。美英法为维护霸权，也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同盟国与协约国及轴心国与联合国家的冲突是你死我活的“根本性”冲突，双方不惜一拼到底，“投入最后一个营”，冲突因而“不可驾驭”，升级为世界大战。

但在“后后冷战时代”，冲突不再是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就力量对比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初期，德、日与其对手势均力敌，因而皆争相充当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的“英雄”，拒绝做“胆小鬼”。^[20]但在“一超多强”结构中，美国拥有全方位优势，^[21]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与美国正面对抗，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换言之，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各大国宁愿做“胆小鬼”，而不会冒险争做“英雄”。因此，“后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一超独强为特征的大国结构，在客观上比之20世纪大国力量均衡较不易导致大国正面冲突。

就各大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和利益选择而言，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体制由英法美主导，德日是反体制国家，谋求通过反体制实现国家利益。“冷战时代”美苏两分天下、两大国际体制对立。目前的国际体制虽不尽人意，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利益，因而普遍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原则，^[22]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采取反体制立场。

就战略文化而言，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冷战时代”，战争文化大行其道。无论是反体制的德日还是维护旧体制的英法美，都把克劳塞维茨“无限制使用暴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信条奉若圭臬。但在“后后冷战时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力至上思想走向式微，克劳塞维茨有关暴力“无限制使用”的战略信条已不再为人称道。这对改变因大国竞相选择“英雄”对策而刺激大国矛盾与冲突水涨船高、不断升级、直至走向全面战争的传统大国竞争模式大有助益。美国虽然有霸权思想，但其战略文化基本上保持“盗亦有道”的原则。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未利用其超强优势，蓄谋以武力无端摧毁任何一个大国，也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今后会采取这类疯狂政策。

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开始“退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23]在“大国冲突退场”的“最佳时期”背后，还隐藏着大国加强合作的机遇。21世纪的世界不仅要求大国冲突“退场”，更呼唤大国合作。大国能否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不但决定各大国的命运，也直接关系21世纪全人类的命运。当然，“后后冷战时代”虽然摒弃大国争雄、征战，倡导大国合作，但大国关系仍将充满竞争。

第二，“后后冷战时代”将是个“多极”时代。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多极时代，最典型的多极时代是20世纪上半叶英、美、法、俄、日、德、意、奥的并存。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多极化”概念，这一概念一直沿用至“冷战时代”。但“多极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一种过渡形态，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国际政治结构。

在“后后冷战时代”，“多极化”将结束其过渡使命，新的多极结构最终将建立起来。从有形力量对比看，目前的国际格局仍可用“一超多强”来表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各国情况汇编报告，2002年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是10.08万亿美元，包括中、日、德、法、英、意、俄在内的其他大国GDP总量依次为：6万亿美元、3.55万亿美元、2.184万亿美元、1.54万亿美元、1.52万亿美元、1.438万亿美元和1.27万亿美元。经合组织(OECD)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大国经济力量对比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结论相差无几。虽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各国经济实力存在高估中、俄、印实力的问题，但它既然为众多经济、情报机构接受，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按传统的汇价也确实有一个低估中、俄、印实力的问题。如，理论上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GDP总量只有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为什么能维持一支足以令美国望而却步的强大军事力量？也难以解释，一个有几亿贫困人口的中国，为什么外贸依存度达40％以上，远高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与日本。^[24]

不论按购买力平价还是汇价计算，美国都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实力超过任意两个强国之和，这种情况还会维持10年左右。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9·11”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不景气，增长率下降，汇市股市动荡，资本流入锐减，美元大幅贬值，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下降，经济增长点正从美国向世界其它地区转移。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沃勒斯坦等美国著名政论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和技术的扩散使非美国家，尤其是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正在挤占美国的经济份额；美国扩张过度将削弱美国的实力等。^[25]简言之，美国的超强实力终归要下降。

不仅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其影响和利益也具有全球性。尽管其实力比任何一个大国都强大，但其责任、“负担”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国，甚至会不堪重负，如国际恐怖主义就主要以美国为打击、报复对象，牵制了美国很大一部分精力，使美国不得不有求于其他大国。即是说，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安全、发展问题及其它全球性难题不可避免要增多、增大，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依赖不可避免也会“日渐加深”。^[26]而“多强”实力虽不及美国，但战略上各守一点，“负担”较轻，有能力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守住阵地，与美争锋。如俄罗斯在独联体、欧洲在其周边、中国在东亚，都有能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维持势均力敌、互有所求的格局。必要时，“多强”还可以通过合作、默契，形成对“一超”的临时联盟，如2003年春俄、法、德、中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联合、默契，就迫使美国承受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一超”与“多强”的此类竞争模式，在“后后冷战时代”还将一再重演。

在20世纪的多极结构中，并不是所有强国都势均力敌。如“一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比任何一个强国都强大得多，德国的综合实力比意大利、日本甚至比法国也强大得多。尽管“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仍将保持第一强国地位，但它对其他大国的优势将不断减弱，最终将成为常态大国中的一个强者。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一超”与“多强”竞争，可以说世界已初步进入“多极”时代，“多极”结构已开始运作，只是美国仍对任何一个单个强国都占优势，因而当前的“多极”是“不对称、不均衡的多极”。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多强”实力的增长，这种不对称会逐步改变，“不对称、不均衡的多极”会转化为“对称、均衡的多极”，世界由此真正进入新的“多极”时代。

第三，“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不但是个“多极”世界，还是一个“多样化”世界。在“后后冷战时代”，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宗教文化，有可能、也有必要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美国和西方迟早会认识到：世界不是单色的，如其强行把西方文化、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社会制度强加于非西方，只能引起世界的分裂、动荡，美国和西方也不会有安宁。在“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主要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将包括美欧体系、俄罗斯体系、南亚体系、伊斯兰体系、亚太体系、拉美体系、非洲体系等，^[27]这些按区域分类的文化价值观体系既对其前代文明有继承性，也不会自我封闭。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将带有自己文化价值观体系的特色，永远也不会整齐划一，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业品。世界因此将成为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但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与冲突。这样的世界最终将普遍向现代化进一步靠拢，同一于现代化。现在西方流行一种观点，把世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主要包括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第二类是现代国家，主要包括韩、印、中及其他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第三类是前现代国家，主要指非洲等地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这种分类法即使不说非常荒唐，也说明分类者没有掌握现代化的真谛、本质。现代化首先是个动态概念。现代化无止境，其标准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的中国与印度在不少方面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欧先进得多，但今天的中国与印度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因为美欧在前进，现代化的标准有了新的提高。

受环境、资源、人文心理等因素制约，西方经济已接近于量的“封顶”。在整个“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及西方经济“量”的增长空间都极为有限，其现代化“量”的扩张将基本停止，而转向偏重于现代化“质”的提高。在此期间，非西方国家经济“量”的扩张还会继续下去，与西方经济“量”的差距会不断缩小。“现代化也将全球化”，由此将缩小世界发展差距，全球力量对比将进一步相对平衡。这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多样化”，并为之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四，全球治理将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政治主题。全球治理的概念盛行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发展，已把全世界60多亿人联结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安全、发展、人文、环保等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面临各种各样的世界性难题，需要各国、各民族超越狭隘的国家或民族利益，倾力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应对之策。所谓全球治理，就是要以全球为单位，一揽子综合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包括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国际安全问题等。

伊拉克战争以来，世界面临新的挑战，各种矛盾进一步突出，南北矛盾、发展差距、跨国犯罪、走私贩毒、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资源紧张、疾疫流行、地区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强权政治等问题相互交织。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使联合国作用受到怀疑，世界出现新的政治分野；“非典”疫情的蔓延导致各国加强边界管制、贸易限制增多、投资趋缓，全球化进程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复杂、多变期。凡此种种，使全球治理的呼声进一步增高。

“全球治理”不但是“后后冷战时代”的重要政治特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在“后后冷战时代”必须面对的政治主题之一，这将引起“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国际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融合将进一步加深，多样化、多极化将更得到普遍接受。大国因拥有人力、资源、经验和技术集约优势，在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既责无旁贷，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后后冷战时代”，大国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大国的作用在全球治理工程中将进一步突出。

三、“后后冷战时代”与中国

“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对中国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抓住机遇，避开风险，加速发展，加速融入世界，争取从根本上解决好与世界的关系，实现百年梦想。

首先，中国应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后后冷战时代”是综合国力竞争时代，也是大国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全球治理作用的时代。中国能否成为“后后冷战时代”有影响的大国，首先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连上台阶。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人民币，跃居世界第六；外贸额达62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五。^[28]但相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及“后后冷战时代”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是不够的。中国还应加速发展、加速赶超，争取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6％—8％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即可在2010年左右使经济总量超过法、英、德，跃居世界第三；在2020年左右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届时中国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强国，对国际事务获得与中国的人口、幅员相一致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其次，中国要有更强的参与意识，争取在“后后冷战时代”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制内负责任大国”特征，完成了从一个国际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稳定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制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29]“9·11”以来，中国借助反恐平台，与各大国合作，负责任大国身份进一步确认，大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利益交叉点也明显增多、增大。在“后后冷战时代”，中国要做国际合作的促进派，努力推动当前的国际合作超越反恐，向纵深发展，向“后后冷战时代”延伸，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水乳交融。

第三，中国应继续打“多极化”的大旗，积极推进“多极”世界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战略界率先提出多极化时，其具体形态是美国与中、欧、日合作，共同对抗咄咄逼人的前苏联。冷战后人们有关多极化概念的政治内涵转换为“多强”联合，平衡、制约“一超”。21世纪新形态的多极化则以包括“超”、“强”在内的所有大国合作，共同繁荣、共同安全、共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为宗旨。一个囊括美、俄、欧、日、中的大国合作局面，其实就是多极化在21世纪的新形态。为此，中国应继续积极推进大国合作，使中国成为“后后冷战时代”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和建设性成员。

第四，进一步促进中美合作。中国倡导、促进多极化并不等于、也不应等于反美。相反，中国认为美国是“后后冷战时代”多极世界中的主要一极，是合作对象。中美合作不但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是促进“后后冷战时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石。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美之间存在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30]这构成了中美关系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应继续努力开拓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增大两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又如在反恐、防扩散、反毒、地区稳定、国际安全等领域，两国也有合作空间，可通过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健全两国合作渠道、机制，形成合作惯性，促使美国真正认识中国是其实现繁荣、安全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的“战略伙伴”。(www.xing528.com)

最后，中国应继续与各大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联合国、“八国集团”、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各有其地位和作用。中国首先应积极与联合国合作，做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推动联合国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角和主要机构。鉴于“八国集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八国集团”的合作，推动“八国集团”由一个“富国俱乐部”、“西方大国俱乐部”朝“超西方”方向转轨，促其增大公正性，对非西方少一些偏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把全球治理偷换成“西方对非西方的治理”。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还要注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全球治理问题，说到底，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跟上现代化步伐的问题。如能解决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全球治理也就基本达标。在“后后冷战时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定位不会有变，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的盟友和战略依托。中国在“后后冷战时代”、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依然要坚定不移地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做发展中国家的朋友。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拉尔夫·科萨：《开创后后冷战时代》，载《韩国时报》，2001年10月12日。

[2]庞中英：《冷战后的终结与中国的回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5—7页。

[3]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仅12个主要交战国人口就减少了2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员死亡总数达5000万，冷战时期各国因战乱而死亡的人也逾千万。参见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2页；张继平、胡德坤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9页。

[4]沃尔特·拉弗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6页。

[5]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2页。

[6]US Millitary Spending：1946－2002，http://www.clw.org/milspend/spdhst98. html.

[7]张继平、胡德坤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4页。

[8]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4页。

[9]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什不是笨蛋》，载《明镜周刊》，2001年1月1日，第11页。

[10]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003，p.5.

[11]Hans Binneneijk，Back to Bipolarit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n 1999，p.10—13.

[12]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第750页、第7页、第755—775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

[13]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pp.35；49.

[14]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9页。

[15]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003，p.7.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 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

[16]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什不是笨蛋》，载《明镜周刊》，2001年1月1日，第11页。

[17]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18]参见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引自《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

[19]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73—176页。

[20]参见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第186—187页。

[21]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Sat，February 2，2002.

[22]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

[23]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ⅱ.

[24]2001年，美国外贸依存度约为25％，日本外贸依存度约为20％，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约为50％。参见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2，pp.2333—2339.

[25]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 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p.5. Joseph S.Nye Jr.，The Dependent Colossus，Foreign Policy，p.75—76.

[26]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引自《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7页。

[27]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将有七八种文明共存，以这种观点解释“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可能更恰当。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28]《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3日，第5版；《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

[29]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

[30]Washington File，February 21，2003，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