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冷战思维束缚下的中国安全发展

冷战从未结束。冷战并没有因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也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2) 中文版前言7。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度使全球银行业资本金缩水1/3，市场价值缩水2/3，一些国家从金融危机发展到整个经济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家危机。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是全球性的，中国当然无法幸免，许多危害后果的暴露具有时滞性，并且救市的效果也有待观察与评价。但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所遭受的短期损失要小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社会在遍寻危机解救良方而不遇后，幡然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独具魅力，于是各种版本的赞誉纷至沓来，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例如，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文章。2010年初，法国资深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多米尼克·莫瓦希发表了题为“西方的最终没落”的评论员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将在30年后走向没落，同时暗示将轮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主导世界。同年3月12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中国正在重写贸易、科技、货币与气候规则》，指出中国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由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德国人霍尔格·施特尔茨纳在2010年12月24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以“世界新秩序”为题撰文指出，“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变化已经开始。金融危机加速权力向新兴工业国家转移……中国重回世界经济之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著的一本书甚至以“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为名(3) 。冷静分析，这其中不乏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真心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友好人士，但也有表面唱赞歌、实际上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要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不切实际的责任、让中国为危机买单的民族主义者，还有野蛮地将国际经济危机爆发无端地归咎于中国，对中国横加指责和干预的用心险恶者。更有甚者，始终不放弃霸权思维、冷战立场与遏制战略，热衷于绞杀或“捧杀”中国，对中国的发展与富强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例如，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于2009年1月宣称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者，虽然他很快就摒弃了这一极端挑衅的立场(4) 。中国的财富创造与发展安全涉及诸多方面与关系，在这里主要探讨中国财富创造与维护财富安全面临的国际环境。

（一） 西方意识形态围堵中的“普世”价值观渗透与颠覆

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是衍生软实力的资源的主要渠道，约瑟夫·奈援引基辛格的观点说，“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5) 73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通过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以美国为标杆的主流价值观。“毋庸置疑，美国人民显然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新方针都将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精神气质及其传统。在国外与在国内一样，国家政策应该符合美国对自由、公正、放任主义、民主和其他所珍惜的概念的信仰。”(6) 67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的，“美国人最支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实施这一政策能令人信服地既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又能服务于美国的理想”(7) 131。正如其所言，“‘霸权’之所以成为‘国际霸权’，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推广，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世界秩序。”(8) 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可知，美国的理想不外乎强力输出美式价值观和美国模式，以美国的意志管理全世界，由美国决定世界财富的流向。

美国的价值观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9) 52美国的政治精英始终将美国妆扮成“‘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不论是外交事务，还是国内政治，美国的大众辩论从来不说是不同利益的竞争，而说成是善恶的斗争”(10) 66。1990年4月，老布什总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1993年9月，克林顿在其首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抛出了被称之为“克林顿主义”的新干涉主义理论。克林顿声称：“世界上任何遥远角落的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内部事务，都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不仅要为维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而战，还要为维护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而战”(11) 。2005年1月，小布什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实现这个目标最终不应由暴力达成。但在必要时，我们将以武力自卫，并保卫我们的朋友”(12) 这充分暴露了美国输出价值观、干预他国内政、追求单极霸权的图谋。彼得·诺兰认为，人类所面临的达尔文主义的挑战实际源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其解决方法同样要从资本主义的普遍趋势中寻找。美国更多的是追求自身利益，以意识形态为幌子，把世界导向灾难(13) 。当世界其他国家与西方的或美国的价值观不一致时，美国或意识形态进攻，或政治孤立，或煽动分裂，或经济制裁，或直接出兵侵占、颠覆现政权，或上述手段兼备，这从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国家的一系列全球干预行动中可见一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离任前在美国《外交》杂志2007年1/2月号发文为美英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侵略辩护：

这是一场关于价值观和进步的斗争，因此它必须赢得胜利。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为之而战斗。这就意味着要为了我们的价值观挺身而出，并不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全世界。……我们要显示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国的或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而是普通人性的价值观，是全球公民有权拥有的世界性价值观。……这不仅仅是关于安全或是军事战略的问题。这是关于灵魂和思想，关于说服人们并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处于民主进程中，我们就应该伸出援助的双手(14) 。

布莱尔将美国的或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价值观等同于西方的，进而包装为全球的价值观，将其标榜为“最好”的价值观。在布莱尔看来，西方在推行其价值观时可以完全不受正义、国际道义甚至国际法的制约，西方的军事行动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标准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施行。

在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过程中，由于政治孤立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直接的军事干涉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反对，而经济制裁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于是美国在加紧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出与攻势，培养美国文化的代理人——例如通过留学生交流计划，让赴美求学的他国年轻人将美国文化带回祖国，实行所谓的文化改造。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在于通过媒介对目标国家进行全面的文化渗透、文化支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潜移默化改造。“美国化”一方面带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造成当地文化状况趋向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15) 。英国学者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中把“文化帝国主义”明确概括为几个可以互相转换的概念——不平衡的信息流、媒介帝国主义、（美国文化）对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威胁。“全球化（globalization）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16) 1很显然，西方文化或美国式文化输出和扩张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国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植入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改变他国主流价值观，成为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早在1945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主要用于“影响精英人物”，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宣传则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17) 58。例如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达利尔·柴纳尔曾明确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这些圆盒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遍世界的影片。我相信，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18) 16。再来看看美国是怎样牵引世界艺术发展潮流的：由美国设计并把持的世界艺术界最具影响力、最高等级和地位的四项大奖——格莱美音乐奖（Grammy，音乐）、奥斯卡金像奖（Oscar，电影）、东尼奖（Tony's Awards，戏剧）和国际艾米奖（Emmys，电视），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审美标准、情趣标准等来评审相关作品，实际上是在“定制”美国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式价值观。借助于资本的提携，抑或依照资本的逻辑，形成了西方霸权文化“殖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与趋势。有论者将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潮流和审美心态称为“（资本）帝国审美”(19) 191。电影、音乐、戏剧、体育等非物质文化产品或行业是进行文化扩张和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以我国的电影进口为例，美国一直就WTO规则中关于电影进口的问题向中国提起交涉。2012年2月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每年将增加14部美国进口大片，每年引进20部大片升至30余部，以IMAX和3D电影为主。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25%。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月将有两三部大片在国内影院上映。国产影片的生存空间减小，竞争更加激烈(20) 。为吸引中国观众，好莱坞开始刻意地在内容和营销中嫁接中国元素。美国更深远的用意是，好莱坞往往引导作为主力观众的“80”后、“90”后青年自我代入美国影片的场境，以美国人的立场去观察、思考和判断问题，长此以往，容易被美式价值观所牵引，进而威胁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美国式消费文化的全球扩张是西方文化攻略、进行价值观渗透的成功案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并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 98、100。在全球化时代，在霸权国家编织的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中，西方强势国家以其强大的综合实力统治着全球的物质生活，并无时无刻企图统治全球的精神生活。西方消费文化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并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大众消费沉迷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22) 112。在发达的科技、经济实力支撑下，西方国家以工业方式大批量地生产和复制各类商品，似乎所有财富包括精神产品都已实现市场化和商品化。高科技“赋值”、商业化包装与炒作、概念化功能的炫耀使得其文化商品更具刺激性、渗透力与吸引力，愈益对年轻一代消费者起到价值理念方面的同化作用。战后美国通过消费文化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陷入了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高度依赖的泥潭中。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追赶国际消费潮流、不断实现强势国家所创造的需求背后，是本国资源的大量廉价输出、过度消耗，大量的碳排放以及国民福利的流失，而强势国家则扬长避短，获取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利益。美国式消费文化对历经改革开放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绝不能低估的。由于对财富的理解不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炫富、比富、斗富等畸形消费观，追逐奢侈性消费和投机性消费，动摇财富创造的基础。

控制新闻舆论是美国控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美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霸权战略，利用其发达的大众传媒网络与平台，有倾向、有选择地报道和评论世界各地的各类事件，甚至有违职业伦理和道德底线，随心所欲地放大、缩小、裁剪、嫁接或肆意歪曲捏造事实，以此向全世界宣扬、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政治倾向等，并影响、左右甚至操纵着世界人民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例如，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散布其杜撰的“邪恶轴心论”、“中国威胁论”、各国人权报告，给不同于美式社会制度的国家打上各式标签，以遏制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国家强大。

互联网日益成为宣扬西方价值观、控制大众传媒、对非西方体系的青年展开意识形态攻势的重要平台。“进入 21 世纪，控制美国大众传媒的权力迅速向上层集中，其速度甚至超过了过去20年间媒体公司的加速整合。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出现了：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和提供日常娱乐的机构被六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这屈指可数的几家美国和外国的公司，在规模和传播能力上已经超过了这个世界上曾有的和现存的任何组织和机构。他们在全球建立起来的复杂关系网已经使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卡特尔”；“媒体整合起来的力量使他们日益成为用娱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来培养下一代的主要因素。”(23) 5“9·11”事件后，美国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其职能是利用网络等媒体来控制信息。2009年5月，奥巴马宣布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并任命网络安全协调主管负责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被称为“网络沙皇”。《纽约时报》引述国防部发言人布赖恩·惠特曼的话说：“我们不想讨论攻击性网络行动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网络也是一个战争领域。我们应该有能力像在其他任何战场一样在那个领域展开行动。”长期以来，美国总是横加指责中国等后发国家对互联网的合法管理限制了“人权”和“自由”，但自己却违反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监控全世界的互联网信息。2013年的美国“监控门”事件的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爆料称：美国政府长期监控全世界的电子设备，其大规模监控计划“Xkeyscore”“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网上信息”，可以“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内容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美国情报机构分析人员甚至可以通过“Xkeyscore”计划对个人的互联网活动进行实时监控。2012年“Xkeyscore”在1个月内存储的各类监控数据记录高达410亿条。另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3年9月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接入苹果手机和黑莓手机的操作系统以及谷歌公司安卓系统，获取这些手机的大部分敏感数据，包括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息、备忘录和用户位置信息。这些骇人听闻的行径与其宣扬的“自由民主”南辕北辙，充分暴露了美式霸权的一贯的强盗逻辑的无理与丑恶。

（二） 美国重返亚太：衰落中的全球战略调整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安全依赖于国家实力，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24) 英文版前言41。在约翰·伊肯伯里看来，世界政治表现为一连串国家的强势崛起，并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25)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传统霸权国家通过建立并巩固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秩序来保护自身的财富、利益和安全。随着体系内外的其他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历史上出现过新兴国家对已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例如葡萄牙、西班牙对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挑战，荷兰对西班牙的挑战，英国对荷兰的挑战，法国、德国对英国的挑战，等等，这些新兴国家力图依赖它们显著增长的实力，在世界体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财富分配权，进而重新构造国际规则。与新兴国家的崛起相对应，开始衰落的霸权国家　　

则担心话语权的旁落，因而采取各种手段来推迟实力的衰落。“9·11”事件后，美国继续高调推行其单边主义政策，例如，撕毁或拒绝一系列国际协定如反导条约、生化武器公约、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构筑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出台《核态势报告》，发表“邪恶轴心说”，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发动伊拉克战争等等，似乎在上演着“最后的狂欢”。多伦·查尔斯认为，在霸权相对兴起和衰落的特定拐点上，战争要比其他时刻更容易发生，针对新的角色来调整外交政策以与新的霸权相一致，往往更有可能导致战争爆发 (26) 。尽管对美国是否开始衰落或已经衰落存在着广泛的论争，但冷战后世界更加趋于多极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从海湾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仿佛给查尔斯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解。戴维·卡莱欧在2010年8/9月号的英国《生存》杂志上告诫道：

由于美国全球性军事角色对欧洲和日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冷战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哄骗欧洲人为它们自身的防务开支掏腰包。……一个由单极霸权美国领导的、紧密结合的世界这一构想，对美国国家政策来说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不正常的指南。的确，这种单极幻想继续存在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体系里，这可能就是美国病态性衰退的最基本根源。……随着经济实力由于相对衰落而越来越受到挑战，它更加倚重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在许多方面，美国地缘政治的想象力在冷战态势下看来被压抑了。一个强国主宰全球各地这种经久不衰的自负，已经促使美国冒险发动了两场没有希望的地面战争，以及针对“恐怖主义”的一场无尽头的斗争。替这些战争及背后的各种自负买单，证实美国陷入了新版本的冷战财政。……对霸权的痴迷将继续摧残着健全财政政策的各种前景……这种单极霸权构想是一项有毒的遗产(27) 。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尽管经历了“9·11”事件和国际经济危机，霸权国家的官方及其智库的观念并无本质性的变化。正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修斯所说，恐怖主义和反恐需要并“没有改变中美最基础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暂时地搁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在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反导、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作用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互不信任。即使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增加，这些分歧也仍将存在”(28) 16。客观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日益加深的趋势，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两国面对共同的市场衰退，利益关系更是紧密交织。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美之间在反恐、防核扩散、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也存在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提升、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整体格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复苏中的突出表现、进而谋求更加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同时“全球治理机制呈现‘马赛克化’趋势。当前的全球治理出现了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的决策和执行系统，其中既有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次国家等不同层次的决策权威，也有平行决策系统之间的横向联合，并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合作关系”(29) ，全球数字革命浪潮中由于信息传递的空前迅捷导致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都会遭到即时的“围观”甚至干涉，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决策环境和实践环节亦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上述变化对习惯于保持代际优势的美国产生一种压迫式的危机感，与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核心利益产生重大冲突。早在2002年9月20日，值“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小布什政府公布了其任上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了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帝国（霸权）”论的战略思想，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报告》强调“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威慑对美国、美国的盟友和朋友的利益构成威胁的事物”，“我们的军队将强大得足以使任何潜在敌手放弃企图通过某种加强军事实力的措施来赶超或与我们的军事实力抗衡的想法”(30) 。事实上，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和自我价值体系的认定，使美国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团结和建构身份(31) 。尽管没有明言，但美国实际上是把中国等新兴大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并予以防范，通过输出美式价值观，加紧其渗透、破坏、颠覆之能事。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崛起以及“金砖四国”的发展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其积极的外交策略已经改变了东亚的格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还将继续增强。但中国崛起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将如何收场，目前尚难定论：中国是会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会融入其中成为当下秩序的一部分？ 而当中国崛起时，美国又能够做些什么以维持它现有的地位？”(32) 对此，国际社会众说纷纭。从这样一些焦虑与不甘中可以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蛮横与虚弱：既要求崛起后的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听命于霸权国家关于国际秩序的制度安排，又担忧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会打破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挑战现有的国际机制，西方国家已无力抗拒中国的崛起，进而编排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军事行动与意识形态攻势并重。中国学者庞中英撰文指出，

自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要求中国做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负责的利害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在国际上“按规则办事”。美国闭口不谈、也不可能谈到底是“什么规则”、“谁的规则”这类问题。因为在美国看来，不言而喻，“国际规则”当然是现行国际规则，而现行规则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不过，在中国的质疑之下，不耐烦的美国似乎开始明确“什么规则”和“谁的规则”这类基本问题，但并没有实质内容。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不少亚洲国家，都在不断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好像中国从来“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一样。这制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美国则从来没有　　

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2 年，为了在世界海洋事务上对付中国的兴起，美国准备加入这一公约），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是第一个于2003年签署包括“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内容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 的国家，而美国则迟至2009年才签署该公约。……让中国“按照（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办事”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动词）中国。(33) 。

随着时代的发展，既有的世界体系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西方强势国家顽固执守冷战思维，无视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傲慢看待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依然将国际交往视为零和博弈。从固有的美国利益出发，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自己却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动辄采取报复手段。一方面认为中国是新兴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如全球经济失衡、资源竞争、军备竞赛、地区对抗与冲突、国际安全等归咎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横加责难。在美国身陷阿富汗、伊拉克泥潭，日感力不从心时，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周边和平环境、维护周边秩序的目的。这些都对美国造成一种紧跟式的追赶态势。2011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指责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航母建设计划似乎都是针对美国的。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普世价值观的强力推动下，世界格局出现一定的变化。有论者认为，当前世界基本矛盾，“已从冷战时期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竞争和对抗为内容的东西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即自由民主模式）与多元文明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多元文明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34)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国际政治体系的权力变化。　　

在约翰·伊肯伯里看来，权力转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些国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崛起后仍维持与现行国际秩序接轨；一些国家则在崛起之后开始寻求秩序变革。一些权力转移导致旧秩序的倒塌和新国际秩序的建立；一些则只是对区域及全球体系做出有限的修正。……权力转移的具体方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新兴政权的性质与其对旧秩序的不满程度是关键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国际秩序本身——正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决定了一个新兴国家是选择挑战秩序还是融入其中”，“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它可以努力确保将中国的力量限制在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内。就算未来的世界将越来越拥挤，这个制度框架也能够保证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全球地位也许会衰弱，但是其领导的国际体系仍会是21世纪的主导秩序体系”(35) 。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国际秩序权力结构转变大体上存在着两种相左的观点。现实主义认为，中国的崛起仍处在初级阶段，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转变的基础相对薄弱，从而加深“安全困境” (36) 60。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认为权力竞争不可避免会导致战争。相互依存、国际机制规范化、国际关系社会化在亚太地区国际秩序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7) 。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将会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成为改变现状国。中国的快速崛起将是对美国、日本及俄罗斯亚太战略利益的挑战(38) 60。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在实力上与美国的差距，中国可能会选择根据自己在数量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如在台海地区与美国争夺边缘地带控制权。”(39) 亨廷顿在其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亚洲的发展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一是加强了军事能力，二是提高了与西方在经济上竞争的强度，三是中国扩大了影响，有可能恢复历史上在东亚的霸权。亨廷顿认为，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美国和西方的衰落，文明正在让位于野蛮，“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按亨廷顿的种族主义观点，亚洲（包括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最好。这样的观点比帝国主义还要野蛮和无理。亨廷顿甚至公然预言中美之间“将发生一场大战”(40) 242、372、266。这些鲜明的种族主义论调却在西方备受推崇，大行其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政治、经济、安全诸方面，外交政策转型的重点是，把各种外交资源分派到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2011年11月10日，希拉里在夏威夷檀香山发表讲话时说，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2年初，奥巴马宣布了新战略的指导方针，尽管没有明确说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文件提及，“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一个地区强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构成威胁”(41) 。美国从维护在国际系统中的霸权出发，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正面的对抗，又不愿对中国听之任之，就只能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演变和西化中国，全方位制约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常活动与交往，干预中国的国内、国际政策，使中国按美国的方案发展。有论者认为，西化和演变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企图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在“接触”的过程中，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二是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操纵的多边国际制度中，迫使中国的行为“循规蹈矩”(42) 。克林顿认为，虽然“与中国贸易不会自动带来自由与和平”，但“可能将对其在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做出的选择产生影响”(43) 。小布什政府也明确定位中美关系为“战略竞争对手”，应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a rising China）成为美国政府全球战略一个主要考虑(44) 。显然，以地缘政治为先导、以双边军事合作为支撑、以多边经贸合作为途径，可以发现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在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地区安全机制、经济秩序等全方位的主导权，化解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国模式在臆想中的“挑战”。(www.xing528.com)

2010年2月初，美国两大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共同进行了一项题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的民调，结果显示，41%的美国人认为左右21世纪世界经济的是中国人，43%的美国人表示21世纪的国际事务将由中国人主导，比认为这两个领域仍由美国人支配的比例分别高出1个和5个百分点。有论者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美国人近年来在面对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过程时日趋明显的焦躁心理(45)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2011年1/2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许能够反映美国人的普遍心态：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超凡表现，使得北京能够在全球各方面挑战美国的影响。……从亚洲的领土争端到人权问题等几乎方方面面，新崛起的中国与走向衰落的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已趋于明朗化。值得庆幸的是，中美双方走向实际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是因为全球化解决了双方的分歧，而是因为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在2010年11月的二十国峰会上，由于中国执意拒绝改变其货币政策，美国试图解决国际经济失衡的努力又告落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气候变化谈判也在中美两国的一再僵持下以混乱收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显然对美　　

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形成了长期威胁。中国非常勉强地同意了联合国制裁伊朗的一揽子方案，但是整个制裁方案变得非常虚弱，以致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希望非常渺茫。中美都参与了与朝鲜的谈判，但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制止潜在的对抗几乎毫无作用。中国还在激烈地展开资源竞争，特别是石油资源。……中国的军费开支正在持续快速增长。更为严峻的可能是，中国的新型导弹和反卫星技术将危及美国在海上和太空的主导权。……亚太地区——这一新的全球经济中心——将变成中国的后花园(46) 。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亚的关注点骤然升温。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等非传统西方核心区转移，以东亚为代表的非传统西方核心区对全球政治秩序变革和重构的作用日益显著。有论者指出，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权力场”（powerhouse）之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47) 。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早就加快其全球战略部署，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抑或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亚太。“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并非一定针对中国，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相反，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但从其行动的导向上，中国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是最大的。美国通过在2010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导弹防御计划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防务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文件，大体上可以把握美国对威胁的评估和应对威胁的战略转型的脉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正是美国的军事存在缓解了东亚的安全困境，维持了东亚的和平(48) 。由于东亚地区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国家间权力、利益、观念分配的变动难以预料，地区内的安全机制缺乏活力，以及充满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领土争端等因素的普遍存在(49) 49，“许多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都超过彼此间的互信”(50) 165。例如，许多亚太国家认为，冷战后美国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将日本完全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对日本企图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担当东亚领导的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51) 73。例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公开呼吁，“亚洲唯一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是美国在亚洲坚定的战略存在”(52) 。这些为美国强势介入亚洲事务张目的言论，无疑助长了美国战略的自负与盲目，不利于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自然也无助于财富的创造和财富安全的维护。

在地缘战略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高调介入东亚事务，反客为主，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一是曲解中国必要的和有限的海防政策。二是稳固和提升美国与相关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如加强驻澳军力，升级美菲同盟关系。三是利用南海问题挑拨、恶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图谋制造地区矛盾和纠纷，并试图进一步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四是通过军演炫耀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存在，传递支持盟友的决心。五是通过人道主义救援、出售武器等方式，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六是成立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强势推进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53) ，“走进”缅甸、参加东亚峰会。“美国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咄咄逼人的亚太外交攻势，从中不难发现美国主导亚太事务的迫切心情和政治决心”，有论者认为，“为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领导权，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54) 。更重要的是，在制衡中国的共同利益引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55) ，不仅损害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战略利益，而且过早地与美国的利益接壤，有可能会缩短战略机遇期。

在军事战略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方向是，针对“反介入/区域拒绝”威胁，着眼未来10~20年的战略格局演变态势，深度整合军力，提升美军远距离投送能力，确保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将未来常规冲突的目标区域锁定在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具体而言，一是扩大亲美阵容，提高“集体安全”能力，把军事同盟关系视为“力量倍增器”，二是重心后移，以关岛为枢纽，完善三线部署，加强在东南亚特别是南海周边区域的军事存在，三是更新前沿武器装备，提升亚太美军的快速反应和全维攻防能力(56) 。2010年7月河内ARF会议上，希拉里高调表示南中国海“有美国利益”。这是美国南中国海政策上出现重大战略转变的标志，其含义已经非常清晰：美国将全力应对中国崛起之后的东亚地缘战略变局(57) 。

（三） 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给中国和平发展设置了诸多障碍，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易变，中国此前为改善东亚、东南亚关系所付出的外交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和防范，部分国家则试图通过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来谋求地区霸权，这为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提供了借口。

第一，中国的合法行动受到限制。2010年7月，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分析文章，强调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国家利益，由中国海军主导自己在这一海域开展反海盗行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7月13日在网站上刊登彼得·哈尔彻的文章《中国正朝领土野心全速前进》，指出“此举令中国与5个邻国的领土主张直接冲突，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的海上优势形成挑战”(58)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意味着南海在中国领土主权上的重要性上升，这不涉及南海的归属问题。维护中国海洋领土完整和海上安全，保护中国新兴的、广泛的海上经济利益是中国海军的“远洋防御”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核心利益关涉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关涉重大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绝不容许外部干涉。宣示核心利益等于昭告国家利益的底线，本意是防止国际社会的误读和误判。然而，西方国家却故意曲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将中国军队的正常防卫建设当成军事扩张的前奏而大加渲染，并鼓动、插手相关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走向。例如约瑟夫·奈就认为，“中国太过于高调的军事姿态很可能在中国的邻国中催生一个反制联盟，从而削弱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亚洲，中国实力的崛起招致了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抗争”(59)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本身带来更多的反对。”(60) 例如，2011年9月16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发了一组题为《美澳军事合作针对中国迈大步》的报道，报道指出：

美准备让两国军事关系迈进一大步，即在澳西部海岸和北部海岸部署美军。……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在与中国的贸易和与美国的安全协议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和东亚其他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一项民调显示，由于担心安全而支持美国在澳驻军的澳大利亚民众比例高达55%。……美国谋求获得新基地一事反映出中国不断上升的国力已开始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挤压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61) 。

有论者从澳大利亚的立场出发认为，“澳大利亚的新贸易格局意味着主要商业伙伴——中国并非战略盟友……澳大利亚人的对华态度依旧十分犹豫。……罗维研究所当月（2011年4月）的一次民调结果却显示，近半数的受访者相信中国会在20年内成为一大军事威胁。许多人对中国投资增幅感到担忧”(62) 。除澳大利亚外，中国周边的一些中小国家，忧虑中国崛起后会实行对外扩张，“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增加自身军费和防务开支、发展与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大国合作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即采取所谓的‘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 against China）’，巩固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谋求最大战略空间的现实主义战略选择”，既想利用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牵制中国，又渴望在经济上通过分享中国的市场、投资和贸易来获取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的核心是要在东亚较为稳定的中美“两强结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中美矛盾，让中美相互制衡，为其赢得最大的战略收益(63) 。这些做法成为困扰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中国的国防建设还不足以支撑新时期历史使命。就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而言，美国为3.5%，俄罗斯为2.41%，法国为2.35%，英国为2.28%，而中国仅仅为1.36%。中国的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中国的军事战略总体上趋于防卫型，中国的军力发展服从于“中国永不称霸”的战略构想与国际承诺，因此，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就等同于世界上维持和平的力量增强。西方国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炒作“中国威胁论”市场式微的情况下，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中国责任论”，挖空心思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

第二，中国易落入国际事务与大国责任的陷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就有较强的意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霸权国通常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但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64) 45。保罗·肯尼迪提出的过度扩张论认为：“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65) 624由此，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来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成为强势国家重要的选择(66) 。长期以来，美国的国家战略其实都是“全球战略”：在经济（金融、贸易和产业）战略方面，美国始终从制度层面把持着全球经济规则、产业标准的制定，控制全球生产体系的运行。在科技战略上，美国始终牢牢掌握知识创新的最前沿，并将最先进的科技运用于军事领域。在军事战略上，一直谋求与其他国家保持代际优势，同时在太空、网络、极地、海洋等领域抢占先机，服务于其全球霸权构想。在文化战略上，宣扬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模式，输出“普世价值观”，强调“世界警察”的“霸权责任”。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必然衰落，但其无力同时应对全球危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在国际交往中要求中国承担更重要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责任论”发端于金融危机前，流行于危机爆发后，是西方国家试图让中国为金融危机“买单”的舆论工具之一。自从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后，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热议。2007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曾提出“中美国”的观点，称“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危机导致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增加，“中美国”的平衡结构似乎被打破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促使“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再度热炒。美国提出的“再平衡”就是要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此流行。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客观上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显著提升，“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变化的三“大”——变化范围之大、变化速度之快和变化观念之深对西方世界正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美国的霸权实力正在逐渐衰落，世界多极化趋势越发明显，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冲击，无论出于何种居心，国际社会均期待中国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二是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三是道义上的责任，要求中国逐步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67) 。有学者指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个由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于2005年末使用的术语表明美国如何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内行事。就此而言，中国越来越愿意参与深受美国影响的体系，并在这个体系内提升其利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68) 。

“中国责任论”有诸多版本，当西方相继陷入困境，中国付出极大代价来抗击危机时，西方却声称单单中国从金融危机中受益，谓之“中国独秀论”、“中国救世主论”。当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宣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时，世人惊呼“中国火车头论”。当中国严正声明自己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而无法承担西方强加的脱离实际发展水平的国际责任，西方称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也有诸多形式，贸易顺差、美国国债、人民币汇率、碳排放、能源消费等皆成为西方的兴趣点。西方某些学者、媒体、国家政府，多次发难，认为中国“刻意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操纵人民币汇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以及“国内消费不足造成高储蓄”，从而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失衡(69) 。无论何种版本或形式，其包含的促使中国按照西方意图进行政策调整、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的目的没有改变。例如，在世界经济交往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绝非仅仅由某一国因素所造成，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本身就是别有用心。在贸易顺差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美国一方面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严格管制，是造成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持有美国国债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美国要求中国多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危机分担责任，但同时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过多，有操纵美国经济之嫌，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④。中国知名人士时寒冰曾撰文描述了其赴美的一次经历，提及美国前助理副国务卿Susan Shirk女士对中国的诸多批评，但谈到中国经济问题对美国和世界的贡献时说：“中国就像一个银行家，对美国慷慨提供经济援助，这会促进美中关系。”例如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是她对中国最正面的评价(70) 。这真是一种令人揪心的评价！“国际责任虽然总体上是国际市民意识的产物，但是很大程度上却扎根于各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并由其界定”(71) 51。与此前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敌意昭然的攻击相比，“中国责任论”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开始在许多场合表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江忆恩认为，对中国来说，“负责任大国”意味着，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体制的建设，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问题等新内容(72) 。关键是中国要对国际社会承担多少责任、在哪些领域承担责任？

事实上，中国积极参与各种非物质性的国际制度建设，例如在对待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的旨在降低全球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问题上，中国早在1998年5月29日就签署《京都议定书》，于2002年9月3日核准，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意味着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制度的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73) 280。而美国、加拿大却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在西方强势国家的思维定势中，中国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错的。

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们实现由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