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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上的花朵:女大学生恋爱的质性研究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悬崖上的花朵:一名女大学生恋爱的质性研究文/李廷洲[1]评/楚江亭[摘要]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恋爱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关键词]大学生恋爱质性研究自我认同恋爱心理契约一、研究缘起文中“点”2001年4月,教育部规定,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取消了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此外,最重要的是,大学生对恋爱的态度和感受高度依赖于当时的情境和研究关系,这正是量化研究试图忽略而质性研究重点反思的问题。

悬崖上的花朵:女大学生恋爱的质性研究

悬崖上的花朵:一名女大学恋爱的质性研究

文/李廷洲[1]

评/楚江亭

[摘要]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恋爱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恋爱中的自我认同”理论和“恋爱心理契约”理论。本研究认为,良好、融洽的恋爱关系促进着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大学生对恋爱关系的向往隐含着对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另外通过对恋爱关系中双方角色期待的感知和认可,恋爱双方反思性地构建和形塑着自我对理想恋爱模式、对恋爱双方角色行为、对恋爱行为边界等的看法,也即形塑了自我的恋爱观,恋爱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恋爱观。

[关键词]大学生 恋爱 质性研究 自我认同恋爱心理契约

一、研究缘起

文中“点”

2001年4月,教育部规定,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取消了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2005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废除了“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的规定,大学生恋爱成为合理合法的行为(徐东芸等,2006:105-106)。大学校园里对于恋爱问题的讨论已由“能不能恋爱”[2] 到“怎样更好地恋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浪漫历程,研究也显示大学生恋爱呈现年轻化、理性化的趋势(徐伟玮,2004:18)。大学生的爱情中有甜蜜与温馨,同时也不乏由于家庭背景、性格和价值观等因素导致的摩擦与冲突。恋爱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学习、成长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1.“理性化”趋势,何以见得?

2.缺少相关文献研究;应明确提出你的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应说明。

当前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两个,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大学生恋爱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具体来讲,对恋爱现象进行规模、结构的描述,对涉及的变量进行因果分析、差异分析、类属分析,对恋爱观的结构进行因素分析。在分析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纠正、教育策略也是这类研究所感兴趣的。第二个取向是对大学生恋爱现象从伦理、价值的角度进行思考。

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恋爱现象提供了大量的思想和素材。但是,恋爱现象固有的感性、主观性、情境化的倾向却不利于基于统计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这些丰富的感情、波折的经历、独特的感受似乎更适合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此外,最重要的是,大学生对恋爱的态度和感受高度依赖于当时的情境和研究关系,这正是量化研究试图忽略而质性研究重点反思的问题。

3.概述仍旧不充分。

二、他们的故事

本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的方法上采用的是“目的性”的策略,即寻找有恋爱经历的、相对比较健谈的人;这个人应该与我没有太多的共同朋友和生活圈子,以利于她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担心干扰她本人的生活;这个人应该可以方便地与我交流观点。最后,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A(化名)。她是北京某大学的女研究生,在与我接触的时候刚入学3个月。她基本符合我的研究需要。

4.会不会影响主讲人的情绪、心态,以致于有意掩盖什么呢?

接下来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的场景。在介绍人B的陪同下,A和另外一名她们的朋友C一起与我见面。(本来预定有两个人与我交流,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三个)因为C对我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当时又没有其他事情做,就过来一起参与了。(这样看来,她们参与我的研究的积极性比较高,这对我搜集资料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条件。)简单介绍和寒暄之后,她们又慎重地问了交谈内容的保密问题,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承诺研究成文以后一定获得她们的允许再公开。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我们约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聊天。我们在店里找了一个周围人比较少的座位坐下,一个圆桌,直径大概1米。地方稍显局促,我们面对面的距离很近,还偶尔碰到其他人的脚。近距离的交流允许我们很小声地交谈。咖啡吧里放着轻柔舒缓的音乐,光线柔和,空气中带着淡淡的咖啡香和花香。西侧桌旁一对情侣在面对面聊天,距离较远,不会相互打扰。东侧一个姑娘在用电脑,有可能是在打游戏。大厅里其他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用平板电脑。整体来讲还算安静,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声音(舒适优雅的气氛为我们展开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这种氛围比较容易调动人的感情,与我的研究主题不谋而合。)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我们简单聊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事情。我把话题引到恋爱问题上,以引起她们参与的兴趣。开始时气氛很好,大家有说有笑。

5.后来气氛如何?

6.研究者主要关注什么?研究什么?

我以完全开放的形式倾听她们的故事,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恋爱经历以及当时的背景、情绪、想法等。我的参与主要是追问,一方面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对方的意思,以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另一方面是对我感兴趣的问题和细节进行追问,以保证我获取的信息充分、完整。

7.没有读到内容丰富的故事!什么故事?怎么发生?她们如何处理的?为什么?结果如何?

B的故事内容丰富,而且第一次见面时间不是太充裕(访谈进行了约3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她的故事,对C的故事只有简略的了解。因此,我选取B进行重点分析,后续研究中我搜集资料的对象均来自B。这些资料包括访谈记录(约2万字)、观察笔记(约4 000字)、3篇日志(我从社交网站上获得)和一些照片。在资料分析方面,我采用Nvivo7.0进行文本分析。篇幅所限,这些资料无法完全呈现,我将以图示的形式展现B的故事,并进行适当说明和补充,如图1、图2所示。在说明部分和下文的资料解释和理论构建部分,我将大量引用这些资料。

8.为什么要用Nvivo7.0进行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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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B的故事(1)

9.这一段没有“故事”。应有主人公、事件、情节。故事需要有血有肉!

图1大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B对爱情有着美好向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理想的甲。他们开始了一段暧昧、青涩的情感经历。地域条件、老师、父母、同学、媒体、自我的理性分析都对这段感情有着一定的影响,老师和家庭的影响比较小,而来自媒体(“就好像‘红颜’中的情节”,“我‘分手快乐’了”)和同学的影响比较大,交往双方的自我反思也有较大的影响。起初B对甲有好感,甲知道这个事实,这种主动追求与被动接受的角色定位对后期两人的交往一直有影响,甲始终期待B有积极、主动的表现和态度。节点“压力”主要是在恋爱开始之间,对学习成绩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当时压力比较大”,“压力巨大”)。“理想的甲”是一个对B来说形象、气质比较理想的男生(“有点像混血儿,皮肤挺黑的,眉毛很浓,睫毛很长,肩膀特别宽,高中男生很少有鬓角,他鬓角很长,大概179(cm)的样子吧。穿着打扮虽然很普通,但在那个年纪就是这样,休闲的,布的裤子,不嘻哈,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裤子,给人感觉很好”“他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是个小头头吧,各种观点比较有高度吧”)。

img4

图2 B的故事(2)

10.没有看到什么故事!依然是理性的概况!

图2大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与甲有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另一个女生D与甲关系暧昧,同时,另一个男生乙又在主动追求B。这促成了B与甲分手,开始了与乙的恋爱关系。对乙的家庭出身、未来工作打算和外貌这些条件,B在恋爱开始时有所考虑,以后就很少关注这些因素。B对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有明确的区分,这也是促成他们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有负气和冲动的成分,这段感情经历并不愉快,虽然如此,恋爱关系仍旧有一定的惯性,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维持。最后,由于一个特定事件,这段本就“平淡”(B的用词)的感情走向了终结,B感到“如释重负”(“我从此觉得人生就快乐了,快乐了好长时间,我分手快乐了”)。

11.到底在他们的恋爱中出现了什么,需要用这些理论来解释!

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我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具体来讲是符号互动论、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布迪厄的符号支配理论,进行解释,并构建两个本土理论。

三、恋爱中的自我认同

12怎么突然就到了吉登斯,为什么?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3]条件下的自我认同包括三个维度的特征。第一,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人,会感受到能反思性地掌握的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并且能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人沟通;第二,通过生命早期建立的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信任和安全感,个体在实际行动中可以“过滤”掉许多普遍威胁到自我安全和完整性的威胁(食品安全、核战争、自然灾害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存在,但个体仍旧可以在过滤掉这些威胁的情况下正常地生活而不至于陷入焦虑);第三,个体能够把自我的生活和其他现实作为有价值的事物加以接受,从而体会到一种意义感(安东尼·吉登斯,1998:60)。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论述故事中的行动者在恋爱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因素。

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以地域限制为特征的个体生活边界被打破。稳定的,具有共同传统、共享价值和共有文化的共同体被解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被切割成了一个个片段。电影电视剧、图书、广告、新闻以近乎爆炸性的方式膨胀,各种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和多种多样的虚拟形象侵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随着人际交往的日益丰富,大学生接触的人群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更加多元化,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太多了,他们面临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高度多元化,而自我的生活轨迹赤裸裸地呈现在外界信息面前,被不断地干扰、侵入甚至是支配。用被访者的话来说, “自己一个人像在漂泊”,“有个男朋友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了”,“想要一种稳定的生活”,这些都体现着大学生对漂泊的、任意的生活方式的焦虑和对稳定、内在参照的生活轨迹的向往,而恋爱关系的确立似乎可以满足这种需要。恋爱中双方的亲密关系不仅为对方提供着认可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共享生活轨迹和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大学生可以回答“我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中都有哪些固定的因素”、“我的生活中有哪些人与我一起生活”这些关涉自我认同核心的问题,这对于大学生建构自我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吉登斯所说的脱域[4]机制广泛存在的条件下,个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受专家系统控制甚至支配的。大学生穿的衣服由设计师和服装公司的专家生产;食物由食堂、餐厅、食品公司、农业专家生产;房屋和宿舍由建筑师和建筑公司负责设计和建造;出行的交通工具由汽车公司设计制造,并保障其安全性,交通规则则有交管部门制定和保证实施;接受的信息由专业的新闻媒体和各领域专家负责生产和传播。然而,大学生的生活中充满了类似的疑问:衣服是否安全?食品是否卫生?住房是否牢固?交通工具是否可靠?信息是否真实?既然看不到这些产品被生产的过程,也不明白其中的原理和科学,个体何以信任它们呢?生活中的这一切都是以一种基本的信任关系为前提的,个体不得不假设衣服是安全的,食品是卫生的,住房牢固,交通可靠,信息真实,否则个体的日常生活将难以继续,从而陷入一种焦虑之中。贝克的分析将这种威胁和风险进一步深化,他指出,全球化的风险已经侵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风险造成的危害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预警能力的范围,且风险无法预测,无法估计(乌尔里希·贝克,2004:60)。典型的例子包括核战争、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对个体安全的焦虑和对风险的潜在恐惧,在我的研究中,被访者提到的“踏实”,“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无不隐含着对安全威胁的焦虑。恋爱关系的确立,对大学生来说(尤其是女大学生),强化了个体的基本信任和本体安全。恋爱中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靠幻象,以应对脱域机制和风险社会带来的种种威胁。

13. 不仅大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人人都思考!

随着传统社会的解构,社会成员的共享价值观被一起解构了。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共享的、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观可供选择。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未完成次级社会化的个体[5],未来职业仍是不确定性的,还没有在社会中获得特定的角色定位。这样的个体更难以找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随之而来的便是“空虚”、“迷茫”、“漂泊”的自我感受。恋爱中的大学生双方彼此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未来美好家庭的向往,从而愿意为美好爱情付出努力,这些因素建构着大学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从而巩固其自我认同。

14.不用这样的研究也可以通过经验得出类似的结论。

综上,大学生的恋爱关系有利于维持其自我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强化其信任感和安全感,有利于其意义感和价值感的确立。因此,我可以作出如下假设:良好、融洽的恋爱关系促进着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大学生对恋爱关系的向往隐含着对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

为了避免目的论的倾向,此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大学生恋爱行动者并不是有意识的以巩固自我认同为目的采取恋爱行为。事实上,满足自我认同大学生对恋爱关系的向往隐含着对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满足自我认同的需要是恋爱行为的结果而非目的。行动者出于情感、生理、社会性需要开始的恋爱行为客观上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同。如前文所述,恋爱中个体的行动遵循一种实践的逻辑,下文将要阐述的恋爱心理契约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逻辑。

四、恋爱心理契约的逻辑

15. 缺少资料的分析,这样论述很难看到质性研究!

契约论(theory of contract)最初是西方政治哲学中试图证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之一,对其理论内容本文不拟深入讨论(姚大志,2003:94)。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契约关系是指具有平等的社会权利的利益主体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崔宜明,2004:16)。而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则是更下位的,主要在组织行为学中加以探讨的概念。本文对心理契约的一个操作性的定义是个体之间形成的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和理解(李原、郭德俊,2006:151)。接下来,本文将尝试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构建恋爱心理契约的理论内容。

恋爱双方为确立恋爱关系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或称“资源”。具体包括恋爱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恋爱带来的经济上的投入和开始这段恋爱关系带来的机会成本(开始这段恋爱意味着放弃了与其他人开始另一段恋爱关系的可能)。

恋爱关系能带给恋爱双方一些互惠性的因素,具体包括:满足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包括性的、情感的、人际交往的需要,还有前文论述的寻求稳定且连续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巩固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需要、寻找生活意义的需要等(这些需要在前文已有资料支撑,此处不再赘述);满足作为成年年轻人的角色期待,大学生作为成年的年轻人,在父母、亲戚、同学、朋友那里获得了一种应该谈恋爱的角色期待(在我的研究中,被访者多次提到同学的影响,其中隐含了这种期待,也有亲戚主动询问B有没有男朋友,并提出帮她介绍。)

缔结这种恋爱心理契约关系的标志包括口头的“答应”(B的原话是“我就答应了”)、身体接触(牵手、亲吻等)等形式。

恋爱心理契约在形式上是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和明确恋爱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等。更多地是以一种承诺(“我不会再这样了”)、默契的形式体现在双方的角色期待当中(“我不高兴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会陪我聊天”)。(www.xing528.com)

恋爱心理契约的内容,即恋爱双方在权利和义务方面被期待的角色行为包括倾诉、陪伴、互送礼物、赞美、倾听、身体上的亲密行为、用情专一、相互帮助等。相应的,有一些被禁止的行为,例如不忠、忽略、冷落、纠缠等。具体的契约内容只能在恋爱双方的互动过程中被具体的构建。

16.他们的故事中到底有多少是心理契约的内容?所以,必须相对明确研究问题,并分出层次!

在恋爱心理契约内容的建构过程中,媒体、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均产生了影响(如图1所示),恋爱中的个体理想中的恋爱关系模式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被反思性构建的。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大学生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在学校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这些因素形塑而成的惯习,深刻地影响了她对恋爱关系的认知模式,这种特定的认知模式会直接体现在其心理契约内容中。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随着各自付出、表达、倾听、妥协、反思的互动过程,恋爱中的个体逐渐认识了对方的期待和行为习惯,并对自己的期待和行为作出调整,逐渐形成稳定、清晰、双方认可的恋爱心理契约内容。在图1和图2中,恋爱双方表现出的期待、肯定、胁迫、反思等均是这个过程。

恋爱心理契约关系一旦确立,便成为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稳定的、有一定惯性的符号系统。这种性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父母、朋友、同学、老师的前反思性的假设,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将这种恋爱关系作为一种前提,例如询问“你男朋友最近怎么样?”“这事找你男朋友啊。”不仅如此,随着恋爱双方共享生活轨迹、社会关系的增多和强化,这种前反思性的假设将个体塑造成她男朋友的女朋友(或他女朋友的男朋友),这便具有了米德意义上“客我”的意涵。至此,恋爱中的双方已不是外在于个体的某个人,而是自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恋爱心理契约关系一旦确立,便意味着恋爱双方已经适应了对方,并开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这一点下文将深入论述)。这种关系可以带给双方情感和生活上的相互依赖,而这种依赖是具有惯性的。如图2所示,B与乙在恋爱关系稳定以后,虽然对这份感情始终不甚满意,但一直维持着恋爱关系长达2年。

至此,我已简要论述了恋爱心理契约的逻辑。恋爱心理契约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恋爱阶段论(恋爱中的蜜月期、适应期、共生期;共存、反依赖、独立、共生等)。从恋爱心理契约的角度看,“蜜月期”或“共存期”是恋爱双方专注享受恋爱的互惠性因素的时期,此时的个体沉浸在恋爱的幸福感中,对双方的角色行为和边界等都较少地考虑。“适应期”或“反依赖”、“独立”实际上是恋爱心理契约内容构建的时期,此时双方在彼此的权利、义务及其对应的角色行为进行妥协。随着这个过程的渐趋完善,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共生期”。相反,如果双方无法成功构建稳定的契约内容,便很容易走向感情破裂,因此,这个时期也是分手的高发期。

通过对恋爱关系中双方角色期待的感知和认可(即恋爱心理契约内容的构建),恋爱双方反思性地构建和形塑着自我对理想恋爱模式、对恋爱双方角色行为、对恋爱行为边界等的看法,也即形塑了自我的恋爱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恋爱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恋爱观。

本文构建的两个本土理论只是作为设想的理论,留待后续研究的批判或证实,我也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它们。

五、研究者的反思

17.为什么需要这些反思!研究还是质性吗?从哪里来的?扎根了吗?

第一,关于唯智主义偏见与实践的逻辑之间距离的反思(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42)。这种努力绝非易事,尤其在本文的第三、四部分,我试图建构“恋爱中的自我认同”理论与恋爱心理契约理论的时候,唯智主义倾向不断干扰着我。思维中不断出现将理论进行完备论述的冲动,但这个过程往往脱离了我的研究资料,是在理论的框架内做的脱离实证的努力。

我始终在尝试不断地回到研究情境,回到资料,让资料与理论对话。

当然,如果仅将这种反思性描述出来,而不将这种反思和警醒贯彻进研究和分析的全部过程,这种反思将变得毫无意义。我努力避免这种倾向,在确定研究现象、研究问题、搜集资料、分析资料、解释资料、整理成文的过程中贯彻这种反思性。

第二,关于研究伦理的反思。我在征求被研究者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并在行文中隐去了有关他们身份的资料。另外,在本文公开之前,我已征求被访者的同意。

我绝不是在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的前提下进行研究,也不会做那种尝试,而是在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将这些价值、文化、情感因素揭示出来,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现实”。这个“现实”中不仅有关于研究现象的故事、场景和历史,还有研究者的惯习、场域位置、价值取向、情感、背景。这里,我力图呈现的不是几个行动者在偶然互动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现象学,而是几个有着独特轨迹的行动者在历史中的际遇;不是个体与个体互动或反思,而是历史与历史的交汇和融合。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著,汪涌译(2009):《现实的社会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崔宜明(2004):“契约关系与诚信”,《学术月刊》,第2期,第15-21页。

李原、郭德俊(2006):“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及其内部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151-168页。

刘长林(1983):“大学生恋爱观问题初探”,《社会》,第6期,第32-33页。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2004):《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2004):《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徐东芸、张万山、鲁芳(2006):“河北省部分高校大学生婚恋观状况调查及对策”,《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第105-106页。

徐伟玮(2004):《长春地区大学生恋爱观的现状及特点》,吉林:长春师范大学。

姚大志(2003):“契约论与政治合法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94-99页。

朱国华(2004):“习性与资本: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上)”,《东南大学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3-37页。

文末“评”

本文选题较为新颖,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而且比较适合运用质性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点。

1. 研究资料不充分,尚未达到资料相对饱和的要求,致使后半部分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没有有力的支撑,显得很单薄。

2. 资料分析不足。仅用逻辑图理性地展示资料,丢失了原始资料大部分的信息。

3. 资料解释有明显的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对理论的引用较为牵强和突兀,很难看到自下而上建构理论或对资料进行逐步抽象的过程。

总体来讲,本研究基本符合质性研究方法的要求,但在资料搜集、分析和解释方面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学生回应

感谢楚江亭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我的文章进行精彩、细致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

正如楚老师所说,我在研究中仅进行了两次访谈,资料远未达到饱和的程度。这直接导致故事的叙述内容空洞,没有细致的深描和丰富的情节。而且资料不足以支撑理论建构,致使资料解释部分空泛、脱节。

在行文过程中,许多细节的处理也比较粗糙,比如楚老师第3、第5、第6条点评,我都很认可。

此外,正如第13条点评指出的,从资料分析到资料解释部分的过渡较为突兀,语言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资料不充分、验证理论倾向明显导致的。

对于以上问题,我会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继续努力,予以克服。再次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点评!

点评专家楚江亭简介

楚江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教育发展战略》《教育管理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曾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文章50多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译著书籍8部,主持与参加国际、国家及有关部委项目、课题等15项。近年来,多次被有关省、市、县教育(厅)局邀请为局长培训、校长培训、教师培训、新课改培训、学校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等做学术报告。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十佳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四大名嘴”之一。

【注释】

[1]李廷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社会学。

[2]刘长林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谈恋爱,已经成为学生工作不可忽视的现象。近几年来,这种现象在各大专院校有增无减,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身心健康。”参见:刘长林,1983:34.

[3]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以时空抽离、脱域和反思性为基础的社会性质,其制度性维度包括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以自然的改变和“人化环境”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控制条件下的军事现代化,市场经济、竞争劳动和资本积累四个维度。

[4]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具体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的产生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两种脱域机制。

[5]彼得·伯格意义上的次级社会化,指制度或是以制度为基础的“亚世界”的内在化。(参见: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0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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