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三破铁围，促蒋下野

第三节　三破铁围　促蒋下野

蒋介石并不甘心于失败，而是依仗军事优势，从7月初开始，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军队共30万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他改变第二次“围剿”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福建建宁一带做群众工作，远离根据地，而且尚未得到休整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多人，只有国民党“围剿”军的十分之一。形势已很危急，加上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汇报军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了军事形势和红军对策，意见完全一致，但存在第三次反“围剿”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需要”，作出抵制中央局驻地龙冈汇报工作的决定。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同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决定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国民党这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13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地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7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7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奉中央之命由广西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28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围剿”军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7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3]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8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做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围剿”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着险棋：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20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地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于6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7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扎在良村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1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于是红一方面军主力以3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8月11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2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

从8月7日至1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8个团1个营共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参谋处从黄陂敌军师部缴获的一份紧急电报中得知，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师正向黄陂开来。毛泽东、朱德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垴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4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时，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

8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www.xing528.com)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佯装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10公里的狭窄缝隙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

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个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到8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9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9月4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围剿”军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9月7日，红军一部分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3000人，打成一个平局。打成平局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15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9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围剿”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可是，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智勇双全的黄公略，9月15日在指挥部队向东转移时不幸遭到敌机扫射，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30万大军突然向赣南根据地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闽西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红军只有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情况最严重时，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6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共3万余人，其中俘敌18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产了。

蒋介石“御驾亲征”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可他还信誓旦旦，说什么“不能成功，誓当成仁”、“舍命疆场”之类的话，这也只能当作一种新的“天方夜谭”罢了。

红一方面军三次反对大规模军事“围剿”的重大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军10个师5个旅共计7.5万人，其中俘虏4.6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6万余支，迫击炮70多门，子弹500多万发。为红军所歼灭或遭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大量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歼，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严重动摇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例如，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万余人随后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就是国民党军心动摇的最有力的证明。蒋介石置日寇不断侵华于不顾，不抗日专“剿共”，并且连续三次失败，引起全国人民大为不满，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在粤桂地方势力不断发难和敦促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1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之职。蒋介石在台上，国民党里众多军阀没有一个斗得过他，但从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策略上讲，蒋介石只不过是毛泽东手下一名败将而已。

经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这三次反“围剿”的丰富经验，作了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打下了军事思想的基础，还为以后红军作战提供了胜利的条件。

毛泽东的这些作战原则，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十六字决发展而来，并且以后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他为革命军队进一步制定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注释】

[1]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2]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