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金元四大家的医学创举

“金元四大家”是指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位著名的医学家。在学术上，他们各有特点，代表了四个不同学派。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奠定了产生金元四大家的社会基础。由于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刘主寒凉，张主攻下（汗、吐、下三法），李主补土（补脾），朱主养阴，大大地丰富了中医理论。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主要是因为金元时期在医林中涌现出自成一家的四大流派，其首即为河间医生刘完素。他以“火热”立论，主张寒凉清热泻火，制定了“通圣散”、“凉膈散”、“双解散”等著名方剂；开明清时期“温热学派”之先河。他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廖育群

1．寒凉派代表人物——刘完素　刘完素主张“火热致病”，善用寒凉药物，故称作“主火学派”或“寒凉学派”。

刘完素（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故亦称刘河间。刘完素自幼家贫，其母患病时，因家贫，三次请医均不至，延误治疗而亡。有感于此，刘完素乃立志学医，初云游四方，谋食江湖，遇异人陈先生指点，乃洞达医术。

刘完素是宋金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并且影响较大的一位医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二卷和《宣明方论》十五卷。他创造性地发挥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六气皆从火化”说，治疗多用寒凉药，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疾病，世称“寒凉派”。他提出“降心火，益肾水”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给后世温病学派以很大启示。

刘氏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公元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为彰显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荆山浮图等从之。私涉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2．攻下派代表人物——张从正　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善用“汗”、“吐”、“下”攻邪法，故称作“攻下学派”。

张从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刘祁《归潜志》记载张子和曾从刘祁之父刘从益（字云卿）学医，熟读《内经》、《难经》，学宗刘完素，善于使用寒凉药物，很受一部分士大夫的称誉。张从正为人比较放诞，没有威仪，喜做诗、饮酒。金宣宗兴定年间（公元1217-1221年）一度被召入太医院并随军于江淮各地。后因厌恶官场生活遂辞去官职，隐居民间看病。对于张子和辞去太医院职，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医杀二妇”，有人则谤他“医杀颖守”。后经张子和好友名士麻知几（九畴）澄清真相，认为这是对张子和的诽谤，因为张子和经治的一些病人都很危重，有的死去了，就归罪于他。事实上，张子和不仅医理贯通，并能应付疾病之无穷变化，所治之病，每每能应手痊愈。元好问《中州集》载“李曳赠国医张子和诗”写道：“禁御喧喧以字行，粗工往往哂笑生；天将借手开金匮，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动成千日醉，留连翻厌五侯鲭^[1]；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也是讲张子和在太医院期间，曾受诽谤，但他医术高超，辞官以后，以诗酒为娱的生活情况。

张从正也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其代表作是《儒门事亲》（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他善用攻法，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发展和丰富了应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的作用，成功地应用“心理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对心理疗法也有重大贡献。

3．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　李东垣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益气升阳”，故称作“脾胃学派”或“补土学派”。

李东垣（公元1180-1251年），名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是著名医家张元素的高徒，他发挥了张氏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伤。李东垣根据《内经》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的理论，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提出“脾胃为后天之本”的中医理论。创立了“脾胃学说”，认为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易致脾胃受伤、正气衰弱，从而引发多种病变。主张治疗以补脾胃为主，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黄芪人参汤、调中益气汤等著名方剂，为后世广泛应用。他于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行医经验，写就《脾胃论》一书，这是中医治疗脾胃疾病的经典著作，至今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善用“汗”、“吐”、“下”攻邪法，故称作“攻下学派”。(www.xing528.com)

李东垣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益气升阳”，故称作“脾胃学派”或“补土学派”。

朱震亨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善用养阴降火，故称作“养阴学派”。

丹溪受业于罗知悌之门，原出河间一派，爰以补阴为主，习用知柏，且谓《局方》温补、行燥而专著一书以为攻讦，则矫枉者亦不无过正之嫌。至其创一“郁”字以认病，则开医家未有之法门。——近代著名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张山雷

所著《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也流传较广。

4．滋阴派代表人物——朱震亨　朱震亨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善用养阴降火，故称作“养阴学派”。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之边，因以为号，30岁时才改儒学医，对刘、张、李各派学术都作过认真研究，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家。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写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

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和剂局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置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的医家罗知悌。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三月之余，他心诚意真，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始获相见。罗知悌教以学医真谛：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朱震亨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他充分研究了《内经》以来，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世称“滋阴派”。同时强调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他的学说丰富了中医学，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日本于15世纪曾成立过“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他的学说。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公元1310-1381年）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辞时说“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守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又说：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自此而后，“金元四大家”之称，则流传于世。

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