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英才-郑成功：伟大民族英雄，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八闽英才

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刺桐红胜火，赛过英雄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遍种刺桐，风光旖旎，英雄辈出。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公元1624—1662），就是泉州众多英雄人物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台湾宝岛，1624年被荷兰殖民者强占了。荷兰侵略者一到台湾，对台湾的丰饶便垂涎三尺，就以狡猾的手段，欺骗纯朴、老实的高山族人民，用能把一根稻草说成一根金条的嘴巴，说:“愿意得到一张牛皮大的一块土地，出多少价钱都可以”，高山族人民不知是奸计，便一口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荷兰侵略者，竟然无耻地把一张大牛皮剪成无数细长的丝，连缀成很长很长的线，圈了一大块土地，而只付给15匹布作为代价，就从高山族人那里夺走了一大片富饶的土地，接着殖民者的铁蹄就蹂躏了整个台湾宝岛。他们据要塞，垒城堡，筑高楼，置官府，架枪炮，血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他们残酷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贪婪地攫取了台湾宝岛大量的宝贵财物。

日月潭在泣血，阿里山的松涛在哀鸣。郑成功是明朝末年一位爱国将领，他决心要收复台湾，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2500名官兵，从金门乘坐三百余艘战舰，轻舟竞发，劈波斩浪，奋勇向台湾进军。郑成功率军在台湾禾宁港登陆后，迅速围攻赤嵌城，击溃敌军的援兵。经过八个月的浴血奋战，荷兰总督揆一东逃西窜，走投无路，1662年2月1日被迫带着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向郑成功呈上投降书。从此，沦陷38年的台湾宝岛又回归祖国版图，台湾同胞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办教育，垦农耕，兴经济，通经贸，搞建设，日理万机，焚膏继晷地工作着，以致积劳成疾。1662年6月才39岁的郑成功就病逝于台湾。他虽然逝世已有335年，但我们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我国大文豪郭沫若热烈歌颂了郑成功的不朽功绩和伟大一生:“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郑成功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伟大民族英雄。他有炽热如火的爱国丹心，他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有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他有铮铮如钢铁般的民族傲骨，他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伟大爱国者，他是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伟大民族英雄。

我们要牢记郑成功发人深思的话:“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我们要珍惜美好的时光，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好本领，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我们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我们急切盼望台湾岛早日回归，祖国早日统一。

大陆台湾金桥飞架将可睹；

同胞兄弟骨肉团圆定有期。

左海伟人林则徐

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一字元抚；清代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子夜，他出生于福州城内左营司一家书香之家，他的父亲林宾日是秀才，他的母亲陈帙，贤慧能干，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林则徐自幼秉承家庭教训，接受家族良好熏陶，形成俭朴、正直、勤勉、胆略超人的品格；家庭生活虽然清贫，但是他能刻苦向学。他四岁时候，其父在罗氏私塾教书，并把他抱在膝上讲授字句，七岁时候教他作文。嘉庆二年（公元1779年），林则徐获得郡试第一名，第二年14岁的他参加科试，考取秀才。他少年时候，依靠母亲做纸花帮助过日子，除夕晚上，才能吃上素炒豆腐。晚上点灯节省用油，只用两根灯芯，为了要励志攻读，他把衣服拿到典铺抵押，将典衣的钱买油来读书。他在鳌峰书院求学七年时间，一直到中举为止。书院山长也就是今天的学校的校长，名叫郑光策，他对林则徐影响很大；同时，他还结识了学者陈寿棋及好友梁章钜、杨庆琛、廖鸿荃、沈延槐等人。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秋，他已20岁考中了举人。同年与当过河南永城知县郑大漠的女儿郑淑卿结婚。嘉庆十一年（公年1806年）秋，他接受厦门海防同知（官名）房永清的邀请，聘为文书，他亲眼看见英国输入厦门的鸦片，给官兵以及老百姓带来的祸害。第二年一月林则徐接受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聘入幕府四年左右，从而在工作上掌握了许多历史掌故以及兵、刑、礼、乐等有关知识。嘉庆十三年（公元1811年）春天，他以二甲四名中了进士，发榜后，入翰林院学习满文，重阳节后他离京回榕，携妻郑淑卿同到北京。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他提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但他不思当官发财，而专心研究学习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农田水利著作，准备撰写科学论著《北直水利书》。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他担任江西乡试副主考，选拔清贫积学的读书人，当时被人称誉为“清榜”。第二年他又担任云南会试主考，为国家推举实用的人才。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20年），他被授予江南道监察御史。弹劾广东握有实权的地头蛇张保；针对河南水利工程的积弊，提出用料“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的建议，为嘉庆皇帝所采纳。同年六月，他出任浙江杭嘉湖道台，发布观风告示，改革书院旧规，修岳坟和于廉祠墓，兴修加固海塘，雷厉风行地打击社会上歪风邪气。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他调任浙江盐运使。从产、供、销、运、存、管六个环节入手，提出盐管十项措施，整顿盐政。第二年，他升为江苏按察使。认真处理积案，平反冤抑，打击邪恶势力，获得“林青天”的盛誉；林则徐极力劝阻当时的巡抚不要镇压因为水灾而包围官府要求赈济的灾民，要实施赈灾工作，因而，当时他“贤名满天下”。道光四年（公元1842年），他因拯救十余万灾民有功，提升为江苏布政使，农历七月，他母亲病逝，当时淮海道台梁章钜打算发动同僚捐款乐助，为两袖清风的林则徐回家奔丧，但被他坚决谢绝。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洪泽湖堤酿成大灾，他奉皇帝圣旨“夺情”，赶赴高家堰工地督工，数月间他穿着素服奔波于风雨泥泞之中，因为劳累过度旧病复发。道光七年（公元1872年）他调任陕西按察吏，不久又升为江宁布政使，交卸之际，他还赶到洛阳安顿灾民，勘察福建县城等事。

林则徐从少怀志，青年脱颖而出，由于他才干超群，胆识过人，屡次立功，因而，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连续八次召见，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与抗英斗争”，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他不仅是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敢于向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学习的先驱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6月3日凌晨，他在广州近郊虎门海滩上，主持了一次震动世界的禁烟大会。他下令销毁全部缴获的鸦片有2376254斤，前来参观的不仅有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还有被他勒令前来的外国商人和官吏等。这一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中的伟大胜利，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准备抵抗任何侵略的决心。促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震惧而胆寒，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并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虎门销烟”从6月3日至25日，是世界禁毒史上的辉煌壮举。国联曾把6月3日定为禁毒日，联合国将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禁烟后，林则徐坚决驳斥了“战争起于中国查禁鸦片”的强盗逻辑。他说的意思是:外国侵略者入侵不是由禁烟而起，因为我们不禁烟，他们也同样要侵略；这样是决定了侵略者“利心不死”、“反复无常”、“欺弱畏强”的本质。如果我们让步不抵抗，他们就会进一步发动侵略。由于林则徐高瞻远瞩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以，他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没有放松对敌人的警惕性。积极着手修筑工事，招募一批水上居民（旦民）、渔民、盐工为突击队，时刻准备运用这个“民间力量”与敌人作斗争，保卫祖国的南疆。由于军民合作团结，对敌斗争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林则徐深信“民心可用”，同时体会到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足以制侵略者而有余。贩毒头子义律公然发起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垒固军，于1839年9至11月，接连七次挫败英国侵略者，连获鸦片战争前哨全胜。当时，道光帝闻捷大喜，嘉奖了林则徐，又任命他为两广总督，但否定了他对英国商人分清良莠，区别对待的方针，下旨驱逐全部英船出境，从而断绝中英贸易。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6月28日，48艘舰船，四千多士兵组织的英国侵略军封锁了广东海面，正式发动侵华战争。林则徐严阵以待，增修虎门炮台三百多位，并招募水勇，加强团结，保家卫国。在他沉着指挥下，我国军民奋起抗击英侵略军战舰的武装挑衅，取得了九龙海战、穿鼻海战、官涌海战、磨刀洋海战等四次胜利，敌人在广东无隙可寻，一再遭受到可耻的失败，显示出中国人民的骨气和威力，林则徐不愧是英雄，创出惊天动地的伟迹。英国侵略者只好转向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由于这些地区事前准备不足，当发生战斗时又抵抗无力，造成定海失守，投降派乘机抬头，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林则徐禁烟事上；道光皇帝便把他当为替罪羊。结果，降旨将他革职，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被清政府遣戍流放到新疆伊犁城。

他在流放途中，回首广州禁烟运动的失败，陷入沉思；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他经历所谓康乾“盛世”，直至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报国忧民的林则徐与这历史车轮同步，他必须思考着中国前途的命运；朝延日益腐败，又面临鸦片的侵入，闭关锁国政策已不适时宜，多么软弱无力。为了振兴中华，抵制外来的侵略，林则徐力图补偏救弊，变革图强，因而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文明，抗击侵略者的挑衅，这就形成了林则徐区别于前人的独到思想深度。到扬州，他与好友魏源相遇，促膝长谈，并将自己汇编的《四洲志》等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他不顾劳累，在灯下还整理铸炮方法和工艺及8种战船图样等，为鸦片战争后，“要师夷之长技”进行总结，然后“才能制敌”。他在新疆三年，忍辱负重。他思想并不消沉，在三儿聪彝陪同下，会同喀喇沙尔大臣全庆，行程二万里，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共查勘68万9千亩，积极推动和协助布彦泰将军大办屯垦事业、兴修水利。开挖了不少“坎井”，利用地下泉水进行灌溉，保证农业增产增收，群众感激他，就把坎井颂称“林公井”。1845年冬天，他奉圣旨获释入关，以后，他担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到昆明就任云贵总督。林则徐按照“不分汉回，但分良莠”的民族平等政策，得到边疆人民的拥戴，皇帝诏加太子太保。1849年因病告老还乡回到福州前，几万云南人民焚香载酒夹道欢送他。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11 月5日林则徐奉旨为钦差大臣，带病从福州起程，前往广西督师，在途中于11月22日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皇帝追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林则徐是彪炳青史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典范。他当官十四省（河北、江西、云南、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甘肃、贵州），被称誉为“六任封疆帅，千秋社稷臣”。由于他亲切关心民间疾苦，主张改革，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严禁鸦片。林则徐领导禁烟斗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史上的第一页，并在国际禁毒史上树起了第一块丰碑。他名垂青史，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在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就在于为了振兴中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因而他具有不怕千难万险，不计个人生死祸福，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斗拼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激励我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而奋斗！

林则徐生于福州，功在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我们福建人民的骄傲，在历史长河中，林则徐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中国的“盗火者”——严复

你们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叫严复的人吗？毛泽东同志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指出:“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个“严复”就是福建省福州市阳岐乡人。他从思想家的角度，背负着中华民族伟大而沉重的包袱，率先放眼世界，以其译著《天演论》等，给沉闷的华夏大地，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振奋了中国整整的一个时代，正如普罗米修斯盗来一把“圣火”，在中国的大地上熊熊的燃烧，使中国的人民在痛苦中有一个巨大的觉醒。我们为福州孕育了严复这样的“盗火者”而感到骄傲，更为继承严复等人遗志，肩负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而责无旁贷。

一、少年严复，睡在历史的摇篮上。

严复，又名传初、几道、又陵、宗光等，其中“又陵”、“宗光”、“严复”都是自取的。据说严复小的时候十分崇拜他严氏的老祖宗严子陵。在汉代，严子陵曾辅佐光武帝成大业。小小的严复心里想:我何不取字“又陵”，再扮一个“严子陵”的角色。为国家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果然严复出生的时代是中国最弱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碎了天朝大国不可战胜的神话，随着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战争的残酷蹂躏和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一块历史膏梁。于是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便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仁人志士，奋臂而起。严复就睡在这个历史摇篮里，摇醒了一个多年来科举入仕的梦。那时严复（1854年生）14岁，他的父亲严振先逝世了，生活无靠，便义无反顾地跑到马尾“求是堂艺局”读“新学”。他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一篇，大获马尾钦差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赏识，为“求是堂艺局”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以后的成绩也一直名列优等，所以除了在学校里可以不用交学费之外，还可以有许多的奖学金，寄回家去，替母亲帮贴家计。光绪三年（1877年），他又被政府派遣到英国留学，除了先后在抱士穆德和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外，更兴趣的是到社会上考察英国资产阶段的社会制度，阅读和研究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等大量资产阶级哲学著作。中国驻英公使郭嵩涛称赞他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甚至说“出使英国”、“非君莫属”。严复，就是这个严复，成为“世纪的产儿”，接受今后几十年“风雨飘摇”的洗礼。

二、严复从西方盗来《天演论》的火种，燃烧着整整一个中国。

光绪五年（1879年），严复从英国留学毕业回国，先在马尾船政学堂任教，后到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以后升为总办，领四品“选用道员”衔，但满肚子富国强兵的学问都没有受到重用。因此他还想回过头来参加科举考试，以图有实现抱负的机会，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严酷的现实，砸破严复的幻想，他觉得机遇不能错过，时间不能等待，便丢掉幻想，掣起如椽大笔，用中国古文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一书，按书中的内容，取名《天演论》。其主要的内容是有关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人的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根本问题，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警醒国人，阐明“天道变化，不立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保群进化，与天争胜”等论点。在当时来说，这些崭新的观点和语言，对中国的思想界确实是大大开拓了眼界。梁启超最早读到《天演论》的译稿，他十分为严复的思想所折服，自觉地进行大量的宣传。并且身体力行，根据《天演论》的观点写文章。尽管康有为当时目空一切，但他从梁启超处读到《天演论》的译稿，也不得不承认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此外夏曾佑说他“佩钦至不可言喻”。胡适说:“（《天演论》）是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民国元老胡汉民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族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之后，《天演论》思想的传播，也哺育了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受到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总之《天演论》的影响、价值和生命都是那个世纪的最强音。这是严复本身都始料不及的。

严复除了翻译《天演论》之外，还接二连三翻译密克的《支那教案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和瓦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余部著作，此外他还撰文《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上光绪皇帝书》等大量的维新言论，参加维新改革活动，特别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对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略感到十分兴趣，关照他要早早的送上来。

总之，严复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从《天演论》开始，第一个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成系列的介绍到中国来，震醒了中国的民族和人民，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维新改革运动，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中国人民，因此说严复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三、“筹安会”之后严复闭门修过，拒绝袁世凯的诱惑，保持“人生一世”的晚节。

正当中国改革的蓝图被严复等人推上了历史的地平线，东方美丽的太阳就要喷薄而出的时候，严复失败了，中国维新改革也随着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而宣告破产。“维新六君子”被杀，严复也上了太后党的黑名单。此后他东奔西走，几至于颠沛流离，但仍然顽强地翻译西方的书，写他的文章，还参加上海的“自立国会”，被选为副会长。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高等外交顾问。但袁世凯等人瞒着严复等人搞复辟帝制的阴谋，曾经三次派杨度来严复家里来，请严复参加“筹安会”。严复拂不过朋友的情面，没有坚持原则，只是“虚与委蛇”。可是杨度竟以先下手造成已成事实，把严复的名字列入“筹安会”宣言的名单见报，于是此后严复变成袁世凯的走狗，成了众矢之的。严复慑于袁世凯的权势，无可奈何只好以病为借口，躲在家里闭门修过。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有错误了。当袁世凯特派公府内史夏寿田拿4万元的支票到严复家，请严复写一篇称颂帝制的文章时，严复没有接受。因此严复“终洪宪之世，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力保晚节，也因此得到中国人民的谅解。所以，民国政府以“人才难得”赦免严复参加“筹安会”的罪名。民国十年（1921年），严复在福州郎官巷病逝，弥留之际遗嘱曰:“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表达他对前途、伦理、处世坚定的信念。

严复毕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活动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系统地介绍西学——找到了一个支点，使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文明溶于一片明净的天空，以至于后来不断衍发着明丽的光辉，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这一片光辉底下，创造人类的文明。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先贤——严复先生，愿以他的思想为动力，创造条件，走向他思想的更高的高峰。

为天下人谋永福

你到过座落在福州杨桥路上的林觉民故居吗？你见过闽江南岸仓前公园里的林觉民塑像吗？或是在华林路上走过时，你见过“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名人名言灯箱广告吗？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没有”，但却不可能没有读过课文《与妻书》，那是震聋发聩，堪称千古绝唱的不朽文字。

林觉民——这个响遏行云，令人兴奋颤栗的名字。从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英烈像赞》上看，前有堪称燕赵英豪刺杀清五大臣的吴樾，后有策动安庆绍兴起义的鉴湖女侠秋瑾，照片上的林觉民眉清目秀，是典型的美少年，牺牲时仅24岁。他死在倾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前夜，这不免使人叹惋，益增怀念。孙中山这样评价林觉民和他的战友，“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拥壑，不可揭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同寿。”

19世纪末的中国，风雨如磐，长夜难明赤县天。

1887年，林觉民诞生于福州南后街，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为子，林孝颖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后受聘为全闽大学堂教习。

少年时代的林觉民就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性格。13岁那年，他受父命参加科举童子试，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掷笔而去。

1902年，林觉民考入全闽大学堂文科。那时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已传入中国，青年学生大都沉醉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林觉民自号“抖飞”，寄寓其意。他生性诙谐，擅长言词，开始初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并参与组建了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组织了许多反满暴政活动。学堂总教习很喜欢他，曾对林孝颖说:“是儿不凡，曷不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林觉民关心时事，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城内七星君庙作“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说，听者无不动容。刚好学堂某学监也在场，事后曾对人说:“亡清者，必此辈也。”

1907年林觉民负笈东渡日本。当时日本是中国反清志士逋逃之渊薮，群雄聚风云际会之地，林觉民加入了同盟会，成为第十四支部的重要骨干。林孝颖对处异国他乡的儿子很担心，写信要他多留心。他复信说:“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祸者？”借此来安慰林孝颖。此时的林觉民已经抱定毕生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念。他在东京寓所“田野居”悬挂有华盛顿、拿破仑绣像，常对同学说“华盛顿哥哥，拿破仑弟弟”说明他已具有浓厚的民权平等思想。

当时留日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谈及列强凌迫、生灵涂炭，个个痛哭流涕。林觉民愀然变色，疾呼道:“中国危殆至此，男儿死就死了，何必效新亭对泣，凡是有血气的男人怎么能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呢？……”顿时满场皆惊。

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于是年11月召开槟榔屿会议，制定了辛亥年于广州举义计划，决定依靠同盟会自身力量单独举事，同时命在日贸学生、华侨等全部出动。当林觉民到达香港跑马地35号同盟会起义总指挥部统筹部机关时，黄兴大喜道:“意洞来，天助我也，运筹帏幄，何可一日无君。”黄兴当即交给林觉民回闽策应广州起义的任务，并嘱多动员一些人来聚义。

当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林觉民的心情却是难以平静。

林觉民夫妻感情十分融洽，他结婚后写过一篇记录自己夫妻缱绻的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说:“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友人看了文章后也说:“读大作《原爱》理义公正，情词并茂，乃知文学家亦有真也！”林觉民夫妻的居所是一座二层小楼，叫双栖楼。楼前植蕉梅，陈意映与林觉民的信笺落款常署“双栖楼主”。林觉民参加革命，陈意映是知道的，平时林觉民去下渡十锦祠福建支部开会，陈意映常在外望风。其它如运送枪械弹药也是夫妻俩结伴同行，但这一次，林觉民却不愿妻子知道。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君言为是，而亦无言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呼！谁知我卒率先汝而死乎！”

这是何等诚挚缠绵的夫妻情爱呀！

“吾真不以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屋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推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逃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既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得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

面对怀孕八月即将临盆的爱妻，面对五岁的稚儿和日渐哀老的老父，面对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四万万中国人，林觉民只能选择后者，这就是一个青年殉道者向我们敞露的心扉。

山雨欲来风满楼。4月24日晚林觉民与林尹民等人同宿于香港滨江楼，待战友们入睡后，他独自挑灯作绝笔书，直至破晓。《与妻书》是写在一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婉转千余字，字字情真意切，熔真挚情爱与革命理想于一炉。文中这样写道: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最后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字里行间，情如杜鹃泣血文如黄钟大吕，读之断肠催人泪下。又从网篮中取出一张英文作业纸，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廖廖数语，表现了林觉民舍小家取大义而杀身成仁的决心。

一个革命者明知此行必死而义无反顾地选择死，此时他的心情虽逐渐澄明起来，但对亲人仍然有些难离难舍。翌日清晨，在进入广州的渡轮上，浪花涛涛，林觉民对郑烈说:“念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推之诸君，家族情况莫不类此，甚至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故谓吾辈死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又对其他战友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这是何等远大的目光，何等坚定的殉道者。

4月27日早，林觉民与黄花冈义士福建十杰林文、陈更新、林尹民等人一同编入黄兴统率的第一路先锋队。当日黄昏，残阳如血，林觉民偕林文、方声洞、陈更新等随黄兴直扑两广总督署。署内不见总督张鸣歧，革命党遂犁庭扫穴，将督署付之一炬。由于陈炯明等人中途撤出，起义实际只有一路发难，故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失败了。义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红棉花，林觉民也在枪战后被俘。当时报载抓获一“乱党美少年”，指的就是他。

督署大堂上，两广总督张鸣歧和广州水师提督亲自审讯林觉民。林觉民“侃侃而谈”，综述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并以笔代言，“立尽两纸”洋洋数千言……“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怒斥清王朝腐败。写罢又在分堂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奉劝清朝官员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

有人以保存国家元气劝张鸣歧对林觉民网开一面，张鸣歧凶鸷地说:“此人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也称得上奇男子……这样的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这还了得！”

死刑就这么决定了。

临刑前，林觉民泰然自若，时年仅24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亲爱的同学们，林觉民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历史已不重演。我们今天的青少年肩负着将先烈们的事业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使命，我们一定要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竭精殚智。同时，我们也要永远牢记烈士的血泪之言“为天下人谋福”，在国家，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当我们乘车从福州出发要去厦门，途经集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排排高楼，这就是集美学村的校舍。看到这些院校，就令人想起它的创办人——著名的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先生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镇），9岁入私塾，17岁时，就辍学出洋经商。长期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等行业。1910年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1911年任福建保安会会长。曾募款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陈嘉庚热心兴办华侨和家乡的文化教育与公益事业。1931年开始，他在集美创办小学、中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1918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1921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他历尽艰辛，倾资兴办教育事业，中外闻名。他热爱祖国，积极带领南洋华侨投身抗日救国事业，事迹同样是十分感人的。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欧洲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要求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线自此发生……并提出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救国活动。

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陈嘉庚获悉，心急如焚，8月15日便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西新加坡筹赈祖国伤民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他在大会上号召:“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而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新加坡华侨的爱国行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南洋各地纷纷建立“救灾会”、“慈善会”等救亡团体。

为了使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更大的贡献，筹赈工作更好地开展，经陈嘉庚等华侨领袖的组织发动，1938年10月10日，他们召集南洋各地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为南洋华侨救国总机关，陈嘉庚任主席。他们把分散的东南亚各地华侨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使南洋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到1940年12月，海外华侨救亡团体发展到919个，其中南洋华侨救亡团体就达703个。

南洋华侨在南侨总会的组织发动下，首先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华侨捐款的主要形式有常月捐、特别捐、节约捐等。陈嘉庚在“新加坡筹赈会”成立大会上，带头认常月捐，每月捐国币2000元，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他的带动下，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战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抗战头四年，南侨总会筹集给中国政府的捐款，总数约值国币四亿元。

而在物力方面的支援，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其他领导发动华侨捐赠的飞机、汽车、衣物、药品等也源源不断地运到祖国。仅菲律宾一地，1938年捐献的飞机50架；1940年的捐献运动中，仅新加坡就捐汽车40多辆。

在人力方面，陈嘉庚积极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在南侨总会的号召和组织下，有一千多名华侨青年回国参军作战，如在当时的中国空军驱逐机飞员中，华侨几乎占四分之三。1938 年8月，滇缅公路竣工通车，全长1146公里，沿途高山峻岭，道路崎岖，急需大量的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陈嘉庚知道后，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华侨踊跃应征，“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三千二百人。”仅1939年7月到1942年7月三年之间，经滇缅公路运输回国的军需品和其它物资共45.2万吨。

陈嘉庚还在南洋华侨中“极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把它作为南洋总会抗日救国主要任务之一。这项工作，给日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以沉重打击。

抗战初期，身为国民党副总载、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提出“抗战牺牲论”，大肆散布“和则存，战则亡”的反动言论。为此陈嘉庚多次致电谴责汪精卫，并在报纸上公开披露。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正是广州失陷和武汉撤退的国难紧要关头，汪精卫却公然发表臭名昭著的“和平谈话”，散布悲观妥协言论。大会开幕时，陈嘉康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一个电报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提案获得大多数参政员赞成通过，将原文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当时，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提案通过后，脸容惨变，坐立不安。这个提案给投降派以沉重打击。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给予高度评价，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以后，和日本帝国主义合谋，派人到新加坡，企图组织伪侨务委员会，阻止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大造反共舆论。陈嘉庚以南洋总会的名义发出题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华侨毋为妖言所惑”的《通告》，指出: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屡建殊勋”、“光明正大，可以质诸天地鬼神，岂汪贼及少数嫉忌党人所能破坏耶”？

为了了解国内抗战情况，鼓励祖国军民的斗志，使海外华侨更加努力抗战工作，陈嘉庚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1940年3月下句，陈嘉庚一行抵达重庆，国民党要员多人先后到他住处，极力诽谤共产党，并对他的延安之行加以劝阻。陈嘉庚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答之，并亲赴延安慰劳考察8天。回到重庆后，他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作了题为《西北观感》的报告，如实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军民奋勇抗战的情形，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明白了真相。回新加坡后，他也如实地向华侨报告自己回国的见闻和感受，鼓励华侨更加努力抗战。

由于陈嘉庚先生积极投身抗战，日方把他视为“南洋抗日的巨头”，占领新加坡、爪哇等地之后要缉捕他。但由于华侨的尽心掩护，他幸而平安。在爪哇避难期间，他撰写了《南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影响很大。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创办了《南洋日报》，进行爱国民主活动。

1949年6月初，陈嘉庚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从新加坡回到北京。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建国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1950年1月15日，陈嘉庚最后一次回到新加坡，先后以《回国观感》、《福建建设前途乐观》为题发表演讲，并连续在《南侨日报》上发表此次回国畅游南北、进行视察的观感。这些演讲和文章以详尽、动人的事实、报告新中国各方面的新气象，后又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先后印刷60万册，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使新中国在海外的威信得到提高。

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住在集美。他仍积极参政，并再次进行全国性的考察旅行，提出过许多提案和建议。他特别关心家乡的建设，对建设福建提过许多卓识远见。在修建鹰厦铁路、厦门海堤和杏林围垦中，陈嘉庚都起了重要作用，对50年代福建经济的恢复和振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www.xing528.com)

在故乡集美，陈嘉庚不但主持抢修了在战争中遭破坏的集美校舍，又进行大规模的扩建，短短几年中，一幢幢壮丽的校舍拔地而起，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等于解放前校舍总面积的四倍。集美渐成为一个昌明教育、培养人才的学村，而且也成为风景宜人的海滨游览胜地。他亲自筹措经费，为厦门大学设计督建了“建南”大会堂，图书、生物、化学和物理四个馆……建筑面积达五万九千多平方米。

集美和厦门，凝结了陈嘉庚一生的心血。由两鬓青春的壮岁，一直到须发斑白的暮年，数十年如一日。他一生献给文化教育的钱，约合1982年的一亿美元，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在私人办教育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

晚年期间，陈嘉庚先生虽年过八旬，但仍精神矍铄，关心着国家大事。1958年1月，医生发现他右眼眶上隆起一粒肿瘤，确诊为鳞状皮癌。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请他到北京，指派著名的医师为他治疗，使皮癌得到控制。但老人闲不住，带着病又到东北、山西、湖南等地参观考察。由于过度疲劳，1961 年6月，他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了一个多月，终因年老全身机能衰竭，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陈嘉庚先生常说:我的钱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该花的千百万都不吝惜，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平时，国家每月给他300元的薪水，他用15元做伙食费，余额便充作集美学校的经费。他临终前，还把在国内的存款三百三十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他在对家属与亲友口授的遗嘱中，一再交代:“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人有一次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国家。”

陈嘉庚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的生平是无愧于这八个大字的。同学们，陈嘉庚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业绩永远留在祖国大地上，他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二·七”忠烈精神永存

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其中有一位革命烈士林祥谦，是我国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于1923年2月7日在武汉发动京汉铁路大罢工时，被军阀吴佩孚杀害，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他的墓地在故乡福州南郊枕峰山，有台阶27级，象征“二·七”这个难忘的日子。1992年10月19日，在他诞辰100周年时，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都为烈士题了词。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这说明，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留给我们的忠烈精神却是永存的，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在黑暗的旧中国，在马列主义真理尚未被人民所普遍接受之前，林祥谦敢于面对敌人的屠刀，大声疾呼，视死如归，用自己的行动来殉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与其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穷则思变”，易于接受党的教导，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分不开的。林祥谦是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尚干乡人，1892年10月19日出生在圣宫桥畔一个贫农家中。他自幼聪明能干、秉性刚强。由于家贫，一家三代过着饱经忧患的生活，住的是茅草棚，吃的是野果杂粮。为补贴家用，他6岁就上山砍柴和上街卖油条来换钱度日。因为他地位低下，常常遭到无端的欺压和凌辱。有一次，几个富家子弟偷摘龙眼，林祥谦加以劝阻反遭毒打。他回家后对母亲说:“难道穷人就该受欺侮吗？”他在地主家墙壁上写了“打倒地主仔几个大字，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和不平。

1911年12月，他陪妹妹到汉口作客，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气氛十分高涨，对他后来投身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年，他在妹夫周速城和几位福建老乡的帮助下，入江岸工务修理厂当工人。该厂厂长是法国人，欺压劳工更似豺狼。工人们起早摸黑，力气用尽，赚来的钱还不够养家糊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此时，林祥谦家中已有妻儿，生活并不宽裕，但见工友有难，总是倾囊相助毫不吝啬。有一次，他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送给湖北籍的工人；还有一次，他把家中仅中有的大米送给困难的工友，表现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年冬天，党派陈潭秋、林育南、项德隆（项英）等同志深入京汉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林祥谦受到教育后进步很快，立志要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奋斗一生。他日夜奔走，号召工人们要团结起来，他对工人们说:“工人没有结成团体就要受压迫。我们要先成立俱乐部，团结起来和反动势力斗争！”1922年1月22日，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工人俱乐部干事。在林祥谦等人的努力下，工人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像一块大磁铁吸引着广大工人加入。1922年6月1日下午，工人黄宝成被反动路警打伤了，林祥谦与几个工人代表到路局交涉，要求查办凶手，经过据理力争，迫使路警头子不得不带上凶手到俱尔部向工人赔礼道歉。这件事，让林祥谦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工人团结的力量。从此，他更加勤奋从事于促进工人团结的工作，深受工友们的拥戴，不久又被选为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是年夏，林祥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923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北洋军代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并将总工会移到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上午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命令后，当即下达罢工令；江岸机器厂工人黄正兴于九点零四分接响了汽笛，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长达千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陷瘫痪。与此同时，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二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此起彼伏，声势十分浩大。吴佩孚和帝国主义分子加紧勾结，密谋屠杀工人。2月7日，吴佩孚命令部下肖耀南、张厚生等人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血腥镇压。工人梅才咏一家被杀；纠察队员曾玉良扛着大旗牺牲在总工会门前；林祥谦的二弟林元成在动乱中飞身报告哥哥，也因工头告密被活活砍死！但工人们决不妥协，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高举纠察队大旗，高唱“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精神不可灭”继续坚持游行，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血战到底的决心。

吴佩孚急红了眼，把林祥谦绑在电杆上，企图强令他宣布复工。他被敌人砍数刀，砍一刀问一句:“上不上工？”林祥谦浑身是血，始终回答:“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他大义凛然，直至牺牲，时年31岁。他死难那天正是农历大年卅一，天昏地暗，山河都为之动容！

“二·七”惨案，因工人们赤手空拳，被杀四十余人，被捕六十余人，伤数百人，开除千余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二·七”纪念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大流血的一幕！它开创了中国工人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中国资本家的流血斗争。它成为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的启明运动。”几十年来，中国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二·七”烈士唤醒了沉睡中的国人的觉悟，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

闽籍科学家们的道德风范

我们伟大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生长的八闽大地，是祖国锦绣山河的一部分。当代福建科技人才辈出，现在闽籍院士七十多人，名列全国各省前茅，这是福建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不论科学家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多么不同，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相同的，他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职业道德是一致的。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不畏难、永向前，孜孜以求地去攀登科学的顶峰。那种一息尚存奋斗不息的精神，对同学们来说，就是无价的财富。

21世纪指日可待，竞争将更加激烈，谁能攻占高科技的制高点，谁就将成为科技强国。科技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今的青少年就是下个世纪的栋梁之材，想一想你们肩上的重担和所背负着国家与民族的希望，怎么敢不争分夺秒地去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精华呢！

以人为镜，我们不妨简要介绍几位为国争光的闽籍科学家生平片断，以激励自己。

制碱工业巨子侯德榜

侯德榜（1890—1974），著名化学家，闽侯义洲新村人。在他所处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连煤油灯与火柴都叫“洋油”、“洋火”，他抱着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宏愿，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3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21从美国回国创办工厂。那时，知识分子有个说法叫作“实业救国”，侯德榜任厂长和总工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厂内迁，他再度赴德国、英国、美国考察研究制碱工业。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由印度绕道朝鲜回到祖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并任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兼任重工业部化工技术部顾问等职。

侯德榜的创造发明，主要是联合制碱法。也称“侯氏制碱法”，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因此，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学工程学会、美国机械学会荣誉会员，为国家争了光。

侯德榜的人生格言是:“勤能补拙”，他常以此勉励青年要勤奋，凡外国人难做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

现代妇产医学的开拓者林巧稚

林巧稚（1901—1983），厦门市人，我国现代妇产医学的开拓者。她少年时，就读于鼓浪屿女子师范学校。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协和医学院，因成绩优异，被留下做医生。1932年，林巧稚被派往英国伦敦医学院进修，她决心要为中国妇女争一口气，她努力学习新技术为中国人民服务。1939年，她再一次远渡重洋到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读研究生。她医术精湛，回国被提升为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协和医院被迫关门。林巧稚在北京弄堂小胡同十号租了几间房子，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为贫苦的百姓治病。对那些特困的病人，她不仅不收费，还资助药钱。她说:“我是中国大夫，救助中国人是我的义务。”许多被她救活的婴儿，他们的父母为表示对林巧稚的感激之情，把孩子起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她深入农村为百姓治病，经她手接生五万多婴儿出世，并与她的学生一起历时4年，于1980年8月完成了一部51万字的专著《妇科肿瘤》，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项空白。由于她在妇产科上的突出贡献，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现称院士）。

科普事业的先驱高士其

高士其（1905—1988），福州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13岁小学毕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经过7年学习，1925年毕业。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他认为当时中国很贫困，化学可以制造很多东西如粮食和衣服等。所以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插班入化学三年级，学习无机化学。一年以后，即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正当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深造时，祖国传来瘟疫蔓延的消息，姐姐度平不幸死于流行疾病。他痛定思痛，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决心走巴士德的道路，毅然转向细菌这一冷门。

1928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博士课程，不幸在一次实验中，一个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病毒通过他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了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脖颈僵直，眼球上翻，语言不清，双手颤抖。

归国后，他作为全国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验科主任。但是他不愿与腐朽罪恶的官吏为伍、断然辞职，到上海参加陶行知发起的科学大众运动，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4年，他发表第一篇科学普及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钅其”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这一声明成为他终身恪守不渝的誓言。从1935到1937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普及作品，并汇编成册:《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菌儿自传》等，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广为流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为追求真理，拖着半瘫的身体辗转数千里，从上海投奔延安。1939年4月，高士其病情进一步恶化，毛泽东提议他去香港治病。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他辗转于重庆、香港、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北等地，过着动荡不安的流浪生活，历尽艰辛和苦难。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回到北京，负责领导全国科普工作，直到83岁离开人世为止。在长达60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瘫痪在轮椅上，仍拼搏奉献不止，写了数百万字，单是科普作品（含科学诗）就有160多万字。他逝世后，鉴于他一生的贡献，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定他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事迹，他的为人为文，堪称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

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

陈景润（1933—1996），福州人。他高中时听到沈元教授在讲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时说:“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话深深打动着陈景润的心，他决心学数学。

1950年陈景润高中没有毕业，以同等学历考进厦门大学，攻读数学专业。1953年他因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华罗庚教授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开始潜心研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到北京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就设法把他调回母校，安排到图书馆当管理员，实际是让他有个安静的环境专心从事数学研究。陈景润不负所望，写出了数论方面的论文《他利问题》。把它寄给了中国数学研究所，得到了华罗庚教授的重视。华罗庚认为他有培养前途，建议调他到北京数学所当实习研究员，并在华罗庚指导下，攀登数学殿堂的顶峰。

陈景润吸取了前人的智慧，在前几代数学家已取得的成果:每一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六个的”数之和（1＋6）推进到（1＋4）和稍后（1＋3）的基础上。他七易寒暑，推算的稿纸有六个麻袋，终于诞生了著名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证了（1＋2）其中的定理被誉为“陈氏定理”。在1978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直到生命终结之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人们只看到陈景润手中的鲜花，却不知道他背后的艰辛。陈景润没有休息时间，他在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的基础上，又自学了德、法、日、意和西班牙语。他的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有一次他的哥哥陈景桐到北京开会，约陈景润到所住的宾馆会面。陈景桐与朋友去登长城，因交通受阻未能准时回来。致使陈景润在宾馆等候半点钟，在这期间陈景润只得拿出带在身边的数学书来看。两个女服务员望着这位衣着朴素的客人窃窃私议:“你看他脚穿着不一样颜色的袜子的人，还能读洋文……”正在这时陈景桐回来了。陈景润给哥哥的见面礼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你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你知道我的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吗？”陈景桐很了解弟弟的心情，急忙解释是交通所致，不是别的缘故，陈景润的脸色由阴转晴，兄弟二人这才亲热地诉说着思念之情。

著名化学家卢嘉锡院士

卢嘉锡祖籍福建永定县坎市乡，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卢嘉锡祖上举家迁往台湾，在赤坎楼对面安家落户。1896年中日甲午海战，台湾沦陷，曾祖父卢立轩不堪忍受异族统治，率领子孙到大陆定居厦门。1951年10月卢嘉锡在厦门出生。

卢嘉锡是世界驰名的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他一身辉煌，贡献很多，桃李满天下。最有代表性的是，1972年他与蔡启瑞唐敖庆两位教授共同组织了全国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协作研究，使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较早的改变了空白局面。1973年，他和蔡启瑞教授分别提出了“固氮活性中心网兜模型（即福州模型Ⅰ、Ⅱ和厦门模型）推动了过渡金属原子簇合成化学、结构化学以及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这一成果获中国科学院1978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卢嘉锡还有许多感人肺腑的小故事。他最早在厦门大学念数学，后来在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张资珙博士的指导下，改念化学。张资珙教授告诉他，化学家的分子式是“C3H3”。具体地说，就是CleanHead（清醒的头脑）；CleverHands（灵巧的双手）；CleanHabit（清洁的习惯）。后来卢嘉锡在他的科学道路上，一直牢记张资珙教授的这一教导。同时，他也要求他指导下的博士生们也遵循着这三原则去从事科学研究。

卢嘉锡的父亲卢东启是一名执教严谨的教师，所以卢嘉锡幼时就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11岁的卢嘉锡一下子就进入6年级，此后，连续跳级，13岁就考入厦门大学预科班。所以，厦大毕业还不到19岁的卢嘉锡留校任化学系助教。由于父亲去世，家庭经济拮据，他不得不去厦大附中兼课教数学贴补家用。

有一天，下课钟刚敲过，一个学生有意作弄这位年轻的老师，递上一张纸条说:“卢老师，这两道题，请你做做好吗？”卢嘉锡接过纸条很快就算出来了。但是，学生说:“卢老师，请一定用平面综合几何法。”卢嘉锡果然被难住了。一时间，校园里无人不知卢嘉锡被学生考倒的事。

后来，卢嘉锡在数学系资料室一册美国数学会会刊上查到，原来这是一道悬赏题目。后来有人答对了，答案登在会刊上。卢嘉锡就把它译成了中文，当面交给了那个学生，并告诉他查找的经过。

事隔多年，卢嘉锡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归来。有位朋友来找他，并告诉他就是当年曾考倒他的那个学生，想向他请教一个化学问题不知肯不肯接见？卢嘉锡听罢大笑说:“别说现在不会怪，就是当时也不会怪。闽南有句俗话，‘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嘛！要是老师不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这个老师就该被‘打倒’。”这话使他的学生敬佩不已。

卢嘉锡教授已进入耄耋之年，仍是壮心不已，他为自己题写过一幅座右铭:“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作为已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卢嘉锡教授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的风范，令人敬仰。亦是我们大家求学与做人的楷模。

明亮的文坛闽籍“四星座”

福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出现过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各种杰出人物。他们的业绩和创见，启迪着后人，对祖国的文明和人类的历史，作过重大的贡献。我们若不了解他们，就难于了解现在，也难于走向未来。

为了鞭策我们努力向前，今天从我国文学史上灿烂的星空，选择明亮的闽籍“四星座”来作简要介绍，期盼莘莘学子从中了解文明的历史足迹，从而激励自己茁壮成长的信心和勇气。

译著奇才林纾

林纾（1852—1924），近代著名文学家。原名林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幼年孤苦，喜欢读书，经常买破旧的书籍不分白天黑夜苦读不懈。课余时间，经常到街上去逛书店，找各种各样的没有读过的书读。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书，就常常带着干粮，在街头的书店里站着读书。他读书很专心，又有良好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因此收获很大。有时，他为了读一本爱不释手的书，往往忘记了吃饭和休息，在书店里整整站上一天，直到把书读完才高兴地离开。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刚满“而立”之年的林纾中了举人。此后，他专心学习桐城派古人。戊戍变法前写《兴女学》、《破蓝衫》等新乐府50首，赞扬新学，抨击科举制度，具有维新派立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虽然不懂外语，但专注而挚诚的与懂外语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译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遗事》及其他外国小说一百七十多种，刷新当时文坛，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当时的文学改良起着积极的作用。在译书过程，为了集中精力，充分利用时间，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并在自己住宅的窗台、书架、炉灶、过道上，到处放置纸笔，随时将“外语通”的口述根据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并不断加以修改。在译著进程中，他越来越意识自己不懂外语的局限，于是虚心请求“外语通”赐教，力求对原文的翻译在“意译”的同时又不“走样”，使得他成为当时文坛享有盛名的“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晚年的林纾以清室遗老自居。他多才多艺，能诗善画。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和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

拓展能手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童年时，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依靠母亲做杂工维持生活。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他为人朴实敦厚，从小勤奋好学。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归纳为两句话，这就是:“重视基础，注意拓展。”他认为，重视基础与注意拓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基础扎实的前提下，才能战胜自己的弱点与知识缺陷，将知识与能力拓展开来，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要打好基础，就要重视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知识与才干的基础就源于积累。在学习上他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平日能及时对知识查漏补缺，加强优势，补充不足，使自己的知识体系完备起来，在总体知识上达到新的高度。由于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的工作适应性很强。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旬刊《新社会》，1920年他们又创办月刊《人道》，同年与茅盾、叶圣陶等人组织成立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还与欧阳予倩等人组织“民众戏剧社”，并编辑出版戏剧刊物《戏剧》。1921年年初，郑振铎毕业于铁路管理学校，由茅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在编辑工作中体会到，当合格的编辑还需多读书，加强学识修养。他每到一地，都很爱书店。他的书房堆满了书。更有不少新老朋友不时将他们的新作寄给他，对此他深为高兴。创办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主编的《小说月报》、主办的《公理日报》很受读者欢迎。

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积极投身革命。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人代会议”的活动，同年5月被迫远走欧洲，直至1929年年初回国。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当教授，同时主编《文学》月刊、《文学季刊》。1934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1938年3月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他加以迫害，指令各大学不许聘请他教书，但他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49年他秘密绕道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重要职务，并多次出国访问。1958年10月17日不幸因飞机失事而西归，享年60岁。他的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中国文学论集》、《郑振铎文集》；译作有《血痕》、《灰色马》等。

心慈文美的才女冰心

冰心（1900—1999），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文学翻译家。

她一生喜爱玫瑰花。还在童年的时候，她读《红楼梦》，看到小厮兴儿形容探春的传神句子:“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从此，她就对这种浓艳而又有风骨的花，十分喜爱。20年代末期，冰心与吴文藻教授（人类学家）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在廊前种了德国种的两行白玫瑰，花开得很大朵，花期又长，家中的花瓶里常有鲜花供养。她不仅自己享用，还馈赠朋友，送给在学校附属医院里养病的学生。

冰心自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914年她在北京贝满女中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参加了学生运动。在革命潮流影响下，为了探索人生的道路，暴露社会的黑暗，开始了以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的创作，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她也写诗，诗集《繁星》、《春水》，除表现母爱外，还记录了她零星的感受和遐想，文笔隽逸，艺术精巧。1921年她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观点。1923年，她赴美国留学，专门研究文学，同时把在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在当时影响较大。冰心在文学创作中，以散文的成就最大，她自己说过:“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她的散文写得细腻、柔和、委婉、清丽，使她蜚声海内外。她擅长将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简洁凝炼的文言文交替在一起使用，来抒写生活中一刹那的景象和心灵中细腻澄澈的情思；又工于编织传神的奇思妙想的彩网，来构思篇幅短小、涵义深广的篇章。她以女性的深情，写大海，写明月，写童心的天真，写母爱的伟大，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枝琪花瑶草。她不但努力于域外文学的介绍，更专注于本土古典美学的重建。她是第一个把传统的“孝”字，从旧的伦理道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纳入人性范畴去考察的人。当代著名散文家忆明珠是这样评价的:“冰心与鲁迅都是近代必不可少的思想启蒙的先躯，两者应是互补而不是对立。”

抗战期间，冰心住在重庆，用“男士”的笔名写散文。抗战胜利后，随丈夫到日本。1947年与郭沫若等人出版小说合集《可纪念的朋友们》。1947年至1951年春，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任教。1951年秋回国后，仍致力于创作。除写作外，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12次出访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埃及等国，为促进国际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同时，还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并被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她的儿童文学作品集《小桔灯》，后来又出版了《樱花赞》，这两部作品可视为鲜明体现冰心散文风格特色的代表作。

附　录　闽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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