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会议与腓特烈二世：《哲学简史》

那些无法前去见他的人便写信给他。1736年，他开始了与腓特烈的通信。腓特烈当时还是王子，不是国王，而他写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像是一个孩子与国王通信。信中不遗余力的恭维可以让我们看出伏尔泰声名之卓著——虽然当时他的那些杰作都还没有问世。这封信称伏尔泰为“最伟大的法国人，为人类的语言增添了光彩……我认为一生中最大的光荣之一，就是能与您这样一位才华卓越的人同处一个时代……并非人人都能使其他人精神愉快，精神的愉快是其他一切快乐无法相比的。”腓特烈是一个唯理论者，他看待独断的见解就像国王看待臣民。伏尔泰希望他继位之后能推进启蒙运动的发展，而自己也许能为腓特烈的酒神扮演柏拉图的角色。当腓特烈在伏尔泰回报的恭维面前表演谦虚时，伏尔泰回信说：“主子写信反对恭维，正如教皇写信反对教皇不谬性一样难得和可贵。”腓特烈送了他一本《驳马基雅维里》，在该书中，王子美妙动人地讲到了战争罪恶和国王维护和平的责任。伏尔泰读了这本和平主义的书，不禁流下了喜悦的眼泪。几个月后，腓特烈当了国王，他马上入侵了西里西亚，并使欧洲陷入了30年的大流血之中。

1745年，这位大诗人带着他的作品来到巴黎，并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为了取得这一根本没有必要的虚名，他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竭力恭维一些有权势的耶稣会教士，不遗余力地以撒谎欺骗为能事，总之就跟我们大多数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会做的一样。他失败了，可是一年后，他获得了成功，并发表了一个当选演说，这次演说后来成了法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之一。他又在巴黎盘桓了好久，在一个个沙龙之间转来转去，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剧本。从18岁时的《俄狄浦斯王》到83岁时的《伊林娜》，伏尔泰创作了一长串剧本，有些失败了，但大多数都是成功之作。1730年，《布鲁图斯》失败了。1732年，《厄里菲尔》也失败了；朋友们劝说他放弃创作戏剧，但就在这一年，他写出了《扎伊尔》，这个剧本成为他最伟大的作品。接着，他在1741年写出了《穆罕默德》，在1743年写出了《梅罗珀》，在1748年写出了《塞弥拉弥斯》，在1760年写出了《唐克莱特》。

与此同时，悲剧和喜剧也进入了他自己的生活。在共同生活了15年之后，他对夏特莱夫人的爱情已有些淡薄，他们甚至不再争吵了。1748年，侯爵夫人爱上了另一个年轻英俊的侯爵，他叫圣·朗伯，伏尔泰发觉后勃然大怒。但是，当圣·朗伯请求他宽恕时，他便心软了，并向他们表示祝福。他如今已经到了生命的顶峰，死亡已遥遥可见，不能再去与年轻人争夺爱情了。“女人就是这样”，他豁达地说（却忘了也有这种男人），“我取代了黎塞留，圣·朗伯又赶走了我！这就是事物的秩序，一颗钉子挤出另一颗钉子，世界就这样运行。”他给第三颗钉子写了一节风趣的小诗：

圣·朗伯，全是因为您，

玫瑰才开花；

刺儿全都归我，

花儿留给您。

接着，1749年，夏特莱夫人死于分娩。具有时代特征的是，她丈夫、伏尔泰和圣·朗伯在她的灵床前相会，没有一句指责的话，却因为共同的丧失而成了朋友。

伏尔泰力图用埋头工作的方法忘却对死去的情人的怀念。有一段时间，他专心创作《路易十四时代》，但真正使他摆脱颓丧情绪的，是腓特烈再次邀请他到波茨坦的普鲁士朝廷里去。一个附有3000法郎旅费的邀请是很有诱惑力的。1750年伏尔泰启程前往柏林。(www.xing528.com)

他发现自己在腓特烈的王宫里有一套华美的房间，他为此感到欣慰，而且他受到当时最强大的君王以平等礼仪接待。

伏尔泰从来不参加国宴，他不喜欢自己周围那些横眉立目的将军们。他总是等着私人的夜餐。这时，腓特烈会邀请少数文学界朋友前来聚餐谈话，因为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国王朝思暮想要成为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在用餐时，全都用法语进行交谈。伏尔泰曾试着学习德语，但在噎了几回后也就作罢了，他希望德国人多点儿风趣，少一些辅音。听过他们谈话的人说，这些谈话要胜过世界上最有趣最出色的作品。他们什么都谈，畅所欲言。腓特烈的机智几乎与伏尔泰一样敏锐，只有伏尔泰敢于对他进行反驳，因为他措辞巧妙既可使国王哑口无言，又不会因此而怀恨在心。伏尔泰兴高彩烈地写道：“在这里可以自由思考，这里是自由的园地。‘腓特烈’柔济刚兼……我没有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在经历了50年狂风暴雨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我发现国王的庇护、哲学家的言谈和男子汉的魅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在过去的16年里，这个人是我灾难中的慰藉和抵挡敌人的盾牌。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普鲁士国王的品德。”然而……

这幅作品描述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无忧宫举行午宴的情景。宾客中有艺术家和哲学家。坐在最右端的是伏尔泰。

就在那一年的11月，伏尔泰想通过投资买进萨克森的债券来改善经济状况，虽然腓特烈禁止这种投资。债券涨价了，伏尔泰获利不菲。但是，他的经纪人希尔施却想乘机敲诈他，扬言要把这笔买卖捅出去。伏尔泰“扑上去扼住他的喉咙，将他狠揍了一顿。”腓特烈得知此事，大发雷霆。他对拉美特利说：“我顶多再使用他一年，榨干了桔汁就该丢掉皮了。”拉美特利也许是急于打发走他的劲敌，将这句话告诉了伏尔泰。

此时，伏尔泰已打算离开这里，因为他得了只有法国人才会得的严重的思乡病。引起最后决裂的一件小事在1752年发生了。腓特烈从法国请来了许多文人学者，是为了让德国思想界直接受到“启蒙运动”的启发。大数学家莫佩尔蒂就在其中。一天，这位数学家同另一个数学家柯尼希就牛顿的一个理论争论起来，腓特烈也参入了争论，他站在莫佩尔蒂一方，伏尔泰这一次却勇敢有余，谨慎不足，加入了柯尼希一方。在写给德尼夫人的信中，他说：“不幸的很，我也是个作者，并且处于与国王对垒的境地。我没有权杖，可我有一支笔。”大约在同一时间里，腓特烈也在给他姐姐写信：“我的文人们都被魔鬼附身了，对他们真是无法可想。这帮家伙除了吵吵嚷嚷什么也不会。如果兽类看见有思想的人也有像它们那样的行为，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伏尔泰为攻击莫佩尔蒂，写出了他著名的《驳阿卡迦博士》。他把这本小书念给腓特烈听，腓特烈笑了一个晚上，但又要求他不要发表。伏尔泰没有说话，似乎是同意了，其实，这篇文章已经送到印刷厂了。再说，伏尔泰也不忍对自己笔下的产儿进行扼杀。这本小册子问世后，腓特烈火冒三丈，伏尔泰赶紧逃离了这场大火。

虽然法兰克福远在腓特烈辖地之外，他还是在这里被国王的密探追上并逮捕了。他们逼他交出腓特烈的诗《帕拉斯神像》，否则就不放他走。这首诗是国王让伏尔泰修改以便在上流社会发表的，因为它比伏尔泰的《皮塞勒》还要滑稽，不适合上流社会的温文尔雅。但是，这篇可怕的诗稿放在一个在路上丢失的箱子里，于是，伏尔泰像坐牢似地被关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后来箱子找到为止。有一个书商觉得这是向伏尔泰讨账的好机会，便前来逼债，伏尔泰怒不可遏，狠狠抽了他一嘴巴。为了安慰那个书商，伏尔泰的秘书科利尼向他指出：“先生，您有幸得到的这一耳光可是世界伟人之一给予的。”

自由之后，他正想进入法国国境，便传来了放逐他的消息。这位走投无路的老人不知所措，他一时竟打算去宾夕法尼亚——可以想见他当时绝望的心境。1754年3月，他一直在日内瓦郊区寻觅“一块合适的墓地”，因为巴黎和柏林的专制君主们势力到不了这个地方。最后，他买下了一座名叫“极乐”的庄园，在那里住了下来，每天在花园里养花种草，调养身体。就在他似乎已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却进入了他最崇高、最伟大的作品创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