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庄园:哲学简史-哲学简史

他再一次遭到放逐的原因何在？是因为他在柏林发表了他那部“最雄心勃勃、篇幅最大、最富有特色和最肆无忌惮的著作”，书名就很有分量：《论从查里曼到路易十三各国的风俗与精神》^[3]。这本书是他在西雷时为夏特莱夫人而写的，他之所以要为她写这本书，是因为她明确表示出对历史的不屑理会的态度。

她说历史是“一本旧皇历”，“它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靠自己产业为生的法国妇女，有必要去了解瑞典的埃吉尔继承了哈钦，奥斯曼是鄂图格鲁尔的儿子吗？我饶有兴味地读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它们为我描绘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情景。但是我从来没法读完任何一部关于现代各国的历史著作，因为它们所提供的除了纷乱之团之外什么也没有。一大堆无因无果、颠三倒四的琐碎事情，千百次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战役，这就是历史。我讨厌那种使人迷惑却又对人毫无启发的研究。”

伏尔泰有同感，他让他的天真汉说：“历史只不过是一幅犯罪和灾难的图画。”在他后来写给沃波尔的信（1768年7月15日）中，他说：“的确，读约克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的历史，就像是在读江洋大盗的历史。”但是，他也对夏特莱夫人表示这样的希望，只有将哲学用之于历史研究，才可能找到一条出路，应当在政治事件的底层，去追寻出人类心灵的历史。他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各国的历史都被一些欺人之谈搞得面目全非，直到哲学给人们以启迪。然而，当哲学之光终于冲破黑暗到来时，人们的心灵已被千百年来的错误所蒙蔽，竟至于哲学也难以让他们重见光明。各种礼法、事件和纪念碑都被堆砌起来证明谎言的真实。”他得出的结论：“历史仅仅是我们对死人玩弄的一连串把戏。”我们篡改过去以迎合我们对将来的希望，结果“历史会证明任何事都可以用历史来加以证明。”

在这条“谎言的密西西比河”^[4]上，伏尔泰像一位淘金者在寻找着人类真实历史的金砂。他年复一年地埋头于准备工作：《俄国史》、《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代》和《路易十三时代》等等都是他要研读的书。通过这些研究，他在自己内心孕育出一种矢志不移的理智的良心，“这种良心可以促使一个人成为天才。”《法国史》的作者耶稣会神父丹尼尔，在法国皇家图书馆里找出1200卷文件和手稿摊在自己面前，花了1小时左右把它们翻了一遍，转身对曾是伏尔泰老师的图尔纳明神父说，这些资料是“没用的废纸，我的历史用不着它们。”^[5]但伏尔泰不是这样，凡是能收集到材料他都认真阅读，他仔细研究过几百卷回忆录。他还给上千个著名事件的幸存者写信，向他们了解情况。甚至在他的著作出版之后，他仍然继续研究，并且使每一版都更趋于完善。(www.xing528.com)

然而，材料的搜集仅仅是准备工作而已，更需要有一种对这些材料进行选择整理的新方法。只有事实是很不够的，即便它们偶尔是真的事实。“不能说明问题的事实细节对历史而言，就像辎重对于军队一样，只是累赘而已。我们必须从大处着眼，因为人的眼界狭窄得可怜，往往会被一些小事挡住视线。”“事实材料”的搜集应该是编年史作家们的工作，他们应该将这些事实像辞典里的词条一样汇编在一起，以使人们在需要时查找。伏尔泰寻求的是一个可以将欧洲全部历史贯穿在一起的统一性原则，他深信这条线索就是文化史。他坚定地认为，他的历史应该写的，不是帝王，而是运动、势力和群众；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全人类；不是战争而是人类思想的发展。“战争和革命只是计划中最小的部分，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城池的攻占与陷落，在一切史书中已屡见不鲜……如果没有艺术与思想的进步，历史就什么也没有了，也就决不会引起后代人对它的兴趣。”“我不想写一部战争史，而希望写一部社会史。我希望弄清楚人们在家庭内部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一般都在培养些什么样的技艺……我要写的是人类思想史，而不是记一些琐碎事件的流水账。我并不关心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我想了解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所走过的每一步。”这种在历史中排斥国王的做法是一场民主起义的一部分，这场起义最终把国王从政府中排斥了出去。《风俗论》就是废黜波旁王室的发端。

就这样，他写出了第一部历史哲学——这是在欧洲思想发展中追根溯源寻找出自然因果关系的第一次系统性的尝试，可以想象，这样的尝试必须摒弃种种超自然的解释：只有神学退让，历史才能显出它本来的面目。根据巴克尔的看法，伏尔泰的这本书奠定了现代历史科学的基础。吉本、尼布尔、巴克尔以及格罗特都是他受益感恩的继承者和追随者。他是他们的鼻祖，在他开创的领域里，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可是，这本书为什么给他带来放逐的命远呢？因为，他讲了真话，这就得罪了所有的人。教会对这本书尤其感到恼火，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后来又被吉本阐释发挥了的观点，即基督教对异教的迅速征服从内部瓦解了罗马，这样，在入侵和迁徙而来的野蛮人面前，它便不攻自破了。特别使他们恼怒的是，书中给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的篇幅比一般史书少得多，却以一个火星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谈到了中国、印度和波斯以及这些国家的信仰。一个巨大新奇的世界在这种新的视野中出现了，所有的教条都因为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黯然失色。广袤的东方被赋予了与它的地理成比例的重要性，欧洲突然间意识到它只不过是一个大陆和一种更伟大文化的一小块半岛。它怎么能容忍道出这种真相的那个“毫无爱国心”的欧洲人呢？于是，国王降下圣旨说，那个敢于首先认为自己是人，其次才是法国人的家伙，决不允许他再踏上法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