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与旧学问失效：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现实应对

现在的世界大势，使我们的学术同智慧加上了一个新担子。不知道人类的知识能不能够应世界的需要。譬如支票一样，我们的知识是否能够兑现。因为从前的应付都是用老法子，好像旧式医生的治病方法都是碰来的、从暗中摸索来的。在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如何可以故伎重施、一成不变呢？

方才说旧法子无用，我并不是一定看不起旧学问。须知旧学问也有好的。不过它是适应它的旧时势，在它当时是很有用处。但是时势改变，它就失去效用了。所以，我们不能责备旧学问的不能适用于现在，只能责备现在时势的改变。

不但旧学问到现在失了效用，就是遗传下来的习惯法也失了效用。因为它们也是碰来的、从暗中摸索来的。这更可以譬如旧式医生的治病，他们只是盲目地瞎试。如果是病的人身体好，或是因别个原因好了，他们就以为医法好。如果试得不好，把那个人送死了，他们也认为这是该死。他们只是抱“上一回当学一回乖”的宗旨。这样的方法在医个人的病还贻害小，若是遇着鼠疫、虎疫可以传遍全世界的病，而不能做探本穷因的研究，岂不贻害极大吗！现在世界大势的变更不是一处的事，所以，我们不变更方法去探本穷因是不行的了。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方法，凡是社会上有一种新动机、新变更，都叫他做“过激派”。仿佛从前人一生病就说有鬼一样。不去研究，不去思索，只是漫骂，送他许多恶名。须知这样办法是不对的、没有用的。就是“过激派”也可以研究，将它发生的原因和效果考究出来，才可以应付。又如这次大战，诚然是件可怕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研究，也必须考察它的因果如何，影响民族的感情如何，影响人类的道德如何，影响一切的美术、历史、实业、宗教如何。必如此，方可以求到新知识、新学问。

今日社会上有一种历史的观念，以为文化是不会消灭的，一种文化过去了，一种文化又生出来了。经过种种的挫折，还能存在。所以，它的前途是很安全的，我们可以不必当心。哪知此刻这种历史的观念已经不适用了。

何以故呢？从前文化能保全的原因，大都因为一处的文化灭了，有另一处的文化起来，这都是当年文化区域狭小的缘故。所以，埃及衰了，希腊代兴；希腊衰了，罗马代兴。而且开化的民族少，不开化的民族多，所以得以递嬗。今则文化区域扩大，开化的民族已多，所以从前历史的乐观不能存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前世界各处不相联络。自电力、汽力盛行以后，各处互有交通，东崩西应不能幸免。何以这次牵动全球的大战会生于此时，就是这个道理。又如欧洲大战而致印度大荒，也是这个道理。

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请大家对于世界的文化抱悲观的态度，乃是请大家知道现在大家对文化责任的重大。设如有一物跌落，没有一处不受影响的。所以，要请大家努力维持、极力创造。方才所说的，不过是从社会和政治两方面的观察。现在从心理学解说习惯性更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习惯是什么呢？习惯就是人走过的熟路。以常道而论，人断乎不愿避熟而求新。人之所以能在强国习惯中而走新的路，以求进步，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何以守旧的人类通性中，有人能走新的路以求进步呢？这就是旧法子不能适应新时势，不变不足以图存的缘故。譬如落水的人，断不能循在地上行走的常轨。现在大战后的时势，何曾不是这样。照心理学上说，人类虽因外界需要不能不变更，但是他们变更的时候，往往不用意识的方法，只是一试一试地去做。用上当学乖的法子以为满足，这是普通动物的习惯，猴子、猫儿、狗、鼠都是这样的。曾有心理学家将小鼠关在四面有门、有机关的笼内，它屡试不得出；一旦它试着了以后，它一次熟一次。这就是投机的、暗中摸索的方法。

我们往往自鸣得意以为我们是人，哪知我们有时候还要与禽兽取同一方法，即使稍为加了一点思索，也是有限的。现在世界大势既已变更，还长此不改，未免太不经济了。所以，我们以后的正轨，乃是要打破这种投机的、暗中摸索的方法而改用意识的方法。

第一，意识的方法。不是用从前的老法子作盲目的行动，乃是有意识去思量、去假定，再去试验。但是人类往往有党见，不能一致行动。不能一致行动还是不要紧的事，或者可以相辅而成。但是，用意识去思考的时候，一有党见就非常危险。它的害处有三种：一是不肯看完全的事实，二是不肯求完全的知识，三是不能有彻底的思想。这种的贻害真大啊!

党见的害处，可以此次和会为例。当这次建设世界和平的时候，各国的专使应当如何研究世界全体的大势、民族的需求、将来的利害，才可以算是对于人类尽责。而他们计不出此，一点不平心研究，只是限于以前历史上内政外交的旧法子，预先存了私见，不定全局的计划去应付事实，反而找几种事实去帮助他们的私见。所以，订出这种后患无穷的和约来。

这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口头何曾不说爱国、爱人类呢？但是，一旦问他们是否用科学的方法统筹全局，则他们不但不懂，并且要笑我们。因为他们有成见在胸，以为历史的方法是好的，取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是空想的。

他们更以为解决这种大问题的方法是容易的，只是问他们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好了。弄到结果，彼亦一道德，此亦一道德；彼亦一良心，此亦一良心；流毒无穷，贻害无极。这都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和良心没有用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所以还是他们自己的私见。将来若是他们失败下来了，大家对于他们或有许多恕辞，或以为这是时机不好，或以为这里面有历史的关系，或以为他们的良心道德太好了所以受害。其实，他们其余的罪是可以恕的，唯有他们愚蠢的罪是不可恕的。

他们的动机很好，是我们可以承认的。他们有爱国、爱人类的心思，也是我们可以承认的。但是，他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研究一切的事物，所以，他们的高等的知识被低等的感情压下去了。往往有许多极小的事，被他们有意放大，至于不可收拾。细细考察，与其说这是他们道德的失败，毋宁说是他们知识的失败。

我虽然举许多与大战有关的例子，但请大家不要把本题忘了。我的意思，不但是要大家记得这些事实，乃是要大家不要忘了遇事当用科学的方法、当取科学的态度。(www.xing528.com)

第二，思想还有一种害处，便是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此次大战，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相信与拿破仑战后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本来可以从历史得到点教训，预防许多祸患。无如这辈外交家、政治家都不肯注意，岂非可惜。

举个例子来说，依历史的经验，说战时最受人崇拜的一定是有决断、有勇气的人。但是，战争制造出来的英雄，不见得便是和议适当的人物。因为战时要迅速、要立刻实行，和议要通盘筹算、要谋永久的。不谓这次的议和的人物还是英国的路易乔治^[2]、法国的福煦^[3]、意国的欧兰豆^[4]。这都是战时出风头的人物，却也是威尔赛宫里出风头的人物。

再拿美总统威尔逊来说，他是个战前很有名的政治家，固然不能说是战时的英雄，可是他也不能不负一点不接受历史教训的责任。要是他到欧洲的时候，肯接受一点历史的教训，不要那辈战时英雄来与和议，许人民送代表到和会去，自然有人辅助他的主张。但他不采用历史的教训，他以为只要他的主张不差，他到和会去如果不能贯彻，他便通告各国人民，求他们的辅助。其实人民没有代表，自然没有人去辅助他，他便终归失败。意大利脱出和会，日本乘这机会，对于山东问题取得了胜利。

第三，还有种思想的障碍，便是好用好听的、抽象的名词，像自由、人道、民族、自决等等，却不去研究事实的解决方法。战时也有许多人落了这个窠臼。拿现在欧洲的经济状况做个例子，自从战后因为军费太重，全欧破产，工人也因职事心理上困疲万状。大家不去研究这些问题设法补救，而高唱自由人道，究竟有什么用处!

总而言之，我这番话是要证明世界的变迁，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实际的问题，要打破从前投机的、暗中摸索的方法。我们要求新知识、新思想去适应这新世界，我们要知道自从18世纪蒸汽机发明以来，便是实业的大革命。现在世界的变迁以及发生的种种危险，都是这实业大革命的结果。所以，我们应从这一点上去研究方法、去救文化的危险。

如果有人对于这些问题和实业大革命的关系有些怀疑，吾再简单举几个例子，都是与中国有关系的。其一，要不是实业革命，中国可以永远闭关自守。其二要不是实业革命，中国政费不会增加，财政便不会困难，更不用去讲管理财政的新法。此外，如家庭、女子、工业问题等等，也都受这实业革命的影响。

有人说实业革命在欧洲是自身发动，在中国是受外国影响，情形不同。其实外国也不是各地方同时发动，也是一地方发动后，去压迫另一个地方。其为受外界的影响，与中国情形正同。从前欧洲受了这实业大革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没有预备，所以牺牲得很多，不少遇事补救、不经济的地方。现在，中国正该赶快想法子去免除这许多不经济的障碍。

再说世界的劳动问题。从前的旧观念以为资本和劳工两阶级是一成不变的，两阶级的战争无非是增资问题。到现在却不同了，不单为物质的竞争，还有许多政治、教育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劳动者不但是争增资的问题，还要工厂管理权、财政支配权、商场和运输的分配权，他们一步一步地做去，到那时便把资本和劳动两阶级完全打破。

这个劳动问题，不是近来新发生的，是发生于封建时代的，到现在有1000年了。何以至今还没有解决，可见当时欧洲人的行动方法也是投机的，也是暗中摸索的，不是预先有思想的。自从实业大革命以后，不但工厂与劳动者受其影响，并且政治、教育、宗教、文学等都受其影响，全社会受其影响。现在英国劳动者要求政府完全召回征讨俄国过激派的军队及取消征兵制度，否则同盟罢工。现在虽则是消极的，将来一定要变为积极的。

总而言之，从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的实业革命以来，一切电信、汽力、船、汽车等交通利器，把世界变作一家。现在我们应当研究怎样安排一切的制度、怎样将从前的知识学问重新组织去应付现在的时势，以及我们应取怎样的态度。

现在的世界是算总账的时候。中国这个古国不应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物质方面，西洋已领先了100年，中国自然稍微吃亏；但是社会方面，西洋也还没有把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东西两洋都有新的需要。中国本来很注重社会方面像人生问题、伦理问题等，所以希望中国既与西方同处一个新境遇中，应当努力创造所有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吾自到东方以来，觉得东方对于新科学虽差，经验却富。几千年的经验背着走不动固然不好，然而经验也有许多好处，含有许多人本观念，也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去。西洋文明的大缺点是物质科学进步太迅速，而社会科学、人生科学不能同时并进。例如，造一机器可以破坏无数的产业，而其他方面没有保障，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应当研究怎么会导致社会科学与物质方面相比有点欠缺。然而，现在对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正与西洋一般，他有几千年人生科学的经验，可见于社会方面是向来注重的。我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救济，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裨，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

[1]杜威于1919年8月10日在北京尚志学校的讲演，胡适口译，原载：杜威在华讲演录[M].新学社，1919.

[2]路易乔治，今译劳合·乔治（David Lloyd-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首相（1916—1922）——编者注。

[3]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1918年起任协约国军总司令——编者注。

[4]欧兰豆，今译奥兰多(Vittorio E.Orlando，1860—1952)，意大利法理学家、首相(1917—1919)——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