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阻隔的文学史起源与回顾

相思，当起于人类对偶婚定型，两性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情感联系之后，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异性客体对象化的特征。就中国古代来说，相思，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上讲也包括思亲念友，狭义的相思才专指男女两性间的情感投注。这种情感流并不是都是双向性的，有时那位相思对象尚未知晓，而相思主体这里却意有所属，进行对象化的情感投注，这种情形一般谓之“单相思”。冯梦龙小说《平妖传》第十二回便不无阅世哲理地说道：“大凡不上手的私情有二等：一等郎才女貌，你贪我爱，传书递简，千期万约，中间有人隔碍，不能成就，花前互想，月下同怜，这谓之‘相思’。一等或男欠着女，那一边女全不挂在心上；或女欠着男，这一边男全不放在肚里。一般情牵意乱，短叹长吁，却是干折了便宜，这谓之‘单思’。”冯梦龙此论不仅道出了相思的两种类型，还道出了文学中人物个体构成相思的一个关键，即相思主体与相思对象两者间的“隔碍”。

正是思慕异性不得，才构成了相思持续强化及该文学主题形成壮大的基本条件，隔阻是相思的题中自有之义。通常，在男女双方缔结了一定的情感纽带后，由于一定的客观原因不得不分居两处，于是某一相思对象成为主体情感流注的特定目标，尽管这本质上仍往往属于一种双向建构，在文学表现形式上却有所侧重，每每体现为一方思念另一方。

《吕氏春秋·音初》称涂山氏女思念大禹而发“候人兮猗”，谓之“始作南音”。《诗经》中对相思阻隔引起的情感波澜亦有所揭示：“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阻隔一失，相思便为之消除。《诗经·国风》中表现爱恋的字主要是“怀”和“思”，像“最足以表现真正的恋爱的情绪”的两首——《卫风·伯兮》和《郑风·出其东门》，在前者，咏的是“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在后者，咏的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早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据此还强调：“就中国文字的源流说话，最接近西洋所称romanticlove的字，不是‘恋’，不是‘爱’，而是‘思’或后世惯用的‘相思’。”谭正璧先生也指出：“现在青年口中差不多时常在谈起的‘恋爱’，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都叫作‘相思’。旧文学中所谓‘各道相思’，就是现在所谓‘各道爱恋’。”这一对于传统爱情文学本质属性基本定位的确当之论，实际上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注意。

汉乐府《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极言相思主体与相思对象所隔的空间之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则在时间上充分延展了相思欲念要冲破阻隔的主观意志。

萧统《文选》卷十九将“爱情”作为赋的十四类中的一类，共收四篇：《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均与情爱相思有关。尤其是前两篇和最后一篇，“入神之恋”情感高潮不在欢聚，而在离别；《神女赋》写最终神女遽然离去，相思主体梦醒了无路可走：“徊肠伤气，颠倒失据。暗然而瞑，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曹植的《洛神赋》卒章写到：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移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

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聃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将迷离恍惚、可望不可即的相思企慕，表现得如此凄艳哀婉。梦幻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给人以恒久的回味与感发。而这一切美感效应的生成都与“阻隔”不可或离，都来自于阻隔所产生的主体相思属盼的巨大心理内趋力。在《七哀》诗中，曹植也倾诉了思妇的苦恼：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慷慨有馀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www.xing528.com)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思念至极，竞自要化作风扑入郎君的怀中，写出了力图冲破相思阻隔的迫切心理，相思的表露，大胆而无遮拦。

其实，早自屈原《离骚》中上下三次飞行、三次求女，结之以“仆悲马怀”，顾望而不即的绵长相思，就启发了相思阻隔（现实的与心中的）抒情模式。司马相如为陈皇后所作的《长门赋》更在持久相隔、情爱想望的层面上铺陈了相思之苦。其“形枯槁而独居”，却“怀贞悫（诚实）之欢心”，“闻车音而怀想，度长夜之若岁”，更从本质意义上确立了阻隔生相思这一模式。

经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和南朝乐府民歌等等的中转，唐诗以此模式构成了相思抒发的前提。据统计，仅《全唐诗》所录二百一十馀首女冠诗中，抒写爱的困扰、相思恋情的就达一半以上，多为唐代恋情诗的珍品。“女冠”，即女道士，何以相思会成为她们的情感关注核心？这一特殊身份作为相思中的主动者角色，充分说明了“阻隔机制”在抒情性作品生成中的重要。就连小说《红楼梦》中那个清高的女尼妙玉，想起口间宝玉说的“今日何缘下凡一走”，也不觉有了一阵耳热心跳的反常（实为正常）表现，如同论者所评：“年方少艾，凡心未断，哪能出家为尼。……何能不因动心而生情，更因生情而动心，心既动了，自会走火入魔。”女冠女尼，所处相类，其于相思则实乃心同一理。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二载录有《古别离》、《生别离》、《长别离》、《远别离》、《久别离》、《新别离》、《今别离》、《暗别离》、《潜别离》、《别离曲》等调的杂曲歌辞多首。当然题目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却至少能表明别离所构成的隔阻，怎样令人敏感而居于兴奋点。可见别离，又是造成相思涌动基本的与决定性的动因。

不仅文学作品，有时地名也透露着相思文化习俗的重要信息，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描述：夫溪，在仁化东北百里，昔有妇送其征夫至此，故名。予有《夫溪曲》云：“夫溪溪水水分流，流向东西似御沟。恨绝当年征戍妇，潮痕长与泪痕流。”又德庆东五十里，有“夫号水”，其十里，有“思夫水”。昔有征夫不归，其妻恩之，哭以死。比夫归，未及家十里，闻妻死，亦号泣死之，乡人因名其村及水日“夫号”。水有二派，东派出西源，西派出夫号，合流入西江，即“思夫水”也。水旁有“思夫村”。其歌曰：“思夫之水，流声呜咽。

夫号之水，与之同绝。”这当地名，意味深长，读起来是多么令人同情，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