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齐楚争霸
公元前661年,齐国正高举着尊王攘夷的大旗,伐戎,伐狄。《左传·闵公元年》记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公元前659年——成王十三年,楚伐郑,缘由是郑与齐通好。春秋五霸,齐桓公当推第一,但他受到来自楚成王的挑战。这时楚成王已成年了,伐郑可能是他自行做出的决策。这次伐郑只是警告性的,速去速回,政治影响大于军事成效。其明年,再伐郑;又明年,复伐郑。楚师连续三年直捣中原腹地,使中原诸侯无不为之侧目。
公元前656年——成王十六年,齐伐蔡。齐、蔡本来相安无事,而且是姻亲,矛盾是由齐桓公夫人蔡姬惹起的杯水风波。约一年前,齐桓公与蔡姬乘舟游于水上。蔡姬素娇,知道齐桓公很怕落水,故意使舟身晃荡。齐桓公大惊之余,暴怒逾常,命令蔡姬回娘家去。蔡姬回母国后,蔡侯一时糊涂,以为蔡姬和齐桓公的婚姻关系已经了结,就把她嫁给了别人。这使齐桓公深感受辱,由此,齐桓公决定惩罚蔡侯。可是,如果只凭这么一点缘由出兵,未免小题大做。经老谋深算的管仲策划,仍用尊王攘夷的名义,纠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扬言伐楚。从齐国到楚国,假使不绕路,就要经过蔡国。齐桓公的真实意图,是要在途中偷袭蔡国。《战国策·西周策》记游腾说:“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伐楚以伸张正义是假,伐蔡以发泄私愤是真。果然,联军侵入蔡国,蔡人逃散,齐桓公心满意足了,这才移师到蔡国西面的陉山(在今河南郾城东南)。陉山在方城东,是楚师出方城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管仲是聪明的,假如八国联军径直攻进方城去,可能凶多吉少,不如顿兵方城外,以觇楚人动静。
这时的楚成王,已能亲理国政、自作主张了。据《左传·僖公四年》所记,他派使者去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这话,显示了楚人的强硬态度和幽默气质。北海、南海的“海”,并非实在的水域,只是极言其远罢了。当时陉山尚未正式纳入某国的版图,谁也不管,谁也能去,但楚使的话却把它当做楚国的领地了。管仲胸有成竹,他代表齐桓公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一番开场白是管仲立论之本,追述往事,援引故典,虽则摆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却是堂堂正正,无懈可击。“履”是活动的范围,非指统治地域。“海”与“河”是一清二楚的,“穆陵”与“无棣”就很难指实了。一说,穆陵在今河南光山与湖北麻城之间,无棣在今河北北部。无论如何,穆陵更在陉山以南。接着,管仲反答为问:“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一共只有这么两个拼凑出来的罪名,若非小题大做,便是捕风提影,然而都与周天子有关,似乎非同小可,足见管仲其人善于罗织。对于这样两个罪名,楚使承认一个,否认一个;承认得痛快,否认得巧妙。所承认的,是应该贡苞茅给周天子;所否认的,是与周昭王之死有牵连。管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数落楚国的了,既然尊王攘夷的名义已经用上,蔡国已经受到惩罚,楚国已经有认错的表示,那就适可而止,于是决定同楚国会盟。
八国联军为了表示会盟的诚意,朝东北方向后撤了一天或两天的路程,移驻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这时,楚师已出方城,以备不测。元帅为屈完,他代表楚成王参与会盟。
齐桓公把联军摆弄得整整齐齐,然后同屈完一起乘车阅兵。起初,齐桓公的话很友好,屈完的话很谦虚。可是,齐桓公接着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是露骨地炫耀武力。屈完毫不示弱,他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4]屈完义正辞严,齐桓公无可奈何。
“汉水以为池”,是把不是护城河的水当做护城河;“方城以为城”,是把不是城的山当做城。楚国的军事思想注重外线作战,对于内线作战则能依托国土的辽阔和人民的众多,这是很有特色的。
召陵之会无失败者可言,倒过来说也是对的,无胜利者可言。齐人所留下的,其实只有虚名和笑柄。
作为诸侯之一,楚君必须承诺对周天子应负的义务,阳奉阴违是可以的,说得多、做得少是可以的,拒不认账却万万使不得。楚国所要贡纳给周天子的,据《左传》只有苞茅,据《国语·齐语》和《管子·王言》还有丝,《史记·楚世家》则含混其辞说是“赋”。无论如何,苞茅和丝加在一起也只是象征性的。天子也罢,诸侯也罢,都需要这象征性。岂但如此,当时的历史进步也需要这象征性。
召陵之会揭开了齐楚争霸的序幕。
其明年,令尹子文灭弦。弦是姬姓小国[5],故址在今河南潢川西北。同年,周惠王对齐、鲁两国啧有烦言,要郑国靠拢晋、楚两国,这对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齐国是辛辣的讽刺。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之君会于卫邑首止,郑君中途逃归,没有与盟。
再明年,齐以六国联军伐郑,这是对郑逃首止之盟的惩罚。楚师出方城,围许救郑。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齐师围魏救赵,创立了辉煌的战例。其实,这样围甲救乙的战略,在301年以前楚师围许救郑这个战例中已经成熟了。许为姜姓,是齐的盟国,在郑楚之间。楚师包围了许都,六国联军弃郑而救许。楚师稍退,六国联军全撤。许僖公见楚师仍在方城外,旦夕可至,忧惧不已,央求蔡穆侯带他到武城(在今河南南阳北)去朝见楚成王。许僖公双手反缚,口衔璧,许国的大夫穿着孝服,许国的士抬着棺材,以请死罪。少不更事的成王没有见过这等场面,便问身边的大夫逢伯如何对待才得体。逢伯说,微子启向周武王投降就是这样的,周武王亲自给微子启松绑,接受微子启献的璧,让人把棺材烧掉,待微子启以礼,使微子启复职。成王心中有数了,依样画葫芦地表演了一通,大大方方地让许僖公回国复位。此役是成王第一次亲将,也是他第一次同中原诸侯周旋。成王围许救郑,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上算。(www.xing528.com)
又明年,齐伐郑,郑不得已而从齐。从这时起,郑就成为立于天下之中的一只风信鸡了,哪里刮来的风大,它就转向那里。因而,这时朝齐暮楚,后来朝晋暮楚。郑国的忧和喜,都从这天下之中而来。所忧者,大国竞逐,天下云扰;所喜者,巨贾齐集,百货通流。动荡加富裕,这是郑人典型的生活。对郑国的君臣来说,利重于义,权术重于公理。
公元前648年——成王二十四年,楚灭黄。两年后,楚灭英。英别称英氏,是一个偃姓的小国,故址在今安徽金寨、霍山两地之间。还有姬姓的蒋、应两个小国,族姓不明的樊国[6],以及蓼(缪)国,大概都在成王中期被楚国灭掉了。蒋,故址在今河南固始西北;蓼(缪),故址在今固始东北[7];樊,故址在今河南信阳。应,故址在今河南鲁山东。
公元前645年——成王二十七年,楚败徐于娄林(在今安徽泗县东)。
这样,三年之内,楚人从淮水上游进取中游,从淮水中游袭击下游,速度之快出乎中原诸侯意料。这时的成王同他的臣僚配合默契,用兵如神。娄林之役,齐又纠合了一支号称八国的多国部队,蹈袭楚师围许救郑的故智,采取围厉救徐的战略。当时有两个厉国:西边的一个在今湖北随州,姜姓;东边的一个在淮北,其氏姓和故址都不详,同鲁国是姻亲,这时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八国联军所围的,当然是淮北的厉国。深通围甲救乙之道的成王不为所动,终于取得娄林之捷,而八国联军也随之解散了。
出方城而北上是文王确立的战略方针,成王奉行不替;沿淮水而东下是成王自己确立的战略方针,与出方城而北上并行不悖。楚人北上的意图和意义是容易认识的:投入文明世界的主流,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一举两得。至于楚人东下的意图和意义,就不那么容易认识了。淮水在文明世界和政治舞台的边缘,似乎无足轻重。假如说,楚人东下所追求的只是广土众民,那么,楚国的西面和南面都没有强敌,楚人为什么不像对淮水流域那么热衷呢?楚人东下总是有口实的,无非某国对楚国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之类,都是官样文章。隐藏在这些口实后面的动机,是要力求垄断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并且力争侵夺长江下游的有色金属。简而言之,楚人东下是为铜而战。楚人从东下得到的实惠,比从北上得到的实惠更大。北方的诸侯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否则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
上文曾说到,淮汉之间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从民族成分来看还是从文化因素来看,都是这样。在楚人占领以前,这个地区的文化景观五花八门,但占优势的是随、息、蒋等国的周文化。楚人进入淮汉之间,获益匪浅,主要得之于文明程度如鹤立鸡群的随国。小国的文化对楚国也不是全无影响的,如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合葬墓是已知最早有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其封土形制对后来楚墓的封土形制似有导向作用。淮水中游和下游的文化景观与淮汉之间不同,以徐、舒为主体的淮夷文化占优势。徐在淮北而偏东,舒在淮南而偏西,彼此族类相近,文化相似。徐人贵族文化素养在长江下游是最高的,其铜器铭文结体娟秀而用韵精严。舒人的文化素养虽不及徐人,但他们的铸造技艺则不让除人。舒墓所出铜器中的牺形鼎、平盖扁鼓腹鼎、异形盉等独具特色,所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则与越文化相通。楚人进入淮水中游,政治上与徐、舒是敌国,文化上却与徐、舒有异曲同工之妙,楚人的创造才能在竞争和交流中受到刺激和鼓舞,从此,楚文化才作为南方文化的表率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风格。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所谓“荆蛮”是广义的,楚蛮、扬越、淮夷等一股脑儿都算在里面。楚人“收荆蛮有之”,则楚人本非荆蛮;成王“夷狄自置”,则成王本非夷狄:这都其理自明。在管仲和其他许多中原人士看来,齐是“中国”即中原或华夏的盟主,楚是夷狄的大憝。然而,曾几何时,齐的盟主地位就一去不复返了。
公元前643年,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凡倚重人治的,人亡则政息。其明年,齐国大乱,宋、曹、卫、郑合兵伐齐。是年,郑文公朝于楚成王,楚成王送给郑文公一批铜,刚送掉就后悔,而不便收回,就和郑文公盟誓,让郑文公保证不用来铸造兵器。这使我们想到,现代有些国家出售核反应堆给别国,要别国“保证和平用途”。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郑文公回国后,用这些铜铸了三口钟。这时,楚国的铜产量已跃居列国的首位。有了这样的经济优势,楚国的发达和昌盛就可想而知了。
淮南、淮北略图(春秋中期)
公元前640年——成王三十二年,随国串通汉东的小国背叛楚国。这是汉东诸国试图挽回往昔的光荣的最后一次尝试,结局还是失败。令尹子文一出兵,它们就求和了。成王和令尹子文以罕见的大度处理了楚随关系,一度飘荡在汉东上空的阴霾迅即消散,随侯保持了自己的安富尊荣,随人保持了自己的宗庙和制度,只是随国成为楚国忠顺的附庸近三个世纪。允许在自己的腹地保留一个在内政上高度自主的国中之国,如果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一定不会有如此超卓的见识和如此恢弘的气度。
这时,成王踌躇满志了。环顾四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他的敌手了。然而,偏偏有一个宋襄公出来硬充霸主,这在成王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他赫然震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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