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策略与科学知识传播

二、一度成功的传教史

利玛窦所确立的传教方略，后世称为耶稣会的知识传教政策，除以结纳文士、朝臣和宫室，自上而下地传教以外，尤其注重以数学、天文学、舆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和军事技术等科学的理念和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当时的耶稣会士知道，直接传教非但事半功倍而且异常惹人注目，而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制作了第一幅世界地图⁽³³⁾，他使用1570年奥代理（1527—1598年）《世界地图集》的资料，绘出经纬度数、赤道、五带，并注有各国风土异俗。在此版及以后诸版中，为减少中国人士猜忌心理，对各大欧洲海洋帝国的征服与扩张，避而不言，并打破欧洲制图传统，将福岛本初子午线左移一百七十度，将“大明一统”版图呈现在全世界的中央，以迎合士大夫“天朝”意识和自大心理。同时，利玛窦在介绍世界地理时，向中国人灌输天主教教义：在讲述巴勒斯坦时介绍基督的生平，在描述地中海时提到圣徒保罗的传教路线，在讨论罗马时解释教皇和教皇国。这样，“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³⁴⁾。于是，科学知识成了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时人冯应京以钦佩的口吻说：“利子周游八万里，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由此感叹理学熏染之下士林空疏浮嚣的学风。“吾辈即有所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至所尝闻而未用者，可无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图乎？”熊明遇曰：“西域欧罗巴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轮，上窥玄象，下采风谣，汇合成书，确然有理。”⁽³⁵⁾

晚明自天启年间，阉党弄权，君权旁落，到崇祯秉政之时，虽极图振作，但天下已成河溃鱼烂之局。更有后金（清）兴起于黑山白水之间，屡屡犯边，京畿震动，明廷亟须新式的军事技术，以为与后金（清）抗争的利器。当时只有西方的传教人士能够向中国介绍和提供关于火炮的军事技术，于是，西方传教士和明廷奉教政要以此作为向中国社会传播天主教的契机。1618年10月，天主教徒、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徐光启受命训兵。他有意延请西方传教士募购火炮、兵丁。他怀着匡时济世的苦心致信教友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商议此事⁽³⁶⁾。徐氏在《申明初意，录呈原疏疏》、《台铳事宜疏》中，均提及请耶稣会士协助造铳事宜：“然此法传自西国……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地，且携有图说，今宜速令访求前来。”⁽³⁷⁾由于在朝的信天主教的政要的推波助澜，西方的耶稣会士出于宏教的愿望，也极为有意将西洋火炮技术引入中国，藉此为宣教的手段⁽³⁸⁾：（一）徐光启在奏疏中提及的毕方济，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抵澳门，三年后至北京，后又去上海嘉定传教，再来北京，匿光启家。他曾上书直陈救国四策：明历法以昭大统，办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官海利，购西铳以资战守。他是光启的挚友，其看法不会不影响于光启。另一位耶稣会士阳玛诺，葡萄牙人，与毕方济同年来华，后任中国区耶稣会副会长。他俩均携有火炮的图说，兵部尚书崔景荣特意延请两人翻译兵书，很可能出于光启的推荐⁽³⁹⁾。（二）西方在华耶稣会士，对徐、李、杨等请用西洋火炮极为重视，并看出此举之目的在于引进天主教。1621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此事详报罗马教廷：“……徐光启乃就战局进奏，直言战争中所犯之错误及驱敌出境之方策。此奏既上，光启乃为合朝注目。光启所贡献之方法之一，即为招募葡萄牙兵，然其目的所在，乃欲同时招致教士也。”⁽⁴⁰⁾

终明之世，明廷共有两次招募西洋火炮：一次是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徐光启遣两名天主教教友张焘与孙学诗入澳门，求购西洋火炮及炮兵。但因权臣反对葡兵百人入京，只有“夷目七人、通事一人，仿贡夷例，赐之朝见”⁽⁴¹⁾，但试炮炸裂，被迫折回澳门；第二次是1629年（崇祯二年），在徐光启的推动之下，两广官吏奉朝命前往澳门购炮。不久，葡人献炮十门，派葡将公沙的西劳率炮手多人及通译耶稣会陆若汉，由广东进入内地北上。十个月后抵涿州，正值满清入侵，于是安置炮位于涿州城上，崇祯特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⁴²⁾。后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又协助登莱巡抚天主教徒孙元化助守该城⁽⁴³⁾。除登莱以外，明廷还在鸭绿江边的皮岛和宁远屯驻大军，由骁将毛文龙统帅，配有大批西洋火炮。耶稣会士卫匡国记载：“……这些火炮是毛文龙从海边的一艘朝鲜火炮上发现的，由于中国皇帝已指定宁远代替辽阳为主要城市，并设新的总督和监军，因此毛文龙把最精锐的大炮送到宁远。”⁽⁴⁴⁾在所有的耶稣会士中，以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1592—1666年）的铸炮业绩最为卓著。据载：1642年7月，崇祯皇帝通过兵部尚书密令汤若望铸炮：“要把七十磅的重炮改为四十磅的小炮，所需材料铁、铅、红铜、技工，还有炮厂（设在皇宫内一大广场）都已备好，汤只得应命。……汤若望共造了二十尊大炮，在离城四十里的大广场上实弹射击。太监和军官们远远站着，不敢近前，发射一次成功，全场欢腾，采声四起。”⁽⁴⁵⁾

为争取中国朝廷对传教工作的认可与支持，西方传教士除以军事学和火炮技术贡献朝廷，以应因迫在眉睫的外患之外，还以天文历算学的知识进呈，并协助明清两代的历法机构制定新历。尤其在明清鼎革之际，耶稣会士活跃于当时中国各分立的政权之中，企图能够把握此一骤变的政治环境，达到其扬教中土的目的。清兵入关以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1592—1666年），尤取得重大的进展与成就。在短短数月之间，即废止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及元、明时传入的回回历法，在钦天监中成功掌权，不仅开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新时代，也使西方传教士在以后的两百年间，均藉西法接续担任钦天监中监正或监副等要职⁽⁴⁶⁾。并在雍、乾、嘉、道禁教时期，成为西方教士进入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渠道。

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之下，将天文历算视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为此均设有机构从事相关职事，各朝天文组织均有天文历算和漏刻三条系统⁽⁴⁷⁾，不仅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含有“营建宫室陵墓、推合皇室大婚，选择吉期及出师日期”等重要的人文社会因素⁽⁴⁸⁾。明末利玛窦来华时，钦天监以两百多年未改之《大统历》屡推日食不验，认为大可藉西方天文历算之长，为明廷推测天象，间接在中国传教。1601年（万历二十八年），利氏进京贡献方物，即以天文历算为晋身之阶，其疏曰：“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天象，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⁴⁹⁾1605年，他又致信时任耶稣会葡萄牙区参赞的同窗挚友阿尔瓦烈兹，希冀他说服耶稣会总会长，派遣一二位精通天文历算的神父或修士长住北京，编译计算日、月食及行星位置之用的天文书籍⁽⁵⁰⁾。

利玛窦的愿望在其生前并未获得实现，直到1629年（崇祯二年）钦天监以《大统》、《回回》历推算日食皆疏，大学士徐光启以西法推算独验，皇上乃命设立历局，命光启督修历法，主编《崇祯历书》。光启引荐来华的西方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和汤若望，以及中国奉教汉臣李之藻、李天经等进入历局，竭力推行改历运动⁽⁵¹⁾。开明末西学东渐的先声。在清兵入关以后，耶稣会士们把握时机活跃于几个分立的政权之中，以治历之长达到其扬教中土的愿望：（一）在四川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与安文思，即在张献忠建于成都的大西政权中制作天文仪器与翻译历书，并获得“天学国师”的尊号，张献忠曾允为其修建大教堂一座⁽⁵²⁾。（二）耶稣会士瞿纱微，于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正月奏进新历，成为第一部正式取代明《大统历》的新历⁽⁵³⁾，虽然不久即遭废止，不过瞿纱微曾借此机会在一些当权教友如瞿式耜、庞天寿协助下入宫廷讲道⁽⁵⁴⁾。永历年间南明朝廷中有不少宫女以及中宫太后、皇太后及太子等均领洗入教。（三）1643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陷北京，明亡。当时耶稣会士中有汤若望、龙华民等留守北京，照顾教友及教会产业，同时见机行事，开展教会与任何入主中原的政权之间的联系。大顺军在京期间，对汤若望等远人尚为宽厚。“……汤若望之名，李自成与左右近侍，盖久已耳熟。故三日后，即蒙召见，令仍前供职，为国宣劳……”⁽⁵⁵⁾。1644年5月，清兵入关，大顺军弃守北京，其殿后部队焚毁城池，宣武门历局被毁。6月，多尔衮谕令中、东、西三城居民，三日内搬迁至南、北二城。汤若望所居之天主堂因在此一范围之中，为请求居留原处，汤上疏摄政王，同时向清政权输诚：“幸逢大清圣国俯念燕民遭贼荼毒，躬行天讨，伐罪吊民……此乃天主上帝宠之四方，隆以君师之任，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者也。”⁽⁵⁶⁾同时，衷心希冀自己所具备的西方科技知识为新朝所赏识：“……而西方带来经书不下三千余部，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诚恐仓猝挪移，必多散佚……”⁽⁵⁷⁾汤若望等已看出清军有底定中原之势，虽南明诸臣于五月拥立福王即位于南京，他们仍决定投效清，谋求在新朝中立足并俟机传教。多尔衮批准了汤若望的请求，准其居留原处，并张谕天主堂门前，禁止闲人扰乱。1644年9月出现日食，汤若望的推测比汉人及回回历官都准，并算出全国各城市的日食时刻。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礼部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⁵⁸⁾。1646年（顺治三年），汤若望制成二百年恒表，不久朝廷加汤若望为兼太常寺卿。1651年（顺治八年），皇帝亲政，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赐书汤公父祖，为通奉大夫，母和祖母，为二品夫人。1657年，授汤若望通政使司通政史，晋一品赠三代，并赐号“通玄教师”，敕谕对汤氏极为推崇：“……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⁵⁹⁾

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专家徐宗泽曾言：“天主欲创一大事业也，往往兴起一二德才出众之人，为其工具，使其成事。明末，圣教传入吾国，天主生入吾国，使之传教我中国，奠定圣教基础。利玛窦殁，在襁褓中之圣教，亟须有人抚育，天主又生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使之护卫圣教。明亡，满清入据中原，圣教之前途安危莫测，天主又生汤若望，以保障圣教，而圣教得以度过危险。”⁽⁶⁰⁾徐氏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和立场，阐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步履维艰的传教史。他出于教会的立场所表明的对汤若望的推崇，也充分表明了汤若望藉西方科学技术服务于新朝，对于当时天主教会起到重大的维护功效。后来的史学家们分析汤若望之所以能一反明末的困顿，率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天文学家长期服务于钦天监的原因在于⁽⁶¹⁾：（一）刻意展现并宣扬西法之优越：汤若望在所上的奏疏中，无一不强调西法远较中法为优越，声称其崇祯二年以来十余年间的译书，“阐明千古未发之秘”，其所制测天仪器尽进御前，所推日月交食、五星▍度，均合天行；他还督制多架天文仪器如浑天银球、镀金地平日晷和窥远镜及舆地屏图，以展示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与此同时，他也刻意贬抑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称元朝王恂、郭守敬的《授时历》“阐理未清，立法易舛”。至于蒙气差，本行与本论，真会与视会等道理，亦皆“守敬之所未详者也”；（二）以验测天象证明西法的准确：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二十二日，汤若望依西洋新法将该年八月初一应见日食的起复时刻、方位、食分并图象上呈，除京师以外，他还推算出包括云南、贵州、沈阳、高丽等十六地区所应见食的证据，打破了历来只推算京城的传统。到八月初，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即钦天监的《大统历》、历局的《时宪历》以及《回回历》共同应测，只有西洋新法所推各项时刻与方位均合天行，在竞争中取得绝对的优势；（三）争取制定新历之授权：在取得测验的成功之后，汤若望亲赴历局及礼部力争制定新历之权，终于成功，并担负择吉等传统天文官的工作。顺治元年九月十六日，多尔衮下旨命汤氏率监生详择吉日告祭太庙社稷，并恭接福临（顺治帝）的年庚，择取三个吉日，由内院定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顺治二年，最后进《时宪历》，颁行天下；（四）以试新法选汰监员，为改变钦天监中《大统》及《回回》历天官占优势的局面。汤若望大力裁员，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内院参考汤若望呈送的职衔名册，议定钦天监的新编制，结果汤氏及所属之奉教天文学家成为钦天监中的主力。除了以上这些主观因素之外，当时政治形势对于汤若望取得成功也极为有利：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决定《时宪》、《大统》、《回回》三历孰优孰劣时，较少有传统的夷夏之见。且在新政权之下，前明钦天监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失去可以凭藉的政治背景。加以多尔衮急欲定鼎幽燕，而登基大典又亟须预择吉期并颁新历，须于短时间内决定钦天监人事。恰巧八月初一日食，令汤若望很幸运地以此众所瞩目的天象，验证西法的优越，取得彻底的成功。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多以天文历算为晋身之阶⁽⁶²⁾：

南怀仁　顺治十六年，抵华，传教陕西，十七年，入监，康熙八年，任监副，后改［治理历法］。

苏　纳　顺治十六年，由香山墺钦取来京佐修历务，十七年，养病山东，旋卒。

白乃心　顺治十六年，由香山墺钦取来京佐修历务，后回本国。

恩理格　顺治十七年，抵华，传教山西，康熙十年，自山西钦取入监，十五年，奉旨准往山西，二十三年，卒于绛州。

闵明我　康熙十年，在广东，后钦取来京，佐理历法，二十七年，任［治理历法］，十一年，卒于京。

徐日昇　康熙十二年，由香山墺钦取来京佐理历法，尝任［治理历法］，四十七年，卒于京。

李守谦　康熙十八年，入京襄理历政，翌年，准往各省传教。

安　多　康熙二十四年，入京修历，尝任［治理历法］，四十八年，卒。

白　晋　康熙二十六年，自海路抵宁波，二十七年，入京，雍正八年，卒于京。(www.xing528.com)

张　诚　康熙二十六年，自海路抵宁波，二十七年，入京，尝任［治理历法］，四十六年，卒于京。

洪若翰　康熙二十六年，自海路抵宁波，二十七年，入京，四十九年，卒。

李　明　康熙二十六年，自海路抵宁波，二十七年，入京，雍正六年，卒。

刘　应　康熙二十六年，自海路抵宁波，二十七年，入京。

庞嘉宾　康熙四十六年，因精于天文，由香山墺钦取来京。

杨广文　康熙四十九年，抵香山墺。

麦大成　康熙四十九年，抵香山墺，雍正元年，卒。

戴进贤　康熙五十五年，自香山墺入京襄理历政，雍正三年，补授监正，乾隆十一年，卒。

严嘉乐　康熙五十五年，自香山墺取入京，雍正十三年，卒。

倪天乐　康熙五十五年，自香山墺取入京。

徐懋德　康熙五十五年，自香山墺取入京，雍正二年，授监副职，乾隆八年，卒。

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声望和影响，为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山西绛州耶稣会教堂被毁，由于汤氏的干预，清廷竟于1646年下令地方赔偿，耶稣会会长傅汛济写信给汤说：“我们各处耶稣会会士，在您的庇荫之下，安然地过着传教生活。”清军于1648年入川以后，利类思和安文思两神父因为唤出了汤若望名字而获救；顺治七年（1650年），耶稣会士潘国光由上海向总会长写信报告说：“除了天主以外，汤若望的声誉，使我们到处蒙受恩惠，不论在旅途上、在城市中，或与官吏交往中，都能获得青睐！”⁽⁶³⁾汤若望除了给予其他传教士必要的协助之外，在京都也积极结交权贵公卿，名流士卿⁽⁶⁴⁾，并传播教义；另据反教人士所称，汤若望还派奉教天文家以测景为由，四出传教。据统计：1650年（顺治七年），全国耶稣会所属教友即达十五万人，约为1636年（崇祯九年）的4倍。⁽⁶⁵⁾

康熙初年，虽然发生了杨光先发动的短暂的排教风潮，引发了著名的“历狱”，涉及大批教士。诏狱之下，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限制重重。但康熙亲政以后，由于皇帝本人对西方近代数学以及医学和天文舆地之学都下过工夫，这种学养，使他更相信实证。钦天监教案的发动者杨光先虽以“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为高调，但终因不会推算验测而落职。耶稣会士南怀仁则经过实测之后，成了再入钦天监的西洋人。中西关隘又松动了相当一段时候。康熙虽然没有皈依天主教，但视南怀仁为“他信赖的密友”，希望“他不离开身边”。“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转过来了”⁽⁶⁶⁾。南怀仁生前以钦天监监副之职，治理历法；后加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官居二品，卒后蒙谥“勤敏”，为唯一得谥号殊荣的传教士。作为远臣，南怀仁“荷兹异数隆恩，既叨荣于生前，又复蒙哀于身后，自古优恤远臣之典，从未有若此巨盛也”⁽⁶⁷⁾。在此前后，一大批传教士如闵明我、恩理格、徐日昇、安多、白晋、李明、张诚、刘应，踵至清廷任职，深蒙恩泽与重用。由于南怀仁的影响，在1692年3月17日、3月19日上谕以及3月20日礼部奏疏和3月22日的康熙御批中，重申了天主教不是邪教，“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使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⁶⁸⁾。这一系列文件，构成了完整的宽容法令，是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以前在清朝“正教奉传”的唯一的官方正式文件。

据统计，1667年（康熙六年），耶稣会所属的信徒为二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六人，共有会所四十一处，教堂一百五十九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自1650年（永历四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共付洗三千四百人，共有会所十一处，教堂二十一处；方济各会自1633年（崇祯六年）至1660年（永历十四年）受洗三千五百人，会所十一处，教堂十三处。

1670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统计所属信徒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人⁽⁶⁹⁾。

天主教的发展，引起了各地官吏和缙绅的疑忌，反教的风潮时有发生，根据反教人士上奏的章疏和往来的信件，可知天主教已经流布到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谿、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徐州、开封及京都等大小城镇以及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江西、两广、四川、湖广、山西、陕西、河南等13省份。反教人士对此忧心忡忡：“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踪迹如此，若使士大夫峻绝不与往返，犹未足为深虑；然而二十年来，潜往既久，结交亦广，今且习为故常；玩细娱而忘远略，比比皆是。”他们对天主教“潜往既久，结交亦广”的担忧，既表现出挥之不去，无可奈何的心态，也反衬出天主教在明清社会的流播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