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真、伪之探索-庄子导读

所谓“真伪”，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何者为“真”，何者曰“伪”。既是查《庄子》书的真与伪，其严格的标准自然是以庄周亲作为“真”，非庄周手著皆“伪”。如果严格掌握这一标准，则先秦子书不胜其考，因为它们大多是以其宗师为代表的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正如章学诚所言：“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文史通义·言公》）如果我们把《庄子》一书的作者就明确为庄周及其学派，则《庄子》书之“真”与“伪”的内涵与外延，均须作相应的调整，即凡庄周及其学派的作品均可视之为“真”，而非庄周及其学派的作品，则当视之为“伪”。观历代学者对《庄子》真伪的考辨，实际是在这两种意义下提出的。

怀疑《庄子》中有伪作的，近代一般学者都认为始于苏轼。其实，有怀疑之意向或明确提出怀疑者，均早于苏轼。马叙伦在《庄子义证，自序》中写道：“余怪郭象以《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之杂巧而去之，若《说剑》者，其义趣浅陋，若无涉于庄周之旨，辞亦与他篇不伦，必出于伪造无疑。既过而存之，则其所削者，宁无可比于是。”这是说，《说剑》明显地出于伪造，而被郭象所删者，其巧伪自然还要在《说剑》之下。马还写道：“然象（郭象）自《让王》、《盗跖》、《渔父》三篇，最括大旨，余篇皆详为之注，独《说剑》不置一辞。”“则今所存三十三篇中，自《说剑》而余，固郭象之所不疑也。”这是从郭象作注的情况分析，认为郭已对《说剑》的真伪有了怀疑。郭对《庄子》书中二十九篇作了详注，《让王》等三篇也作了概括大旨之注（《让王》篇二注，《盗跖》篇三注，《渔父》篇仅篇末一注），而独《说剑》篇无一字之注，显然疑其非真。

20世纪30年代之初，张默生先生著《先秦道家学说研究》，曾对历代辨《庄》之事，做了系统的叙述，其言如下：

首先辨《庄子》篇章之真伪的，世多推宋之苏轼；其实唐之韩愈，对于《庄子》书中的真伪，已有鉴别。他于《盗跖篇》云：“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于《说剑》篇云：“此篇类战国策士之雄谭，意趣薄而理道疏，识者谓非庄生所作。”于《渔父》篇云：“论亦醇正，但笔力差弱于《庄子》；然非熟读《庄子》者，不能辨。”至宋，苏氏始公然谓三十三篇之中：《盗跖》、《渔父》，真诋孔子；《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断此四篇为伪作。朱熹又以为《天下》篇乃庄子学徒所作，非庄子手笔。罗勉道更于苏轼削除以外，谓《刻意》、《缮性》亦肤浅。郑瑗亦谓外篇中之《马蹄》、《胠箧》，文意浅近，视《逍遥游》、《大宗师》诸篇，殊不相侔。林云铭于苏轼、朱熹、罗勉道所删除以外，又谓《天运》篇中“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一段，《秋水》篇中“孔子游匡”及“公孙龙问魏牟”之二段，《至乐》篇中“颜渊东至齐”一段，《山木》篇中“庄子过魏王”一段，《田子方》篇中“鲁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之三段，《外物》篇中之“贷粟”、“钓鱼”，“发冢”三段，《列御寇》篇中之“曹商得车”及“宋王锡车”二段，皆非庄子所作。又日人冈松辰《庄子考》云：内篇为后人所窜掇者，独有《逍遥游》“惠子吾有大树”章，及《人间世》“匠石之齐”章，“楚狂接舆歌凤兮”章而已，余皆完璧。其《骈拇》至《胠箧》三篇，虽辞有精粗，皆未为后人所乱。《在宥》一篇，文辞前后不相称，非庄子手笔。《天地》篇自篇首至“听乎无声”一节，略无隽永之味，比之《骈拇》、《马蹄》、《在宥》及《天运》篇首数语，迥然如出两手。《天道》篇自篇首至“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及下“昔者舜问于尧”一节，并“老子曰：夫道于大不终”至于“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其乏隽永之味，与《天地》篇起首无异，疑皆非庄子所作。《达生》篇篇首“达生之情者”一章，及篇末“有孙休者”一章，措词拙陋。《山木》篇中“比干剖心”一段，与贫惫何涉？其为后人伪作无疑。而姚鼐、王夫之二人，甚且疑外篇全非庄子所作。

张氏所言，盖为其著书之前，学术界疑《庄》之伪的大略。

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对《庄子》书之真伪进行考辨的，须多加注意者有以下几家：

（一）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

此文载1936年《燕京学报》第39期，后收入罗著《诸子考索》。其基本观点是：“我对于《庄子》外、杂篇，不愿意盲目的归之庄子，也不愿意鲁莽的屏出于学术以外；我愿意知道它每篇的年代及其为道家某派的产品。”立足于这一宗旨，罗氏考论了：《骈拇》、《马蹄》、《胠箧》、《在宥》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天地》、《天道》、《天运》为汉初右派道家所作；《刻意》、《缮性》疑为秦汉神仙家所作；《秋水》、《达生》、《山木》、《田子方》、《寓言》为庄子派所作；《至乐》、《知北游》、《庚桑楚》为老子派所作；《徐无鬼》、《列御寇》疑为道家杂俎；《外物》为西汉道家所作；《则阳》为老庄混合派所作；《让王》、《渔父》为汉初道家隐逸派所作；《盗跖》为战国末道家所作；《说剑》为战国末纵横家作；《天下》疑为庄子所作。罗之所以“只作《外杂篇探源》者，因《内篇》大体可以信为庄子所作，没有多大问题。”

（二）关锋《庄子外杂篇初探》

此文初载于《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后收入《庄子哲学讨论集》及关锋著《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其基本观点是：“断定《外杂篇》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是由战国末至汉初这个时期的、汉人称之为‘道家’的一部总集，其中有老子后学左派的作品，有宋钘、尹文学派后学的作品，有庄子后学的作品，有杨朱后学的作品，也有混入的跟所谓‘道家’毫不相干的作品。”作者自称其考证的结果和罗根泽先生“同中有异”，罗先生所“认为非庄子本人所作的那些论据，大半我是同意的”。故实际大同于罗氏。

（三）任继愈《庄子探源》及其续篇

此文初载于《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其续篇分别载于1961年8月25日《光明日报》和1961年9月号《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后收入《庄子哲学讨论集》。该文的基本观点是：“郭象以后的学者都认为内篇是庄周的思想或庄周自著，外篇（包括杂篇）不见得是庄周的思想。千余年来几乎成为‘定论’。现在看来，问题恰恰出在这成为‘定论’的内篇七篇上。这七篇绝不是庄周的思想，而是‘后期庄学’的思想。因此，解剖庄周的哲学体系时，以《盗跖》、《马蹄》、《胠箧》、《庚桑楚》、《渔父》、《天地》、《天运》、《天道》、《在宥》、《知北游》等篇为主”，“内篇，即‘后期庄学’的思想一律摒除。”“内篇七篇从篇名到内容，都带有浓厚的汉代宗教神学方术的特色。”（《庄子探源》），见《庄子哲学讨论集》第179、184页）(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任文刚一发表，张德钧立即撰文《〈庄子〉内篇是西汉初人的著作吗？》（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5期，亦收入《庄子哲学讨论集》），对任文的根据逐条反驳，认为“继愈同志否定内七篇是代表庄子思想之作，所提出的‘证据’共有六条。经过个人初步调查研究的结果，实际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庄子》内篇是西汉初人所著的证明。”“前人认为内七篇是庄子本人的东西，还是应该被肯定。不能随便视为‘迷信’。”（同上书，第245、282页）

由于本书的篇幅所限，遗憾的是对双方的论据，都只能弃而不引。

（四）张恒寿《庄子新探》

此书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打破内、外、杂篇的严格界限”，以《淮南子》以前，特别是先秦之典籍的引用为依据，首先确定《庄子》书中最古的篇目，然后以此为基点来考察全书。作者认为，“《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达生》四篇中的大部分章节，是先秦庄子的早期作品。”立足于此，作者对《庄子》内、外、杂各篇均作了考察。此书的主要特点在于“细”，即作者不但分篇考察，而且于一篇之中，还要分章考察，又常以各篇章中之字句的异同为据，看来作者是下了过细的功夫的。其考察的结论，和罗根泽等，亦多有大同之处。然而正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上编的考证部分，只有很少几处提出比较确切的时代证据，大部分考论，仅针对其是否庄子派思想文风，做了一些归类推测，而不能肯定其具体时代。”因而“细审内容，殊不理想。”这些话可以看作作者自谦之词，实亦是其自知之明。

对《庄子》之真伪的辨证，应当提及的还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武内氏所著《老子与庄子》，对于《庄子》篇目之辨证亦颇有贡献，亦多为国内学者所引证。

另外，近期刘笑敢在《〈庄子〉成书年代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新证》（《文史》第十八辑）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对于辨证《庄子》各篇之年代，亦给人们以不少启发。

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对待（或看待）以上种种有关《庄子》之“真”、“伪”的质疑？老实说，笔者本人的观点是比较固执的；就是说，在没有看到确切无疑的证据（如《吕氏春秋·去尤》引用《庄子·达生》之类）之前，对于那些仅仅依据某一段话的“思想”、“文风”，或某些个别词语（如“六经”“素王”之类）出现之年代，或对庄子之代表阶级（有人以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判别等等，凡以此为据所下的论断，笔者是决不敢轻易相信的。因此，传统的观点与论据，始终在我头脑中占据特重的位置。比如：

①传统认为“内篇”为庄周自著，最能代表庄周的思想；且不论是刘安分篇，还是刘向分篇（分篇不可能在刘向之后，前已明证），依其通例，都当是以内篇为著者之真迹；迄今为止，某些人对内篇或其中的个别篇目（如有人怀疑《人间世》），或某篇中的个别章节（如有人怀疑《逍遥游》与《大宗师》中的某些章节），所提出的怀疑与否定，实不过是某种主观的猜测，它根本不可能动摇传统观念。

②就外杂篇与内篇的关系来讲，它们在思想倾向或文风方面，确有差异、矛盾，这是既存之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把《庄子》一书看作是庄周及其弟子之著作的总集，对此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一则，庄周的弟子们虽然直接受教于庄周，但其思想、文风决不会完全等同于庄周。试看当今之世界，师生之间思想作风全然一致的能有几人？再则，即使是庄周自身，以及其弟子们自身，在其一生数十年的生活变化中，前期与后期、此时与彼时，其思想作风也决不会全然一致。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庄子·寓言》）难道庄子及其弟子就一生不化？因此，对于《庄子》内、外、杂诸篇的思想矛盾，只能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即使硬安上“××派”所作，也只是表明其思想倾向而已，难道还会有更大的价值？

③今天我们对于“真”“伪”的辨证，要特别重视和自己之判断相对立的材料，如判断外杂篇之伪，对司马迁《庄子传》中的记载，就要慎重处理，决不要轻率地以某种解释而弃之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