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导读：内篇思想体系

（一）《大宗师》之“道”是内篇思想体系的核心

我们说《庄子》内篇自成体系，首先是说内篇各个部分具有内在的联系，虽然它的各个部分分别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有自己的主要议题，然而这各个部分却在环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正如自然界的许多物质体系的构成形式一样，如太阳系，即由太阳和九大行星（或许还多）组成，九大行星虽然各自都是一个整体，并且各有自己的内部构成与运动规律，但它们却都在环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太阳——而运行。再如一个原子体系，同样是由原子核和若干电子而组成，其运行规律亦俨然是一个小的太阳系。可见，既有其核心，又有其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乃是构成一个“体系”的基本特征。《庄子》内篇正是如此。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即具有内在联系的各方面的思想所形成的一个系统，一般说来，它总要包括宇宙观（或自然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等等。而作为一个完整而又比较均衡的思想体系，则宇宙观往往又是它的核心部分，特别是从哲学上观察一个思想体系。恩格斯曾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正是宇宙观的实质所在。

宇宙观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往往具体表现为对于世界万物之起始的追求。天、地由何而生？万物因何而成？未有天地万物之前，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这正是中国古代道家哲学所集中讨论的问题。《庄子》一书对这一问题的最明确的答复，正在内篇《大宗师》：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在庄子看来，“道”是最先存在的，它“自本自根”，自身就是本原，在未有天地之先就本然存在。它“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即“鬼”“帝”“天”“地”均由它引而出生（《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故“神”有“引之而出”之意）；它自身则“先天地生”，又“长于上古”。所以，在庄子思想体系之中，“道”是最高的本原，是最先的存在，是“鬼”“帝”“天”“地”所赖以产生的母体，是世界万物的渊源；这一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其次，就庄子关于“道”自身之具体形态的规定又表明，这个“道”只能是一个精神性的客体。它虽然“有情有信”，却“无为无形”；虽然“可传”，却“不可受”；虽然“可得”，却“不可见”。这些规定表明，“道”是超越了人的感知范围的。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人的肉体感官的直接感知；耳闻、目睹、身受……离开了这些手段，就不能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客观物质世界，也正是以其具有“可见”、“可闻”、“可受”的性质而被人们认识的。而《大宗师》之“道”，恰恰不能够被人们直接感知。所以，由内篇《大宗师》所能表明的庄子哲学的基本性质，乃是十分鲜明的客观唯心主义。《大宗师》之“道”，就是内篇之思想体系的“造物主”。

为了明确“道”作为内篇思想体系之核心地位的唯一性，还要说一下所谓“得道”的问题。

《大宗师》一篇，用了不少的篇幅描述“得道”的问题。它写了“与道同体”的“真人”，写了由“守道”从而进入于“与道同体”境界的过程，写了由“坐忘”而“同于九通”的过程。由于这些描述使主体之“人”与客体之“道”具有了同等地位，因而使人们对《大宗师》的主题，以及对内篇哲学体系之基本性质的理解，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如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中之《大宗师解剖》一文第一句话就说：“这一篇是庄子的论‘道’和论‘得道’”；即把作为“得道”之主体的“人”（或“真人”“至人”）与客体之“道”摆到了同等地位。这就在实际上模糊了《大宗师》的主题，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得道”也好，以“心”求“道”也好，“与道同体”也好，问题的重心仍在于“道”；“真人”之所以“真”，“至人”之所以“至”，焦点还是在于“道”。一旦离开了“道”，既没有什么“得道”、“求道”可谈，也无所谓“真人”、“至人”。所以，《大宗师》的主题，就是“道”。至于那些巧立名目、篇幅繁多的“得道”、“求道”的表述，就是围绕着“道”这个核心而写的。核心之外，是没有第二个核心的。

（二）《齐物论》与《大宗师》相辅相成

《齐物论》一文，是内篇，也是全部《庄子》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如果就其思想内容来说，《齐物论》和《大宗师》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大宗师》的主题是宇宙观，是阐述宇宙之本体的，它的内容实质就是现代哲学中所讲的“本体论”；《齐物论》的主题是认识论，是以一定的宇宙观为基点来观察现实世界、认识现实世界的。庄周的字宙本体，就是《大宗师》之“道”，就是绝对精神之“道”；而庄周正是站在“道”的立场上来观察现实世界，来认识现实世界的；其认识的结论就是“万物齐一”，就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这就是颇有名声的“齐物论”，这就是庄周的十分彻底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齐物论》和《大宗师》的关系，就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关系。因此，它们的思想内容紧密相连，互为依附，其许多具体内容，更表现得错综交织，难以分解。它正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一里一外，一本一表，“本”就是“大宗师”，“表”就是“齐物论”。

庄周在《齐物论》中所表现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其特点就在于，它既系统、全面，又坚决、彻底。细言之，可略分以下四个层次：

①齐彼是。庄周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知”当作“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就是“彼是方生之说”。既然“彼是方生”，随时为变，自然就会得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结论。这就是“彼、是”之齐。

②齐是非。“是、非”的存在是以“彼、是”的存在为前提的（注意：“是非”之“是”是对于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语；“彼是”之“是”即“彼此”之“此”）。由于有儒、墨之存在，“故有儒、墨之是非”。儒亦一是非，墨亦一是非，其“是非”之标准，又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因而，果真有“是非”存在吗？谁又能作为“是非”的真正判定者？庄周均无法回答，只好推之于“莫若以明”，或“照之于天”。这就是“是非”之齐。

③齐物我。“物”与“我”，也是“彼”与“是”。庄周认为，古代人其所知之最高境界，是“未始有物”者；其次是“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再次是“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有物”，即有“物、我”之分；“有封”，即有“彼、是”之分；“有是非”，即有“是、非”之分。由“未始有物”到“有是非”，乃是对于“道”的一步步破坏，所谓“是非之彰也”，即“道之所亏也”。庄周既立足于“道”，因而就不但要否定“是非”与“彼是”的存在，而且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物、我”之齐。(www.xing528.com)

④齐生死。物之出为生，物之消为死。庄周既齐彼是、齐物我，又认为彼是、物我都不过是随时变化之一瞬：“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此句见《天下》篇，其上引文均见《齐物论》）因此，“死”“生”孰真孰伪，亦难分辨。“予恶乎知说（即“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见《齐物论》）这就是“生死”之齐。

可见，“齐物”之论表现了庄周对现实之物质世界的强烈而彻底的怀疑，庄周以王倪回答缺之语，公开、鲜明地挑起了不可知论的旗帜。列宁有言：“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8页）庄周正是如此。列宁又说：“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同上）庄周正是由于把相对主义当作了其认识论的基础，因而使它不可避免地也否定了“客观物质世界”这个“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而只要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就必然要有物我，有彼是，有是非，有生死；而否定这一切，就是否定物质世界自身的存在。所以，《齐物论》的实质也正是“无物论”——这也正是《齐物论》和《大宗师》之所以互为表里紧密相连的实质所在。有了《大宗师》之宇宙观，则必然会表现为《齐物论》之认识论；而《齐物论》之认识论，又必然归结于《大宗师》之宇宙观。二者不可分离。

（三）人生观、养生之道、处世哲学、道德观、政治观，是环绕于庄周宇宙观的血肉机体

《庄子》内篇之其他各篇，《逍遥游》、《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应帝王》，分别表述了庄周的人生观、养生之道、处世哲学、道德观、政治观。它们既具有各自特有的中心内容，又分别以其特定的形式紧紧地联系于作为庄周哲学体系之核心的宇宙观。

《逍遥游》是《庄子》书的第一篇，它的主题是人生观。庄周关于人生的理想，就是“逍遥游”，就是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绝对自由”的漫游。或者用庄周的话来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乎”，“无何有之乡”；“彷徨乎”，“广莫之野”，处身于后世评论家们所归结的“无待”之境。由于庄周的这一人生理想，给予了在自然与社会之重重制约之下的人生，以自由的希望，以美妙的向往，因而它很自然地受到了历代读《庄》、注《庄》者们的特别的偏爱。

对于追求“逍遥游”这一主题，人们的意见大致相同。然而究竟何以为“逍遥”，人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谷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向、郭所理解的“逍遥”，显然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苟当其分”，或“得其所待”，它还是立足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突出地强调了“各任其性”而已。它与庄子之“逍遥”似乎还有距离。

支道林《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同上）支氏所论，突出强调了“至人之心”，绝非“有欲”者“当其所足”，只有忘绝现实，超脱于物，才能算是真正的逍遥。此论当更切庄生之旨。

审《逍遥游》的基本结构，乃是从“小、大之辨”入手，进而引出“道”、“物”之别；而庄子之“道”，其实质乃在于“无”，所谓“逍遥游”，也就是超脱于“物”，逍遥于“无”。庄周借肩吾和连叔之口，把姑射山之“神人”吹捧得至高无上，并声言“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这个“孰肯以物为事”，正是庄周要摒弃并超脱于物质世界的一个正式声明。论证到此，也就全然进入了以《大宗师》之“道”为核心的庄周虚无主义的宇宙观。这就是《逍遥游》和庄周宇宙观的内在联系。

《养生主》的主题是养生之道。庄周养生之道的基点就在于：要求主体严守于内，坚决杜绝与外界之“物”“相刃相靡”；只有严守于内，“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才能解除在物质世界中为死生之念所悬系的痛苦。所以，庄周养生之道的基点就是抛弃或避开现实的物质世界。文章开头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就是为庄周的养生之道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既然有限的人生不可能探知无限的世界，如果用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物质世界，就必然会使自己的生命陷于危境。因此，庄周提出了“缘督以为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等具体的养生方法。如果就一般情况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但庄周又借庖丁之口说：“臣之所好者，道也”，所以，其所“依乎”之“天理”，其所因循之“固然”，也就是虚无之“道”。所以，庄周的养生之道，仍然紧紧连接着其虚无主义的宇宙观。

《人间世》的主题是讲处世哲学。庄周所处的社会现实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处于激化状态，从下层到上层，都有相当多的人变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牺牲品；另一方面，诸如上层统治者的个人性格等偶然性因素，也能导致人们的生命死亡。《人间世》所言：“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国为虚厉，身为刑戮”，正是当时实际存在的现象。面对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庄周确是制订了一整套对付的方略，其中最引人注意者，如仲尼教导颜回的“心斋”之法，其实质正在于使主体与现实世界隔绝。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就是要求摒弃肉体感官的实际感知。正如掩耳盗铃一样，庄周认为，只要不用耳去听，就可以消除现实的物质世界。它和《大宗师》中“坐忘”之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他如“愚忠”之法，“混世”之法，取“无用”之用以为己之“大用”的方法，都在于力求从精神上超脱、忘却社会现实。而超脱现实世界，又正是庄周宇宙观的实质所在。

《德充符》的主题是道德观。庄周道德观的基本特点，就是追求超脱于物质形体之上的“德”；精神之“德”，远远高出于物质之“形”。

《德充符》一文，塑造了五六个德性崇高的所谓“德充”之形象；而这些形象在物质形体上的共同特征就是肢体残缺，形态丑恶。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都是被刖去了一只脚的“兀者”；哀骀它是卫国著名的“恶人”，竟“以恶骇天下”，跂支离无脤，甕大瘿，更是明显的形态丑恶。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却具有无可比拟的魔力，他们使善为人师的孔丘自叹不如；使“执政者”子产“蹴然改容”；甚至使“大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则归请父母“宁为夫子妾”。其德性与形体正好居于两个极端，这就是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这里同样表现了对于形体的鄙弃。

《应帝王》的主题是政治观，庄周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就是“无为”。为了充分、彻底地表现其“无为”之治的思想，庄周编造了一系列寓言故事。缺问于王倪的故事，借蒲衣子之口，庄周要求不必划分“人”与“非人”的界限，希望人类停留在泰氏的时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要求人们完全像动物一样生活，无为无思。肩吾见狂接舆的故事，借接舆之口，把日中始所言之“以己出经式义度”称之为“欺德”，认为它像“涉海凿河”、“使蚊负山”一样，是不可能的。天根游于殷阳的故事，借无名人之口，要“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壤之野”。阳子居见老聃的故事，认为“有为”必如虎豹之招来田猎，猿狙之被人系縻，是有害的；只有“立乎不测”、“游于无有”，才是“明王之治”。最后一章浑沌被凿七窍而死的故事，更是明确地表现了“有为”之害，只有保持“浑沌”，才是最完善的。人们称此章，特别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为本篇之“题眼”，是很有道理的。这确是画龙点睛之笔。由此可知，“无为”之治正是《应帝王》一篇所着力渲染的主题，通篇的立足点就是虚无。庄周之虚无主义的宇宙观，庄周之“道”体现于政治领域所能得出的必然结论，也只能是如此。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庄子》内篇确是一个十分和谐的、统一的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联系是内在的，是必然性的；它们像一个个卫星一样环绕于庄周虚无主义宇宙观这个核心。因此，作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虽然它具有鲜明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而单就其统一性与完整性，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逻辑思维水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