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即宋朝人所谓“说话”，明朝人所谓“平话”“词话”，近代人所谓“说书”。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也就是说书人的底本。那么，我国的通俗小说就是产生于说书人的讲故事，产生于群众的艺术创作之中。
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说话”这种形式不始于宋元，而在唐代已经产生了，如元稹在《寄白乐天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云：
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一枝花”即长安名妓李娃，也即白居易的兄弟白行简《李娃传》传奇所写的李娃。是元稹和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家中听说李娃和郑元和的故事。其后，李商隐《骄儿诗》有云：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可见唐时已有说李娃和三国故事的了。但是到现在还未见到流传到今天的唐代话本。
“说话”到宋元时代蓬勃发展起来，当时说话人活动的中心是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说话”发展的标志之一，是说话的内容分门别类了，如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篇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梦粱录》的记载，与《都城纪胜》大致相同。当时说话人分四家，即小说、讲经、讲史、合生。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小说、讲史两类，这两类不同之处，是小说所讲大都短小精练，能将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最受听众欢迎，而讲史所讲是冗长的历史故事，远不如小说精彩，所以“最畏小说人”。苏轼《东坡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云：(www.xing528.com)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此或即小说人“顷刻间提破”的效果。“说话”发展的标志之二，即出现了讲某项内容的专门人物。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
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吴八儿合生。……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其中尤可注意者霍四究、尹常卖并非一般讲史，而是以专说“三分”和专说《五代史》擅长。又《梦粱录》卷二十记载当时讲史者云：
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客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王六大夫当时也以讲史名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很受群众欢迎。此外，“合生”应是以唱为主的曲艺，操此专业者不多。
由于说话人众多，而且专业化，说话的篇目也随之增多，据《醉翁谈录》中“小说”类就著录一百多种。可惜今天保存下来的话本仅有《京本通俗小说》、《大宋宣和遗事》、《元至治平话五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清平山堂话本》、《五代史平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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