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小说史略》孔尚任与《桃花扇》

《桃花扇》是我国戏曲史上最有价值、最脍炙人口的剧目之一。作者孔尚任以凄婉、痛楚的笔调宣泄着自己的胸怀。他通过描写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寄托对亡明的深沉悲悼情感，并表现了对明末清初那一历史时期动荡的社会生活的爱和憎、愤慨和哀伤、追求和失望。

（一）孔尚任的时代、生平与《桃花扇》的创作

孔尚任生活在明清之交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是涂满了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的时期，是我国人民生活中有名的一段痛史。

这一时期，明统治者以昏聩、残暴的统治和剥削造成人民物质和精神之极端匮乏，导致大批农民破产，逼迫农民掀起了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的起义风暴，席卷了北京的明代王朝。堪痛的是这些雄姿英俊的农民起义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明朝汉奸地主与清朝统治者的镇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这一时期之所以令人悲痛，还因为满族统治者的铁蹄横冲直撞，踏破了中国北部的壮丽山河，并以血腥杀戮的手段继续向大江以南推进，最后终于渡过长江，俘虏了福王。从此全国人民便长期地处在血腥的黑暗统治之下。

孔尚任生在南明福王被俘和清兵在扬州屠城之后三年，即顺治五年（1648），死在戴名世因《南山集》案件被害之后七年，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共活了七十一岁。这一时期，清朝统治政权已经稳定，并逐渐巩固了。因此，他们不但在军事上进行杀戮，而且在文化思想上对全国人民进行麻醉和奴役。他们颁行八股取士制度，借以桎梏青年士子的思想，窒息人们的民族意识。他们严禁士子妄立社名，纠众盟会。规定凡投刺往来，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借以结社的罪名，对士子大加杀戮。他们还采取欺骗利诱的手段诏举山林隐逸，开明史馆，以笼络遗民志士。这种欺骗手段实行的结果，使一部分腐朽堕落的士大夫变了节，作了满族统治者的帮凶，但大部分士子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政治见解，在满族统治者刀俎之间表现得坚贞、不屈，并以启蒙的“民主”观点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清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迫害中国人民，又大兴文字狱，有名的庄廷刻《明史》案件（1663）、戴名世（1711）、汪景祺（1725）、查嗣庭（1726）、吕留良（1729）等案件都发生在《桃花扇》产生的前后。清朝统治者这一系列的罪恶措施，在《桃花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这一时期与明朝末年比好像是升平盛世，但内里却蕴藏着更难忍的沉闷和痛苦。正像《桃花扇·先声》中老赞礼歌颂当时的情况说：“日丽唐虞世，花开甲子年。山中无寇盗，地上总神仙。”而实质上也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所谓哭、笑、怒、骂并不能锋芒外露，只能是腹诽心谤，是一种精神上的隐痛。这便是当时的时代气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孔尚任极敏锐地呼吸到这种时代的气息，并通过《桃花扇》反映了出来。

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塘，自称云亭山人。祖籍山东曲阜，是孔子的远代孙。他少年时曾应试，中秀才。后来曾在山东曲阜的石门山中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并将礼、乐、兵、农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虽然如此，他并未忘情现实，而始终系心于现实，这一时期他开始计划写《桃花扇》，便说明了这一点（见《桃花扇本末》）。到他三十七岁（1684）这一年，由于大家拥戴他出来主持祭祖庙的“释菜”典礼，他才开始出山。同年，康熙路过山东，举行祭孔庙的大典，他又承担了主持祭祀的事宜，并得到康熙的褒奖，被“特简为国子监博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后来又被派到江南去视察淮河海口。他奔波于江淮之间，踏遍了明末四镇鏖兵的地带。他驻留过扬州，游历过金陵，凭吊过史可法的衣冠冢，瞻仰过明孝陵，浏览了南明的残山剩水，听到了一些故老传闻，这对他继续创作《桃花扇》起了很大作用。这时期或在这之前，他虽然讲了一些对“皇帝”的拔擢极感荣幸的话，但是他自己曾说：“所云笑者非真笑，而歌者非真歌也。”（《湖海集》卷十一《与雪谷兄》）他真是血满胸臆、泪渍泥沙，情感的冲动使他不得不完成这部长久“秘之枕中”的《桃花扇》了。经过一段较长的酝酿时期，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才正式写成这部沉渍着血泪的著作（见《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写成之后，震动了剧坛，孔尚任也因之“名满京华”（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不久《桃花扇》传入内府，而孔尚任便罢官了。孔尚任罢官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但当与《桃花扇》的写作不无干系。《桃花扇》写的是“史”，是弘光南渡的佚史。作者想以孔子修史的笔法来诛伐乱臣贼子，正如作品中老赞礼所说：“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而清朝统治者是严禁私人修史的，庄廷私刻《明史》案便是具体的事例。孔尚任虽然写的是戏剧，但他却自比作《春秋》，那么他的下场是可以想见的。又他的《放歌赠刘雨峰》诗有云“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也说明他的罢官，应与《桃花扇》的写作有关。

孔尚任罢官之后，在朋友的劝导下，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回到山东曲阜过他的隐居生活去了，直到逝世。孔尚任一生的著作，除《桃花扇》之外，还有《大忽雷》杂剧，并与顾天石合撰的《小忽雷》传奇。诗文有《湖海集》、《岸堂集》等。然以《桃花扇》成就最高，他也以《桃花扇》传名后世。

（二）《桃花扇》的内容与两个中心人物侯方域、李香君

《桃花扇》是一部杰出的剧作，内容是描写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侨居南京，经朋友杨龙友介绍，和名妓李香君订了婚约。阉党阮大铖欲结交侯方域，托人送去丰盛的妆奁，被李香君坚决退还。后来侯方域为阮大铖谗害，被迫离开南京，避难于淮安漕抚史可法处。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煤山，阮大铖、马士英等拥立福王得势，大力逮捕复社诸人，并逼迫李香君嫁漕抚田仰。李香君坚决不屈，以头撞地，血溅在侯方域赠给她的一把宫扇上，后杨龙友在扇上点染成一枝桃花。清兵南下，陷南京，国破家亡，李香君、侯方域在道观里会见，被道士点化后，两人分别出家。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桃花扇小引》中说：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堕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其意在揭示南明灭亡的原因，并总结历史经验。从他具体地描写看，明朝“三百年之基业”并非覆灭于甲申之变，而是由于福王的昏庸淫乐，阮大铖、马士英的倒行逆施、出卖民族利益，高杰、刘良佐等的互相残杀、争夺地盘的结果，而清兵的南下，则作为一个大背景，处处点染，主宰并促使这种倾覆形势的发展。孔尚任即借着对许多人物的塑造，真实、历史地揭示出那个充满着血和泪、悲和恨、悲宕和苦痛、追求和探索的南明覆亡的命运。

《桃花扇》里两个中心人物即李香君和侯方域，全部戏剧都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侯方域是明末复社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处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环境里，预感到国家的危机。但是，和一般士大夫一样，他不了解农民起义的重要意义，因此不可能支持已经兴起的农民起义军抵抗满族统治者入侵和肃清奸臣阉党。而他自己对当时形同累卵的局势又无能为力，这就形成了他思想、精神上的苦闷。这种苦闷在他一出场时即表现出来：“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恋芳春〕）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曾从各方面寻求慰藉，排遣自己的愁闷，如吟诗会文、觅朋访友、寻花问柳等，所谓“人到秦淮解尽愁”（第六出）。他的这种行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在纷乱、动荡的现实生活面前的迷惘，另一方面，也是他对生活的热情探索和追求。除了原有的复社一些同伙外，他去“听稗”，找到了自己的同调柳敬亭，去“访翠”，寻得了自己终身伴侣李香君。他对李香君的钟情，实质上是他对现实生活极端苦闷的反映，李香君令他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侯方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实行合乎儒家规范的廉洁政治，希望以复社为基础形成一个温文儒雅、廉洁清正的政治集团。这种政治理想，从当时反对奸臣贼子的角度看，无疑有进步意义。他对这种理想曾热情地追逐过，他对待阉党滥官所采取的疾恶如仇的态度，修札劝左良玉不要兴无名之师以扰乱京城的治安，都是他对理想政治的坚持。他为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曾经受过多次的迫害。如由于修书劝左良玉不可兴无名之师，便被阮大铖诬为有意引左良玉进京，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南京，与李香君诀别。诚所谓有冤难申、有恨难忍，“硬叠成曾参杀人”、“强书为陈恒弑君”了。又如“逮社”“会狱”两出更进一步写他及其同社人员遭受的迫害，侯方域在狱中见到的是一幅阴森境界：

〔忒忒令〕碧澄澄月明满天，凄惨惨哭声一片，墙角新鬼带血来分辩，我与他死同仇，生同冤，黑狱里半夜作白眼。

在这里，侯方域与一切死难的冤魂所表现的同仇敌忾的精神栩栩如生。

侯方域也有一定的才略和家国观念。当他被迫离开南京之后，便到扬州去做史阁部的参谋，后来又随高杰去防河。由于整个国家局势的急转直下，如崇祯的丧亡，南明福王被迎立，阉党重新把持朝政，诸将争夺权位，北方形势日趋紧急等，使他的才略也无济于事，只是更加深了他的顾怀国家的思想：

〔绕池游〕飘飖家舍，怎把平安写。哭苍天满喉新血，国仇未雪，乡心难说，把闲情丢开后些。

他的全部思想情绪都集中在国家社稷的命运上，他看到四镇鏖兵争霸的局势不可收拾时，就万分沉痛地说：

〔香柳娘〕恨山河半倾，恨山河半倾，怎能重构，人心瓦解忘恩旧。

当国家危难时，他就“把闲情丢开后些”，要报效国家。但当高杰不听劝诫，防河失败，大势已去时，他又心灰意冷，重新唤起与李香君的旧情。归途中遇见了苏昆生，二人同到南京找李香君去了。

侯方域是明末复社的一个重要成员，他廉洁清正、温文儒雅，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看法，所经历的遭遇和感受等，在复社成员中有代表意义。他也有缺点，即曾经为了阮大铖要成全他与李香君结婚的妆奁，几乎丧失了气节。所幸这一错误立刻得到改正，并不损害他整个人品。他不愧为一个有才智、有理想、有气节的人物。

李香君是一个具有高贵品质的妇女，她聪明、伶俐、勇敢，有气节。她的一生与南明的政治事件密切联系着。因此，她感受到当时沉郁、苦闷的时代气息，她一出场即说：“这春愁怎替，那新词且记。”和侯方域之对她的观感一样，她见了侯方域也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是有对生活共同认识的思想基础的。但是，她的勇敢、有气节、是非分明等却远非侯方域所能及。“却奁”一出，侯方域为了个人利益，几乎丧失立场交纳阮大铖，而李香君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旦怒介）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川拨棹〕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提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我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拔簪脱衣介）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这里写出了李香君的性格与侯方域性格中妥协一面的尖锐对立。她是这样的刚烈，以至使侯方域自惭形秽，悔悟到“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因此把全部箱笼都退还杨龙友。李香君这种行为表现了她思想、灵魂的内在美，侯方域认识到了这一点，称赞她：“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辞院”一出，侯方域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离开南京，但犹眷恋着与李香君之燕尔新婚，香君则说：“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这种高尚品格对侯方域的性格产生重要影响。

李香君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蹂躏的一个歌妓，她具有真正人的情感。当她找到一个理想的、和思想认识上一致的伴侣时，便以自己的终身相托。侯方域为避难逃走之后，她即“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喉唇”为他守节。但是，这种愿望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因为统治阶级不允许她过真正人的生活。不久，南明新朝的漕抚田仰便遣媒来觅她做妾了，而她坚决地拒绝，她对媒人说：

〔锦后拍〕这题目错认，这题目错认，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卖笑哂，有勾栏艳品，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

作为一个歌妓，李香君为了生存才出卖自己的色艺，因此她憎恶并鄙视金钱，认为“定情诗”可以“抵过他万两雪花银”。她坚决要等待她的理想伴侣，绝不入朱门。不达到这一目的，“便终身守寡，只不嫁人”。她这种对理想生活的坚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动摇的。她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悲的，因为如此只能使她的命运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守楼”一出便是写马士英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尊严”，进一步逼迫李香君嫁给田仰的事，他大怒道：“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抚，拿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李香君的态度则是：

（旦唱）〔摊破锦地花〕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末）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旦）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小旦劝介）傻丫头，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旦）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小旦）事到今日，也顾不的他了。（叫介）杨老爷放下财礼，大家帮他梳头穿衣。……（旦持扇前后乱打介）（末）好厉害，一柄诗扇倒像一把防身的利剑。（小旦）草草妆完，抱他下楼罢。（末抱介）（旦哭介）奴家就死不下此楼。（倒地撞头晕卧介）（小旦惊介）呵呀！我儿苏醒，竟把花容磞了个稀烂。（末拾扇介）你看血喷满地，连这诗扇都溅坏了。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香君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得多么坚强勇敢！李香君并非轻生，相反她有强烈的求生欲。当她处在最苦难的时机，苏昆生问她：侯郎回来后，你也不下楼吗？她肯定地回答说：“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她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当紧要关头，又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保持自己的气节，这正显示出她人格的光明和磊落。

李香君揉碎了自己的花貌，鲜血溅污了扇子。杨龙友又把这几滴血痕加以点染，画成一枝红艳的桃花，这就是她命运的影子，是为“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在我们民族生活习惯上，桃花是旧社会妇女命运的象征，所谓“桃花薄命，扇底飘零”，给人们以沉痛、悲惨的感受。桃花越妖艳，人们这种感受越深。而李香君的扇子是血溅桃花，这既显得悲惨，又显得壮烈！

孔尚任塑造李香君这一人物时，注入了浓厚的赞颂色彩。李香君经过摧折后，精神面貌越显得绰约了，身姿也越显得矫健了。她好像要战胜一切，随时准备着应对新风暴的来临、新事变的产生。果然，阮大铖、马士英等又凌逼她去陪筵。她决心借此机会发泄胸中的愤懑，揭露统治阶级面目的肮脏和丑恶，她说：“俺做个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她痛骂道：

〔江儿水〕妾的心中事，乱似蓬，几番要向君王控。拆散夫妻惊魂迸，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做哑装聋，骂着不知惶恐。

〔五供养〕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www.xing528.com)

〔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

李香君的悲愤、痛苦、仇恨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了。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后来，她终于被推入雪坑，打入内宫去了。当满族统治者逼近南京时，她才从兵荒马乱中逃了出来，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要到天涯海角、十洲方外去找侯郎，结果追逐到栖霞山中去了。

李香君的一生，就是经过这许多巨大的波澜和摧折而结束的。她走尽了人生的途程，找到了一个不够理想的归宿，她隐遁起来了。但是，她在疾风凄雨中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音容、雄姿却栩栩如生，永不衰竭。

李香君和侯方域最后都隐居于栖霞山中，但他们并未忘情现实，他们还“拿住情根死不松”。当乙酉年七月十五日张瑶星设道场给“崇祯皇帝”修斋追荐，他们邂逅相遇时，还痛哭流涕各诉衷情。张瑶星点化道：

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他们才“冷汗淋漓，如梦忽醒”，从此便真正修真入道了。很明显，他们入道，并非是对宗教的虔诚，而是由于现实社会的黑暗、自己的苦闷，驱使他们寻找到精神的避难所。这是对人间苦海的批判，对当时社会的否定，是他们故国之思的表现。

从入道之后，他们不再悲伤、感叹、哀怨和痛苦了，一切都以恬淡的态度处之。这并不说明他们已经排除了人间的痛苦，相反是他们的痛苦发展到更深沉的境地。

（三）《桃花扇》中的其他人物

《桃花扇》中除了李香君和侯方域之外，还描写了柳敬亭、苏昆生和史可法一些可敬的人物。柳敬亭、苏昆生是两个勇敢、侠义、有高尚节操的民间艺人。这一阶层的人物，在旧社会所受的迫害更深，他们不可能受多少教育、读多少经传之类的典籍。但是，他们却熟知许多稗官野史，而这正是他们谋生的资本，也是他们愤世嫉俗、冷嘲热讽、发泄不平的材料。如柳敬亭通过说“太师挚适齐”，来批判当时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通过说“秦叔宝见姑娘”，来激发左良玉效忠国家的思想。言词慷慨激昂、淋漓悲宕，充分地表露了他对现实的态度和看法。

作为被压迫的民间艺人，生活对他们的磨炼太深了，使他们具有宏大的胆量和深远的见识，能随机应变、唇枪舌剑地应付最险恶的环境。如“投辕”一出，柳敬亭为了劝诫左良玉不要兴无名之师以扰乱京城，来到戒备森严的左氏辕门之外。士兵以为他是奸细，他则说：“两个没眼色的花子，怪不得饿的东倒西歪的！”士兵问他：“怎么知道我们挨饿呢？”他说：“不为你们挨饿，我为何到此！”士兵因此信任他是解粮来的，引他去见左良玉。他见了左良玉慷慨陈述移防南京之不当，说到激昂处，随手把茶杯摔碎：

（小生怒介）呵呀！这等无礼，竟把茶杯掷地。（丑笑介）晚生怎敢无礼，一时说的高兴，顺手摔去了。（小生）顺手摔去，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丑）心若做得主呵，也不教手下乱动了。（小生笑介）敬亭讲的有理，只因兵丁饿的急了，许他就粮内里，亦是无可奈何之一着。（丑）晚生远来，也饿急了。元帅竟不问一声儿。（小生）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摆饭来。（丑摩腹介）好饿，好饿！（小生催介）可恶奴才，还不快摆！（丑起介）等不的了，竟往内里吃去罢。（向内行介）（小生怒介）如何进我内里？（丑回顾介）饿的急了。（小生）饿的急了就许你进内里么？（丑笑介）饿的急了也不许进内里，元帅竟也晓的哩！（小生大笑介）……

这里，柳敬亭那种诙谐、任侠、机变的性格生动地呈现出来了。真是唇枪舌剑，讥讽所向，无可回避，把坐镇一方的元帅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放弃移防南京的计划。

同样，苏昆生在“草檄”一出里，为了拯救侯方域，亲自向左良玉去求援。他冒着危险，于深夜戒严的时候，违背军法来唱曲，希望能乘机得见左良玉，场面十分紧张。不同的是苏昆生的诙谐、任侠、机变不如柳敬亭，而忠义、淳厚则过之。他为了李香君曾跋山涉水到处寻找侯方域，为了左良玉曾冒险去劝解黄得功不要在坡矶截杀。这两个人物虽然个性不同，但对现实的态度却基本是一致的，即对奸臣阉党是痛恨的，对满族入侵者是仇视的，对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是歌颂的。“余韵”一出中的渔樵话旧，淋漓、充分地表现出他们怀恋故国的深沉、悲悼的情怀。

《桃花扇》中的史可法，与历史的记载相同，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他忠义、正直，一心要为国家百姓作贡献。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的事完成之后，为了排挤他，命令他督师江北，他却毫无猜疑地认为是“正好戮力报效”的机会。当然，史可法还有他的阶级局限性，对农民起义不了解，并且是仇视的。他认为崇祯的被迫自缢，是应该报的国仇。但是，他的思想行动的重要意义，是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和保卫明朝江山的坚定信念。他的这种思想行动在“誓师”“沉江”两出中表现得最突出。“誓师”是写史可法号召自己的三千子弟兵坚守扬州，反抗已经侵入淮扬境地的满族军队。但是，他三令五申都得不到士兵的任何反应，得到的消息只是要抢劫、逃跑、投降等，军心涣散了。在国家危难当头，他无计所施，不禁号啕大哭：“都想逃生，漫不关情，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二犯江儿水〕）哭得血泪沾襟，结果激发了士兵献身明王朝的精神。他们誓死要“守住这座扬州城”，听从史阁部的号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他们都要做威武不屈、誓死报国的英雄。“沉江”一出是“誓师”的发展，扬州城已经被满族军队突破，士兵们正在奋勇抗敌。史可法为了明朝三百年的社稷，不肯轻易丧失自己的生命，便跳下南城逃了出来，准备投奔南京。不料南京秩序已乱，福王已经潜逃，眼看江山易主，自己走投无路，便投江自尽。孔尚任描写史可法临死前的思想活动十分细致复杂，如：

（外顿足哭介）〔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登高望介）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国罪臣，那容的冠裳而去。（摘帽，脱袍、靴介）摘脱下袍靴冠冕。……（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跳入江翻滚下介）

作者把史可法的死，描写得十分壮烈，给人以英雄美的感受。这正是孔尚任鲜明的思想倾向的表现。史可法殉国了，他的精神却永存不朽，“其后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号以行”（《明史·史可法传》），他已经成为人民反抗满族入侵的号召者了。

孔尚任以饱和着感情的笔塑造了这些正面人物，这些人物的性格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四）《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是一部诗剧，它最诱人的魅力就是它风格的悲壮美，这种诱人的悲壮美当然是通过人物塑造体现出来的，但是，与作品其他方面的艺术成就也是分不开的。孔尚任以自己的艺术才能，挥动着一支饱和着情感的笔，创造出与一般古典戏剧不同的，具有独特成就的作品。

首先，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除了一般地运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之外，还运用了我国传统的寓褒贬的修史笔法。他把这两种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进行褒贬。作者所采用的史笔，在第一出中老赞礼即有明确的表述，他说：“但看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从《桃花扇》中显示出作者的褒贬态度是极其鲜明的。他把明末复杂的政治斗争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政治势力：一个是以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为代表的复社，另一个是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他对复社诸贤的廉能清正是肯定、推崇的，对阉党等奸臣贼子则是口诛笔伐。从这一总的思想、态度出发，他对李香君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是歌颂的，对柳敬亭、苏昆生的侠义豪爽的精神是赞扬的，对史可法的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民族气节是讴歌的，对杨龙友则既有肯定又有批判，肯定他倾向复社的一面，批判他对阉党帮闲的一面。作者的褒贬尺度十分严峻，只要有人稍微动摇或产生潜意识的错误念头，立刻笔墨加之。侯方域为了一点聘礼曾经动摇，他便通过李香君之口给以尖锐的批判。当然，这些同时也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现。他这种严峻的寓褒贬精神，不但在重要场面上，即使在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中，谈笑之间，也显示出来。如柳敬亭在媚香楼对大家所讲的一段笑话：

（丑）就说笑话。（说介）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山谷送了一斤阳羡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东坡说：“如何斗来？”佛印说：“你问一机锋，叫黄秀才答。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东坡说：“就依你说。”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山谷说：“把针尖磨去。”佛印说：“答的好。”山谷问：“没把的葫芦怎生拿？”东坡答：“抛在水中。”佛印说：“答的也不错。”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无见？”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你听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众笑介）（丑）众位休笑，秀才利害多着哩，（弹壶介）这样硬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

通过这段笑话来肯定复社中的新进秀才，批判阉党的主要成员阮胡子。随口讲来，都是讥讽。这类例子作品中还有不少，“听稗”一出中柳敬亭说《论语》“太师挚适齐”一段平书，对乱臣贼子给以口诛笔伐。这种鲜明的对社会生活中善和恶、美和丑的褒贬态度贯穿着全部戏剧。

其次，《桃花扇》在结构上也有其独特成就，这一点前人已经认识到了。《曲海扬波》卷一评论说：“《桃花扇》卷首之‘先声’一出，卷末之‘余韵’一出，皆云亭创格，前此所未有，亦后人所不能学也。一部极凄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而以极太平起，以极闲静极空旷结，真有华严镜影之观。”这种在戏剧起结方面的新鲜、别致的创造，不但表现在全剧的首尾，也表现在上下卷的首尾上。上卷开场是“先声”，收场是“闲话”，下卷开场是“孤吟”，收场是“余韵”，它们各有起讫，同时，又统一连贯，成为一部完整的有机的戏剧结构。揭示出“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十出）的社会治乱的原因。

在全部结构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老赞礼，通过老赞礼把整个戏剧连贯起来，并且随时指点、引导人们去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这一点前人也曾指出：“《桃花扇》之老赞礼，云亭自谓也，处处点缀入场，寄无限感慨。卷首之试一出‘先声’，卷中之加二十一出‘孤吟’，卷末之续四十出‘余韵’，皆以老赞礼作正角色，盖此诸出者，全书之脉络也。其‘先声’一出演白云：‘更可喜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做了个副末角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宾客，怎晓得老夫就是戏中之人！’此一语所谓文家之画龙点睛也。全书得此，精神便活现数倍，且使读者加无限感动，可谓妙文。‘孤吟’一出结诗云：‘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余韵’一出演白云：‘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凡此皆托老赞礼之口，皆作极达观之语。然其外愈达观者，实其内愈哀痛、愈辛酸之表征也。”（《曲海扬波》卷一）这段评论是得要领的。老赞礼是以作者为模型创造的，因此，老赞礼所发泄的哀愁、沉郁和痛苦，实际上即是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老赞礼在整个戏剧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自己性格的体现。作者如此处理老赞礼这个人物，更便于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观点。足以显现《桃花扇》结构的严整、清新、别致和独特的风格。

最后，《桃花扇》在语言上也有与其他戏剧不同的个性。那就是它采用的是诗的语言，而不是曲的语言。当然，我并不是说其中没有曲的成分，而且有些曲子如“题画”一出中的〔朱奴儿〕几乎完全是元曲的本色。但是，从总的语言格调来看，诗的气氛却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我们拿同时代的戏剧《长生殿》来作比较，便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长生殿》一般地都采用曲的语言，如“闻铃”一出写唐明皇的凄楚心境：

〔武陵花〕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

我们再看《桃花扇》中“听稗”一出写侯方域的愁闷情绪：

〔懒画眉〕乍暖风烟满江乡，花里行厨携着玉缸，笛声吹乱客中肠，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语言格调，很明显，《桃花扇》的语言有着浓厚的诗的气氛，和同时人吴梅村的诗比较，更显示出他们共同的时代特征。而《长生殿》所表现的则完全是曲的意境。《桃花扇》所传达出来的语言韵律是悲壮、哀怨的，其悲壮、哀怨的韵律震动着人们的心弦，激起人们的反响。

《桃花扇》在艺术成就上是很高的，“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冠绝前古矣”（《曲海扬波》卷一）。可是，《桃花扇》之所以能给人们以非常美的感受，还不只是由于它艺术形式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表现了人们为自己国家的生存、为反抗满族统治者的杀戮与汉族官僚地主的迫害而进行斗争的悲剧式的死亡。在他们悲剧式的死亡中，显示了他们美的品质。其中史可法的死，以及李香君面对一系列的摧残始终不屈，所以显得特别美，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桃花扇》是一部壮丽的悲剧，这一悲剧的冲突是在全国人民反抗满族统治者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取材于明末一段历史，但它所反映的却不限于此，而是包括作者生活过的清朝初年的全部社会生活。作为现实主义成就很高的《桃花扇》，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很难使人辨别清到底哪些是属于明代末期的，哪些是属于清朝初年的，二者是以血和泪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桃花扇》是反映了从明末到清初整整一个世纪——17世纪——的惨痛的历史时代。

《桃花扇》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悲痛、愤慨、反抗、斗争以及追求与失望的精神活动，最后以耐人寻味的深湛的沉思作结束。《桃花扇》是一部生动感人的悲剧，但是它给人们的影响并不是颓废和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余韵”一出中，苏昆生和柳敬亭渔樵话旧时所唱的〔离亭宴带歇指煞〕一支曲子云：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曲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种沉郁、悲痛、呜咽的音调和声腔，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像深山空谷的回音，仍然余波袅袅地激荡着人们的心弦。由于它深切感人，所以当时引起轰动，“王公缙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从而盛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