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小说史略：施耐庵与《水浒传》

（一）《水浒传》作者及其创作

在《三国演义》稍后，我国文学史上另一部伟大小说《水浒传》产生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有很多说法，明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关于《水浒传》作者的最早记载（嘉靖十九年），因而也最可取。稍后的郎瑛《七修类稿》（嘉靖四十五年）也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所谓“的本”，应即“真本”的意思。第一条材料说明《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真本，罗贯中编次。第二条材料也说是罗贯中编，但又说“予意旧必有本”，“旧本”是什么？当即他自己所提到的“施耐庵的本”。又据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都题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则可以肯定《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罗贯中参加了编纂工作。

与我国历史上某些重要作家的不幸遭遇相同，施耐庵的生平资料大都湮没了，我们知道得很少。据说他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原名耳，字耐庵，祖籍姑苏，三十五岁中进士，在钱塘做过两年官，因“不合当道权贵”，弃官退居故乡，从事创作，后又迁居苏北兴化。清人朱骏声在其《如话诗钞》中抄录了他两首诗，题为《成水浒传题后》，原文如下：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但见肥羊守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叨承礼乐为家世，欲以讴歌寄快文。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有浮云。

大抵人生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扶犁安稳尊于辇，负曝奇温胜似裘。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这两首通俗的七律，其格调与《水浒传》中诗歌的格调是一致的。第一首表叙他对太平盛世的歌颂，第二首抒发他安贫乐道和完成《水浒传》之后的心绪。这是今天我们仅见的关于施耐庵的一点材料。

施耐庵撰写《水浒传》是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水浒传》成书之前，宋江等的故事已经民间或城市广泛流传，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像赞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周密是宋末人，高如、李嵩应当和他同时，高、李传写，龚圣与作画赞，可见南宋时水浒故事流传的情况。成书于元的《大宋宣和遗事》话本，是专写水浒故事的，内容从杨志等押运花石纲起，到征方腊止，杂采《资治通鉴》、《云麓漫钞》、《宋会要》等书而成。文字粗糙，然水浒故事的初步规模已经具备。同时，元代以描写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也大量产生，创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广大群众和艺人在“街谈”“巷语”“传写”“讲唱”“表演”中，通过自己的认识和爱好进行不断的创造。施耐庵即在群众不断创造的基础上加工完成这部巨著的。施耐庵对这些民间艺术不是简单地整理和编排，而是经过自己天才的再创造，把原来的故事、题材、典型更提高更理想化了，其中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后半部流露的对农民起义失败的悲愤痛苦情绪，显示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体，而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成就。

施耐庵之写《水浒传》，并非无目的，而是像司马迁之写《史记》，韩非之写《说难》、《孤愤》，皆“发愤之所作也”（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他目睹元代朝廷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不平，即借《水浒传》以泄胸中之愤。他虽取材自宋代历史，但在处理这些题材，却以他所处的时代生活为根据，融合着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是他那个时代社会斗争的反映。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主要有三种，即郭武定的百回本，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和金圣叹的七十回本。金圣叹本虽然保持了《水浒传》的精华，艺术价值较高，但故事未发展到高潮即结束，毕竟有不完整之嫌。杨定见本最完备，包括受招安后征“四寇”，但战争情节重复，关目冗长，艺术技巧拙劣，令人生厌。郭武定本保持了受招安后的悲剧结局，却无田虎、王庆故事过多的枝蔓情节，是最好的本子。

（二）《水浒传》的历史真实性

《水浒传》是一部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性的作品。这并不因为它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而是由于其艺术形象所反映的丰富社会生活，是它那个具体历史时代人民生活的真实记录。它反映了北宋末年一次巨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反映了这伙农民从起义、建立政权、到攻城略地与官军英勇作战、最后被招安、走向彻底失败的全部历史过程。

宋江等的起义，历史上虽有记载，但《水浒传》作者站在比历史更高的角度来概括这段历史，它所概括的社会内容，不仅在北宋末年，对整个中世纪的社会生活来说，都是高度真实的。宋江等起义的历史背景，可以用方腊起义的原因加以说明，是由于封建剥削的严重，官吏的贪佞，徽宗大兴艮岳，立花石纲之役所引起的。方勺《泊宅编》记载云：

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结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诸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血弗恤。于汝安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贵，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天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国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国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勤，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唯命。”腊曰：“……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布署其众千余人，以诛朱缅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

这是写方腊起义的原因，也可看作是宋江等英雄人物起义的社会背景，《水浒传》中许多英雄人物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官逼民反，是与这一段历史现象完全符合的。《水浒传》中许多英雄都经过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道路，被迫背叛了朝廷，走向了革命。像鲁智深的反恶霸，林冲的受凌辱，宋江的被迫害，武松报杀兄之仇，晁盖、吴用因劫取不义之财，以及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揭阳岭上的李俊、李立，梁山泊边的阮氏兄弟，登州的解珍、解宝，江州的戴宗、李逵等等，都由于政治、经济、吏治的压迫、剥削、残害而不得不反。《水浒传》揭示了他们叛逆的思想、行为的社会根源，描写了农民反抗斗争的狂波巨澜，并终于汇成一股洪流涌上梁山泊，“兀的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三十九回），概括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

水浒英雄的反抗斗争，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开始或流落江湖，或进行个人反抗，或打家劫舍，或翦径为生，后来才参加起义活动，占据山头或水泊进行抢劫地主富户的斗争。这正是农民起义的初级形式。最后他们汇集在晁盖、宋江的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纪律有统一指挥的反抗斗争。《宋史》中有关宋江等起义的记载，没有如此大的规模，如《徽宗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侯蒙传》及《宋会要》等，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侯蒙传》）。可见，其规模远远不能与我国历史上历次巨大的农民起义运动相比，也不能与同时的方腊起义的规模相比。显然作者是吸收了历代群众斗争的经验，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把宋江等农民起义斗争更集中更典型化了。《水浒传》描写晁盖、宋江建立政权之后，将革命步步向前推进，从最初的打祝家庄、曾头市等地主恶霸起，到攻青州、大名，至进逼东京，以至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从游击战，发展到阵地战，描写了这一次起义的成长和壮大过程。

宋江等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施耐庵根据当时社会斗争的要求，提出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七十一回）。其内容如宋江所说：“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六十四回）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比他们的政治纲领广阔得多。他们见到“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若有钱粮广积，害民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七十一回）。可见，他们除了反对滥官污吏之外，还反对地主富豪，反对剥削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等。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根据地，政策修明，军纪严整，“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攻打城镇所获粮米，“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五十八回）。随时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因此博得广大人民的拥护。王定六的父亲赞叹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若待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官污吏薅恼！”（六十五回）结果和王定六一起投奔了梁山。

《水浒传》不仅反对“贪官污吏”、“奸臣宦官”，从他们整体的社会斗争看，主要的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摧毁了封建的传统秩序。他们的作为反映了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强烈要求。但是，他们还没有明确彻底的革命理想，只能提出朦胧的乌托邦社会，像阮小五所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十五回）的社会，以及作者在七十一回赞文中描写的社会：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

这种乌托邦社会理想，是农民在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的一种憧憬，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提出来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中是不乏其例的，《水浒传》所描写的正反映了我国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

《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起义斗争，最终受招安，失败了。这是由农民起义的历史原因和农民阶级本身的弱点决定的。宋江等的起义虽然反对恶霸地主、贪官污吏，但并不想推翻宋王朝政权，相反对宋朝皇帝及某些清官廉吏还存在幻想，这是因为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他们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封建主义范畴，他们反对权奸，但希望做宋朝的臣民。加之剥削阶级对他们的诱骗，高俅、童贯等施行的诡计，自然地使他们接受招安。这是宋江等起义失败的历史原因和阶级根源。

水浒英雄之受招安，是宋江所坚持的，也是作者所赞扬的，但招安之后作者的心情是悲伤痛苦的，笔调是沉郁的。他虽然按照人物的忠义精神，描写他们征方腊一个个英勇就义了，但他对此的批判却是极其深刻的。宋江最后中奸计喝了药酒，还怕自己死后李逵再反，便将李逵叫来商议：“我听得朝廷差人赍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李逵还问：“哥哥！几时起义兵？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宋江才将已把药酒也给李逵喝了的事讲了出来，并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段描写十分沉痛，令人不忍卒读。作者虽集中写他们对宋室的忠诚，写他们“忠心不负朝廷”，作品的艺术表现却是“朝廷负了他们”，戳穿了招安的骗局，彻底否定了招安。

《水浒传》反映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主的农民大起义，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描写了他们的起义行动从开始、发展到高潮，并最后失败的悲剧；揭示了他们起义的社会原因、巨大的社会作用，终于由于各因素的影响，走向土崩瓦解的历史规律性。

（三）宋江和李逵

宋江和李逵是《水浒传》中两个最中心的人物。他们的感情最好、最诚挚，同时互相间矛盾也最多，从而他们彼此最了解、最信任、最淳朴相爱。他们都是农民起义的英雄，为共同的斗争目标——“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联系在一起。但是，李逵对农民起义事业最忠诚、立场最坚定、思想最彻底；宋江则在领导起义、发展起义的同时，往往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这是他们的分歧，也是他们矛盾之所在。

宋江出身于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的正派人物，他“于家大孝，仗义疏财”。即所谓“孝义黑三郎”。同时，他又是“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及时雨”（十八回）。他拥护封建制度，对封建秩序从来不曾怀疑，安于刀笔小吏，同时，他又“舍着条性命”，把“犯了弥天之罪”的“心腹弟兄”晁盖放走了。他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人物，这种矛盾是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他思想、性格上的反映。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他思想、性格的矛盾或紧或弛，起伏升沉。

晁盖等反叛朝廷的斗争，给予他思想以很大影响，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使他更关心现实了。他见到刘唐，惊骇道：“早是没做公的看见，险些儿惹出事来！”拒绝了梁山的财礼，小心翼翼地把刘唐送走，又思忖道：“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其中包含着他对晁盖等的责难，和对他们行动的惊叹！招文袋事件发生了，他被迫杀了阎婆惜，引起思想又一次波动，心底产生了叛逆的契机。这时他不仅为救别人犯了刑律，而是自己也犯了刑律。他愤懑、苦闷、沉郁而浪迹江湖，他对武松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三十二回）他有要“做得大事业”，“不枉了为人一世”的雄心壮志，但实际上不过是个刀笔吏，而且目前流落到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境遇，他内心的波动更激烈起来。青风山被燕顺误陷，清风寨受刘高折磨，青州道为黄信监押，在现实斗争形势发展的推动下，他进一步走向叛逆道路。他指挥着青风山人马进攻清风寨，从而产生了投奔梁山的愿望。但是，由于他父亲的来信，使他曾为现实生活冲洗过的伦理观念又出现了，中途返回家来。此后他的经历更为艰苦，直至被监押起来，刺配江州。他的遭遇如此悲惨，他的封建伦理观念却那样浓重，对国家法令维谨维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刘唐要给他开枷，他也不准，晁盖请他上梁山，他则说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径。封建伦理是一千多年传统的陈腐观念，要冲破这种观念，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揭阳岭遇李俊，揭阳镇遭穆弘，他慨叹说：“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三十七回）在苦难中又产生了对梁山泊的向往。之后，又遇到张横、张顺和李逵，李逵那博大、爽朗、淳真的性格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赞叹道：“壮哉！真好汉也！”他的思想矛盾更加剧烈了。他想到这些江湖好汉对自己的爱戴和尊重，看到自己目前的境遇，壮志不得伸展，他痛苦、愤懑，思想斗争更激烈起来，到“浔阳楼”上，见江山如画，触景伤怀：

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

他对江饮酒，百感交集，长久蕴藏在内心的革命火焰乘兴暴发了。〔西江月〕词便表现出他当时的革命精神：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喜笑、欢乐、兴奋狂荡、手舞足蹈，吟咏出那动人心魄的“反诗”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他那种栩栩如生的神态，逼真地呈现出来。他胜利了，他要求革命的思想战胜了封建伦理观念。作为革命者的宋江是从此开始的。黑暗的现实刺激了他，教育了他，他觉悟了，揭起了革命的义旗，以一个革命领导者出现，“劫法场”、“英雄小聚义”、“智取无为军”即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形象。最后“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四十一回）造反了。

宋江思想性格的发展，是和现实斗争和起义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腐朽政治的迫害，起义形势的推动，使他在前进。他本身的矛盾是现实生活和起义形势的矛盾诸因素促成的。作者在处理宋江走向叛逆道路时，特别拉长了他的历程，意在充分展现他的性格、他的威望、他受江湖好汉的爱戴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意在显示他的出现是起义形势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宋江上梁山，对农民起义组织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他领导下，为梁山泊制定了方针政策，团结着全部梁山英雄，树立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扩大了起义根据地，巩固了起义政权，指挥起义队伍攻打地主恶霸，攻州略府，和官军做个死对头。这都表现了宋江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才略。他的基本思想是“存忠义于心，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七十一回）。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天下无道、国危民困、奸臣误国的现实，他要拨乱反正，改变这种现实，因此博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起义兄弟的衷心折服。但是，宋江一生都处在矛盾之中，这不仅表现在他上梁山之前，也表现在他上梁山之后。他既然上了梁山，立场应当更坚定了，实际则不然，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钳制着他，他经常身在山林心怀魏阙，整天哼着“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调调，一有机会便想受招安。当然，受招安的思想不是他上梁山之后才产生的，早在杀阎婆惜时，他对武松就流露过，而上梁山后表现得更突出了。为此，曾引起起义队伍内部多次的斗争，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和发展，这种斗争更剧烈了，如“英雄排座次”、“扯诏谤徽宗”诸回的描写。因为起义形势越发展，起义的前途问题越突出出来，究竟受招安，还是夺取大宋政权？这是急待解决的。尤其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起义运动发展到高潮，前途是什么？要求解决更迫切，斗争也就激烈了。结果在宋江主持下选择了受招安的道路，这是宋江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

宋江被招安之后，奉命征辽、征方腊，真正“去边上一刀一枪”，但并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个好名”（三十二回）。他悔悟了，感到自己之被欺骗，内心有一种难言之隐，慨叹说：“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八十九回）他悲伤、痛苦、迷惘了。鲁智深要去五台山参禅，他初闻愕然，已而愿与“同去参礼，求问前程”（八十九回）。他对自己的未来已失去了信心，喜好议论些“古今兴亡得失的事”（九十回），经常处于徘徊、犹疑、苦恼、失望之中。他回想往日为吏、得罪，于千刀万刃之间被救，投奔梁山，又想今天真正为国家“臣子”，为天子出力，立下汗马功劳，抚今追昔，潸然涕下。这种情绪弥漫着他被招安后的全部活动。一百十回燕青射雁，他即联想到兄弟们未来的命运，无限感慨：“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拣尽芦花无处宿，叹何时玉关重见！嘹呖忧愁呜咽，恨江渚难留恋。”咏雁实际是咏自己，借咏雁抒情。情感何其凄凉、悲戚！整回像一段散文诗，可与“吟反诗”一回媲美。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失策，是否要再反呢？他有这个愿望，“神聚蓼儿洼”便是有力的证明。但是，现实条件的束缚，历史的制约，“如何反得成”（百二十回）！终于牺牲在敌人魔掌之下。(www.xing528.com)

宋江的悲剧，是一个历史悲剧，作者通过他考察和分析了封建社会的历史，解剖了封建社会的矛盾。他的悲剧意义在于：揭示了封建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戳穿了剥削阶级的凶恶本质，表明了对封建统治不应妥协，受招安就是自杀，还说明了农民起义本身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能成功的。

和宋江的动摇妥协相反，李逵对起义事业最忠诚最坚决，他是劳动人民的典型，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和精神。他的品德，戴宗曾简单地概括为“第一，耿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五十三回）。耿、忠、义是他性格的基本特征。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忠心，忠于梁山事业，忠于农民阶级。他坚决反对招安，为此与宋江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他不只一次地叫宋江做“大宋皇帝”，夺取赵家天下，他说：“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六十七回）气愤时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七十一回）激动得把桌子也踢翻了。听到徽宗遣人送来招安诏书时，立刻暴怒，“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得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喝道：“你莫要来恼犯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七十五回）其精神和气魄多么激动人心！至死，其反志未灭，忠心不改。

李逵最耿直，绝不苟取于人，对封建社会一切剥削、压迫等不平现象极端仇恨。他“性如烈火”，似乎要烧灭封建社会一切的腐朽和罪恶，削平天下一切之不平。他“敢勇当先”，冲锋陷阵，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如劫法场一段描写：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

他这种虎虎如生的神态，有把全部滥官、衙役、刽子手都杀光的气势。三打祝家庄时，他不但杀了祝龙、祝彪，而且杀尽了扈家庄的所有人马，口称“杀得快活”。又迫不及待地杀了地主曹太公和恶霸殷天赐等。这种急骤的反抗精神，正反映了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意志和要求。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千余年来处于被奴役被蹂躏的地位，他们久被压抑的反抗情绪，一旦暴发出来，便如星火燎原之势，李逵性格的特点即体现了这种情势。

李逵蔑视封建秩序、蔑视官府、蔑视皇帝，他的存在是封建社会心腹之患。他一下山，弟兄们都为他担心，料他“必然有失”、“必有冲撞”（四十二回），他是不为任何封建法令条例束缚的人，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五十二回）“乔坐衙”一回写他在寿张县惊走了知县，自己穿上了绿袍公服，换上朝靴，戴上幞头，拿着槐简，叫典吏人等都来参见，并令人装做告状的，他来审案。么喝叱咤，任情取闹，拿封建官府刑法、典吏、祗候开了一次玩笑，以封建秩序来凑趣逗乐，这显示他的革命精神再深刻不过了。

李逵最重义气，他的义不是一般的个人恩义，而是特别宽厚，他与宋江的关系突出地表现这一点。他尊重宋江，因为宋江“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一旦发现宋江的行动违背这一目的，他的态度立刻就变了。他误信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马上到山寨去找宋江，口里说：“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喝令宋江把人送出去，否则要把他杀了。他的义就是如此宽厚和无私。当他捉住冒他的名字翦径的李鬼时，本想将其杀掉，听李鬼说家中有老母无人赡养，不但放了他，而且给了他十两银子。他对一切事件都想得很简单，处理得也很简单，全凭自己的直觉。当觉悟到自己错怪了宋江，马上负荆去请罪；发现李鬼欺骗了他，立刻把李鬼杀掉。简单利落，毫无挂碍。

李逵也有缺点，即他反抗斗争的盲目性，在与敌人冲撞时，从来不考虑策略，总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三打祝家庄时，扈成已经投降了，他又把扈家全都杀光。宋江责备他，他却说：“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妹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五十回）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错误在宋江，因为从他的生活经验推测，宋江是要娶扈三娘的。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与其听道理，不如看事实，与其相信策略，不如服从自己的经验。他的缺点正是他的阶级属性使然。

李逵和宋江都是农民起义的英雄，但他们的经历和信念有很大的区别。宋江以封建阶级出身参加起义，思想曲折复杂，矛盾重重，立场不坚定。李逵是农民中人物，起义是他自己的事业，因此意志最坚决、要求更强烈。他和宋江的感情最深，是由共同的起义事业联系起来的，他和宋江的矛盾最多，是由在共同的起义道路上，思想立场的纯正与复杂、坚定与动摇等情况造成的。

（四）其他英雄人物

《水浒传》中塑造了众多人物：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猎户渔人、屠儿刽子等，他们都有鲜明、突出的性格。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描写。与把宋江和李逵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作为对比相同，作者好像有意识地也把鲁智深、林冲作为对比的典型来塑造。

鲁智深是渭州经略府一个提辖，他的性格有鲜明的倾向性，即扶危济困、凌强助弱，对被欺侮者无限同情，对压迫者极端仇恨。他一生的行动都体现了这一倾向。他为救金老的女儿打死了镇关西，为救宋太公的女儿打了周通，在瓦官寺打死了恶霸邱小乙和崔道成，在野猪林拯救了林冲。对任何凶恶的敌人，他都毫不畏惧，即使像高俅之类，也不放在眼里。他对林冲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他听到金老女儿被欺骗的消息，气愤得“晚饭也不吃”（三回）。他饿急了来到瓦官寺，端起老和尚煮好的粥要吃，听老和尚说三日不曾吃饭，他不忍心，“便撇了不吃”（六回）。他具有坚强的反抗性格，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剥削现象表现极大的愤慨，从来不屈服。他打杀了镇关西，被迫逃往五台山做和尚，但并不遵守寺庙的清规戒律，而特别施展了自己的个性，打破了那些封建秩序。他的起义立场是坚定的，反对接受招安，他气愤地对宋江说：“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吧！”（七回）宁肯散伙，也不受招安。他是一个下层人民的典型，具有纯朴的被压迫者的感情，为了拯救被侮辱被损害者，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

和鲁智深不同，林冲是个社会上层的人物，迫不得已才上梁山。他参加起义的过程不像鲁智深那样简捷了当，而是迂回曲折、矛盾痛苦的。他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家庭生活比较美满、富裕，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当时也不能免于被侮辱被迫害。林冲的不幸遭际是由高衙内对其妻子凌辱开始的，其后是被高俅骗入白虎堂，犯了擅入节堂的大罪，刺配沧州。路途中差解董超、薛霸受高俅的指使图谋将其杀害，他受尽了百般折磨。到沧州被派遣看守草料场，流氓恶棍陆谦、富安又追踪而至。他身后始终伴随着一个凶恶可怕的阴影，亦步亦趋地迫害他。面对这种现实，他最初是屈辱忍受、唯唯诺诺，认出仗势欺人的是高衙内，虽然“怒气未消”，但“先自手软了”，因为自己“不合吃着他的请受”（七回）。他沉郁、苦闷，内心激起极大的波澜：“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七回）以后，在现实的迫害下，他有时敢于拿着尖刀到处寻找敌人，有时又特别消沉，忍受着一切磨难，有时又金刚怒目地注视着迫害者，在最后关头才把敌人手刃了。在苦难的人生路途上，他每前进一步，思想性格上都显示出深刻的变化。最终无路可走，激动地说：“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在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十一回）心底燃烧起革命的火焰。随即在粉壁上题诗八句，其中有云：“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抒发了自己革命的雄心壮志，并终于上了梁山。他上梁山火拼了王伦，对农民起义事业起了推动作用。当统治者下“诏书”时，他告诉宋江：“中间未必是好事”（七十五回）。由于他长期的被迫害，对统治阶级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没有任何幻想。

武松是另一类英雄人物，他勇敢、刚烈、强硬、不屈，是个“斩头沥血”“仗义的烈汉”（二十七回）。他性格的鲜明倾向，是“生平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二十九回），“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便死也不怕”（三十回）。他的出现始于打虎，人们一谈到武松，便与打虎联系起来，这是因为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武松的英勇性格。但是，武松性格的鲜明倾向性，更突出地表现在杀西门庆、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几处反霸斗争中。武松杀西门庆，表面上是为哥哥报仇，是个人冤仇，实质上则是一场现实斗争，是被迫害者反迫害的斗争。他杀西门庆完全是出于不得已，到官府去告，“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二十六回），拒不接纳词讼，他无奈何才动手的。这更说明他行动的正义性。他醉打蒋门神，虽然是帮助地方小恶霸施恩，但他所打者则是串通张团练、张都监的“倚势豪强”的大恶霸，是由于路见不平，仍然是一场反霸斗争。武松反霸斗争的特点，是其坚定性和彻底性。在杀西门庆同时，也杀了潘金莲，并收拾了王婆；在打蒋门神同时，又把蒋门神的妾扔到酒缸中；大闹飞云浦时，先杀了一个公人，另一人吐露了张团练图谋陷害实情者，他也不饶，一并杀了；血溅鸳鸯楼时，他不但杀了张团练、张都监、蒋门神，也杀了后槽、丫环等全家十余口，口称“我方才心满意足”（三十一回）。这种反抗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是广大被压迫人民要求报复的急切情绪的反映。武松的反抗斗争不像鲁智深、李逵那样鲁莽，也不像林冲那样曲折寡断，而是有安排有步骤，有始有终，洒脱利落，毫不拘泥，并不推诿责任，敢做敢当，光明磊落，慷慨无私。他是条硬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低头屈服、不悲观失望，这一点和林冲比起来表现更突出。如牢营里差拨向他们索取贿赂，林冲恳求原谅，哀戚之容可掬。他则怒道：“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二十八回）当然，与其他英雄人物比，武松的思想品质比较复杂些，他有浓厚的封建恩义观念，知恩报恩，甚至别人请他吃几次酒，他也想报答，结果受张都监的骗，几乎丧了性命。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但并不影响他起义英雄的形象。

石秀是水浒英雄中上梁山较晚的一个，他机智勇敢地献身于农民起义斗争。在上梁山之前，就烧了祝家店，上梁山之初，承担了攻打祝家庄的细作任务，机警、伶俐、沉着地以卖柴者的身份打入敌人阵营，博得钟离老人的信任，探听得盘陀路的机密，为农民大军解了围，为农民起义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石秀的智、勇精神更突出地表现在劫法场一回。他被派遣去北京打听卢俊义的消息，凑巧卢俊义即将被处斩，时在午时三刻，紧急关头，他出现了：

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六十二回）

这是多么勇敢、洒脱的英雄行为！可以和李逵劫法场前后媲美。但是，石秀并未走脱，因为道路不熟，结果被捕，在敌监押之下同样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他正面指斥梁中书：“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的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为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结果“厅上众人都唬呆了”（六十二回）！但是，石秀也有缺点，即施计引导杨雄杀潘巧云，虽然海和尚和潘巧云的作为不令人同情，可是对一个卑污的妇女也不应该如此狠毒。这不能不说是他英雄性格的缺憾。

阮氏三雄是水浒中下层人民的典型，他们的思想品德体现了下层人民的特点，即“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十四回）。他们积世累代以打鱼为生，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对统治阶级充满着憎恶和不满：“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十四回）感叹自己生活的贫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营生？”从而向往梁山英雄：“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当吴用约他同去劫取梁中书不义之财时，他们痛快地说：“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他们反抗的情绪像一把烈火，一旦有人逗引，便爆发起来。他们参加了两次出色的起义斗争，即智取生辰纲和反何涛，充分表现了他们机警、伶俐、神出鬼没的战术和义胆包身、武艺卓绝、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他们用水、火、陆战打败了敌人，把敌人消灭得片甲不留，并捉到何涛，当面骂道：“你这厮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我本待把你碎尸万段，却要你回去对那济州府管事的贼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我也不来你城里借粮，他也休要来我这村中讨死！倘或正眼儿觑着，休道你是一个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他们那种坚决勇敢、蔑视敌人的精神栩栩如生。他们是手足兄弟，生活环境相同，有共同的思想要求，但性格也有差别：阮小二沉着稳重，阮小五精明洒脱，阮小七则爽快泼辣，反抗性更强烈，因此也更可爱。

《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形象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并非属于个人的，而是广大被压迫人民起义要求、愿望的反映。他们是人民群众的起义英雄，充分、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英雄主义。

（五）《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它表现了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概括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创造了有鲜明倾向性的典型人物，描写了丰富而单纯的环境和情节，提炼了简洁有雕塑力的语言，安排了足以表现这一火热斗争生活的宏伟结构，通过这般创造，揭示了我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塑造人物，是《水浒传》描写的中心。作者塑造人物，总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属的阶级、职业、集团和个人经历之不同而赋予不同的特点。例如同是被压迫阶级，李逵与鲁智深的性格有极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很大的区别。李逵出身于雇农，后来当过小牢子，性格上深刻体现了农民的粗朴、爽直和忠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抗愿望，对封建社会一切黑暗、腐朽的现象表现出势不两立的精神，横冲直闯，毫无挂碍。鲁智深在不同程度上也有上述特点，但由于他提辖官的职业和浪迹江湖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性格带有侠义武士的色彩，不像李逵那样粗莽，而是粗中有细。他打死了镇关西，看势头不好，便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三回）即溜走了。又如杨志和林冲都出身于军官，性格也有很大差别。杨志毕竟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十二回），对封建统治阶级抱有极大幻想，企图为其效劳，经过许多生活曲折，才上了梁山。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为人纯朴忠直，对封建阶级有依赖性，以唯唯诺诺应之，对农民起义缺乏认识，但不像杨志那样敌视起义。他上梁山的经过也是曲折的，但比杨志则简截得多。他们的思想行为都鲜明地体现了各自的阶级地位、家庭教养和社会经历的烙印。他们都通过不同的生活道路完成了自己的性格发展史。

《水浒传》的作者不仅创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同时也提炼了丰富而单纯的情节和环境，把情节和环境典型化了，与人物性格形成辩证的统一体。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拳有三种不同的打法，第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第二拳打在眼眶眉梢，“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道场”。这场斗争的原型可能是复杂的，鲁智深也不一定三拳打死人，《水浒传》作者却把它集中典型化了，使这段情节简括、单纯而明朗，足以深化鲁智深疾恶如仇的英雄性格。又如李逵回家接母亲一段，他风餐露宿，急急忙忙，投村奔店，急忙中出现以下一幅情景：

约行十数里，天色渐渐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寥寥数笔，恰巧表现了李逵的淳朴与天真。其他像武松打虎、石秀杀裴如海等的情节描写都各具特点。

《水浒传》作者在勾勒环境方面也有其特殊成就，从大的方面讲，一部《水浒传》所写的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尖锐的环境，最高统治者腐朽无能，奸臣专权，残酷压迫剥削人民，辽金的威胁，广大人民在内忧外患下爆发了大起义。从小的方面讲，起义的每一个英雄都有自己的环境，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不必说，即使地位、作用小一些的，如吴用之有知识和在地主家坐馆的环境；卢俊义之为地主和“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的生活态度；朱仝之都头职业和在衙役中的社会交往等，把环境都性格化了。作者还以自然环境烘托人物，如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写林冲被刺配到沧州，看守草料场，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他偎偎缩缩，住着一座草屋，以酒取暖。这段景物描写最足以表现林冲这一落魄的英雄性格，性格与环境交融，形成一幅诗的境界。

《水浒传》的语言也独具特色，它经过长期的在群众生活中锤炼的过程，具有群众语言的特点，即简洁、洗炼、富有节奏感，采用了群众语言中的“炼话”，显得刚健清新、简短明快。如李逵乔坐衙，判案：“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七十四回）简洁明快，洒脱利落，恰足以表现其为人。又如武松上景阳冈来，见阳谷县的告示，才知道端的有虎，然而他想：“我回去时须吃人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他自语道：“那得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用简洁爽利的语言描写出武松是条不能回头的好汉。

《水浒传》的结构是根据现实生活组织起来的，是根据人物的活动组织起来的。全部《水浒传》是由一个人物接着一个人物勾联起来，它是有机体，同时各个人物或各个故事之间又有相对独立性。作者在安排这一结构时，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天都外臣叙云：“纪载有章，繁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杂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即全面地概括出《水浒传》结构组织的特色。

《水浒传》在艺术描写上也有缺点，即受招安后许多故事情节重复，艺术技巧在某些方面拙劣，丑化了一些农民起义领袖。这是由作者思想的落后方面促成的。

《水浒传》成书之后，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和反抗意志产生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广大人民以《水浒传》为精神食粮，丰富自己的思想感情，培育了自己的性格。他们往往“转相慕效，纠伙结盟”（《大清仁宗皇帝圣训》卷十六“文教”一）。学习他们的思想品格，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草野中全以《水浒传》为师，故满口英雄好汉”（醒醉生《庄谐选录》卷二）。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自己的思想行动随之潜移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水浒英雄的活动行事。明人李龙湖常在他的侍者僧常志面前“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实法会，初尚恂恂不觉；久之，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龙湖闻之大骇，微数之；即叹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时时欲学智深行径”（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封建统治阶级本来企图以《水浒传》为“不规者”戒，可是“见而知戒者百无一二，而见学择者十有五六”（《翼化堂条约》）。多数像僧常志那样产生叛逆思想。

《水浒传》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教育作用，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舞他们的斗争意志。据余治《得一录》卷一记载，陈元龙摆擂台，欲杀尽梁山好汉，结果为梁山英雄所败，群众“无人不笑陈元龙之败绩，而快梁山之得胜者”。即如打祝家庄和蔡家庄的战争，群众也都“籍籍称宋江等神勇，且并不闻为祝、蔡等庄一声惋惜”（《翼化堂条约》），以致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深忧：“观场万众，不尽有识，必有闻之而动心起念者矣。”（余治《得一录》卷十一）实际上《水浒传》是“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引导人民觉悟并走向反抗斗争的道路。

《水浒传》对后代人民起义斗争的重大影响，连内容反动的《荡寇志》的作者在其序言中也承认：“近世以来，盗贼蜂起。……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八人以酿成之耶？”他们以水浒英雄相标榜，称自己的领袖为“宋大哥”或“小宋公明”，以“替天行道”为号召（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实际内容即“替天行道”）。并且学习《水浒传》中的战略战术，张献忠起义“其埋伏攻袭咸效之”（明刘銮《五石瓠》），把《水浒传》看作起义斗争必备的秘笈。

《水浒传》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各种文体都从不同的角度取材《水浒传》进行创作。小说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作，《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承《水浒传》传奇精神之作，《金瓶梅》是从《水浒传》中潘金莲一事扩展而成。戏曲如李开先《宝剑记》、陈与郊《灵宝记》、沈璟《义侠记》等等都取材于《水浒传》。其他以水浒英雄故事为内容的各类讲唱文学更不计其数。《水浒传》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影响至深且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