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风情谭》：外国留学生的讲解

留学生为什么认为《红楼梦》是门世界性学问，同时又认为曹雪芹预告人物命运的写法不可取？留学生如何看待他们读不懂的宝黛爱情？有的留学生为何想娶个“王熙凤”做夫人？有的留学生为什么偏偏喜欢一般中国读者不喜欢的袭人？有的留学生为什么认为红楼人物对话很哆唆？

茅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庆祝活动中说过：与海外打交道．以《红楼梦》为最好。这话不假。《红楼梦》最适宜外国青年阅读，它与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充满口语的《水浒传》、典雅文言的《聊斋志异》相比，语言上有优越性，近于普通话，而且表现手法新颖，与欧美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不谋而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多次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在外国青年眼中，《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是中华民族心理和习惯的代表，像希腊奥林匹克、西班牙斗牛、埃及金字塔一般，是中华民族鲜明特征之一。

外国留学生特别注意《红楼梦》深沉抒情、哲理性情节，由此人手，理解中华民族独有的心理习俗。

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云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王夫人突然向王熙凤查问：为什么姨娘们的丫誉月钱短了一吊钱？凤姐回答：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一人各五百钱，两位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

王熙凤用“他们外头”做挡箭牌，实际是她扣了姨娘丫鬓的月钱。

留学生奇怪地问：王熙凤怎么能公然这样做？她不怕王夫人进一步查吗？

我解释说：王熙凤说“他们外头”指林之孝等管家。中国封建世家有“三尺男童不得人于内宅”的规定，王夫人不可能找男管家来查问，这就使王熙凤有机可乘。把自己克扣月钱栽到“他们外头”身上，这是描写王熙凤钻封建礼教空子的神来之笔。

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宝玉进潇湘馆，从窗外听到黛玉说“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待宝玉进屋，黛玉因自己失言，红了脸，以袖遮面，并用“人家睡觉，你来作什么”来掩饰。宝玉偏刨根问底；“你才说什么？”留学生以为，宝玉问的是“人家睡觉，你来作什么”，因为这才是黛玉刚刚说的话嘛！留学生之所以只从临近的上下文来找宝玉问话内容，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封建礼法束缚下，深闺少女绝不允许阅读《西厢记》那类“淫词”，贵族少女林黛玉不小心说了违规的话，当然要极力遮掩。至于宝玉为什么要追问？因为他内心希望自己是令黛玉“情思睡昏昏”的人物。一个要瞒哄，一个要挑明，这段摇曳多姿的文字把贵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刻画得人木三分。

有时，外国留学生对红楼人物对话膛目不知所对。例如，李撞嫂奉宝玉之命去请贾芸，路遇红玉，有这样一段对话：“（红玉）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塘塘从那边走来。红玉立住笑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塘塘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红玉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塘塘道：‘可怎么样呢？’红玉笑道：‘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李塘塘道： ‘他又不痴，为什么不进来？’红玉道：‘既是来了，你老人家该同他一齐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李塘坡道：‘我有那样工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

外国留学生说：老师您看，这两人对话真是“又哆唆又不明白”！ 我解释说：这段对话恰好是《红楼梦》写人物对话的成功典范。这段对话，把受 “男女之大防”、“主奴有序”压制、而又对贾芸钟情的红玉，写得栩栩如生。红玉正在思念贾芸，听李塘塘埋怨宝玉，说什么“云哥儿雨哥儿”，正中下怀，急欲从李幢塘嘴里套出贾芸什么时间来大观园，以便假装与他不期而遇，但她不能直接问，只能旁敲侧击，她探问贾芸行踪的意图，化成了一句对宝玉不以为然的问话：“你老人家（指李脸姥）当真就依着他（宝玉）去叫了？”用这句话表示对李娘娘的同情，李塘塘一定会就坡下驴，表示自己请来贾芸是多么辛苦。这句话肯定可以套出来：到底贾芸来不来怡红院？没想到事情不像红玉想得那么简单，对谈者是个糊涂老太太，回了句没任丫可意思的话，“可怎么样呢？”按李脸脸的心理，既然宝玉这样任性，我只得听从他，替他将芸哥儿叫进来。但红玉拿不准李的心理，只好进一步诱使李坡塘讲出来。于是，她又换了个角度，从贾芸那边来直接问，“那一个（贾芸）要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这句话说得很严密，只给对谈者留下了两个选择：是进来，还是不进来？红玉果然如愿以偿，从李塘塘嘴里得知贾芸确实要来。那么怎样才可以与他不期而遇？这又需要探问贾芸怎样“进来”。她再次向糊涂老太太迁回包抄：“你老人家应该同他一齐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那老太太果然说出来：派个小丫头儿领他进来。经过这样一番貌似哆里哆唆、实则心机妙用的问话，红玉终于问清贾芸的行踪，就没事人一般在那儿“守株待兔”，果然见到了贾芸。

“原来如此！这段对话多么细致、精彩，耐人寻味！”弄明白了这段对话的内涵后，日本留学生小岛英夫感触很深地说，西洋文化是“钥匙文化”，神州文化是“无钥匙文化”，极难得其门而人。

其实，神州文化也是钥匙文化，这钥匙，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别林斯基曾经论述：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达到共同目标，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每一个民族的这种特性，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些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习俗。

《红楼梦》正是以中华民族独具的习俗，把中华民族的理念描写出来，因而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红楼梦》具有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价值。

外国留学生对红楼人物的看法也极有意思。

“老师，贾宝玉算不算同性恋者？不是？您说他同蒋玉菌、柳湘莲的关系，表现了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那么，他和秦钟呢？照贵国的观点，他俩属于同一阶级吧？这算不算同性恋？ " 1980年瑞典学生傅瑞东在课堂上这样提问。

贾宝玉搞同性恋？在“文革”刚结束，人们仍用阶级观点分析人物形象时，这观点新老红学家都不能接受。我这样回答：“你是否同意，人生的感情经过三个阶段：母子之爱，同性之谊、异性之爱。比如说：我那个十岁儿子，就不大理睬女孩子。宝玉与秦钟接触时，大概十岁左右，是同龄男孩间的友谊，怎么可以叫同性恋？小说也没有他们同哇恋行为具体描写。”

其实傅瑞东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我自己囿于贾宝玉是“正面人物”的观念，不肯用违反常规的观点分析他。

讲到王熙凤时，我把有的评论家的论断“蛇蝎美人”四个字往黑板上一写，傅瑞东便摇头咋舌：“唔呀可怕呀！”他说：贵国学者、教师为什么都骂王熙凤？我倒喜欢她。她非常有能力，善于理家又风趣横生。我希望我将来娶的妻子像王熙凤。我说：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有位著名红学家早就说：骂凤姐、恨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瑞典青年喜欢王熙凤，日本小伙子小岛英夫却夸赞袭人。讲到宝玉冒雨回怡红院，因开门晚踢了袭人一脚时，我给小岛分析袭人的话，“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儿顺手也打起别人来”；“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我说：“你瞧，袭人真是奴性十足！她无故挨了一脚，不埋怨踢人的宝玉，反而规劝他；不要打顺了手，再打别人，再得罪别人。既表白她对挨打不介意，又为宝二爷着想。她还要自认不是，说是她不让开门才惹火了二爷。袭人这两句话不是把她忍辱负重、曲意奉承的奴性写透了吗？”(www.xing528.com)

不料小岛说：袭人真温柔和顺，将来我娶妻子，就娶袭人这样的！

为何外国留学生和中国读者有如此天差地别的看法？其实曹雪芹塑造人物原本没有什么“正面”、“反面”框框，倒是我们许多评论家把红楼人物片面化、绝对化、理想化了。外国留学生没有人为的条条框框，冷眼看去，反而发现的是曹氏本来面目。留学生这些标新立异之说提醒了我：不能用固定的模式、不变的定义去分析艺术形象。用简单的“好”、“坏”去套人物，固然很便当，但常失之于偏颇。这还说明：曹雪芹这位写出了“千古未见之奇”的艺术大师，在以生活本来面目构筑艺术大厦上，创造了多么可贵的经验。

日本留学生小岛英夫学《红楼梦》，是由他自己细读原文后，再向我提疑问。这位日本学生真成了《红楼梦》迷，读得认真，问得广泛，逐句逐回推敲。他常提出感到费解的词字询问。如：贾母清虚观打酿，贾珍彩爹咐林之孝说：“你使的人，你带了往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两个“那院’令小岛困惑，问：是否同一地方？如果不是同一地方，为何用完全相同的字？这实际不难理解，第一个“那院”指林之孝分管的院子，第二个“那院”指别人主管的。因为有“你的”修饰第一个“那院”，两个院子已分得很清。而两个“那院”的连用又很利于刻画贾珍既颐指气使又手忙脚乱、语无伦次的情态。再如，贾母对邢夫人说，不许贾赦打鸳鸯的主意，“留下他服侍我几年，好比他日夜服侍我尽了孝一般”。小岛以为两个“他”都指鸳鸯。实际上后一个“他”指的是贾赦，也就是留下鸳鸯服侍，等于贾赦日夜服侍了老母亲。

《红楼梦》的生动口语，常成为外国学生的拦路虎。这些口语很难按常规来理解，如，小红冒认贾芸的手帕为己有，对佳蕙说；“可不是我那块！”这个“可不是”恰好为“就是”。贾府小厮向平儿告假，说“这会子好早晚了”，“早晚”两字只有“晚”的意义。平儿被凤姐打了后，“硬咽难抬”，“抬”字更加费解。……当弄清了这些生动口语在刻画人物、叙述事件中起的以一当十作用时，小岛便感叹：“这些字眼，多么生动，又何等富于生活气息。”

有时，小岛还提出一些情节来仔细琢磨。

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平儿对袭人说，王熙凤每年放高利贷可取得上千两利钱，这些利钱以什么为资本取得？我据此段向他解释：“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他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我说：这“上千银子”，是王熙凤将自己的月钱和众人的月钱加在一起放高利贷、反复放债的积数。小岛表示怀疑，说，按您的说法，就需要把标点重新点一下，“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后边的逗号变成句号。我觉得，小岛讲得不无道理。

还是这一回，刘姥姥为贾府算螃蟹账：“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这二十多两银子怎么得出来的？小岛算不明，我只好拿起笔给他加减乘除。……这样看《红楼梦》，真像钻牛角尖。曹雪芹在写王熙凤的利钱、大观园的螃蟹账时，大概早拿笔细算过吧？如果没有十年披阅、五次增删、捻断数茎须的艰辛劳动，怎经得起异域他邦学人的反复推敲，细细查考？

小岛英夫读《红楼梦》，是三种文字同时读：中文，读人民文学社的新校本，英文本，日文本。他的日文译本又是两种对照，一种是松枝茂夫的第一次译本，一种是伊藤漱平的二次译本。当他读汉语发生困难时，便从日文本去弄清文意。不料，有时愈对照愈糊涂。

例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家飞燕泣残红”，探春给宝玉做了双鞋。宝玉提醒她：赵姨娘为此很生气。探春说：“他（赵姨娘）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小岛对两个“只管’的关系弄不清。我向他解释，两个“只管”是并列的，不是主从关系，这是贾探春“我行适我素”的声明。意即：随她赵姨娘有什么鄙贱想法（认为探春是她生的，是贾环的同父同母姐姐，应当与赵姨娘、贾环好），探春心中却只有老爷、太太两个人。这样讲后，小岛更不明白，查日文译文，发现日文译本把两个“只管”译成了先后、主从关系，成了赵姨娘“只管”想的，是探春心中只有老爷，太太二人。这样对照阅读的结果，一方面加深了小岛对《红楼梦》的理解，一方面意外地发现了日译本的不足。因而，我建议小岛英夫把日译本的疑点清理出来，撰写成学术论文。小岛到底写没写这论文，不得而知。如果写了，自然是于日本读者有益。

1980年我第一次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说到第五回就用诗词框定人物命运。英国留学生说：小说不能这样写，我们英国小说从来不会开头就把人物命运告诉读者，那读者还会往下看吗？后来我想起留学生的话总乐，欧洲小说家不会这样写，中国小说家兰陵笑笑生开始这样写，而曹雪芹写到极致，要不全世界就出一本《红楼梦》？

当时我还说《红楼梦》第五回对全书有提纲掣领作用。英国青年贺安雷忙说 “可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讲的，毛主席说，《红楼梦》第四回是总纲。”

我回答道：《红楼梦》总纲是哪几回，有许多说法。毛主席算一家之言。

留学生说，毛主席的话不算“最高指示”了？中国学术界真“百家争鸣”了。

“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预示人物命运的方法呢？”贺安雷问。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位英国青年韩克图忙说，“那是怕中国的红学家失业吧！他们从这里做出了多少文章啊！”英国学生为自己的趣话十分得意。

我开始给留学生上《红楼梦》时，一句带过了红学状况，他们却不乐意了，要求讲讲旧红学、新红学、红学现状。我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但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外国留学生读好《红楼梦》本身便可以了，至于进一步了解红学，那是中国学生才需要的。”课后，跟留学生同住的本科学生来“告密”，说留学生对这样的说法不满。瑞典的傅瑞东说：这是瞧不起留学生，马老师应当像要求中国本科生一样要求留学生。日本的伊藤说，红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我们留学生为什么不该了解红学的过去和现状？

“红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这话讲得好。只有半部遗稿的曹雪芹引起世界文学界瞩目，可以与著作等身的莎士比亚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