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研究的本义: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例

创新是研究的本义——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例^[1]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作为知识积累和科技创新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科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本文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例，就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问题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一、创新是研究的本义

“创新”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领域。191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比如引入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技术，或者采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等，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后人把他所阐述的这些观点称为“创新理论”。

我们现在强调创新、重视创新，并不意味创新只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事物。应当看到，创新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创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古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当前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及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要求，说明我们处在新时期、面临新形势，创新的任务更迫切、更重要。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讲，创新是核心，是生命，是灵魂。创新就是探求未知、解决知之甚少和知之有误的东西，要创造出新的东西，包括新思想、新观点、新材料和新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的过程就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过程。创新是研究的本义，没有创新的研究算不上研究，创新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树立创新意识是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二、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创新

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例，我认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阐明规律的研究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多样的，看上去纷繁无序，可是它的运行和发展又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历史几千年，时空广大，千变万化，一个阶段，一个地区，一种现象，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等等，他们的演进和变化，都离不开大背景、大趋势，实际上都是受其内在规律支配的。怎样能够把这个规律揭示清楚，让人们感到真实、客观、可信，这是对研究者的要求。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要通过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思考，获得对人类社会历史整体或某一方面规律性的认识。所谓规律，是指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人们通过研究和思考发现并阐明这种规律性，就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离不开充实的积累，离不开原创性的学术理念。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发生着既密切又复杂的关系。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曾一度引起史学界的热烈讨论，成为民族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学术界曾经有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封建制度条件下，由统治阶级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征战和掠夺；另一种观点认为以各族劳动人民之间所体现的和平交往、友好相处是主流。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只是说明了一种历史现象，即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以战与和的形态表现出来，但这并没有揭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实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许多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90年代初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也将此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题目。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思考，我们的结论及目前民族史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各民族间经济上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实质，是决定民族关系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根本原因。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打不散、分不开，为什么？就是因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生活上是相互依存的，经济生活的统一性、共同性、互补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发生关系，战争与和平都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游牧民族需要吃粮、需要吃盐、需要铁锅、需要茶叶，要中原供给；农业民族需要牲畜、需要皮毛、需要肉食，要游牧民族供给。当双方的互补达到了互相满意的时候，就是一种和平；当这种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诉诸武力。当通过武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又走向了和平。这种对规律的认识，不仅符合历史实际，对正确认识和处理今天的民族关系也有借鉴意义。

2006年3月，我国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纪反思，卧薪尝胆》的文章。戴逸教授通过18世纪以来世界大国（或地区）GDP在全球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得出了一个规律性认识：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先进可以变为落后，落后也可以变为先进。先进和落后的转换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如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还有资源、政治体制、社会秩序、人民素质、科技水平、社会风气以及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度政策、政府能力等，但最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由18世纪中叶GDP占世界份额32%、居于首位的“康乾盛世”之后，即开始迅速地走下坡路，固守旧传统，轻视科技与工商业。而这个时期，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这三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走向。在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到1945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的56%，而中国只占4%。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四位。历史上大国的兴衰都会改变力量对比与利益分配，甚至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但今天的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机制，国家之间成了紧密的利益相关者，避免大规模战争变得更加可能。中国必须也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与戴逸先生的这项研究相类似的还有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即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编辑部于2000年6月发表的《落日的辉煌》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及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这篇文章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清朝统治的267年间，康熙、雍正、乾隆执政的130多年（1662年～1795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成就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这一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及有识之士大为震惊，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的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政策，把门关上，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揭示这一规律性现象，反省这一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要获得一分警醒、一分自觉，对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这个课题的研究，以其充足的依据、广阔的眼光和创新的思想，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概括事物基本特征的研究

通过研究，对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作出准确概括，反映本质，突出个性，是一种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准确、完整地概括表达出来，反映本质，彰显个性，形成人们的共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原创性的研究和深厚的积累，是难以完成的。中国著名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张岱年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以史为证，旁征博引，抓住基本特征，经过高度概括，准确地提炼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反映了实质。

关于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肯定人与自然界统一的思想，是指人与自然界是既有区别而又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界所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

关于以人为本。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相对于宗教家以神为本而言的。孔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人应该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必向鬼神祈祷。所谓以人为本，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

关于刚健自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提出的人生的重要准则。《周易大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的从不间断的刚健运行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刚健自强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

关于以和为贵。“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的“价值”。“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包括容纳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才能发展。以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积极作用。

中国是有几千年古代文明的国家，今天必须跟上世界潮流，不能被甩在后面。但是也要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即社会上存在的崇洋媚外的风气。这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出现了问题。面对这种情况，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关于人类文化交流与十六七世纪以后中国文化的大量西传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在这篇论文中，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到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作用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批评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和崇洋媚外的心理。他指出，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绝不能改变的。他同时指出，人类文化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各个文化圈之间是一个学习交流的关系。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一个历史事实。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季羡林先生点出了他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目前我们国内有那么一些人，想贬低中国文化，贬低中国的一切，在这样的时候，有像汤因比这样的通晓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大学者，说出了这样的意见，至少可以使这些人头脑清醒一下。”季羡林先生所阐发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思想创新，体现了开拓和发展的广阔视野。

（三）填补空白的研究

学术研究的创新还表现为对某一领域内前人没有研究过、没有被发现、没有整理出来的题目进行研究，取得了成果，也就是说，填补了空白。当然，是否真正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还要看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了解程度。

在历史文化研究中，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一方面，资料的搜集、辨别和整理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可以为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提供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西夏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比较重视对流散在国外的资料的搜集与研究，由于客观原因和人为的因素，对分散在国内各地的西夏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反而成为薄弱环节。我们难以看到国内现有西夏文献资料的全貌，对西夏学的全面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近几年，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与国内同行团结协作，对分散在五、六个省区几十个单位和个人收藏的西夏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清了国内现藏西夏文献资料的状况，通过大协作开展中国藏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5年8月，《中国藏西夏文献》第一卷正式出版，可望在2006年底左右，二十卷巨篇全部出齐。这是一项西夏学的基础工程建设，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创造了全面进行西夏文献研究的重要条件。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据此设计的西夏文献研究课题，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重点项目。

以前我们对西夏历史、西夏文献、西夏语言文字、西夏考古，都有一些研究。然而西夏社会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少，比较零散，不是很全面。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夏社会研究》正式结项。该项目对西夏政权的基层组织、里甲制度、户籍制度、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宗教管理、基层社会的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西夏社会的很多重要问题上，采用或填充新的材料，作新的探讨，尽力以新的观点解决过去涉及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接触的重要问题，多层次地透视了扑朔迷离的西夏社会，揭示了西夏社会是带有前封建社会残余的社会，也是具有创造性的多元复合文化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的，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立体的西夏社会。这项研究是前人没有系统进行过的，对推动西夏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四）发现利用新材料、新证据的研究

发现利用新材料、新证据在历史研究中是有重要意义的，直接关系到研究是否具有创新性，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对史料的依赖性很强。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很不容易，它可能会带来新的结论，自然是有创新意义的。对原有材料作出新的解释，而且证明是正确的，这也是创新。历史学获得的每一次重大发展进步，都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密切相关，比如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与明清档案的利用，对20世纪历史学产生的推动作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大家都知道明朝时期率中国船队七下西洋的著名航海家郑和。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认为最早发现美洲的是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1495年）。但随着郑和航海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定论有可能被推翻。2003年，一位叫孟席斯的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在这本书中，孟席斯提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新观点，即最早发现美洲的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航海家郑和，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美洲大陆，比麦哲伦提前一个世纪完成环球航行。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孟席斯之所以提出这个新观点，是因为他在世界各地考察及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中，寻找到了许多新证据。他经过14年潜心研究，追踪了郑和船队在全球的航线，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入了这本书中。该书在去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在这本36万多字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其中有许多属于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和内容，比如中国人解决了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

对于孟席斯的研究及新发现、新观点，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却不能否认赖以支持他的那些论据和材料。有一点值得注意，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28000人的庞大舰队28年七次下西洋，漂洋过海经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大量包括地图、文件在内的资料。但由于明朝政府的锁国政策，使郑和下西洋戛然而止，接踵而来的是朝廷官员刻意毁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地图和文件，大量重要的海外发现的记录，都从档案之中消失了，于是也给郑和下西洋研究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未知领域和不解之谜，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显得力不从心，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席斯的研究开了个好头，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历史研究的领域和选题，受传统史学观念和史籍记载的影响，多以王朝更替、宫廷政治斗争、战争等为主题，对科技、航海等方面研究叙述不多，像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其阵容之强大和设施之先进，在当时都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但国内对此记载不详，专门的研究更为簿弱。而孟席斯却在国外各地搜集到了许多郑和航海的科技资料，有了新的发现，取得了重要的新成果。几乎与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版2005年在国内出版的同时，国内也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关于明王朝研究的著作。两本书一对照，后者津津乐道于明王朝的宫廷斗争，讲述着很多人都讲述过的攫取权力与利益的故事，实在使人感到一种失望。这也许是一种思维定势。从孟席斯的研究中，我们不是可以悟出一些学术研究的确需要创新的意思吗？

（五）提出新观点的研究(www.xing528.com)

有些问题前人作过研究，并且出了一些成果，提出过一些观点，但问题没有得到全面、科学地解答。能够吸收前人成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也是很有价值的创新。

1989年，费孝通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学术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内涵是：

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在这个整体中，56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到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既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又是在多元中起凝聚作用的核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即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描述和分析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

（六）调整视角，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作出新的解释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换一个角度对某一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很可能会作出新解释，得出新结论。

目前对于生态环境的历史演进研究、生态恶化原因的研究以及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等，已经进行得很深入，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而且一直是一个研究的热点。我以为，其原因一是人们已经找到了研究这类问题时能够清晰地纵观全局和关键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运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把研究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在更大的时空范围里观察分析这一问题，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我在二十多年前刚开始研究这类问题时，却经历了一段探索过程。我当时在内蒙古从事研究工作，较早地提出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演进问题，把史料中有关该地区沙漠演进的资料整理出来，写成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总编李学昆老师在内部刊物上看到这篇文章后，约我讨论，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文章看上去资料充实，也很流畅，把这一地区沙漠化演变的过程描述得很清楚，但究竟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指出，通过解剖这个地区，要回答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经李老师指点，我抓住了一个新的视角，眼界打开了，如何修改提高也明确了。我用了一年时间，将这篇文章修改了七次，最后以《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为题，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上。这篇论文着重分析了人为因素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指出我们现在还在重复这样的错误，应该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这篇论文又被译成英文在该刊的国际版发表，当地政府制定生产方针和发展规划也吸收了其中的建议。现在来看，这篇论文的观点和认识仍然是有价值的。

（七）作出科学、客观评价的研究

由于受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认识水平或者资料等方面的制约，很难对研究的对象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借助新的机会和新的条件重新研究，有可能作出更加科学、客观的评价。比如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在一定条件下会取得新的进展。去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盛于唐，明清更成熟，历经1300年，废于清。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废止至今已有百年，但对其是非得失的争论十分激烈。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之际，学术界的许多专家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运用多学科的视角，对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影响又一次进行研究和评价。须知，公正评价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历史上连续性、稳定性、规律性如此之强，影响如此之深远的科举制度，需要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是为了对历史有一个真正的了解，更为了今天有所借鉴。今天我们依然在通过各种考试（如高考、公务员考试、领导干部选拔考试等）来选人才、用人才，科举制作为历史上长期实行的一项选才制度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思考。用科学的、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来统一大家的认识，正确借鉴历史经验，使选拔人才的内容、方式和制度与时俱进，无疑是有创新意义的。

(八)做科学普及及通俗化推广的研究

学术需要理性、严谨的潜心钻研和专业交流，也需要走出少数人的专业圈子，满足大众的学术文化需求，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素养。后者的这种学术传播，既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也不同于娱乐性的“戏说”，而是对人文知识的科学普及和通俗化推广。这项工作随着大众对精神文化的更高要求，在今天显得十分必要。很多历史文化研究者并不善于做这项工作，或者还存有不少偏见。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予以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近由学者和媒体结合而出现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品三国”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关注和强烈反响。这是继北京社科院阎崇年研究员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后，又一个在“百家讲坛”上走红赢得听众喝彩的演讲学者。他二人演讲的著作《正说清朝十二帝》和《品三国》出版后也大受欢迎。对“书斋学者”成了“学术明星”，以及对易中天教授演讲的表达方式虽有不同看法，并引起了讨论，但大众需要用他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了解学术文化，这无疑是对学者提出的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大众需要的是“通俗”，而厌倦的是“庸俗”。从这个意义上讲，阎崇年、易中天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和创新，是应当给予鼓励的。“通俗”不等于简单化，要从大众的实践层次出发，回答清楚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易中天教授对此的体会是，“三国这段历史，其实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就是要读正史，比如《三国志》。”“‘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也并非就没有意义或没有道理。事实上，很多人是把三国尤其是《三国演义》当教科书来看的……即便是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甚至即便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因为一种形象能够形成，能够流传，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一是要‘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二是要‘比较’，就是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这当然并不容易。”也就是说，做好这项工作，既要研究正史中的“三国”，也要研究文学中的“三国”和民间的“三国”，融会贯通，通俗易懂，才能满足大众的要求，这的确是一项研究中的创新工作。

以上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归纳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内容的全部。在研究活动中，创新是具有全方位意义的，包括思想观点、研究方法、材料运用、表达形式等等，都存在着能否创新的问题。主要的还在于，创新决定着社会科学作用的发挥，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价值。

三、研究者对创新意识的培养

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起决定作用的是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创新观念。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样的素质，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这方面的素质。

（一）要认识到学术的独立性和自由性

学术研究应当提倡独立和自由，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宽容失败，允许个性张扬。研究不等于宣传。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当然，研究者也应该遵纪守法，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有一些人常年钻研一些不被人理解的问题，默默无闻，一时难以出成果，也应该支持和理解。要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和特性，不要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思想解放、追求真理的宽松的、开放的环境。

（二）培养“四种能力”

我曾经给毕业研究生赠言：“创新是你们永远的使命”。我希望同学们要做“大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不仅要传承知识，还要创造知识；而“小知识分子”只能传承知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希望同学们把创新当成自己毕业后的使命，做一名创新型人才。要有意识地培养几种能力：

一是质疑力。质疑的能力就是能否提出问题，质疑是主动的表现，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基础。敢于提出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就给创新提出了要求。

二是观察力。观察力就是能否发现问题，能否找到最本质的东西，这就需要仔细观察相关领域中的事物和现象。除了掌握资料外，还要对实践中的东西进行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东拼西凑出来的文章不是创新，也没有生命力。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修改的过程就是深入观察、重新思考、反复斟酌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艰苦，但有助于改正错误、孕育创新。

三是表达力。表达是思想的反映，是归纳提升的结果，是创新能力的基础。表达不清往往是研究和思考不深的表现，自然难以上升到理性，也就难以做到创新。

四是协同力。稍微大一点的课题需要多人协同去完成。协同力就是指主动与别人协同的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各方面的合力和大家的智慧，是取得创新效果的主要原动力。

（三）厚积薄发

范文澜曾经说过“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要甘于寂寞，不怕失败，厚积薄发。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想着一鸣惊人，搞轰动效应。前面提到的季羡林、张岱年、费孝通等几位先生，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创新性成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有深厚而广博的知识积累。

（四）提高理论修养

对同一现象、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理论素养、知识结构的差异有关。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都有赖于个人的理论素养。因此，注重理论修养，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始终不能懈怠的一项任务。

【注释】

[1]＊2006年8月18日在全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骨干教师研修班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