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忆录：担任海军与陆军总督

6.担任海军与陆军总督

在欧洲，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一般认为李鸿章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外交事业，而他的国人则将他的卓越表现归因于他作为大清帝国军事指挥者和组织者所进行的活动。的确，这种荣誉，就像在他的国家给予先知的这种荣誉通常是没有区别而且不着边际的。

在中国和其他的地方一样，一个公众人物之所以能够以其管理才能而被人称道，是因为他笔下的哲学散文整洁优美。欧洲人在关注1894年中国危险的时局时，极力赞扬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谈期间以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智慧。

李鸿章之后的环游世界被大家公允地认为是值得纪念的行为，这增强了他独特的治国之术的名声。但对中国人来说，他组建的海军和陆军所获得的威望，在日本人发动战争之前已经达到了顶点，其后便轰然倒塌。实际上，他那过分夸耀的海军和陆军在溃败之后遭到了许多同僚的谴责，证明了他不但没能力担任高级职务，而且不适合继续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慈禧太后的帮助才能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在国家遭受屈辱和战败的时候，他在外交和管理事务方面给国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这些已经被大家忘记或者忽略了。

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对海、陆军的管理是一个极大的骗局，也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当它接受考验时，肯定会遭到暴露。但欧洲人不太清楚中国人集体“弄虚作假”的无限能力，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李鸿章的同僚和批评者怎么能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在几年中都表现出完全的信任和热情的赞美？从慈禧太后到各省的官僚，都不是得不到有关北洋舰队内部运作状况的准确信息；中国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每个官员都会花时间进行谈论。但是东方和西方一样，一旦成功了接下来还会成功，只要李鸿章勇猛的军事风采没有在突然爆发的战争中露出马脚，作为创立人和管理者，他就会长期地得到财富和名声。

对欧洲人来说，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国家（不是各省）防御的组建，包括海军和陆军，多年来被托管给一人，而此人身上已经承担了直隶省和大量外交、商业事务的管理工作，责任重大。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所有总督级别的同僚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以西方科学的方法去训练新的军队，更不用说按照欧洲的模式去创建和组织一支海军了。李鸿章不仅用超人一般的精力承担了这个任务，而且还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满满的自信。此外，因为他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得到了朝廷格外的赏识，朝廷让他在各项事务中掌管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数额之大已经超过了其他总督的想象力。也是由于这种赏识，他达到了朝堂第一权贵的高度，通常来说他能够对御史们的攻击不予理睬，这是其他总督（可能除张之洞外）所做不到的。

但是在考察李鸿章想要什么和获得了什么的时候，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说了：关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价值，李鸿章自欺欺人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那精明、务实的头脑在多大程度上在误导自己，让他相信通过购买枪炮和军舰而不需要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约束，就有希望对抗西方列强和日本？难道他那敏锐的智慧真的相信，即使军队管理受到官场腐败和道德败坏的影响，却还能对抗外国人吗？

密吉先生曾经为李鸿章服务过一段时间，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而同情的辩解。密吉先生认为李鸿章对外国人的实力的秘诀还不太清楚；他一直是“瞎子中的独龙眼”，他只能够靠猜测来摸索事物。虽然中国聘请了欧洲和美国的老师，还把中国人派出去学习，但新的方法从来没有被允许实践出来，所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结果的。于是李鸿章付出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中国仍旧是“西方物质力量的铁蹄践踏下的道德伦理之国”。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李鸿章自己掌握了或者努力反复去灌输“新方法的精神”，我们就会很容易相信李鸿章努力的真诚性，更容易同情他的巨大失败。但是，令人可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廉洁方面，李鸿章既没有通过言传也没有身教去传播那种新信仰的种子。相反的是，比起那些名声不怎么样的同僚，在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方面他的管理是十分松懈的。

的确，我们将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周围就聚满了一批穷困亲戚和贪婪的亲信。在他的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1886年-1894年），可以公允地说，陆军和海军都成了他的家族和追随者们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财务限制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并使之陷入瘫痪境地。这些人从训练和性格来说都无法从事任何诚实、本分的工作，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就好像庆亲王在京城的衙门一样，成为了职位、官位和荣誉的营销处。

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中，最卑鄙的人也许就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关于此人以后还会提及更多）；他的兄弟李瀚章总督也是家喻户晓的“无底洞”；他的儿子们无耻的贪污行为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柄。最后，李鸿章和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李莲英的亲密关系，还有他本人对金钱的永不满足的贪婪，以及他担任总督时敛来大量钱财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些事实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李鸿章在担任总督之初，有多么的爱国，目标有多么的坚定，但最终溃烂的腐败行为迅速地从他本人发展到他管辖范围内的每个行政部门，让他的陆军和海军成为了一具空壳。在对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忘记了要为国家负责任。1890年，他准许追随者把舰长琅威理从海军中驱逐出去，这破坏了他管辖下的唯一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方的军队。因为李鸿章的默许，从那时候开始，舰队和兵工厂变成了半商业半企业的性质，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官方经营（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导致了中国遭受失败的屈辱。

无论在战败前还是战败后，李鸿章的拥护者都在努力表明，他之所以没能够组织有效的国家防御系统，那是主要因为中国的权力太分散，而他的集权化努力因为各省总督的反对声和独立行政而失败了。

从某种意义来讲，李鸿章的改革还是地方性的尝试，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一致的管理制度。由于这个原因，负责广州、苏州、南京和其他地方兵工厂的官僚，仍然是各司其职，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托给不具专业技术知识或者没有明确责任的亲朋好友。但是从本质来说，李鸿章是一个维护地方传统的人。

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1861年）的事件中，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十分反对清政府建立一支独立于各省当局的大清帝国海军的企图，迫使京城方面放弃这个计划。后来当他担任直隶总督时，野心驱使他支持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制。他以身作则，倡导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训练的军队、建筑的要塞、组织的舰队、成立的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显然都是地方性的；当和日本爆发战争时，对于中国的其他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的战争。

李鸿章的海军陆军计划和南方总督制定的海军陆军计划的差异，以及近代中国舰队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区别，只有能力的不同而无动机方面的差别。比如，主要是因为他的特殊优势，才能让李鸿章能够在旅顺和威海卫建立海港，而且可以从户部获得这种改革所需的资金。

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陆军是区域性的，在这些事情上，他和其他总督级别的同僚一样，都尊奉着中国古老的传统。但是在他的生活记载中，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试着根除这样的传统，或者说是要结束这种体制，即从一开始就明显让中国无法建立起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有效国防系统。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有杰出才能的人为什么会毫不反抗地继续在这个体制下工作？他的智慧一定让他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国家危难时刻是注定失败的。另外，我们在提出以上问题时还要面对重要的财政因素，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地方行政系统只是封建家庭体制和裙带关系的发展结果，所以在骨子里就存在着这种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端。在这样的地方体系中，李鸿章能够（而且做到了）给亲戚和追随者提供官职，还给许多同乡提供了职位。甚至他采用西方方法训练的军队也招的是安徽籍老乡，大多数军官都是他的家族成员。指挥北洋舰队的丁提督就是安徽人，但他的那几位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却是福建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因此在琅威理上校在1890年离职后出现了家族搞阴谋的行为以及部队纪律松散的局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能打胜仗。李鸿章承认并接受了这个体制，这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有合理的军事原则。

李鸿章和所有亲戚利用清政府管理的漏洞不断获取利益，同时如果这些舰队在国内外给人留下了具有实力和明确目标的印象的话，他们就十分满足了。当有人问到“虚张声势”被揭露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忠实地工作和战斗在李总督军队中的欧洲人提供的证词中找到答案。他们的话最终证明了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李鸿章是这类腐败的知情人和容忍者，所以应该为这次雄伟壮丽的军备计划惨遭失败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其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任用的那些人，还在于他自己。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李鸿章获得军事权威声誉的源头，即他和戈登合作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发现他所表现的素质是人们期待官僚学者拥有的那种——睿智、非凡的策略、明哲保身的意识、书写公文的才能。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和戈登的关系牵扯到双方不断的斗争，即戈登为了部队及时的粮饷，而李鸿章为了逃避付钱。白齐文是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但就是因为同样的金钱纠纷才投降了敌人。

在处理白齐文叛变事件中，就像李鸿章在通缉令中说的那样，只要抓到白齐文，不管死活都好，这就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他的观念没有因为他和英国军官的交往而改变了东方模式。他有着丰富的政治策略和远见，但在军事战术方面他和著名的同僚张之洞一样简单粗浅，他的认识水平还在明朝使用弓箭的年代，即头戴凶猛的面具，大声叫唤吓退敌人。在他和捻军交战的时候（1866-1867年），命运又眷顾了他。

1865年捻军打败了僧格林沁，让曾国藩在山西和湖北击败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事实上，捻军是太平天国的分支，在清朝对长江流域恢复秩序后，他们分散成为小型的游击部队。但是就连对付这些游击部队，李鸿章还常常避免直接的进攻和对抗战；他的方法就是把捻军包围到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通过断绝他们的供给来“把他们驱赶进海”。以上方案意味着把捻军赶到相邻的几个省份里，那些省份为了镇压捻军就得付款（给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报告中描述了他的部队在围剿中是如何的积极，敌军的力量是如何的强大，他需要多少军费支持，这些军事认知都被中国的学者看成是作战将领的典范，以此证明李鸿章适合指挥军队。

在政治知识和普通常识方面，李鸿章走在了同代人之前，他知道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没有希望在与欧洲军队作战时保住阵地，而且他在军校聘请了外国教官，还为要塞的建造、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建立聘请了外国专家，这些都说明他公开地和保守观念进行对抗。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并从曾国藩手中接管这个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因此他很容易凭着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而高枕无忧。但是他和华尔、白齐文和戈登交往时引进的欧洲军事科学，以及他在南京建立兵工厂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他开始用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一支海军。他跟朝廷解释了自己的政策，说他雇佣外国顾问、引进外国设备的目的是为了能让中国可以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日本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他的目的是合法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但是经过了25年的努力后，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化为泡影了，因为他没法让海军、陆军的管理免遭官场腐败的侵蚀而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李鸿章在1870年到1894年间为了重组和改革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从所有表面迹象看，这些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琅微理上校的治理下，北洋水师（两艘铁甲舰、六艘巡洋舰和一些辅助的舰队）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效力，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海军港要塞的防御工事都是在冯·汉纳根先生（李鸿章在军事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下完成的，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工程。

大家普遍认为李鸿章采用这种西方军事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的军队可以和任何一个列强的军队相媲美。事实上，中国龙号称是不可战胜的大型动物，但是有机会看到它表面之下的人都清楚，表面光鲜的权宜之计和弄虚作假的伪装只是一个坚固的外表，里面空空荡荡。赫德爵士和德璀琳先生这样的顾问对军事并不熟悉，有可能会被这样闪亮登场的虚假外表所欺骗，但各个方面的专家尤其是李总督部下的专家，都深深地明白中国安全依仗的这个结构已经腐烂到了核心。

首先来说说海军。北洋水师的组建体现了20多年来的努力。1886年，舰队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1890年达到了最高效率。1891年，北洋水师在丁提督的率领下参观访问了日本，并给日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让日本政府迅速增加了大量的舰只。中国船员（大多数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整洁干练和严明守纪也得到了好评。

李鸿章对沿海海军防御每三年会视察一次，最后一次（1893年）的视察显然是一次胜利的巡视。那里是他毕生的心血，所有人都对亲眼所见的这些成就给予了赞美；他的要塞、军校、铁路、码头、战船和枪炮全都油光锃亮。枪炮鸣礼，龙旗招展，都在迎接着他的到来，欢送着他的离去；同僚们对这些印象非常深刻。慈禧太后也是这样，很快就赐予他三眼花翎，这个待遇是汉人官员所得的最高荣誉。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因为李鸿章从来没有打算隐藏他任何一处闪光点，而且“自己的记者”人数众多并在那样的场合给予了他十足的赞扬。

这个时候李鸿章名声如日中天，但阴云迅速从地平线上聚拢，随后会遮蔽他前程的阳光。想一下，当一个有才智的人看到李鸿章在一片赞扬声和感恩声中从自己巨大成功的手工艺展归来时，就不得不惊讶这位老人自欺欺人的地步有多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虚幻的辉煌构造有所认同。他周围的那些人，有的在轮船甲板上，有的在衙门的办事处，他们都是他亲自任命的狡诈的贪婪之徒，这些人迫不及待地出卖了国家的安全，急着把钱揣入腰包。

比如，在迫使琅威理舰长及其下属的英国指挥官辞职的三个福建船长策划的阴谋中，随后导致了舰队的迅速腐化，李鸿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力不佳而默许了这个阴谋？

公正地考察这个事实，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李鸿章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李总督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实权授予哪怕是最好的外国顾问，所以在修订协议的时候，他得知琅威理坚持要求得到和丁提督一同管理舰队的权力时，便口是心非了。当丁提督暂时不在舰队时，琅威理发现自己只是个空头衔。总兵刘步蟾是三个阴谋策划者之一，他的目的就是把琅威理从位子上拉下来，所以坚持要求管理整个舰队事务，李鸿章支持了他。这样摆脱外国人之后，三位舰长（林泰曾、刘步蟾和方伯谦，全都是福建人）便开始把海军作为自己盈利的商业机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直接性的。脱离了忠实的监管和纪律后，各个供给部门迅速腐化了。阴谋策划者把备战放在了舰队的末尾；相反他们依靠李鸿章的和平外交来维持和平状态，同时从“虚假”的军队中分享利益。要完成一个彻底瓦解的过程四年就足够了，日本人完全明白了这一点。

广东人林文庆是改良派的领导人康有为的朋友，他在1900年所写的文章中说，了解了琅威理辞职的原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中国几乎所有的新计划都会失败。他还说，外国专家和国内无知的高级军官之间相互妒忌，学生和军官的薪酬太低，裙带关系和错误的政策，都是中国采用欧洲海军和陆军体制落得失败的原因。无疑，林文庆没有把官员的不诚实列在导致灾难的原因中。

因朝鲜而发生的战争危机到来的时候，李鸿章大肆夸耀的海军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它们就像京城墙上画着中世纪的枪炮一样。李鸿章认识到这个情况了吗？我们觉得他意识到了，因为朝廷和总理衙门催促他派舰队为沉没的“高升”号复仇时，他却尽量地拖延时间，把舰队小心地藏在海湾里。如果报告所言属实，那么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他给慈禧太后递交了一份奏折，暗示说如果皇太后没有坚持把用于海军建设的资金挪用到重建和修饰她的颐和园上，那么海军不会这样惨败。可是总理衙门不理会任何借口，御史们一致地发出谴责和嘲讽声，李鸿章被迫派出他的舰队，让它们去黄海海战中碰碰运气。

天津机器局的每个欧洲人都很清楚，丁提督手下的舰长们胆小懦弱，再加上舰只数量不够，这都意味着灾难。这位勇猛却无能的司令官也明白这一点，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匆匆忙忙地让在中国政府里工作的勇敢而忠诚的外国人作为他的人力资源。没有冯·汉纳根先生、泰勒上校、麦吉芬上校、麦克卢尔上校和其他欧洲人的指挥就不可能对敌人形成有效的对抗，而就只会是一场可耻的彻底失败了。

冯·汉纳根先生在“高升”号沉船中侥幸逃生（7月25日）之后，被任命为丁提督的参谋长和顾问。8月，他从威海卫向李总督报告说，舰队缺炮弹，因此建议李总督下令天津机器局全速运送充足的炮弹来。但是炮弹没有现货，而斯图阿特先生和外国工作人员都没法提供所需的炮弹。9月，当舰队前进时平均每炮只有14颗炮弹，而里面装的都是练习时用的轻型的炸药。臭名昭著的张佩纶，也就是李鸿章的女婿，衙门里第一号“捞钱王”，这时正主管军械的供应部门。中国海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的巨额贪污，部分是因为那些纵容他贪污并分享赃物的军官们的贪生怕死。

战争爆发前两年，冯·汉纳根先生催促李鸿章批准订购克虏伯公司大量的重型炮弹，以期给“镇远”号和“定远”号两艘铁甲舰配备10英寸的大炮。但是订单从未被实行过，因为张佩纶不赞同在爆炸弹药上花钱，而他的朋友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三个舰长都同意他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弄清楚李鸿章对这种“节约”行为究竟是否知情，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于是中国的两艘铁甲舰于9月17日前去参加黄海海战了，两艘舰总共才只有三颗重型炮弹。在这三颗炮弹中，一颗由（克虏伯公司的）炮手指导员赫克夏发射，击中并且几乎是摧毁了日本的“松岛”号旗舰。如果能为这些重炮提供充足的炮弹，那么黄海海战的结果或许是有利于中国的，毕竟丁提督是一个斗士，他的大多数部下都是可靠的。但是战舰的大炮没有发挥一点作用，因为张佩纶的节约思想迫使他们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在小炮上使用那种不会爆炸的钢弹。因此我们可以精准地说黄海海战失败的原因是李鸿章女婿张佩纶的贪污腐败所致。

由于张佩纶在李鸿章的衙门里做事，李鸿章本人是推卸不了责任的。他不能假装不知道亲戚的坏名声，因为御史们的奏折里经常提到这个情况，但是李鸿章一直保护着他。四个月后，张佩纶因被控和一个日本特务有腐败交易，遭到了革职流放。(www.xing528.com)

在为战舰重炮订购弹药之前，黄海海战已经结束了一个月。炮弹被运送到中国的威海卫时已经为时已晚，因为舰队已经被敌人封锁，正在做着最后的抵抗。此外，这个据说是无敌的堡垒中，勇敢的丁提督发现由于总督的供给部门的无能和腐败，所以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无法完成防御任务。麦克卢尔上将和泰勒上校手下的几个忠实的欧洲人坚定地支持了他，但命运对他如此残酷，从日军包围海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灾难的结局。

在这个要塞里，104发炮弹中只有4发是填满了东西的，而其中只有1发填了火药，其他都是沙子。8英寸立体的阿姆斯特朗的观测镜被人偷去了，后膛也出了毛病。整个要塞乱成一团，山东巡抚急着要把自己的过失推到别人身上，所以和丁提督作对起来，而不是合作。这次围攻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塞里出现了许多个日军收买的叛徒；也许是一个或多个叛徒控告了丁提督，所以他在12月份时被迫交出指挥权，进京接受进一步的处罚。这个命令后来通过李鸿章的影响和丁汝昌手下所有的外国军官的强烈抗议而被取消了，这足以让这位勇敢的将领在应该得到鼓励和帮助时感到失望。

2月12日，丁汝昌的弹药用光时，他把炮台和港口交给了日军海军司令伊东上将，自己便在当日舍身成仁了。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刘公岛的指挥官，即李鸿章的亲戚张将军。在停止抵抗的前一天，丁汝昌还希望能从山东巡抚那里寻求援助，但希望破灭了。不仅如此，李鸿章还下令让丁提督在必要时刻放弃要塞，但要把他的舰队开往另一个港口。这个命令可能是由张佩纶或者总督衙门里的一个无赖草拟的，以期让这些好人的战败和死亡来填充他们的腰包。

李鸿章十分欣赏丁汝昌（他是一个和蔼忠诚的人），对于他的死而感到万分悲伤。李鸿章十分敬佩这位将领，说腐败和属下的背叛动摇了一切却动摇不了他坚定的心。伊东上将以他日本武士般的勇气和情感也十分欣赏这位不幸的对手，并把丁提督的尸体好好运到烟台。伊东遵照了东方人的习俗，在要塞被占领之前，不下一次地劝说丁提督放弃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的毫无希望的事业，但他被礼貌性地拒绝了。

由于威海卫的沦陷和丁提督的自杀，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李鸿章的陆军和海军已经不存在了。朝廷开始处置李鸿章的许多将领，因为这些将领表现地十分无能和怯弱。同时为了防止获胜的日本人进军京城，朝廷准备逃亡西安。李鸿章在灾难降临的时候总是沉着冷静的，他安排自己的可动资产从天津转移到安徽老家，并承担起新的任务，担任全权大使和谈判者前往日本去了。

这样，由于内部的腐败和混乱，这个曾让李总督感到自豪并成为其名声之源的海军以耻辱为结局，一切都化为泡影了。他多年来的努力就和在沙子上建造的大厦一样，在第一波的冲击下就倒塌了，因为这一切都没有以忠诚和爱国为坚定的基础。

中国陆军的溃败甚至更加彻底、更加迅速，但陆军的威望从来就没有赶得上海军。确实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它的无所作为几乎是社会接受的事情，所以对李鸿章和中国政府来说这种失败并不十分出人意料。李鸿章的外国雇佣军供应充足，薪饷很高，但它只是皇家的卫队，是给大家参观的仪仗队，只能用于宫廷的政变，或者刺激一下记者和外交官的想象力，让人留下中国认真备战的印象，实际上却是一种异国风情的结果，给人一种纯粹的地方性和非典型性的舞台印象。在重组军队方面，李鸿章和其他总督所做的断断续续的努力，就好像是在穿破了的旧衣服上反复打补丁。密吉先生曾有幸看到了李总督管理机构的运作情况，对此他做了一番描述：

“军事设施一成不变。正规军没有组编，只是组建了一系列的地方军队，而且这些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也不受中央调配，外国教官的权力被限定在教学范围之内，并且要听命于他们的学生，他们自己没有一点权力。他们可以训练士兵，但大部分的军官却不去参加阅兵场上单调乏味的训练。少数一些已经获得欧洲军事教育的军官和外国教官一样，都无法说服他们完全无知的领导。所以那些最荒唐可笑的陋习不是慢慢影响，而是迅速地涌进了每个营房、每个学校，把科学的教学变成为空虚的滑稽剧。”

关于陆军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况，也和海军一样存在着官员无能和不忠的现象。地方当局都在各出各的牌，直隶省也是一样，只想获得合同的好处和利益，根本不在乎材料和设备的配套供给。既没有制度也没有中央的监管，所以地方当局甚至下属的官员们在购置任何一种武器和弹药时都相互竞争。同样地，各省兵工厂购买的机械设备和材料都成了主管官员谋求发财的途径，而且用不着和其他兵工厂和京城方面沟通；所以最后买来了大量根本没有用处的弹药，结果给那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却使用这些弹药的人带来了危险，因为当局从来没指望有人会使用这些东西。

在天津，就如同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一样，主管军事供给的官员只顾及如何从军火合同中获得巨额回扣；到处都有德国的、奥地利的和日本的代理商给他们提供过时的武器和填了沙子的炮弹，价格方面当然会让双方感到满意。这种腐败情况在1894年暴露之后还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由于战争赔款而使得官员们常规的财源减少了，他们更是不计后果地我行我素，军火交易随着他们的需求和贪欲的增加而繁盛起来。直隶和往常一样，走在各省之前用国家越来越少的信誉作为抵押，大量购买不同种类的大炮和步枪。所以仅仅在天津制造局的西局，联军就在1900年发现并查封了大约200万两银子的、且还未使用的战争物资，这些东西被买来不是为了军队的需要，而是为了官员们从中捞到好处。

与法国交战时，李鸿章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不是军事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和其结果时，李鸿章总体而言是让人知道，法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广西巡抚对战争技术的一无所知，也即是在暗示自己管理下的开明地区和那里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无疑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他精心策划的政策的启发，这个政策就是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有效的防御系统，那么就制造出强大的感觉。

1884年5月，李鸿章在天津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讨论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计划时，反复说到自己希望欧洲不要受到中法战争的误导而觉得中国不能够成功抵抗侵略。他暗示说，自己信任中国士兵的素质，所需要的就是组织、操练和优秀的军官。所有导致中国弊端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自治体制，由于这个体制，总督甚至是巡抚都是半独立状态，同时他们对军事一无所知。

李鸿章产生这些值得称道的想法是非常自然的，当时他正处在事业的关键期，他既要维持对慈禧太后的影响还要依靠极其保守人士的荒谬愚蠢以及自己按西方方法进行军事改革的合理性。1个月后，李鸿章和一位记者（即密吉先生）宣称，说那场战争的结果已经让世人弄清了局势，并让他和故意妨碍者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让“他的国人承认他是一个吸收了外国思想且知道以和为贵的国民精神的中国人”。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法战争的结局对李鸿章来说是有利的。同时，就长远来看，他努力减少法国从战争中获得的优势。他跟《泰晤士报》的记者保证：“尽管中国行动是软弱无力的，但对他来说，好像没有理由怀疑大清帝国能够创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管理良好的军队，以此防御欧洲人心中不灭的野心，甚至还能挽回从前的损失。”李鸿章的这些话就是想给海外制造一个尚有潜力的印象，在国内制造一个他是那个能发挥这种潜力的“强人”的印象。

但是在中国，公众人物的言行之间差距相当大，甚至超过了欧洲政党政治的欺骗性。李鸿章把越南北部战役的失败归因于广西巡抚的愚蠢和无知，也归因于中国政府不善用人的习惯。他谴责当时已经腐败的管理体系，说在治疗起作用之前必须换入健康新鲜的血液。这次李鸿章食言了，因为在1894年他任命的将领们不仅不是新鲜血液，还是腐败无能的老派官员，而文职中最重要的位子给了张佩纶和盛宫保这样的人。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多说1894年陆战中让人心痛的过程了。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们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日军发动战争留下余地，但表面上还要做出坚决抵抗的样子；天津的部队（从李鸿章的家乡安徽省招募来的）更关注从朝鲜打劫来的赃物，而不是如何与敌人交战。他们的指挥官是卫汝贵将军，此人是李鸿章身边的红人之一，他的无能和软弱经常受到御史们的弹劾，并于11月份被斩首。叶志超将军是李鸿章的提拔对象和保护对象，此人以叛变求和以及在平壤溃逃而臭名昭著。唯一英勇作战的部队是山东回民左宝贵指挥的，他和同僚的观念相反，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最后战死在沙场上。

旅顺的防卫任务交给了卫汝贵的兄弟卫汝成，此人同样胆小无能。和他合作的是文官龚照玙，当日本人包围要塞时，他逃往了烟台，但随后又被山东巡抚逼迫返回自己的岗位。在这些指挥者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根本无望进行防御。这个耗资巨大并被德国专家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大要塞几乎在第一波攻击中就沦陷了。要塞驻军和往常一样抢夺码头的财宝和商店，以及平民的财产，然后准备好逃亡。指挥港口防御的军官在切断了布雷区的金属线后也逃走了。大量的鱼雷和地雷没有被引燃过一颗。实际上，日本的小松将军在10月24日登陆金州或在两周后夺得大连港时，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日军进入旅顺港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煤炭和弹药，防御工事被暴露在外面，码头的机械设备也没有毁掉。

旅顺港是李鸿章最显著的成就，是他一直以来自豪之处，它短暂的命运和不光彩的结局只是有助于强调李鸿章在30年前就有机会宣布的事实，即没有能干和勇敢的领导人，中国的士兵就不会打仗，而官僚中产生不了这样的领导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阶级偏见比他的信念更为坚定，所以他并没有奉行这种想法。

在经过战败的羞辱和国人的愤怒后，李鸿章还是没有进行实际的军事改革。12月初，当垂头丧气的清政府在失败后向日本派遣和平使节、向欧洲列强求助时仍抱有一丝希望，指望出现一个奇迹般的政策能够挽回局面。怀着这样的期望，总理衙门请来了冯·汉纳根先生，让他出主意。他来到了京城，和恭亲王和庆亲王进行了协商，献上了自己已经制定好的方案。这份方案就是迅速组织一支10万人的大清帝国（不是地方性的）军队，让2000名外国军官指挥。

德璀琳先生出使日本一无所获，当时恰好从日本回来，在出席这次会议时给总理衙门那些年老的权贵提供了一些有关财政和行政改革的良好忠告。他说这些改革必须马上进行，因为它们是任何合理的军事计划取得长期成功的基本的重要前提。衙门里的满洲大臣对此深信不疑，打算通过冯·汉纳根先生的建议，但汉人大臣却一致地反对了这个计划。当李鸿章被咨询意见时，他也站在了反对者一边。在他的指引下，其忠诚的仆人盛宫保递交了另一个“更为节省”的计划。因为有关各方都很清楚原因，所以他提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3万人），并给他们配备更多的枪炮。

李鸿章的提议得到了朝廷和大多数汉人高官的支持。他们这一方不会进行任何花费巨大的建军计划，尤其是在那些开支必须得到外国人严格监管却又没有利润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冯·汉纳根参与的这件事是一个魔术般的计划，该计划通常由那些行骗的游侠骑士向李鸿章提出，并用从未使用过的计谋打败日本人，这就是张之洞等一些人鼓吹的却没有细节的那种陷阱。但这些人希望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授予两千名外国军官权力，让他们能够限制官僚们自古以来就有的贪污、随意授职和以权谋私的行为。

李鸿章，这个伟大的进步者，在这件事上变成了反动派的领袖。他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由外国人重组军队，意味着受制于人，尤其是在武器购买方面被他人控制。换句话说，虽然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满清官吏世袭的“回扣”权力。在李鸿章一个人身后，站着整个国家的官吏，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远胜过大清大清帝国的荣耀和安全。

当冯·汉纳根的建议最终被中国政府搁置时，李鸿章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头衔和荣誉，仅保留了属地的管辖权。他的老对手——湖南派的首领刘坤一，已经取代他被任命为中国海军和陆军的最高统帅。从所有表面现象来看，这个伟人落入了不幸；他的敌人们上门公开地嘲讽他。根据这些事实，密吉先生在辩解书里问到，李鸿章怎么能够制定并执行独立的反动军事政策，以及成功通过盛宫保来阻止冯·汉纳根的建议被采纳。显然合理的答案是，在他明显受屈辱的整个时期，他在幕后继续享有慈禧太后的保护，还有他的事业伙伴——李莲英，总是处在王权背后给予他不小的协助。

如果俄国没有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进行干涉，如果中国实际上已经被他鄙视的“倭人”夺取了大陆上的要塞和领土，如果李鸿章已经被要求对这些国耻做出解释的话，那么满洲人至少会努力采取一些类似冯·汉纳根建议过的严肃的军事改革计划以阻止崩溃的形势。但是一旦李鸿章成功完成“师夷制夷”的任务，日本将被迫退出旅顺港和威海卫——换句话说，战败的惩罚被无限期地免除——那么就连满洲亲王们也会打起精神，丢掉懊悔。于是人们大体上同意放弃了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很显然，中国可以暂时地喘口气，满清官吏的太阳还没有下山，李鸿章仍然能按他自己的想法利用机会去赚钱。

因此，当李鸿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时，他非常风光，他肯定知道在外国人的指导和控制下，重组中国军队的计划随着中国即将到来的险境就要被中止了。但他怀着平静的心情出发，他肯定当他回来的时候，北京和天津的局面仍会是老样子。那个时候会让他提出新计划，签订新协议，用新板条和泥灰修补官场伪装时的漏洞；旧事物可以被贴上新名字，新任务可以奉行旧习俗；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李鸿章的权力在若干年里都不会受到损害。

在此我们看到了李鸿章犬儒态度发挥到了极致，高高在上的权威的激情控制着他。他对国家的利益毫不关心，愿意放弃这么多年倡导的原则。所以在1894年大败后，李鸿章用大清帝国的未来命运为代价换取了他重新获得权力的计划。在这个事情上，和其他许多场合，他都是慈禧太后忠诚的追随者。

如果从欧洲人的观点看李鸿章的为官生涯，那么外国人不可能不把中国耻辱的失败和中国人民此后所遭遇不幸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李鸿章，即使到今天也还是这样的看法。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自己声称的信念不忠诚，对自己优越智慧的认识也不忠诚，因为他在知道不合理的基础上，还要去建立一个壮观而花费巨大的海军、陆军装备体系。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单受到了个人动机的驱使，而且同时希望让外国人产生一种中国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假象；此外他还遵守了本阶级的传统观念，觉得为国家服务首先是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但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遭到的谴责并不是因为他的方法不对，而是因为这些方法没有取得成功；当大多数国人考虑到他在公共服务方面值得赞扬的忠诚和成就时，就连这样的谴责也免除了。事实上，后人正在给予李鸿章那种他的同代人不曾给予他的公正评价。

中国人一般都不关心政治，他们把有关战争、和平、事务的管理交给官僚阶层。舆论经常以清朝的传统为一杆秤，来评价国家的大人物，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要看这些人是否忠于传统，如果他们奉行古老的方式去行事，那么他就会按照传统得到大家的认可。官僚阶层的贪污是可被接受的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场的过分夸耀和弄虚作假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李鸿章总体来说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统治的技巧就在于精心地编织一个骗局，制造一个幻觉以及做好利益的分配。

欧洲人从李鸿章身上看到或者是自以为是地看到了中国官僚中的变数，认为他是能够带领中国人走向繁荣的新摩西。但中国人自己却把他视为弄虚作假的高手以及政治柔道的大师。最重要的是把他当做一个儒家学者和圣人训诫的忠实信徒。木质枪、虎头盾，纸上谈兵——很多世纪以来，这些东西在中国舍不得花钱的尚武精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鸿章不过是让这些“老习惯”改编为一项新安排的，从而制造一些引人注目的舞台效果。

如果说李鸿章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用的所有策略和计谋都没被证明是无效的，如果说他最终九死一生才能逃过失败所受的惩罚，那么他能够运用纯粹的性格力量（或运气）重新获得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离开权力的过程中还被大清大清帝国的女老板、外国人甚至是他的敌人承认为大清帝国最伟大的人物。

无疑，在中国人心中，时间老人的妙手已经抹去了李鸿章失败的记忆。按照官僚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是一个几乎一直成功的范例，是按照严格的传统方式得到的成功，期间有趣地转向了异国现代主义的岔道。外国人认为李鸿章对海军的管理一直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话题；但是在京城，李鸿章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在一年前，海军部在一份报告中向已故的袁世凯总统提出了建议，说希望在京城建立一座纪念馆，专门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这些中国海军的创建人，以期让海军军官悼念这些政治家。这份报告遵照惯例记述了中国海军的成长历程，一般人或许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海军迄今为止都是一个持久和辉煌的成功。报告中说，在前清最黑暗、保守的时代，左宗棠看到了沿海防御的必要性；他建立了福州船政局，推荐沈葆桢担任总指挥。后者建立了一所船政学校，建造了八艘炮艇，这都是中国海军的发端。后来，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由于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海军才能继续成长……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话，就能看出这个报告并没能够很好地证明李鸿章作为建设者所具有的品质和才能，它只能证明在大清统治下的官僚身上的那些特征，这些人身上有着无限的装腔作势的能力，是袁世凯喜欢坚持的“没有中断过的古代传统的延续”，并在国民时期得以奉行。当内政部同意上述提议时，他们敏锐地发现这个纪念馆抑制海军军官的热情和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恰恰相反的是，因为国家处于危机关头，政府可以利用这个纪念馆尽力去鼓励海军的尚武精神。于是李鸿章的纪念馆实际上（或将要，如果建立的话）成了坚持官僚传统的纪念碑。李鸿章“游荡在黄泉之下”的灵魂知道在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那种传统的灵魂还在奉行着古老的方式前进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他肯定还会像在生前一样露出和蔼的笑容，而他的笑容正是为了这个事情的特有结局，即在表达友好敬意的表面之下，功利性的目的暴露了出来。

“因此，该部（指海军部）建议给海军部军官建造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弄个花园，其中种些花草灌木，让它变得更加吸引人。在公务之后，海军军官可以在此聚会，和朋友进行活动。花园里造一个纪念馆，在此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海军部将提供献祭以表示对这些中国海军创建者的缅怀之情。”

不知道李鸿章自己是否能够给自己找一块更加适合的地方来建造他的纪念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报告并不一定代表了当时中国有关李鸿章的普遍观点，因为袁世凯总统作为李鸿章的追随者，一定显示出对李鸿章的尊敬之情，所以要为这种祭祀行为安排一个适合的场所。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僚的传统。

如果我们不能同情这个传统，如果我们不能欣赏东方的“文化”体制，那么在这种制度下，文字早就不再和事实发生联系；如果我们因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没能把和这种文化形式相反的体制用于中国军事管理而以此谴责李鸿章，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在一代人的短暂时间里改造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阶级的传统。最后，让我们记住，中国的统治制度和掌握这种制度的阶级，是从儒家哲学中获得的知识，这比欧洲国家从基督教中获得的知识的时间要长很多。中国的制度建立在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所以密吉先生的说法很对，他说“他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力量所怀有的错误观念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就连折中的方法都没有用，其中一个必定永久地误解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