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任命钱崇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

图2－3 陆谟克堂（采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先后接管位于西直门外西郊公园内由刘慎谔领导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后接管位于文津街由胡先骕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将两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以前北平研究院植物所房舍为所址，而前静生所所址用作科学院院部，所有标本、图书、物品搬到平研院植物所。在吴征镒领导下进行两个机构合并，成立新所。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主要建筑是建于1933年的陆谟克堂，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与北平研究院出资兴建，“陆谟克堂”是以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之名而命名^[5]。这是一幢三层建筑，每层东西两侧各有14间办公室，共约500平方米，三层便有1 500平方米。中科院任命钱崇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但在合组之时，其在上海，尚未到任。实际主持者是副所长吴征镒，另有张肇骞、林镕协助，其后不久，此两位协助者也被任命为副所长。所内专家：静生所方面，除胡先骕外，还有张肇骞、唐进、汪发缵、夏纬琨、傅书遐以及不久之后归国的俞德浚；北平研究院植物所有林镕、匡可任、钟补求、夏纬瑛、郝景盛等。

1950年3月初，柳树刚露新绿，王文采接到调到植物分所通知后，毫无眷顾地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他说有些手续都没有办理，卷起铺盖就走了，可见其对师大之厌倦。王文采到植物所报到上班第一天，先在所长办公室拜见其老师林镕先生，恰巧简焯坡从科学院来到所里，林镕便问他，王文采的工资如何发？简焯坡说：大学毕业后工作算助理员，应发小米400斤。林镕说即按这个标准发。这与王文采在师大任助教的工资差不多，折合成后来人民币大约有五六十元。

图2－4 1950年春，王文采摄于植物分类研究所（王文采提供）

入所之后，王文采遵照胡先骕所嘱，研究紫草科。此时研究所为消弭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之间门户之见，吴征镒决定集体编写《河北植物志》，王文采即在此志中承担紫草科任务，另外还承担茜草科。为了编写此志，需要采集早春开花的植物标本，王文采也承担此项采集工作。当年4月初，即和真菌学家赵继鼎、标本馆管理员韩树金到房山县上方山采集，采到正在开花的槭叶铁线莲Clematis acerifolia、北京忍冬Lonicera pekinensis等植物。6月，王文采又和赵继鼎、标本馆的徐连旺到百花山采集。王文采在师大时，虽然自行到郊外采集标本，但那只是一种兴趣，并未遇见野外特殊情况，积累采集经验。此次采集，即遇见不曾遇见之问题。他说：

我们从周口店向西行到达百花山东南坡的史家营，在一个老乡家住下。第二天，在村庄附近的山地采集。第三天早上，我们离开史家营爬向山顶，并越过山顶，到北坡采集至下午，已不可能返回史家营，就在南坡的黄家坨住下。第四天，在北坡、南坡选了几个点采集，近傍晚时回到史家营。等我们回到住地，把前天在史家营一带山地所采的标本夹打开一看，糟糕了，标本出问题了。那时山中多雨，空气湿度大，标本在夹子里捂了近两天，变湿的草纸未能及时撤出，换入干纸，这使多数标本的颜色变黑，少数则开始发霉，标本质量大受影响。工作结束回到所里，我没有想到吴征镒先生马上来看我们采的标本。看到这些标本，他对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从这次得到的教训，使我在以后的采集工作中牢记压制标本及时换纸的重要性，再也未犯类似的错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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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1950年7月，王文采在秦皇岛沿海盐碱地区考察时合影（左起侯学煜、王文采、韩树金。王文采提供）

9月，黎盛臣、汤彦承、冯家文新自大学毕业，分配到植物所工作，王文采又和他们及真菌学家杨作民再次到百花山采集。第二年4月下旬，与生态室的李世英以及赵继鼎、冯家文四人到小五台山采集，采得正在开花的银莲花Anemone cathayensis、五福花Adoxa moschatellina、胭脂花Primula maximowiczii等。1951年9月，与标本馆的张敬、植物园的张福寿到密云县雾灵山、兴隆县六里坪子采集。张福寿在此次考察中采到大量种子，返回北京后得到植物园主任俞德浚的表扬。

在王文采入植物所之初，主要为《河北植物志》编写采集标本。此后，该书编写不了了之，未能见到应有之成绩。在此期间，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于1950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王文采被植物所派出担任会议工作人员，为大会服务。会后，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和植物分类研究所利用京外一些植物分类学家来京参加该会之机，并邀请北京一些高校生物系教授，于8月26日至9月1日在文津街3号科学院院部，联合召开植物分类学专门会议。出席会议共有38人，京外主要有南京大学之耿以礼、四川大学之方文培、中山大学之蒋英、金陵大学之陈嵘、西北植物所之王振华以及已去哈尔滨农学院之刘慎谔。钱崇澍恰于此时由复旦大学移驾植物分类所，除参加代表大会外，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方针及计划，将编纂《中国植物志》这项总目标交由会议讨论。这两次会议，使王文采见到许多中国科学界的精英，让其看到中国植物学事业整体风貌，结识京外一些专家，亲接光仪，并知悉中国植物学主要任务是编纂《中国植物志》。其后，王文采研究工作在前辈指导之下，即围绕此而展开，大多时光付之于此。

图2－6　1950年，王文采（左）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会务工作期间，与齐钟彦（中）、王宗训（右）在清华大学合影（王文采提供）

图2－7　1950年8月，解放后第一次植物分类学学术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组织召开，参加会议人员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前静生所所址）楼前合影（左起，前排黎盛臣、汤彦承、关克俭、杨作民、王文采、韩树金、徐连旺、王宗训；二排吕烈英、冯家文、赵继鼎、简焯坡、马毓泉、王富全；三排郑万钧、张肇骞、夏纬瑛、耿以礼、汪振儒、唐进、胡先骕、王振华、方文培、刘慎谔、林镕、郝景盛；四排夏纬琨、蒋英、傅书遐、匡可任、吴征镒、汪发缵。采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