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陈焕镛南下采集植物标本

陈焕镛南下之后，即开展植物标本采集，主要采集地点在香港。入中山大学之后，也曾派黄季庄、蒋英等分别往云浮山、广州、英德等地作小规模之采集。1928年植物研究室成立后，采集工作主要由蒋英、左景烈担任，采集地点为鼎湖山、高州、罗浮山、乐昌等地。扩充为植物研究所后，人员增加，主要采集人员有陈念劬、左景烈、侯宽昭、高锡朋、黄志、梁向日等，进入大规模采集阶段。为此，陈焕镛以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所受之训练，及在海南采集所得经验，制定统一采集方法，传授给每一位采集员，以求采到高质量之标本。因为高质量标本，为日后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其制定的方法为：

凡与植物分类研究上有关系之植物各部分，皆须采集，故同一树之芽、花果及种子等，皆须制成标本，始得谓为完全之研究材料。如为乔木，更需采集其树皮之一部分或木材标本，以供研究；又采集时如遇开花之植物，则除制成标本外，并须另采鲜花若干，以福尔麻林药液（Formaldehyde Solution）保存之，俾将来研究时．减去解剖上之困难；此外则关于性状环境等之记载，须详述之，而于植物之土名，尤须注意。^[41]

采集方法制定之后，即制定详尽采集计划。植物所建立之目的是编纂《广东植物志》，故以广东全境为采集范围。欲将此区域植物作详尽采集，陈焕镛根据广东山川河流走势，划分为若干区域，其计划如下：

本所为求采集详尽，而无顾此失彼之弊，特将本省本部诸地，依其山脉河流地势，划为四大区，组织采集队四，每队担任一区之工作，常年往来于其所担任之区域内，循环采集。第一年各队就其各该区域内作试探采集，将各区内森林丰富之地，调查清楚，作为采集中心地。然后于第二年开始详细采集，每区每一采集地点，一年中至少须经过两次，以求得完全之材料。除本部四区外，另一特别区，即海南岛是。该岛地居热带，植物丰富，惟交通不便，故特拟于第三年全年于该岛作详细采集，全省各地，依此程序采集后，研究材料之搜罗，必甚完备，惟虑仍有遗漏，再于第四年补行缜密小规模采集，就路途不便，或因地方治安不宁，而未经采集之地，或材料收罗不完全之地，补行采集，务求采集至详至尽，而无万一遗漏。^[42]

该项采集计划制定于1929年，其实施每年预算需要14 000元，而农科当年只能核准6 320元。受经费限制，且各地治安不靖，交通梗阻，计划中派出四支采集队，第一年仅派出二支，故未能按预期进行。至1930年底，农林植物研究所已登记之腊叶标本仅有15 514号，此外尚有液浸花标本385号、种子标本249号、木材标本75号、木材切片232号；未登记者：有腊叶标本15 000余号、液浸花标本约100号、木材标本约200号、种子标本约150号。

1931年，社会治安有所好转，又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资助，采集范围渐为扩大，成绩亦有增加。

是年所组采集队凡四，采集次数凡十，盖类多长期采集，故次数较少耳。其采得标本除于本年三月间出发信宜及海南岛作长期有系统之采集，尚未结束回所，不克计入外，统共得标本五千余号，约五万份，至采集地点则有广州附近、北江瑶山、温塘山、滑水山、信宜、潮州、云浮、罗浮山等地，而以海南岛及北江瑶山、温塘山为采集中心。^[43]

此时赴海南岛采集，距陈焕镛1919年去海南岛已过去十余年，应该说采集经验、野外设备均好于十多年前，但所遇还是甚为艰难，依然具有冒险性质。且看1933年陈焕镛写《农林植物研究所最近之工作报告》载海南岛采集情况：“初第一队于去年（1932）二月开始工作，惟因队员均罹疾病，且死一雇员，迫不得已于六月回所调养；而第二队遂于七月继续前队工作，连续九阅月，复死一雇员，故由所另行派员替代该队员回所调养；而第三队亦整装待发，一俟有船，即行出发替代第二队工作”。^[44]不到一年即病殁2人，即便如此，还是前仆后继，一如既往。如此坚定不移，实因海南植物具重要研究意义，1919年陈焕镛采集标本被毁，其后虽有岭南大学前往，成绩优异，但所采还是有许多遗漏区域，植物所此番全面采集，还有新发现。第二队赴海南采集之领队系左景烈，其于旅途写有《海南采集记》，所记甚详，读来饶有趣味。此行采集主要目的地为五指山，兹录其中登五指山一段：

吾人在番亦村布置妥当后，即分途出发往五指山探路，因该山面积甚大，平时村人仅就山麓斩伐，鲜有上山者，故无路可通。吾人试向大指峰奋力开路而上，然终未能得一相当之处能上下便利者。此开路之工作进行约一星期后，吾人始发现一处，不但地势上下便利，且有时亦有伐木旧路可循，因即决定于是处向上开路，以求能达到大指峰顶。复经四日之开路工程，于是吾人预计距离约再有一日之努力，即可到达。乃于十月廿八日，全体于晨三时起床，饱餐外，并带煮就之饭，以备在山充饥，且各人预带手电一支，以备归途天黑时之用。于是急促出发，行至十一时，始到达前斩之路尽处，乃命工人继续向上开路，至十二时半，复饱餐带去之饭，休息片刻更猛勇前进，其时路极崎岖，直至下午二时，方见峰顶之石壁。于是各人勇气倍增，二时半至石壁下，忽发现竹林丛中，有藤箱一只，及洋毯一包。吾人极惊异，以山顶既无路，何来此物，且此等物亦决非黎人所有，当非本地人遗留者。乃发而视之，箱内有黑色橡皮布一大方，似为席地而卧之用者；香枝一束，似为引火之用者；又干粮一包，已腐烂发恶臭；毯包内有黄料布学生装衣服一套，德文报纸一束，清水一瓶（三星牌白兰地酒瓶），罐头一个。衣服初视之甚完整，然触之即破，盖已霉烂矣。启罐头视之，似系牛乳。各物皆已霉烂，惟衣扣系铜质者，尚完好，余乃取之，用作此行之纪念。三时，乃攀石壁而上，石壁四周，皆生短竹，故可攀援而上。三时半，始达其顶，此即大指峰之顶也。该峰海拔五千三百八十五呎。石顶仍丛生树木，余等攀登一五叶松（Pinus Morrisoncola Hayata）之树顶，以便瞭望四方。其时适值云层开展，乃得俯览全山形势。离大指峰不远，即第二指峰。该峰似高于大指约五百呎，其余三、四、五指，乃不及大指峰之半，然全山皆重峦迭翠。至四时半云层又合。乃于松顶树旗一面，以为下山后之验证，并于松旁架枯枝一堆，燃之以为峰火，以示吾人已达山顶之意。然后循原路而返，落至半山时，天即昏暗，然森林内已黑不能见物，乃燃手电继续降落，而路又崎岖，直至八时始到家。于是沾酒杀鹅为晚餐，以酬全队一日之劳。

其后数日，吾人仍继续此路向上开辟，拟再登二指峰顶，然后依次将其余数指开辟。不幸天又下雨，连绵不息，工作又因之停顿。且山水暴发，水满与同甲间之交通为之阻隔，标本既不能送出，粮食之接济，亦将发生问题。如是者直至十一月五日，天始放晴，然不能入深山工作，因天雨过久，山水未退，多数山涧，无法涉过，同时山路泥泞，攀拨而上，颇为危险。故仅能就附近之山林工作，以待时日。以后连日又阴雨无定，无法工作，吾人实苦闷之极。初本拟于天晴时，上大指峰侧露宿，以便进行开辟二指峰之工作。乃因天雨，此计划尚未实现，而水满黎人与凡阳侾人发生械斗之事，死亡人命十余，侾人之被俘者三人。水满黎人恐侾人大队前来报复，日夕防范，男女皆辍工于野，男则终日荷枪防守路口，女则住家预备粮食，及制造土火药。夜间金鼓时闻，卧不安枕，如是者数日夜，吾人亦为之不安，恐彼等之事不解决，吾人亦难以安心工作。因若上山，则恐事变发生时，无人照应物件行李，在家则又恐受池鱼之殃，况彼等每逢械斗之事，双方多相打不让，何时能解决，实难预料。因此吾人经一番考虑，决计暂退回同甲，将该处所余工作未完之地，加以采集，然后入居毛尚岭工作。将来有机会时再入水满继续工作。此计既决，乃于十一月十三日，退回同甲。

吾人住水满有月余，故与黎人相处颇熟，行时，哨官全家皆送行。彼及其妻一再谓如无贼时，当遣人告知，可再来住，谁谓黎人野蛮不易处哉。其时天气清朗，五指山之大指峰又显露其真面目，似亦与吾人送别者。乃为之再摄一影，以留纪念。^[45]

至1933年，植物所历年所采标本共计31 836号，仅是年所得即8 930号。关于所得标本之特色，《第一次五年报告》有深入之分析，此节录如次：

本所自成立以迄廿三年二月，数年之间，采集队之足迹，已遍全省面积五分之三，地点则以北江及省港为多，而南路及西江流域次之，东江流域则以年来治安不靖，除罗浮山曾采集多次外，其上流以及韩江之凤凰山等地，仅作一次之试探采集。特别区之海南岛，已作四次之长期及三次之零碎采集。

中国南部标准植物发明地，以香港、罗浮山、鼎湖山，以及清远之飞来寺等地最为重要。查我国植物之最初采集研究，大多为外国学者代庖，洵至标准标本，多存于国外著名植物研究机构中，致现在我国研究植物学者，苦于原种标准标本之难得，然若能于原种发明地采得同种植物，与原种说明，若和符节，是其价值直与原种标本无异，此本所之所以数数遣采集队前往上述诸地采集也。^[46]

在野外历尽千辛万苦所采之标本，运回之后，经过修剪、装订，在野外记录之上，再作登记，贴标签，鉴定种类，然后按系统排列，入柜收藏。这也是一套严格管理程序。标本经不同专家鉴定，均留下专家笔迹。初学者鉴定标本，必须经专家复核后，才能贴上标签。记有采集人、采集号、采集时间、采集地点、学名、土名等。若标本被专家引用，文章发表之后，则在该标本标签上注明文献出处，便于后人参考。何椿年做这样工作十余年，1952年时他说：

我过去在植物所工作，是在标本室内整理标本，查阅英美等国出版的杂志，检出提及我所标本室某号标本，一方面将该杂志对该标本的叙述，用打字机打出来，贴在该标本上，以供参考；同时，还要用小标签，说明该标本在某杂志几卷几期几页提及过，以为这样便可加强某标本的确定性，增加该标本的价值。^[47]由此可知，农林植物所之标本从采集到入藏，经过严密程序，其学术价值甚高，为中外学者所称誉。

1935年采集，于7月加派钟济新、李耀至北江乳源、瑶山一带，采集成绩以湖南与广东交界之坪石埠及湖南宜章县附近之梯下村为最佳。是年，岭南大学采集员刘心祈改任植物所采集员，于7月出发赴翁源采集。海南采集队仍由侯宽昭主持，3月在万宁、陵水、兴隆一带工作。

1936年采集仍然是大举进行，在广东采集者，一为蒋英之乐昌，一为蒋英、侯宽昭之罗浮山，一为侯宽昭之乐昌、肇庆、清远等地，一为邓良之连州河流地区，一为李耀之乳源、乐昌。在海南采集者，改由刘心祈担任，继续此前未尽之工作。该年在岛之西北部，临高儋县而进，转入五指山，后又自五指山退出，而在昌江、感恩、乐东等地，最后沿嘉积河而上，入保亭之太平峒。此次在海南工作约十阅月，得标本2 500余号。再则为贵州采集，由邓世纬担任。拟以3年为期，全面调查贵州植物，此为第一年，以贞丰为中心，旁及贵州西南各县。采集进行至盛夏酷暑时期，并有很好成绩传来，然而不久该采集队却遭遇不幸。(www.xing528.com)

野外采集，如同探险，面临种种危险，甚至危及生命。故出发之前，须作充分准备，采集者首先自身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还要携带野外设备、必要药品等。除此之外，农林植物所还请学校开具公函，以便与当地政府接洽，请予保护。但是，还是有不可预料之险情发生，前述海南岛采集，即先后病逝2名工友。在民国时期其他机构动植物调查中，还有中央大学生物系陈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陈长年等在野外采集时，不幸遇难。而1936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邓世纬等一行7人一同罹难，则是民国时期最大之野外采集事故。

邓世纬，贵州清镇人。1930年4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以蒋英为团长的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调查团初到贵阳，与省府有关机构联络，取得当地政府保护。省教育厅亦有采集研究本省动植物之意向，组织成立贵州省博物馆，遂派邓世纬等2名中学生随队采集。第二年采集结束，邓世纬又被派赴南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组随蒋英学习2年，参与标本室管理及野外采集工作。学习期满，1935年返贵州，任安顺府志局调查员，调查安顺附近各县植物。是时蒋英已转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故邓世纬所得标本均寄往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所采新异品种颇多，经研究发表有夹竹桃科新种Trachelospermum Tenax，萝藦科新种Tylophora Tengii。1936年农林植物所与贵州省合作进行贵州植物采集，聘邓世纬为采集员。贵州省每年补助500元，以3年为期。^[48]然而此后未久即遭不测。《中国植物学杂志》对其遇难有一则报道，甚为详细，转录如下：

二十五年春，（邓世纬）受聘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贵州调查员，负三年调查之责。首在黔中贵阳、龙里等县调查，第一批标本业已到粤，佳品比之去年更多。原定由都匀着手南下至独山等处，后以受军事影响，遂返贵阳。即扩大组织黔贵交界之贞丰采集队，以邓君为队长，杨昌汉、黄孜文为助理，徐方才等四人为技工，于八月二十三日启程前往，深入该县山林最密之区王母、者象、百层河一带。该处夏秋之交，盛行时疫，俗称瘴疠。十月十三日先死助理杨昌汉、技工徐方才，是时邓君尚将渠等棺木运回，嗣亦染病，至十七日，与助手黄孜文相继病亡，余三人亦病亡。^[49]

一次死亡7人，在民国时期科学考察中未有如此惨烈者，噩耗传出，中国植物学界无不恸声哀悼。农林植物所更是立即派黄志、陈少卿赴黔办理善后，并再次组团去贵州采集，以完成3年调查之工作，可见探索科学之决心。但为时未久，抗战爆发，采集中断。其后为纪念邓世纬，陈焕镛将苦苣苔科黔苣苔属之单种命名为世纬苣苔（Tengia ScopulorumChun）。

图2－13　陈少卿

在农林植物所，以采集而享有盛誉者当属陈少卿。陈少卿（1911—1987），贵州桐梓人。出身贫寒，仅小学文化程度。陈少卿与邓世纬一样，亦为蒋英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时，组织贵州生物采集团，在贵州桐梓采集时招募入团，开始从事植物采集。据其本人所述被选中经过，略有戏剧性。他说：

有一天，我听说南京来了一些采花的人，住在武庙，我就跑去看，真的不错。里面有黄志和一个姓彭的工人，那天没有看到蒋英，听说出去采集了。当时黄志在换标本纸，工作很忙，黄志叫我帮他们烤纸。过了一天，蒋英问我在县城附近哪里森林最大，要我带他们去。第二天，我就带他们去木山采集了。后来，蒋英叫我找一间店铺做担保，我就找到一个开酒店的李正华。就这样参加他们的调查工作。^[50]

贵州工作结束，陈少卿随蒋英往南京，作为博物馆采集员，后曾往江西、云南采集。蒋英自博物馆调往农林植物研究所后，博物馆之采集工作遂告中断，陈少卿无所事事，去函蒋英，希望继续从事采集工作，遂于1936年12月招至广州，加入植物所。陈少卿在植物所采得大量植物标本，成为华南采集第一人。1951年入所之陈德昭，后曾任植物分类研究室主任，2009年撰文回忆往事，对陈少卿有这样的回忆：

（我）进所时，陈少卿已是从事这项工作20多年的资深采集员，他10多岁开始，在贵州跟随蒋英先生采集，一直坚持野外工作。凭着自己丰富的野外经验，他摸索出一套认识植物的独特方法来，如冬青科的叶子拉断时有丝；芸香科的叶子在阳光的投射下可见油点；一些科的叶子揉之有香气；豆科某些属如决明属（Cassia）叶柄和叶轴上有腺体（他称之为“眼睛”）；咬开种子以辨认其科属。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也跟他学到了一些野外鉴别植物的方法。^[51]

农林植物所从事采集人员甚多，且多有成就，只是不少人员在抗战胜利后先后离开研究所，笔者在著述本书时，难以觅得他们的相关材料，甚至生卒年月皆有不知，何况其他。仅于黄志得少许生平材料，略而言之。黄志，原名黄荣焜，1931年改名黄志，系广东省云浮县人。1927年为中山大学理学院技助，1928年改任中大农学院农林植物室技助，盖随陈焕镛一起自理学院转入农学院。1938年1月，未随植物所往香港而解职。1930年黄荣焜曾借用至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该馆采集员，左景烈来所后，采集事业渐次展开，人员不敷分配，乃将其调回。

关于农林植物研究所采集成绩，华南植物园在2009年纪念成立80周年时，胡启明、曾飞燕撰写该园《采集历史》一文，其中于1949年之前采集情形，作如下统计：

1949年前我所进行大量采集工作的人员有：辛树帜（约9 000号）、蒋英（5 600余号）、左景烈（3 300余号）、侯宽昭（4 700余号）、张宏达（2 400余号）、高锡朋（6 300余号）、刘心祈（5 800余号）、陈念劬（4 800余号）、梁向日（约10 000号）、黄志（14 000余号）、刘瑛光（3 000余号）、陈少卿（18 700余号），为我所标本馆奠定了雄厚基础。^[52]

这份数据是根据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所藏标本统计而来，洵为准确。但需要指出者，辛树帜属于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其所采标本原属生物系，抗战期间归并到植物所，关于此将在下章记述。

植物所不仅有腊叶标本，还有以防腐剂福尔马林所浸之液浸标本。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采之花果，皆难永久保存，以福尔马林浸泡，可保持花果采集之时原状，借此可解决一些研究之困难。至抗战之前，共收集有2 871樽。如此大规模储藏，实为国内创举。

图2－14　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室液浸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