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标本交换与种子增加

所址 中大成立时，农科所属房屋系沿用前农专时期校舍，设备简陋，且不敷应用，地址在东山石马岗。起先农科仅有“一列楼房，分隔成十余大间，所有办公厅、教室、化验室、农具室、图书室、蚕桑室等，都在一处”。其后“加建一座水泥大楼，作为图书馆、教室、饭堂、植物研究所、稻作研究所之用”。^[16]在该幢建筑之中，植物研究所也仅有办公室一间、标本室一间。标本室放置标本柜16副，也作办公之用，故拥挤不堪。其后，采集标本日多，又添置标本柜，即侵占邻近之实验室、教室。再其后，商之农科主任，将三楼林学系办公室迁出，整个三楼全作标本室。

图2－4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在石马岗所址

1932年2月邹鲁重掌中山大学，在石牌建筑新校区，经过几年经营，规模宏大之建筑渐次落成，美轮美奂。1934年农学院迁往石牌，原先石马岗房舍则全由植物所使用。但是，为时未久，1935年11月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向中大征收石马岗建筑，作为明德社开办学海书院之用，得校长邹鲁同意，决定将农林植物所迁往法政路先前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及其他房舍。是时，中大附中、附小拨归广东省办理，迁出之后，留下校舍尚未安排。在植物所筹备搬运之时，农学院院长邓植仪曾向学校报告：“校长命迁往法政路本校附中图书馆”，植物所物品共计有75车之多。^[17]1936年1月13日，明德社社长陈维周致函邹鲁，再次洽谈商借植物所房屋，2月，植物所遂全部迁入法政路。中大允诺，以法政路作为所址只是过渡，计划出资32万元，另兴建一幢三层楼房作永久所址。

法政路系先前广东省法政专科学校设于此而得名，该校并入广东大学后，即在原校址上开办附属中学。其图书馆建于1930年，由广东台山华侨戴满卿捐资5 000元兴建，国民政府曾予戴满卿以嘉奖。关于此幢建筑，农林植物所档案文献中几乎没有文字记录，仅有一张植物所迁入之后“地下平面图”。^[18]但中大附中毕业之学生回忆文章中，有言及该校图书馆者，从中或可知悉该幢建筑之一般情形：

附中图书馆大楼，洒金大字镌着“卿满图书馆”，据说是海外华侨戴卿满先生捐建的，楼高三层，罗马宫廷式的外形。进门处四条大柱，楼下是阅览大厅，宽畅明亮，报刊架上罗列丰富。大厅另一头是图书目录卡抽屉，同学凭借书证填借书单，可向图书馆管理员办理借书手续。书库在楼上，借书单通过一个电动的小型升降机上达书库，书库有人按单把书检出仍由升降机送下。那时我们固然为了能够读到自己想读的书而产生快意，也因管理手续和输送机出神。^[19]

图2－5①　农林植物研究所在法政路所址

图书馆建筑改作植物研究所，改变使用性质，违背戴满卿捐资初衷，原因是广东省政府之霸道，而农林植物所则甚为无奈。其后，中大允诺建筑新址未能兑现，而该幢建筑，在社会动荡之中，还曾多次被权势者所占用，致使农林植

广州市法政路植物研究所地下平面图

注：图中每一方格代表一个标本柜。

物所搬迁不断。据陈忠毅先生告知笔者，植物所老人回忆云，法政路所址建筑为两层，不是三层，从照片看，也是两层建筑，或者上引中大附中学生回忆有误。

标本室　标本室建立之初，即分为广东植物标本室和世界植物标本室。凡在广东采得之标本，单独储存，为研究广东植物，编写《广东植物志》提供便利；而其他各省以及国外之标本，则另行储存，以作一般研究之参考。世界植物标本主要是通过与国内外生物学研究机构、博物馆及各大学生物系标本室等交换而来。国内计有：静生生物调查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岭南大学等；国外计有：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农科、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院、美国纽约植物园、德国柏林博物院、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院、印尼爪哇植物园、菲律宾科学院、台湾森林局、台湾帝国大学等。除标本交换外，还与国外一些植物园进行种子交换，在农林植物所标本园建设之前，交换而来种子均送至广州市立植物园种植，以增加该园种类。

对于中国华南植物之研究，建所之初，陈焕镛也并非专家，而以美国加州大学之梅尔和阿诺德树木园之专家为权威，遂与他们合作，寄出标本交换之同时，还寄一些普通标本，请予定名。若有新植物，则由梅尔与陈焕镛共同发表。1930年陈焕镛借赴英国出席世界植物学大会之机，携3 000余号标本，在邱皇家植物园研究数月，借助该园标本和图书，将这些标本定名。

图2－6　农林植物所在石马岗时期，标本室员工在装订标本

植物所还将一些专科标本寄给一些专家，寻求鉴定。如蕨类植物寄给静生生物调查所之秦仁昌，禾本科寄给美国农部之喜治可克、中央大学之耿以礼，木兰科寄给英国之恩第，石南科^[20]寄给英国之司密斯，防己科寄给笛尔斯，樱草科^[21]寄给韩马迪，蓼科寄给史德蔚，紫金牛科寄给华克。大多寄往国外，实是国内植物学研究起步未久，专家尚未形成。

1933年11月11日为中山大学自广东大学成立以来九周年纪念，全校特举办展览庆祝。农林植物所虽然成立仅几年，因其已获得珍贵标本，还是展出丰富展品。中大农学院之《农声》对此有记载：

该所出品陈列于第七室，与林学系共陈列于农学院礼堂，其面积占第七展览室之半，其展览内容：1．采集工作情形，油画表示野外工作，颇为逼肖；2．植物标本采集用具；3．植物标本；4．木材标本；5．木材显微镜；6．交换得来世界各地植物标本；7．木材切片机及其应用药品；8．显微镜摄影机；9．该所出版物参考标本及其出版物；10．鲜花开花及粉木；11．植物液浸标本、图谱。就中以其植物标本分门别类，依其用途陈列，使一般人士认识不少，而其图谱彩色艳丽，有如生者，颇受各界赞赏，而尤以其著述参考材料标本及出版物与用该所标本交换得来之世界各地标本最有科学上之贡献，而其陈列有一贯之科学精神，尤为特色。^[22]

图2－7　为庆祝建校九周年，农林植物研究所展出的植物标本

从所列展品可知甚为简陋，但从展览现场照片可知，大多展品还是腊叶标本，参观者借此了解植物丰富，尤其可以看见国外所产植物，更是新鲜。展览为科普工作，植物所对此也向为重视，凡于植物有兴趣者，还可到所参观学习。1929年12月，有美国大学生组团来广东，往岭南大学，其中有数人欲研究中国植物，岭南大学以农林植物所设备完备，标本丰富，而陈焕镛又为中国著名植物学家，特介绍来所上课，受到陈焕镛接待，植物所同人为之授课8周。其后，设置植物标本园，更有向学生和社会普及植物学知识之目的，受其教育熏陶者无数。(www.xing528.com)

图书室　图书室在植物研究室时虽已设立，然书籍数量有限，仅有3具书架，陈列尚不能满。扩建为研究所后，渐渐发展，随时添置，至1933年，有书架10具，图书、期刊已有2 700余册。其来源有四：一为植物所订购，由中山大学图书馆经手购入，并登记、编号，再由植物所借用者；二为陈焕镛私人收藏，借于植物所者；三为植物所出版《中山专刊》期刊，与国内外研究机构交换而得者；四则以植物所采集标本，与国外研究机构交换者。植物所成立未久，其图书收藏即颇丰富，其中关于华南植物之参考文献较国内其他植物所均为完备，重要书刊有：恩格勒氏年报，全套60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之《植物杂志》，邱皇家植物园之彭霍二氏《植物图谱》和该园《汇报》等。

图2－8　农林植物研究所在石马岗时期的图书室

尤其值得记述的是1930年陈焕镛出席第五届世界植物学大会，出访欧洲，所到之处，随地购置，或有相关机关及私人赠予，梅尔曾资助陈焕镛500美金，用于购书。此行所得，甚为丰富。1931年陈焕镛在一次给中山大学学生演讲时，讲到图书之于研究的重要，而得到所需要之图书又是非常困难，其云：

研究植物，不能“尽信书”，但也不能“无书”。不过，欲得善本，却谈何容易？一方面，因许多分类学上书本，经绝版多年，或孤本留存甚少，虽有金钱而无从购置。他方面，虽有书可购，但定价多昂贵异常，以生产力落后的中国而言，几无广事购取的能力。举例来说：当去年出席世界植物学大会，在伦敦旧书肆中，偶尔看见前英国水师提督Beaehy著Botany of Beecheys Voyage一书，其中对于中国植物的图说，大有可资参证价值。但一问它的代价，竟索要至五十磅之昂，以每磅英金折合中国大洋约二十元计，则需要一千元以上，才可购得。当时碍于经济能力，欲购无从，颇费踌躇。后来特设法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借出一本，雇人绘制书里的图，和用打字机打出书里关于叙述中国植物一部分文字（约三百页），各摄印三份，一共费去英金八磅。现藏于广州、南京及北平三处。^[23]

植物所之图书如同植物研究所所采标本一样，均为植物分类学重要参考资料，得来均为不易，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存这些资料颇费周折。此后，陈焕镛私有图书，均赠予植物所，但已是1950年代，植物所已改隶于中国科学院，为此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还给陈焕镛以嘉奖。

植物标本园　植物分类学家探明植物种类、分布状况、经济用途等，除了依靠在野外采集到的腊叶标本，还需要对活植物进行观察，一是为获得有经济价值之野生植物繁殖方法；二是将野生植物掘回栽培，待其开花结果，采得完善之标本及增加对标本全面记录；三是通过是法，保存稀有野生植物。因此，在西方国家，随着植物分类学兴起，即有植物园之兴建，更有将植物园作为研究植物分类学之研究机构。当然，植物园还有其他功能，如激发民众对自然之热爱，引种推广有用种类，不一而足。陈焕镛就读于美国纽约农学院时，即养成勤于动手，培植植物之习惯；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时，更是对植物园建设有深刻理解。回国之后，建设植物园当为其兴趣所在。

在陈焕镛未来中山大学之前，中大理科即有设置动植物园之计划，时在1927年。该计划云：“大学委员会及动植物两系各教授，以广东地近热带，动植物丰富，宜在越秀山速建中山大学植物园，拨款进行。复派黎国昌、邰重魁、林乔年三教授前往市厅请其加拨巨款协助进行。而市厅亦极愿意，经已约定邰、林两教授，及工程师等前往测量，估价建筑，大致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温室、石洞、石山、水池、鸟房、兽室，在平地上复多分植物区域等，将来可成为世界有名之热带生物园，其影响于科学界者必大也。”^[24]由此可知，该项计划，系与广州市政府合作，并得到支持。广州市政府基于对民众之教育，同意在越秀山建立动植物园。不知何故，该项计划并未组织实施。陈焕镛在农科成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后，广州市政府将该项计划转请农林植物所给予援手，陈焕镛被聘为广州市动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植物部主任，后改为动植物园主任，此项兼职达6年之久。广州市植物园建成之后，陈焕镛因无时间过多照料，多次提出辞职，最后以兼职不兼薪方式请广州市政府另聘技士，负责管理。其于1935 年4月呈函云：“本园自筹备至今，主任一职向由焕镛充任，而焕镛历受国立中山大学聘为教授，且兼任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主任，事务纷繁，前经面谒钧座，准予辞去主任职务，另委贤能接充。屡蒙力挽，勖以勉力干去，以底于成。属望之殷，难辞责任。惟本园事务繁冗，必须增设技术人员，以资襄助。焕镛因研究工作颇多，驻园时间较少，拟将原有主任薪俸一百二十元完全拨为增设技士一员之用。”^[25]陈焕镛对技士人选，及动植物园其他人事变动均作出意见，得市政府同意，由此摆脱此项事务。

在农林植物所创建之后，也应有类似植物园园地之设立，尤其是野外考察所见，各地均有烧山恶习，担心一些稀世珍品因此绝种，若移栽于园内，加以保护，更是必要。但由于经费，一时无法实现，只得将采得种苗托付于广州市立植物园或学校农场栽培。而广州市立植物园或中山大学农学院之农场，皆不以保存植物种类，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为目的，故陈焕镛在指导市立植物园之同时，最终还是在石牌校区内建造一座植物标本园，此乃其学术兴趣所在，时在1931年9月。设立之时，尚称之为苗圃。至第二年3月，“栽植苗木约五千号，类皆由原产地采得，经几许艰辛，始获安全生存于圃中。是项苗木则以采自北江者为最多，现分栽培于荫棚之下，以遂其生长。此为圃中更有专栽羊齿类植物荫棚之设备，并于每种植物系明学名之锑片。”^[26]植物系以植物名牌，即可见其苗圃具有植物园性质。

其时，中大新校区基本建成，校园布置需要种植各类植物，以增景致。陈焕镛以此为契机，向农学院请示，将苗圃改为标本园，以求扩充。

窃查本校新校舍经于石牌新址建筑，其第一期亦经完成，而校景布置亦经组会主持其事。惟是镛以为我校为西南最高学府，校址之宽为世界冠。苟校景布置得宜，不但莘莘学子晏游有所，且亦可寓教训于无形。而校景布置材料，窃以为须搜集各地优良种子，预期繁殖，或采掘苗木，设法栽培，务应所需，树永远之规模，而现时设计则以现在农场所有之普通苗木，暂行栽植，俟相当时期所搜集繁殖之优良苗木成长，逐渐替换，一方为现时风景之点缀，一方为后来永久之筹谋，至诸搜罗材料则以足供道路树及适合造林观赏等用之植物为主，若杜鹃、若锦葵等布置成特别之园林，蔚为伟大之巨观。^[27]

陈焕镛建设标本园计划，预算每月仅400元，设管理员1名，负责标本园；技工6名，专司种苗之播植等事项。至于苗木来源，主要由野外标本采集人员携回。之所以不将标本园称为植物园，盖此标本园占地面积及人员数量均未达到一定规模，名实不符之故也。

1932年海南采集开展之后，携回甚多海南兰科植物，种植于荫棚中，许多是广东少见之种，每当花开时节，凡来参观者莫不叹为奇观，因之而来者日益众多。经过几年建设，至1935年，标本园之情形，《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有如下记载：

本所主任叠次商准本院院长，渐次将园地扩展，计现有地积约十亩，中有荫棚六座，工人住室一座，储藏室一座，家私用具略足敷用，所栽培植物一万五六千号，类皆由原产地采得，经几许艰辛，始获安全生存于园中，而现则欣欣向荣矣。是项植物，多采自北江或海南，均栽培于荫棚之下，此外更有专栽羊齿类、兰科植物及播种之荫棚，并于每种植物鉴定后，系以机印学名之铝片，其未经鉴定者，则系以号数或地名之图片，以资识别。^[28]

标本园创设之初，即引来市民来园参观，获得赞誉。其后，市内学校更是组织学生集体而来，进行植物学教学。至1935年底，种植苗木已达7万株以上，凡亚热带植物之科属皆有。^[29]1936年陈少卿来广州，该园由其具体负责，工作井井有条，规模逐渐扩大。

石牌新校园之绿化布置任务为植物标本园所承担，为此工作更显繁忙，在附近增辟苗圃80余亩，大量繁殖苗木以便应用，后又添建温室，栽培自海南岛引回之种类。随着野外采集不断深入，采回之活植物也日渐增多，展区也更形完善。然而，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后，该园即遭毁坏。陈焕镛闻讯后，不无悲愤，“石牌标本园已遭铁骑蹂躏，各种植物不死于毁折，亦萎于亢旱矣，伤哉。数年来之苦心搜集培植，至此一旦全抛。而对于营救之方，遂告绝望。”^[30]至于在日军占领之前该园搜集植物之种数，尚待考证。抗战期间，陈焕镛对此园未曾忘怀。1945年初，中山大学自云南迁至广东北部，分散于各县，植物所在此从事粤北湘南植物采集，即在当地建有植物苗圃，栽培所采苗木，以作恢复石牌植物标本园之准备。但是，抗战胜利之后，石牌植物标本园并未得到恢复，至1950年，在中国科学院资助下才开始恢复，但也未达到旧观。

图2－9　中山大学石牌校址之牌坊

实验室　植物分类学研究，许多是以植物器官特征为分类依据。故需对植物内部形态作解剖研究，当有实验室之建设。形态解剖以切片最为重要，须将植物各器官制为切片，否则无由观察其内部结构。农林植物所成立之后，在可能范围内建设实验室，购置必要设备，如徒手切片机、解剖镜、染色用之染料及化学药品，最初担任切片工作者为孙雄才。不久，孙雄才辞职，工作暂行停顿。戴藩瑨来所服务，继续先前工作。后得美国洛氏基金会之资助，购得木材切片机1台，又开展木材研究。关于此，《1932年植物所报告》有如下记载：

民二十年，北平洛氏基金会干事祁天锡博士来粤考察，曾至本所参观，对于本所事业之发展，极为赞许。同时闻本所实验室拟购木材切片机，以为木材研究之工具，乃自请由该会帮助大洋四百元，指定为购木材切片机之用。祁博士返平后，即依约将该款如数汇到，惟是时金价高涨，该款不足购机，乃由本所特请学校当局拨款补足，始购得台式木材切片机一副。该室得是项仪器之帮助，正可从事木材之研究。^[31]

至抗战之前，实验室仪器设备还添加轮旋切片机1具、显微镜1架、双筒放大镜1架、摄影机4副、摄影放大机1架等。但是实验室却未觅得适当人才，戴藩瑨不久也离去，致使实验室研究未能充分展开。孙雄才、戴藩瑨均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为陈焕镛邀请而来，但在广州未能安心研究，此中原由，或因他们都为北人，不能适应南方气候。该实验室还作为中大农学院教学之用，提供普通教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