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对保护层的毁坏及其影响

迄今，我们讨论了资本主义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及威望造成的影响。但影响还进一步扩大到保护他们的制度结构。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使用制度结构这个词的被最广泛接受的含义，即它不但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含公众心理和政府政策。

1．资本主义发展首先破坏封建社会的制度安排——采邑、村落和手工业行会。这个过程的事实和机制我们都十分熟悉，毋需赘述。破坏是沿三条道路进行的。工匠行业的破坏主要是受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竞争的自动后果的影响；取消低效的组织与规章的政治行动只是表明这个后果罢了。领主和农民世界主要是被政治行动——有时是革命行动——破坏的，资本主义只不过主持这个适度的转变过程而已，例如把日耳曼采邑组织转变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但是，与这些工业和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还有立法当局与公众舆论中普遍态度的同样革命性的变化。与旧经济组织一起，过去在那些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与集团的经济、政治特权，特别是土地贵族、乡绅和教士的免税权和政治特权，统统被消灭了。

从经济上说，所有这一切对资产阶级意味着打碎许多枷锁和撤除许多障碍。从政治上说，这一切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其中被列为臣仆的社会秩序为另一个更符合其理性主义精神和其直接利益的社会秩序所取代。但是，从今天的观点来观察那个过程，观察者可能意存犹豫，不知这样的彻底解放到底对资产阶级及其世界是否有好处，因为那些枷锁不只是起阻碍作用，它们也起保护作用。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仔细地对这点进行澄清和评价。

2．资产阶级兴起和民族国家兴起这两个互相关连的过程，在16、17、18世纪，产生了一个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两栖的社会结构，虽则它不比任何其他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两栖或过渡的性质。看一看路易十四王朝提供的绝妙例子吧。王权压服了土地贵族，与此同时，又以提供官职、给予年金以及有条件地接受他们的要求，让他们登上统治或领导阶级的地位，来和他们和解。王权还压服教士阶级，并和它结成同盟。⁽²⁾王权最后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原是王权和领地大贵族斗争中的同盟军，王权保护和推进它的企业的发展，为的是要反过来更有效地剥削它。农民和幼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同样受政府当局的管理、剥削和保护——虽然法兰西旧政权的保护行为远远不及玛丽亚·特蕾西亚或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那么显著——并由地主和工业家代行这些职责。当时政府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类型的政府，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最低岁入支持的为行使有限职能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原则上，这个君主政权驾驭一切，从人的良心到里昂丝织物的图案；财政上，它的目标是达到最大限度的岁入。虽则国王从来不是真正独裁的，政府职能却是包罗万象的。

对这个模式的正确理解对我们的主题至为重要。国王、宫廷、军队、教会和官僚机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资本主义过程所创造的收入过日子，甚至纯粹的封建性质的收入来源也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大大增加。国内国外政策的制订和制度的改革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适合并推进这个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专制君主制度结构中封建分子的进入只能是一种返祖现象——事实上这是人们在乍见之下自然采取的判断。

但是，作较细致的观察，我们便能理解，那些分子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君主制结构的钢架依旧由封建社会的人组成，这些人依旧按照前资本主义模式行事。他们充斥着国家机关，指挥军队，制订政策——他们发挥统治阶级的作用，虽然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总小心翼翼地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位居中心的是上帝恩宠的国王，他宝座的根基是封建的，不仅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封建，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不管资本主义提供的经济可能性对他有多大好处，也不会改变这个立场。这一切的意义远大于返祖现象。它是两个社会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另一个阶层，反过来在政治上又受后者的支持。不管我们认为这种安排有什么成就和缺点，不管资产阶级本身在当时或后来对它怎么想——不管对酒囊饭桶或游手好闲的贵族怎么想——这是那个社会的真实情况。

3．只有那个社会是那样吗？随后事情的进展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的情况是最好的例子。贵族分子继续当家作主，直到上升阶段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结束。无疑，那些分子——任何地方没有像英国那样有效率——不断地从进入政治的其他阶层吸收人才；他们使自己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作战；他们放弃最后的法律特权；有了这些资格，并为了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继续为政治机器提供人才，继续管理国家，进行统治。

资产阶层中从事经济工作那部分人并不反对这种情况。从总体上说，那种劳动分工适合他们，他们喜欢这种分工。在他们确实反抗这样安排的地方，或者在他们不经反抗就掌权的地方，他们的统治并没有出色的成功，也未能证明他们能够支撑得住。于是出现了如下的假定是否真正可靠的问题：他们的失败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获得经验的机会，或者是有了经验，但缺乏政治上统治阶级的气度。(www.xing528.com)

这个假定不可靠。失败有更根本的理由，法国或德国资产阶级觊觎统治权的经验提供这样的例证——对照一下工业家或商人的形象和中世纪封建领主形象就能最好地阐明这个理由。领主的“职位”不但使他有资格令人敬佩地保卫他自己阶级的利益——他能为这种利益亲自战斗——而且这个职位给予他周身的光环，使他成为众人的统治者。肉体上的争斗是重要的，可是神秘的魅力和高贵的气度更加重要——支配人使人服从的才能和习惯带来使社会所有阶级和生活的每个层次表示崇敬的威望。那种威望是如此崇高，那种气度是如此有用，以致阶级地位比形成这种阶级地位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更加经久，并证明它能以转变阶级功能为手段，适应十分不同的各种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领主和骑士以最最优闲而雅致的姿态变为廷臣、显宦、外交官、政治家，变为那种与中世纪骑士完全不同的军官。这种古老威望的残余——不仅仅在我们的女士们身上——甚至到今天还存在，当我们想到这点时，它定是最令人吃惊的现象。

工业家和商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肯定没有丝毫神秘的魅力，这种魅力正是统治他人所必要的东西。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代替品。我们见到过工业家和商人（只要他们是企业家）也完成领导任务。但这种类型的经济领导不可能像中世纪领主的军事领导那样，上升为国家的领导。相反，分类账和成本计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和限制他们的发展。

我称资产阶级中人为理性主义者和非英雄主义者。他只能使用理性主义和非英雄的手段来维护他的地位或迫使国家服从他的意志。他能以人们可以从他经济成就中预期得到什么而给人深刻印象，他能为他的事业辩护，他能允诺付钱或者威胁着要收回款项，他能雇佣兵队长、政客或记者做卑鄙的勾当。但以上是他能做的全部，而这些行为的政治价值被人们大大地高估了。这种生活经验和习惯也不能扩大他的个人魅力。一个业务办公室里的天才在办公室以外连对一只鹅喝声呸的胆子都没有——在宫廷接见室和在演讲台上同样胆小如鼠。他知道这点，他希望人们不来打扰他，他也不去过问政治。

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碰到例外。但这些例外同样没有重大意义。在欧洲，资产阶级人士在市政管理上表现的才能、兴趣和成功是唯一的重要例外，这种例外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我们的理由。在现代都市出现（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人士的事务）之前，市政管理极似工商业管理。在市辖区内的问题与权力自然地落入制造商和商人手中，而当地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构成当地政治的主要内容，因而适宜于以工商业事务所的办法与精神加以处理。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从这些根源上滋长特殊的事态发展，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低地国家的情况属于同一模式。以下事实具有特别的启发性，即商人国家在国际政治大竞赛中无一不失败，实际上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商人国家不得不把统治权交给封建主义的军阀。至于美国，不难列举它的独一无二的有利环境条件——在迅速减少——这些条件造成它的目前状况。⁽³⁾

4．结论是明白的：除了这类特殊情况外，资产阶级具备的条件不足以应付国内外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大国小国正常要面对的。资产阶级本身感觉到这一点（尽管口头上予以否认），群众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不是由资产阶级材料制成的保护结构中，资产阶级可能取得成功，不但在政治防御上能成功，在进攻中也能成功，尤其是作为反对派时更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它感觉到它的地位十分稳固，以致有余力去攻击保护结构本身；像德意志帝国内存在的这类资产阶级反对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集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孤立无助，它不但不能领导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特殊的阶级利益，以上情况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

但资本主义过程，由于它的经济机制和它的心理—社会影响，抛弃这个保护它的主人，或者像在美国那样，从不给主人或其替身有发展的机会。这件事的含义还由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另一个后果而加强。资本主义进化不但消灭了上帝保佑的国王，也消灭了由村社和工匠行会建成的（若能证明其可以防守）政治堑壕。当然，这两种组织都不能保持当资本主义发现它时那种明确形式而不变。但资本主义政策摧毁的范围远远超过不可避免要毁灭的东西。它攻击原可永远存在下去的传统保留行业内的工匠。它在农民头上强加早期自由主义的祝福——自由而无保护的租入土地以及为了自缢而需要的个人主义索套。

在打破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但冲破阻挡其进步的障碍物，而且也拆除了防止它崩溃的支架。以其冷酷必然性给予人印象深刻的那个过程，不仅仅是去掉制度上枯株朽木的过程，而且也是去掉资本主义阶层的伙伴的过程，与这些伙伴共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基本模式。在弄清楚这个被许多口号弄得模糊难辨的事实之后，我们可能发生这样的疑问：把资本主义视作能够独立自成一类的社会形式是否完全正确，或者事实上应把它看做仅仅是我们称为封建主义这个东西瓦解过程的最后阶段。从整体上说，我倾向于相信，它的独特性足以成为一个类型，并承认在不同时代、不同过程中存在的各阶级共生是规律而不是例外——至少在这六千年中，即自从原始掘土人变为骑马游牧人的子民的六千年中，这一直是规律。至于提到的相反看法，我看不出有很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