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税的存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税，使世界上那些看似“免费午餐”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被证明是虚妄的，政府用从国民收入中征收的税款，投资建设和提供了这些个体因无利可图或因投资巨大而无力承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促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亦促使国民整体福利得以提升。
但是，正如每个人能够看到或亲身体验的，我们的社会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的确确存在着“免费的午餐”——在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和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例如对弱者的捐助，对遭遇天灾人祸人们之紧急、大规模的援助等等。这里，我要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免费午餐”的资金来源：一者源于社会上爱心人士的慈善捐赠，例如基金会和日常人们向慈善机构点点滴滴的捐助；另外一者如大宗的、有稳定持续投入的款项，则源于政府的专项资金。
前者本文不论，后者有心的读者肯定会质疑，这岂不是同你前边所说的“政府投入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其实来源于国民所纳的税款”相矛盾吗？没错，政府并不能创造财富，它的功能一是为国民创造财富提供安定、公平的环境，二是对一部分社会财富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体说吧，人们纳税，是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也就是收入多的人多纳税，反之则少。而在分配财富（税收以及政府根据财产权力收取的其他款项）时，则不是撒“胡椒面”，而是有所倾斜，在保证普适性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投入的同时，向弱势人群和后发地区倾斜，以助其不断缩小和富裕人群及先发地区的财富差距。这样，在征收环节，弱势人群和后发地区（对他们一般在税收政策上有所照顾）就比富裕人群和先发地区少缴了税款，而在分配环节则多得了资金和服务。少缴和多得之间的差距，正是实实在在的“免费的午餐”。
世界上之所以能够存在“免费的午餐”，是因为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有着博大的爱心，具体说就是有着超越血缘之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从人类自然进化的进程中可以理出两种法则，一种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体现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另一种是“团结协作、博爱利他”，它体现了人作为高级动物的社会性的另一面。正是这两种法则的相互作用与平衡，才使人类最终进化为自然界和地球的强者。
在两种法则中，都能窥见税收的身影。前者，税收是作为无“免费午餐”的执行者出现的，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它有过穷凶极恶的一面，如奉旨征收“头会箕敛”的人头税等，但更多的时候在更广大的空间，它还是手下留情的，如“任土作贡”、“量能负担”等。后者，税收亦作为“免费午餐”资金的征收者与分配者出现。略读中外税史，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不乏“义仓税”、“济贫税”、“团结税”、“机票税”这类专项用于扶助弱势人群和地区的税种的身影；如果再考察财政支出，那这样的例证更是不胜枚举。《周礼注疏》等典籍中就有详细地对弱势群体予以扶持、供养的记载。当今世界，社会服务与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早已成为绝大多数文明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例如，中国就设有民政部和扶贫办专司其事。(www.xing528.com)
为了更好地帮助穷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还曾专门设计了一种“负所得税”，用来确立福利补贴标准，按照设计，每一个家庭都要向政府报告他们的收入，低收入的家庭将得到补助，换言之，他们将支付一种“负税”，也就是得到一部分相应的补助。看到这个税，相信会使税的形象平添几许暖色。当然，谁都清楚“免费午餐”只是救急、救难、救困，帮助低于贫困生活线的人们维持基本的体面的生存，一旦脱困、脱贫就不可能再享用“免费的午餐”了。
同样，税收对社会慈善的政策优惠，也是鼓励慈善事业发扬光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天赋爱心，在没有税的时代，人们以无私的付出（劳动和实物）来体现这种爱，在有了税以后，这种爱扩而大之，以税的形式寄而蕴之，扩而大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在其专栏文章《爱》中说：“爱在人类中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我们必须依赖它，以它的另一种形式，获得生活的免费午餐。”“而上帝和大自然并没有计算爱的成本和收益，或者接收者的功过。”
“免费午餐”的有与无，就这样在文明的产物——税收中——神奇地融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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