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理想
孔子向往西周时期政治经济的繁荣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周成王和周康王的时候天下安宁，刑具40余年不用。可惜，孔子生不逢时，未赶上这个太平盛世，偏偏生活在“周道衰微”的春秋时期。
对于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孔子是极端不满意的，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天下无道”，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驾驭不了诸侯国君，“礼乐征伐”再也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出现了“权力下移”的严重现象，不仅天子的权力“下移”，诸侯国君的权力也“下移”，大贵族把持朝政，架空了诸侯国君。与此同时，大贵族的权力也在下移。例如在鲁国，大贵族的权力明显地下移，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即大贵族的家臣遥控着朝政的怪现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常常酿成血案，臣弑君，子杀父，伦理丧尽，这就是孔子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在位的统治者一面争权厮杀，一面残酷地增加税收，老百姓为逃避税收，藏到深山开荒种地，被老虎吃掉了，这就是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
礼崩乐坏，社会混乱，横征暴敛，百姓受苦。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当然是不满意的。孔子并非等闲之辈，他想改变现实，办学、从政、周游列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很遗憾，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是失败的。
改革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改革的心并未死灭。孔子展开理想的翅膀，飞了起来，憧憬未来的社会。他想未来的社会绝对不会像眼下这样混乱，这样几家欢乐几家愁，而是非常理想的人人都满意的社会。《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心藏于已；力，恶其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孔子的大同社会里，一切财产归公，人人为公不为私，贤者当政在位，人际关系和谐，讲信任，互相爱护，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受到照顾。社会财产归大家所有，做事出力不是为了自己，欺诈权谋和盗窃现象没有了，可以夜不闭户。
孔子未见过大同社会，他的这些理想化的描述是对古代原始社会美化的结果。但从这一个角度看，孔子的大同理想是积极的，它引导人类向前看，往前走，而不是向后看，向后退。
与孔子同时的另一位哲人老子也是对现实不满意的。他看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对统治者气愤，对人民同情。他说，老百姓为什么意见多不好管理呢？不是因为老百姓不好，而是因为统治者收税太多，逼得老百姓生存不下去。统治者对老百姓不是讲镇压和屠杀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可以说是直接在为老百姓讲话了，他对人民的态度是很尊敬的。老子爱百姓，但是，百姓在受苦受难，如何解救他们呢？老子不是像孔子那样把百姓引进大同世界，而是引进“小国寡民”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人口稀少，许许多多的器物摆着无人使用，百姓安土重迁，不喜欢远游，因而有车无人坐，有船无人驾驶。大家酷爱和平，虽然有铠甲兵器，也收藏起来了，大家不求知识，不用文字，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这些无智无欲的百姓过着幸福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他们幸福度日，与外界隔绝：“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的老子理想也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但否定以后他不是要脱胎出一个新的社会，而是要人们往后转，回到古代社会去。从这一点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消极的，对苦难者是一种误导。
5世纪东晋陶渊明描绘桃花源小社会有点像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那里的居民并不多，都是些避世农民的后裔，地盘不大，是一个以山洞为村口的小山村，这里的人与世隔绝，不与洞外的人相往来，保留着自己的村风民俗，而且是那样的古朴纯真，自耕自食，怡然自得。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也无非就是这样的吧，然而更主要的是孔子“大同理想”的产物。你看在桃花源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和谐，童叟无欺，真诚好客。他们自食其力，劳动果实不被别人夺走，“春蚕收长丝，秋熟扉王税”。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军队，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只有欢乐和幸福，没有痛苦和悲伤。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老人和孩子都得到照顾。如此桃花源岂不是一片乐土？岂不是理想社会？孔子的大同理想在陶渊明的笔下已经诗化、形象化、具体化，唤起千古志士仁人的良知，为实现美好的大同理想而奋斗。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乱世，战争、饥饿、统治集团内部的厮杀，使他对黑暗的现实不满，其救世之心大概与孔子一样。孔子幻想着大同社会，陶渊明就来虚构一个大同社会。无论幻想或虚构，都是对大同理想的传播。(www.xing528.com)
传播美好社会理想的人历代都有。在陶渊明之前和在陶渊明之后，都出现了“无君论”，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要皇帝，以摆脱封建的剥削和压迫，让老百姓获得自由和幸福。早于陶渊明的诗人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里说：“君立而虐兴，臣没而贼生。”对老百姓来说，“君”和“臣”是对立面，要“君”何用？要“臣”何益？17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家黄宗义痛斥国君“把天下国家视作一己之私，借此盘剥百姓，敲骨吸髓，以奉一人之淫乐”。他得出结论说：“君主乃天下之大害！”（《潜书》）
“无君论”的出现使人们逐渐看清了君主的凶恶本质，对封建社会是否应当存在产生了怀疑。人们在幻想用另一种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社会。正因为这样，在黄宗义去世200年后，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呼唤世界大同。他把现实世界描绘成一个苦海：农者苦、采矿者苦、渔夫苦、樵夫苦、富人也苦、帝王也苦，“多妻妾”也苦，神圣仙佛也苦。如何才不苦呢？只有进入极乐的“大同世界”才苦尽甜来。在“大同世界”里，没有国界，民族平等，种族平等，财产公有，人人自由，互相仁爱，丰衣足食，天下太平。康有为看到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他写了《大同书》，却未找到现实大同的路。他始终是一个改良派人物，改来改去，不见效果，苦海继续存在，“大同世界”空中楼阁，他为避开慈禧太后的屠刀，不得不流亡日本。
孔子的“大同理想”、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鼓舞人们去追求理想。然而大同世界离我们还相当遥远，这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奋斗，一步一步地接近。
自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人们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相信人类社会最终要实现大同，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依赖社会的自身发展用公有制去代替私有制，逐步实现“天下为公”。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前人美好理想的发展。前人的美好理想就包括孔子的“大同理想”。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是追求理想的，并按理想的目标年复一年地去奋斗，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一代一代挖下去，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每个国家的封建都有自己的大计划、大项目，考虑得很远很远，50年后会怎样？百年、200年以后会怎样？有眼光和远见的政治家无不是这样地在设计，在思考。当那些大计划、大项目实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向“大同世界”靠近了一步。
为了人类的美好明天，各国的传播者都应传播美好的大同理想，以便增强人们的理想观念，在理想的引导下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孔子的大同理想，有较为丰富的内容，它强调天下为公和人际关系和谐，是值得诊视的，现在也未过时。我们的传播不能没有理想的光辉，否则，传播就失去了灵魂。无灵魂的传播是自然主义的，就事论事，让人鼠目寸光，失去了传播的导向性。与此相反，有灵魂的传播，即传播带有理想的光辉，能使传播富有生机，让读者登高望远，内心受到激动，精神受到振奋。
大同理想为前人所创想，为众人所接受，传播者的任务应举起理想的火炬，照亮全人类奋斗者的路。
传播者的笔要像于丹的心一样，在黑暗中发出光来。今天经济发展了，文化倒退了，昨天的中华经典已被人忘却或丢掉了，要去温故而知新。要像于丹那样捧出自己的心，高举在手上，闪闪发光，照亮了走出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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