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对加强互联网建设、管理和利用提出了诸多指导性意见。根据把互联网建设好、管理好、利用好的总体原则，各级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通过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等诸多方面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不断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重点加强网上网下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不仅如此，自2011年起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将提高对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纳入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互联网媒体建设、管理和应用的重视。
在互联网管理和舆论引导上升为国家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网络舆情，更好地采取理性、积极的措施，疏导和引导舆情，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促进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舆论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当务之急。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既处于发展机遇期，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社会风险的累积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威胁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已经成为共识。根据社会燃烧理论[5]，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问题，如官民对立、贫富差距、医患冲突、住房保障等诸多问题，都是社会燃烧的物质，并呈不断累积的状态。相关政策和规则的不透明、不公正，管理理念和水平不到位，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受阻，部分媒体和网络舆论对极端事件的放大效益等诸多因素，造成公众和社会情绪的焦虑，从而构成了助燃剂。而当一些突发性群体性的事件发生后，经互联网和媒体的报道和放大，则成了整个社会舆论的燃爆点和导火索。
事实上，正如舆情是民意的直接反映，网络舆情事件和现实社会矛盾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都是社会情绪的表现与释放。尽管多年来我国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出台了诸多措施，如健全和完善信访制度、领导接访制度等，以此疏导和引导社会情绪，释放社会风险，但在执行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效果却不太明显。不得不说的是，一些通过正常的信访制度、司法机制无法解决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却在大众传统的舆论监督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新兴媒体舆论的力量之下，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让公众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闹大才重视”的心理，而媒体和网络的曝光，又让那些利益受损的弱者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从而产生了“热衷曝光”的心理依赖，习惯于通过媒体和网络来排遣、释放不满与愤怒，在示范作用下，走入了“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的怪圈。
在传统媒体中，媒体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并通过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采编队伍来完成。在新闻信息的形成过程中，新闻和评论要经过记者、编辑、责编、总编等层层把关。一些重点舆论监督的稿件，把关更为严格，对选题策划、采访写作、编辑审稿等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的信息核实和修改，一些重点稿件甚至要报送政府新闻宣传主管部门进行把关。
但在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这种“把关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从网络信息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作为群体的网民，理论上“人人都是记者”，传播者群体与网民的构成一致，均覆盖了社会的绝大部分群体。作为个体的网民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其对信息的专业采集、梳理和辨别能力要弱于媒体从业人员。在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虽也存在着网络从业人员对信息的把关，但与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主编等把关人对信息进行层层把关相比，网络把关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这种全过程把关功能的缺失或弱化，使得信息在自由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鱼龙混杂的状况。
不仅如此，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形式上的“匿名属性”和互动便捷等特性，使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部分网民群体又将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和极端倾向的意见随意添加进来，使网络成为网民表达不满情绪的最佳场所。
受网民数量众多、网络传播迅速便捷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大部分网民出于天生的“正义感”而实施的喜好对负面信息进行经常性点击查看、传播等行为的促使，使得带有负面性质或网络舆论监督性质的信息极易引发广大网民的点击、评论、跟帖和转载。而且，网络传播不受时间的限制——根本没有传统媒体关于截稿时间的限制，分分秒秒都可以传播。一则信息一旦被网民认同，就会冒出无数的网民自发地承担信息搬运工的角色，通过图文、链接的复制、论坛发帖、转帖等手段进行网络传播。传播的效率上，可以同时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和交流，在环节互通的交叉传播中，信息传播速度被放大到了极致。
此外，网络超越现实地域空间，“去地域化”特征非常明显。在传统媒体时代，相关主体尚可以通过各级宣传部门来控制媒体，达到控制、屏蔽的效果。但网络突破了这一限制，从而轻松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不仅如此，很多网站的域名和服务器都设在海外，国内的网监等部门很难进行管理。此背景下，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原本很小的一个事件或问题，往往借助于网络迅速扩散到全国。与此相对应，原来在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一整套应对措施和传播思维、传播策略，根本无法移植到网络事件的处置之中。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即由传统的被动信息接受向主动挖掘信息、传播信息转变。在自媒体背景下，理论上几乎所有的网民都可以发布信息，发表言论。在微博充分普及的当下，微博用户与“粉丝”之间的传者与受者关系更加互动，受众（“粉丝”）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时刻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诸多方式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信息挖掘者和信息评论者的角色，使得人人皆是记者成为现实。在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负面性质的事件之中，亲历者往往会掏出手机对现场进行拍照或录像，并迅速上传到网络，因此网民常常成为事件的“第一报道者”。而在相关信息的传播、转载过程中，网民一方面会加速信息的传播、加速网络意见的整合，另一方面还会通过自身所天然具有的对真人和真相进行挖掘的意识和行动力，通过传统的“人肉搜索”等手段，不断丰富信息、爆出真相。
在网络社会中，舆论监督的范围被无限放大，网络的力量几乎无所不在，几乎可以监督一切。网络舆论在实施监督的同时，既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也容易侵犯隐私权、名誉权，甚至损害国家安全。网络舆论在提高网民的媒体素养的同时，由于存在着大量负面信息的传播，极易使网民演变成为“网络暴民”、“网络愤青”。此外，在传统舆论环境中，尚存在着“意见领袖”等可以进行舆论引导的力量，但在网络社会，更多的则是“只有意见，没有领袖”。现实中的专家和权威，在网络上都可以轻易遭到质疑、挑战、解构甚至颠覆，很难在网络中发号施令，其影响力也非常短暂。(www.xing528.com)
网络舆论的丰富和发展，不仅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也吸引了传统媒体的关注，严重时甚至“绑架”传统媒体，迫使传统媒体紧跟网络设置的议程，放下身段到网络上去寻找新闻线索和报道的由头。目前，网络，特别是一些比较活跃的微博、论坛和社区，已经成为很多调查记者收集新闻线索、开拓新闻来源的首选。在很多的网络舆情或由网络引爆的公共事件、群体性事件中，正是网络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的互动、交融，线上舆论与现实热点的共振、激荡，引发了局部甚至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如“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
不仅如此，在网络舆情事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面对网民的围观，不少相关部门和单位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与网民进行沟通，存在着回应缺位或者错位，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或重金收买，或采取删帖、封IP地址等粗暴的解决方式。这不仅激化了网络舆论，也激发网民将网络情绪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采取群体上访、现场声援等方式，甚至发展为封堵道路、冲击党政机关等暴力事件，将网络公共事件激化为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暴力骚乱事件。
案例：南京“梧桐树事件”
2011年春季南京发生的“梧桐树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由网络发起、线上线下互动的事件，充分体现了现实舆论向网络舆论、现实事件向网络事件的转移路径与规律。
在南京地铁规划和建设中，南京市政府在2000年计划对沿线站点的行道树进行迁移。2011年3月，地铁3号线建设开始大规模动工，施工方将大行宫站附近长江路和太平北路一带的许多上世纪中期栽种的梧桐树“砍头”后准备迁移。
这种行为引起了部分南京市民的强烈不满，一些市民开始在网上关注此事。有网友将被“砍头”后等待装车的梧桐树照片与此前绿树成荫的图片进行了对比，并在微博上转发给了南京籍的著名主持人黄健翔。后者在微博上发帖呼吁拯救，并专门发起了一个拯救梧桐树的微博活动，主持人孟非、导演陆川、媒体人李承鹏等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纷纷跟进。
网络上的抗议也在向现实生活中延伸。3月16日，南京市民发起“绿丝带”行动，部分市民自发走上街头，为可能遭受砍伐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3月19日，一些南京市民在南京图书馆门口集会，抗议砍树行为。
幸运的是，南京市相关部门没有采取暴力措施对待网络舆情，也没有滥用警力对付抗议的人群，而是尽可能采取各种高规格的对话来化解矛盾。
在舆情危机爆发的早期阶段，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带领相关人员以及媒体记者于3月15日下午进行了现场办公调研，并承诺减少迁移树木的数量。3月17日下午，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批示，南京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3月20日，南京市政府宣布，地铁3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如此，事件最终获得理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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