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亲缘关系与形式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词的发明一般只是按照在两个领域里所理解的亲缘关系给类似的概念选择类似的语音，并把后者注入一个多多少少比较确定的形式。这样，在此便有两个方面要考虑：词的形式和词的亲缘关系。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后者是三重的亲缘关系，即语音亲缘关系、概念的逻辑亲缘关系和从词对情感的反作用中产生的亲缘关系。原因在于，凡是逻辑性质的亲缘关系总是以理念为基础，所以在此首先会想到那一部分词汇，其中的词语按照概念的一般关系被确定为别的词，具体的成为抽象的，表示个别事物的成为集合性的等等。但在这里我把这部分词汇分离出去，因为这部分词汇显示出特性的变化形式与这些词在与言语的各种不同关系中采纳的变化形式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始终不变的词义与另一部分变化的词义结合在一起，但同样的情况也在语言的其他方面出现。经常可以在一个表示各种不同种类事物的共同概念中识别出词的一个主干性的基本部分，语言的处理方法可以促进也可以妨碍这种识别，使主干概念和它与词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突出或者掩盖。通过语音表示概念，是把那些其自然本质事实上从来无法真正统一的事物集于一体。但概念也不能摆脱词，就像人不能抛开自己的面容那样。词是概念的个性形态，概念如果想离开这种形态的话，只能在其他的词语中重新出现。然而，心灵必须不断地尝试使自己从语言的领域中独立出来，因为词总归是它内部的、包含内容越来越多的感觉的限制，而且词常常通过它在语音中更物质性的、在意义中过于一般的自然本质去扼杀感觉中十分有特点的细微区别。心灵必须把词更多地作为它内部活动的依据来对待，而不使自己受词的局限。但它把用这种方式所保持的和所获得的东西又补充进词；这样，由于它这种不断的推动和反推动使精神力量相应地充满活力，语言就越来越精美，其充满灵感的内涵就越来越丰富，这使语言的要求在更高的程度上更好地得到满足。正如能在所有高度发展的语言中看到的那样，词在思想和感觉的活力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能获得一个更广博或更深邃的意义。

概念和语音两者不同的自然本质的结合，即使完全撇开后者的实体性声响而只是就表象本身而言，要求有能聚集两者的第三者来当它们的中介。这个中介物无论如何要具有感性的本质，如“拿”（nehmen）的表象存在于“理智”（Vernunft）中，“站”（stehen）的表象存在于“知性”（Verstand）中，“涌现”（hervorquellen）的表象存在于“繁荣”（Blüthe）中；这个中介物属于外部或内部的感觉或活动。如果在进行推导时能正确地使此中介物被发现的话，人们总是可以在更多地从中区分出更具体的东西的情况下，不是全部地就是除去它的个性特色以外地把它归入外延或内涵或这两者中的变化，以至可以到达空间、时间和感觉程度的一般作用范围。假如现在用这种方法详细研究某一种语言的词语，即使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会有例外，也很可能会成功地认出它们之间关系的线索，并个性化地，至少按其主要轮廓，描绘出语言中的一般处理方法。然后人们尝试从具体的词上升到根本性质上的观察和感觉，通过它们，每种语言按照赋予它灵魂的天生创造力在它的词语中使语音和概念结合在一起。然而，把语言和语言所表示的思想领域相提并论，就近乎提出从概念下降到词上的相反要求，因为只有作为原型的概念才能包含按照类别和完整性来评价词的表达方式所必需的那些东西。在这条道路上循进却受到一个内部障碍的阻拦，因为概念就像人们用各个词给它们盖上了印记那样，不再仅仅说明一般性的东西，而首先能够更进一步说明需要个性化的东西。但假如人们试图通过设立范畴来达到目的，那么在最狭窄的范畴和通过词而个性化了的概念之间就始终存在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语言怎样才列数尽要表示的概念，它又用多牢靠的方法从原本的概念下降到派生的特殊概念，这些问题在具体细节上从来也无法得到圆满的说明，因为让概念产生出分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词汇的道路也许能展示已经完成的，而不是去要求实现的事物。

一种语言的全部词汇绝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已完成而静止存在的整体。且不去想新的词语和词形式的不断产生，只要这种语言活在民众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构词能力的一个连续不断的产物和再生物；首先体现在使语言获得形式的部族中，其次是在孩童的学说话中，最终在言语的日常使用中。每种情况下所必需使用的词在言语中准确无误的出现肯定不单单是记忆的成绩。如果不是心灵在本能上同时包含着构成词语的诀窍的话，没有一个人的记忆能足以做到这点。学会一种外语也只能通过——即便是只能通过练习——逐步掌握它的诀窍，只能通过语言资质的一致性和存在于民族之间的语言资质的特殊亲缘关系。死的语言的情况也只有很少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全部词汇诚然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封闭的整体，只有成功的研究才能够在这个整体的更深部分有所发现。但对死的语言的研究也只能够通过掌握当时曾在它们之中活跃过的原则才能成功；它们确实经历了一个真正的瞬间复苏。因为研究一种语言在什么条件下都不能像研究一棵死去的植物那样。语言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而这个领域中的学习掌握总是在进行再创造。

从这里所依持的观点来看，每种语言全部词汇的统一性就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来了。它是一个整体，因为是同一种力量创造了它，而且这种创造不间断地、一环套一环地延续了下来。它的统一性是基于通过概念的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具有中介作用的观念同语音的联系之上的。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这里首先要探讨的对象。

印度语法家把他们有点过于人为的但在整体上证实了值得赞赏的敏锐知觉的体系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他们经手处理的他们语言的全部词汇完全可以通过本身得到解释。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语言看成是原本的语言，并且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外来语的一切可能性。这两点无疑都是错误的。因为不考虑所有历史的或者从语言本身可找到的原因，任何真正原本的语言要把其原始形式维持到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状态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也许印度语法家们在他们的处理方法中也只是更多地注意达到为便于学习掌握而使语言形成系统联系的目的，而恰恰没有顾及这种联系的历史正确性。但印度人在这点上也许与大多数民族在精神素养的兴盛时期的情况相同。人总是首先在思想的范围里寻找着联系，即使是外部现象的联系；历史性的艺术总是最晚的联系，而单纯的观察，但更多的是尝试，在相隔较长时间之后才追随着种种理想的或者幻想的系统出现。人首先试图从理念出发去统治大自然。承认这点的话，梵文仅通过自身就可解释的那个前提就证实了对人类语言的自然本质正确和深刻的洞察力。因为一种真正原本的、同外来的掺杂能完全分开的语言必须在自身内部保持住它全部词汇的这样一个确实能被证明的关系。此外，用这样的顽强精神潜心钻研作为所有语言最深奥和最神秘的构词法，已经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大胆行动。

词与词之间语音联系的实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适量的、奠定全部词汇基础的根音通过添加和变化应用于意义越来越确定和复合性越来越强的概念。同一个主干音的重复使用，或者按照某些法则识别它的可能性，以及那些起变化作用的附加部分或者内部变更所具有的意义规律性随后才确定了语言仅通过自身的可解释性，这种自身可解释性又被称作机械的或技术性的可解释性。

但是，在创造词的方面还有一个与根词有关的、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词与词之间的重要区别。大量这样的词语似乎都具有叙述和描写的本质，即表示运动、性质和事物本身，而与能够估计到或者被感觉到的某个人物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其他词语那里，恰恰是这种人物的表达或者与此人物的直接关系组成了意义的全部实质。我相信在以前的一篇论文中^〔1〕已经正确地指出过，人称代词肯定是每种语言中最初的词，认为代词是语言中最晚产生的词类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在这里，一个关于代词代替名词的狭隘语法观点排斥了更深刻地基于语言本身的见解。第一种代词当然是始终直接接触大自然的而且不可能忘记在语言中相对于大自然作自我表达的说话者本人。但在“我”中自然就有“你”成立，并且通过一个新的对立关系产生出第三人称，第三人称一直可扩展到没有生命的物体，因为这时已经脱离感觉者和说话者的范围了。称作我的人，假如不去看任何具体性质，其就位于外部的空间关系和内部的感觉关系中。与表达人称的词邻接的是介词和感叹词。因为前者是各种与某一个同它的概念不可分隔的点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而后者只是有生命者的感情迸发。甚至真正简单地表达人称的词很有可能就起源于一种空间的或者感觉的关系。

但这里作出的区别是十分细致的，必须准确地在它特定的区分中加以领会。因为一方面，所有表示内心感觉的词同用于外部事物的词一样，是描述性和普遍客观地构成的。以上的区别只是在于，某一个个人真正的感情迸发构成了这种表示方式的实质。另一方面，各种语言里都可能有代词和介词，并确实存在着从十分具体的形容词转化而成的代词和介词。人称能通过与它自身概念相关的东西来表示，介词也能以类似的方法用一个与自己的概念接近的名词来表示，如hinter（“在……后”）用Rücken（“背”），vor（“在……前”）用Brust（“胸”）等。真正这样产生的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面目全非，以致很难断定它们是派生出来的词，还是起初就是这样的词。如果在某些具体情况中对此也会出现争议的话，不能因此就否认，每种语言的确原本就有过产生于个人直接感觉的词。葆扑的重要贡献是，首先区别出根词的两种类型，并将一直还没有得到重视的根词纳入词和形式的构造范围。然而，我们即将在下面看到，语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用怎样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发挥不同作用的两者结合起来的，这是葆扑首先在梵文形式中的发现。(www.xing528.com)

这里所区分的语言客观和主观的根（如果允许我因简洁起见使用它们这个诚然还远远没有能够达意的名称）却不完全具有相同的本质，因此，准确地说，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作为基本语音看待。客观的根看起来是通过分析本身而产生的；附加音被分离出去，为了把所有归于一个意义的词都包括进去而把这个意义扩展到一个不确定的范围，并用这样的方法构成实际上以这种形态并不能真正称为词的形式。主观的根显然给语言本身盖上了印记。它的概念不容有任何广度，而到处是鲜明的个性的表达；这种概念曾对说话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并曾几乎一直沿用到语言的逐步扩展完成的时候。正如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考察的那样，它因此而显示出语言的一个初期状态；在缺乏一定的历史性证明的情况下，只能十分谨慎地从客观的根着手对此进行推测。

被称作根的只能是没有任何其他本身就有意义的语音插入而直接与要表达的概念连在一起的那些基本语音。按照这种严格的理解，这些根不必属于真正的语言；在其形式拥有由附加音装扮的根的语言中，这种情况甚至几乎完全不可能或者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因为真正的语言只在言语中体现出来，并且语言的发明不能设想成是顺着分析前进的相同道路向后逆行。假如在一种这样的语言中一个根是作为词出现的，如梵文中的yudh（“斗争”），或者作为复合词的一部分，如dharmawid（“精通法律的”），则是例外，这种例外绝不证明光秃秃的根——就像在汉语里那样——直接与言语联结起来的前提成立。这里甚至更可能是随着主干音对于说话者的耳朵和意识来说越来越熟悉，它们被单独使用的这类具体情况就因此而出现。当人们通过分解剖析重又返回到主干音时，出现的疑问是，是否到处都确实到达了真正单一的主干语音了？葆扑依凭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梵文中一些所谓的根是复合的或通过重叠而派生的现象，波特在一篇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能作为继续研究的基础的重要文章中也指出了同样的现象。但这种怀疑也可延伸到这些看上去似乎是真正单一的根上。我这里尤其指那些偏离单音节结构的根，或者那些偏离的确用与元音融合到难解难分的辅音装扮元音的音节结构的根。在它们之中也隐藏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由于缩合和元音的抛弃或其他种种情况在语音方面有变化的复合词。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用空洞的猜想来代替现实，却是为了不武断地阻止历史性的研究继续深入到没有被恰当地认识清楚的语言状态中去，还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临的语言与构造能力的关系问题使我们有必要寻找语言结构的产生所采取的一切途径。

只要根音通过它们在各异的形式中不断的重复出现而使自己便于识别，它们在一种语言更好地按照动词的自然本质来发展自己的动词概念时，就肯定会更清楚地表现出来。因为这个似乎从不静止的词类的流逝和运动有必要让同一个根音节带有不断变化的附加音。因此，印度语法家用一种完全正确的感觉处理他们的语言，他们把所有的根都看作动词性根，并给每个根都确立了特定的变位形式。运动和特性是首先被表示的概念，甚至在历史上也如此，这却也是由于语言发展本身的自然本质所致，因为只有这些概念自然而然地一再以同样的方式，并经常在同样的活动中，成为事物的表示方式，只要这些表示方式构成了简单的词的话。但运动和特性本身就相互很接近，而一种活跃的语言知觉更是常常把后者拉向前者。印度的语法家也感觉到运动和特性与表示独立事物的词这种根本上的差异，他们区分后缀Krit和Unâdi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词通过这两个后缀直接从根音派生出来。但前者构成的那些词中的根概念本身只带有一般性的同时适合若干词的变化。这样的后缀很少有真正实体性的内容，只有在实体的表示方式同样具有这种特定的性质的情况下才如此。后缀Unâdi恰恰相反，只命名具体事物，并且在由它们构成的词中最模糊不清的部分也正是这种包含着比较一般的使根音出现变化的概念的后缀本身。不可否认的是，这样构成的词大部分是强制产生的，并显然不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的蓄意产生太清楚不过是出自这样的原则：把语言中所有的词毫不例外地归还给那些凭估计确定下来的根。这些具体事物的表示方式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吸收进该语言的外来复合词，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已经面目全非的复合词，后者实际上已经可以在那些由Unâdi构成的词中见到。这当然是所有语言中最模糊不清的部分，因此最近有人完全有理由地倾向于这种看法：大部分由Unâdi构成的词自成模糊和不确定的一类派生词。

语音关联的实质建立在主干音节的可鉴别性的基础之上，所有的语言对此都按它们有机组织的正确程度或多或少地给予关怀备至的宽容处理。在拥有一个十分完善的结构的那些语言中，与使概念个性化的主干音连接在一起的是一般的带来变化的附加音。正如在词的发音中一般每个词只有一个主重音，非重读的音节相对于重读音节呈降调，所以就简单的派生词来看，附加音即使在一个正确组织的语言中也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小的但很重要的领域。它们对于知性来说似乎是鲜明和简洁的标记，指示知性必须把更多和更清楚地从感性方面得以解释的主干音节的概念放进这些标记。这种使感性屈居隶属地位的法则也与词的节奏结构有关，它通过十分精纯地组织的语言，似乎也在形式上普遍地占据统治地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词本身引起的；印度语法家为把他们语言中的所有词都照此处理所作的努力至少证明了对自己语言的精神的正确认识。因为据说后缀Unâdi在以前的那些语法家的著述中根本没有出现，由此看来，人们是比较晚才想到这点的。事实上，在大多数用于具体事物的梵文词中，除了占据统领地位的一个主干音节外，还有一个呈短促降调的词尾，就显示出这样的结构，这个状况完全有理由与上面有关复合词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的看法一致起来。相同的欲望就像曾对派生词产生过影响那样，也同样对复合词起过作用，并让与更个性化的或者其他特定的表示方式部分相对立的另一些部分在概念和语音中渐渐衰落。因为如果我们在各种语言中看到簇拥着的一个个语音由于时间原因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显得模糊不清、扭曲走样和在数百年间将一个个单一的语音坚持不懈地保存下来的不同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可能绝大部分是取决于内在语言知觉出自某种原因的努力或者放弃。时间并不是本身独自地逝去，而是如此而已：在此之前语言知觉就有意识地或无所谓地让一个语音衰落了。

注释

〔1〕　参看《论一些语言中处所副词与代词的亲缘关系》（Üher die Verwandtschaft der Ortsadverbien mit dem Pronomen in einigen Sprachen），载《柏林科学院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1829，历史—语文学类（Historisch-philologische Classe），第1—6页。并参看论文《论双数》（Über den Dualis），同载上述论文集1827，第182—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