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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哲学:名词和形容词

时间:2024-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章 名词和形容词形式概述 物质和特性 特定化两种词类之间的变换 其他组合形式概述我们在前面73页上引用的对同一个人的不同称呼中,有的称呼由关系显然相同的两部分组成,如little man,principal physician,old doctor(老医生)。英国学者一般用noun这个词表示我们叫做名词的词;我所用的术语,可以一方面用形容词nominal来表示这两个词类,另一方面,例如当谈到名词化的形容词的时候,可以用动词substantivize(使……物质和特性我们简短的考察表明,虽然在

语法哲学:名词和形容词

第五章 名词和形容词(Substantives and Adjectives)

形式概述 物质和特性 特定化两种词类之间的变换 其他组合

形式概述(Survey of Forms)

我们在前面73页上引用的对同一个人的不同称呼中,有的称呼由关系显然相同的两部分组成,如little man(矮小的人),principal physician(主治医生),old doctor(老医生)。这里,我们把little,principal和old叫做形容词,把man,physician和doctor叫做名词。形容词和名词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有的时候,很难说一个词属于形容词还是属于名词,因此,采用一个包括这两者的名称较为方便。根据古老的拉丁术语——这些术语也常常出现在最近的一些欧洲语法著作中——我将用noun([拉]nomen)这个词来指由名词和形容词构成的这一大类词。英国学者一般用noun这个词表示我们叫做名词(substantive)的词;我所用的术语,可以一方面用形容词nominal(名词性的)来表示这两个词类,另一方面,例如当谈到名词化的形容词的时候,可以用动词substantivize(使……名词化)。

在一些语言中,例如芬兰语,找不到任何可以区分名词和形容词词尾变化的标准,像suomalainen这个词,不管我们在某些场合把它译成一个名词(芬兰人),还是在另外的场合把它译成一个形容词(芬兰人的),它仍然是名词。然而,在我们这个语族中,这两类名词是有所区别的,虽然其明显程度不同。在希腊语、拉丁语等较古老的语言中,主要的形式区别是性,这种区别表现在形容词与它们的名词的一致关系上。每个名词都具有特定的性,而形容词的性却可变化;既然我们说bonus dominus(好的主人),bona mensa(好的桌子),bonum templum(好的教室),我们就应当把名词和形容词看做是两类不同的名词。有趣的是,形容词在性的词尾变化方面似乎比名词更加“正统”:阳性名词已有以-a结尾的,阴性名词也有以-us结尾的,但是形容词阳性只有bonus(好的),而阴性只有bona(好的)(bonus poeta〔好的诗人〕,bona fagus〔好的山毛榉树〕)。从总体上看,名词词尾变化的不规则现象(无词形变化或变化不完全的名词以及不同词干合成的名词)要比形容词多。在德语语法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典型的区别:名词个性较强,变化不大,而形容词则较多地受到类推法的影响。

在罗曼语言中,虽然中性形式已经消失,在这两类词之间仍然有与拉丁语相同的关系,尽管在法语口语中,阳性与阴性在形式上的区别已大体消失。如:donné与donnée(这个),poli与polie(有礼貌的),menu与menue(细小的),grec与grecque(希腊的)发音相同。值得注意的还有形容词的位置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可循,形容词有时置于名词之前,有时置于名词之后。结果,人们对两个搭配在一起的词时常捉摸不定,究竟哪一个是名词,哪一个是形容词。例如:un savant aveugle(学者的盲目;盲目的学者),un philosophe grec(希腊哲学家;哲理的希腊语)(见下文);诸如un peuple ami(友好的人民;友好民族),(以及une maî tresse femme〔情妇〕)这类词组,既可看成是名词(peuple,nation,femme)与形容词连用,也可看成是两个名词的连用,就像英语中的boy messenger(信童)和woman writer(女作家)一样。

在日耳曼语言中,一般不可能产生这种两可现象。很早以前,形容词采用了代词的一些词尾形式,后来这些词尾形式又产生了强弱变化的特殊差异;弱变化原先采用了从某种名词中转变而来的-n词尾,后来逐渐地扩大到所有的形容词,主要用在限定词(如冠词)等之后。德语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情况,其中形容词仍有明显的形式,如ein alter mann(一个年老的人;一个老人),der alte mann(这个年老的人;这个老人),alte männer(一些年老的人;一些老人),die alten männer(这些年老的人;这些老人)等等。冰岛语仍然保留形容词词尾变化古老复杂的体系,而其他一些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已经大大简化了这一体系,尽管这些语言仍然保留着强弱词尾变化的差别,如丹麦语en gammel mand(一个老人),den gamle mand(这个老人)。

古英语的情况与德语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导致产生了一种与旧体系迥然不同的新体系。一些词尾,如含有r的词尾完全消失了,-e和-en也同样如此,而过去这两个词尾在名词和形容词的体系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s过去曾用于单数(阳性与中性)形容词属格中,但现在它已完全从形容词中消失了,结果形容词不管前面有无定冠词,其单复数在任何场合下只有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名词词尾变化的简化程度虽然很大,但不及形容词彻底。在名词中,词尾-s的活力特强,构成名词的主要特征,而过去古雅利安语中的一致关系的所有痕迹则已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承认,the old boy’s(属格)和the old boys’(复数)中,old是形容词,因为它没有词尾,boys是名词,因为它有词尾-s。the blacks指黑人,形容词black已完全名词化了;同样,the heathens(异教徒)是名词,the heathen依然是形容词,即使它单独使用,后面不跟名词;它起着许多语法学家所说的“名词作用”,因此,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Ⅲ,5,10中的“Normans,but bastard Normans,Norman bastards”(诺曼底人,杂种的诺曼底人,诺曼底的杂种)一句中,前面的bastard是形容词,Normans是名词,后面的Norman是形容词,bastards是名词。

物质和特性(Substance and Quality)

我们简短的考察表明,虽然在所论及的各种语言中,名词和形容词之间在形式上区别的明显程度不尽相同,但毕竟有着区分这种差别的趋势。同样,也不难看出,在那些区分这两类词的语言中,词的分类基本上是相同的:表示“石头”、“树”、“刀”、“女人”这类概念的词总是名词;表示“大的”、“旧的”、“明亮的”、“灰色的”这类概念的词总是形容词,这种一致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两类词的划分不可能纯粹是偶然的:这种分类一定有其内在原因,有逻辑的或心理(“意念”)的基础。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们常常听到说:名词表示物质(人和物),形容词表示物质的特性。显然,这一定义是名词这个名称的基础,但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定义。许多“物质”的名称纯粹出自某一种特性,以致不可能将物质和特性这两种概念分隔开来:the black(黑人),eatables(食物),desert(沙漠),a plain(平原)必须称为名词,在语言中,它们是作为名词处理的。无疑,有许多起源不明的名词最初是说话人从众多特性中选择出的某一特性的名称。因此,从语言上说,“物质”与“特性”在语言上的区别价值不大。根据哲学的观点,也许可以说我们只有根据物质的特性才认识这些物质;任何物质的本质就是所有那些我们能够了解(或理解)的以某种方式相联系的特性的总和。以前,物质被看做是独立存在的,特性被认为是不独立存在的,但现在有一种强大的相反倾向:把具有各种特性的物质或“基质”(substratum)看做是或多或少根据想象虚构的,并且认为,现实世界归根结底是由特性构成的,即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能够认识和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特性构成的。 [1]

无论读者对于上述论点相信与否,他必须承认要解决wisdom(智慧),kindness(仁慈)这类所谓的“抽象词”的难题,旧的定义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些词虽然实质上是名词,并且在所有的语言中都作名词处理,但它们表示的特性显然与形容词wise(聪明的),kind(仁慈的)所表示的特性相同,这些特性根本不具有任何实体性。不管从意念上对名词下什么样的定义,这所谓的“抽象词”都会造成麻烦。现在最好暂且不去考虑它们——我们稍后(第十章)再来研究这些问题。

特定化(Specialization)

除了“抽象名词”外,根据以下观点可以找到解决名词问题的答案:总的来说,名词比形容词更为特定,它所适用的事物比形容词所适用的事物少。用逻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名词的外延(extension)比形容词的外延小,它的内涵(intention)比形容词的要大。形容词表示和突出一种特性,一种显著的特征;而名词,对于懂得它的人来说,则暗示着许多显著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听话人可以识别所谈及的人或物。这些特征究竟是什么,并不总是由名称本身表示的。即使是一个描述性的名称,也只能说明一两个显著的特征,而其他特征则是暗指的。一位植物学家很容易识别出“风铃草”或“黑莓树”,即使是在风铃草没开蓝花、黑莓树没结黑莓的情况下。 [2]

当同一个词可以作为两个词类的词来使用的时候,这两类词之间的区别便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名词化的形容词很多,但它们的语义总是比相应的形容词更为特定。试比较:a cathedral ([法]une cathédrale,[西]un catedral:一座教堂),the blacks (黑人),natives(本地人,牡蛎),sweets(糖果),evergreens(万年青),等等。在形容词的功能已经消失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例如:tithe(十分之一)(原先是个数字,“第十”),friend(朋友)(原先是动词love〔爱〕的分词),以及fact(事实),secret(秘密),serpent(蛇),Orient(东方),horizon(地平线)这类古拉丁语或希腊语中的分词。

相反,当名词转化为形容词时,我们发现它的语义就变得不特定。因此,法语中的rose(玫瑰色的),mauve(淡紫色的),puce(蚤色的)等作为表示颜色的形容词用时,其意义要比它们作为名词(玫瑰、锦葵、跳蚤)用时广泛:它们可以用于更多的不同事物,因此它们现在仅仅只“内涵”着那些构成它们原先所表示的那些事物的特性中的一种特性。 [3] 这种转用的例子在英语中有chief(主要的),choice(精选的),dainty(精致的;原意“美味的食品”),level(水平的),kindred(亲属的;原意“血缘关系”)。

据布雷亚尔(《语言学会会录》6.171)说,拉丁语中的形容词ridiculus(可笑的)是从中性名词ridiculum(可笑的事物)演变而来的,它的构成方法与curriculum(课程),cubiculum(卧室),vehiculum(交通工具)一样。ridiculus用于人时,有阴性及阳性词尾变化,ridicula和ridiculus,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特征使它成为形容词;但同时,它的意义也变得略为广泛,并且排除了“物”的成分。

在日耳曼语系的所谓弱形容词中,可以看到名词逐渐转为形容词的情况。正如奥斯特霍夫指出的那样,这些弱形容词可以追溯到一种古老的名词构词法那里。这种构词法同希腊语中形容词strabos(斜眼的)与相应的名词strabōn(斜眼人),拉丁语中形容词catus(狡猾的)与相应的名词Cato Catonis(滑头)以及形容词macer(瘦削的)与相应的名词Macro(瘦子)的情况相类似。在日耳曼语系中,这些形式逐步扩大,但是,最初这些形式同上面提到的那些希腊词和拉丁词一样,只是绰号或别名,因此仅具有个人的性质。正如奥斯特霍夫所说,拉丁语中的M.Porcius Cato(M.波西斯·卡托),Abudius Rufo(阿比蒂斯·鲁福)译成德语,意思就成了M.Porcius der Kluge(M.波西斯·狡猾的人)和Abudius der Rote(阿比蒂斯·红种人);我们发现在古高地德语中有同样的结尾形式,例如Ludowig ther snello(路多维格·迅速的);在现代德语中仍有弱形容词,例如Karl der Grosse(卡尔·伟大的),Friederich der Weise(弗里德里希·聪明的),August der Starke(奥古斯特·有力量的)。这里原先不需要用定冠词,请比较:古挪威语的Brage Gamle(老人),只是到后来才说Are enn (hinn) gamle。在《贝奥武甫》中,beahsele beorhta最初解释为两个名词构成的词组,其中第二个名词是同位语,意思是“环形大厅——明亮的大厅”;hrefen blaca属于同样情况,意思是“乌鸦——黑色的动物”。pær se goda sæt|Beowulf最初的意思是there the good one sat,namely,Beowulf(那里坐着英勇的好汉,即贝奥武甫),类似于pær se cyning sæt,Beowulf(那里坐着国王贝奥武甫),但这个词组后来se goda(英勇的好汉)与Beowulf或其他某个名词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法扩大到中性词方面(在最古老的英国史诗中还不是这样),最终成为使形容词固定在名词前的规则用法。需要采用弱形容词的词数在不断地增加,在德语里尤其如此。这种逐步变化的结果使得这些形式成为同古老的“强形式”一样的真正形容词,因此过去那种表示具体意义的作用已经丧失,这些词的意义变得比以往更一般了,虽然现在还可以说(der) gute (mann)(〔这个〕好〔人〕)比(ein) guter (mann)(〔一个〕好〔人〕)更为特定。

巴利(《法语文体论》,305)提醒我们注意形容词名词化的另一种方法:“Vous êtes un impertinent(您是一个冒失鬼)比Vous êtes impertinent(您冒冒失失的)更为通俗,更加有力。”这里,形容词名词化的实现,只是借助一个冠词。在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方法,试比较:He is a bore(他是一个讨厌的人)与He is tedious(他惹人讨厌),Er ist ein prahlhans(他是一个牛皮大王)与Er ist prahlerisch(他惯于吹牛)等等。表示亲昵的词语也有这种情况:You are a dear(你是个可爱的人)比You are dear(你可爱)更为深情;人们很少说You are dear,原因很清楚:这些名词比形容词更为特定,因此更为有力,虽然它们表示的概念与形容词完全相同。(www.xing528.com)

意义最特定的名词——专有名词——不能变为形容词(或修饰语,见下文),如果它不真正失去专有名词的性质并变得具有一般的意义,这是根据我的定义作出的一个简单推论。在the Gladstone ministry(格拉德斯通内阁)这个词组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它的意思是:以格拉德斯通为首的内阁,它和真正的专有名词“格拉德斯通”的关系与Roman(罗马的)和Rome(罗马)或English(英国的)和England(英国)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在以下例子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种一般化的意义:Brussels sprouts(布鲁塞尔白菜——它也可以长在别的地方),a Japan table(一张日本漆桌——指一张用日本发明的油漆方法油漆的桌子)。 [4]

两种词类之间的变换(Interchange of the Two Classes)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同一词组内的形容词和名词可以相对自由地变换位置的情况。库蒂拉总的来说倾向不考虑这两类词之间的区别,这也许是因为在他的母语中,这两类词的形式差异是很小的。他援引了这样的例子:un sage sceptique est un sceptique sage(疑心的聪明人是聪明的疑心人),un philosophe grec est un Grec philosophe(希腊的哲学家是当哲学家的希腊人);他说,这两者的差别是很微小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特性被认为是更基本的,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或更有意义的——不言而喻,一个人首先是希腊人,然后才是哲学家,et néanmoins nous parlons plutôt des philosophes gres que des Grecs philosophes(但是,我们宁愿说希腊的哲学家而不说当哲学家的希腊人。《玄学伦理评论》1912,9)。

很难说这两种概念中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更为有意义。然而,如果我们采用上述标准,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对表示当哲学家的希腊人(=希腊的哲学家)的两种方法进行选择时,我们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把philosopher(哲学家)(较特定的概念)当做名词,而把Greek(希腊的)(较一般的概念)当做形容词,说成the Greek philosophers (les philosophes grecs)(希腊的哲学家),而不说les Grecs philosophes(当哲学家的希腊人)(在英语中,这种换位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行得通的,the philosophical Greeks〔富于哲理性的希腊人〕与法语中的说法意义不同)。有一本著名的德语书,书名是Griechische denker(《希腊思想家》)。如果用Denkende griechen(《当思想家的希腊人》)作为书名,其感染力小得多,因为在此场合形容词denkend的意义不如名词denker明确,denker能立刻给人以比普通“有思想的”那些人思考问题更加深刻、更加专业化的人的形象。

再如,高尔斯华绥先生曾写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自由党人(Conservative Liberal),直到六十好几的年纪,只是到了迪斯累里时代,他才成为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保守党人(Liberal Conservative)。conservative(保守党人)和liberal(自由党人)用来指两个政党的成员时,就成了名词(复数加-s),它们显然要比一般性的形容词所表达的概念更为特定。 [5]

如果我们比较a poor Russian(一个贫穷的俄国人)和a Russian pauper(一个俄国的穷人)这两种说法,我们一方面可看出名词Russian(俄国人)比相应的形容词Russian(俄国的)更为特定,因为它表示“男人或女人”这类概念。另一方面,我们还可看出,pauper(穷人)比poor(贫穷的)意义更为特定,poor除了可用于人之外,还可用于许多其他的事物:pauper(穷人)的意义甚至比a poor person(一个贫穷的人)还要特定,因为它表示某个有权享受或接受公共赈济的人。 [6]

其他组合(Other Combinations)

名词具有更加复杂和更加特定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能够把两个意义相似的词进行比较的时候,这规则才有效;但能否把它用于其他场合呢?例如,我们是否可以说形容词与名词不管怎样搭配,前者总不及后者特定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条标准是正确的,甚至可以用算术统计数字作为根据,数一数一个词可以跟多少个体搭配使用。Napoleon the third(拿破仑三世):叫拿破仑的人寥寥无几,但排行第三的人或物却有许多。A new book(一本新书):新的东西要多于现有的书。An Icelandic peasant(一个冰岛农民):诚然,世界上的农民要多于冰岛人,但形容词Icelandic(冰岛的)不仅可用于人,还可用于许多事物,冰岛的山、瀑布、羊、马、毛线衫等等。一些评论家们对我举的a poor widow(一个穷寡妇)持有异议,他们说如果用rich(富的)替换poor(穷的),就会出现很不幸的情况:很难说世界上是富人多还是寡妇多——这样,他们便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rich可以用于城镇、乡村、国家、矿山、战利品、商店、报酬、服装、经验、雕塑饮食糕点奶油韵脚等等。The Atlantic Ocean(大西洋):如在雪莱的诗里,可以看到形容词Atlantic与名词“云”、“浪”、“小岛”连用。形容词rare意思虽然是“罕见的”,但却可以用来描写无数的事物,人、石头、树、邮票、思想品质等,因此符合定义。当然必须承认,这种数字检验法并非适用一切情况,因为可以连用的形容词和名词根据具体情况,往往是无法进行比较的:我们说“一块灰色的石头”,但谁能说“灰色的”和“石头”哪一个适用的事物多呢?然而,适用数量的多少只是“特定”与“一般”这两词的一部分含义。对于形容词,我不赞成那种突出某一特性的说法,我倾向于强调名词所表示的特性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很重要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有可能用堆砌形容词的方法表示一个用名词这个术语才能表示的某一个概念的完整定义:正如伯特尔森所说的,总是存在着某个难以下定义的未知数,即一个核心,该核心可以看做我们要指定的那些特性的“承担者”。这还是以“物质”作为旧定义的基础,因此,这一旧定义可以看做部分正确,虽然不是完全正确。如果需要打个比喻,那么,名词可以比做特性的结晶体,而这些特性在形容词中只是处于液体状态。

这里还必须指出,我们的语言含有一定数量的高度概括意义的名词,如thing(东西),body(物体),being(动物、人),但名词的这种“概括”意义并不具有形容词那样的等级:它们常常被用作表示许多纯属名词性的概念(说all these things〔所有这些东西〕代替列举书、纸、衣服等等)——这种用法常见于哲学思维以及抽象的科学思维。它们在日常语言中还可以不很严格地使用,以代替一个或是该语言中没有或是一时记不起来的专门名词(比较:thingummybob〔某人,某物〕〔德〕dingsda〔某人,某物〕)。此外,它们很少使用,除非与一形容词连用,这时它们常常只是一种使形容词名词化的语言手段,例如英语中的one(某人、某物)就是这样(ones〔某些东西〕用在the new ones〔那些新东西〕中,表示先前提到的名词;在谈到鸟时,说her young ones〔她的小鸟们〕,便提供了一个相当于children〔孩子〕这个名词的需要)。这就导致了这些词用于复合代词:something(某个东西),nothing(没有东西),quelquechose(某个东西),ingenting(没有东西),somebody(某人)等等。另一方面,一种语言一旦有了某种构成形容词的方式,它便能够将这种构词法扩大用于构成意义十分特定的形容词,例如:a pink-eyed cat(一只红眼猫),a ten-roomed house(一座有十个房间的房子);这种词组被用来反驳我的整个理论:猫多于红眼动物。然而,我认为,这并不能否定我在这里所解释的理论的普遍真理性:必须记住,这两个词组中的真正的形容词部分分别是pink(粉红色的)和ten(十)。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所谓的比较级(greater〔较大的〕,greatest〔最大的〕)通常只见于形容词:这种比较必然一次只涉及一种性质。概念越是特定,比较级使用得就越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的确可以看到名词的比较级或最高级,经过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比较级和最高级只涉及一种性质,因此,所表达的意义与它们假如是由真正的形容词构成时所表达的意义相同。例如:德语的basileuteros,basileutatos(较像国王的,最像国王的)。(其他例子见德尔布鲁克《印度日耳曼比较句法》1.415)马扎尔语中的szamár(傻瓜), szamarabb(较傻的),róka(狐狸),rókább(较狡猾的)。芬兰语中的ranta(海滨),rannempi(较靠近海滨的),syksy(秋季),syksymänä(深秋的)。(参见保罗《语言史原理》,§250)

最后再说一点:我们不能把特性的复杂性或意义的特定性作为一条确定某一个词是名词还是形容词的标准:对于名词和形容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用各种语言中所不同的形式标准来加以确定。本章就是为了寻求在事物或我们思维的本质中是否存在某种可以证明众多语言中采用的分类方法——把名词与形容词截然分开——作了论证的尝试。当然,我们不能如逻辑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在这两类词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语言的创造者,即寻常的说话人,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思想家。然而,他们也并非没有一定的自然的逻辑;无论这些界线有时是多么模糊,但我们总可以看到由语法形式所表示的主要的一般的分类是有一定逻辑基础的。我们面前的这种情况便是如此:名词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比较特定的意义,而形容词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因为名词内含着各种复杂的特性,而形容词只含有一种特性 [7] 。

[1] “物质”(substance,以及substantive),“基质”(substratum) 和“主体”(subject)这三个词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下”(to hupokeimenon)衍变而来的。

[2] 我的定义与保罗的定义相似(《语言史原理》§251):“形容词表示普通的或被解释为普通的特性,名词则包含一系列的特性”——但是,保罗在最后的几行话中,好像又否定了自己的定义。有必要声明:如同我们将在下面的论断和例子中看到的,我绝不是想说任何名词的“外延”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小于任何形容词的“外延”;这种情况的性质本身往往排除了对两个词所适用的情况进行数字比较的可能性。

[3] Elle avait un visage plus rose que les roses(她有一张玫瑰色的脸,比玫瑰更美丽)(安托,玛丽·克莱尔,234)。des doigts roses(玫瑰色的手指)和des gants paille(淡黄色的手套)在书面语中的差别是人为的。请注意最近出现的形容词peuple(平民的,粗俗的),如“Ses manières affables … un peu trop expansives,un peupeuple”(他那亲切的样子……有点太外露,又有点粗俗——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6.7)和“Christophe beaucoup plus peuple que lui”(克利斯朵夫比他粗俗得多——同上,9.48)。

[4] 从专有名词派生的词在使用大写字母方面,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方法,例如:英语在各种情况下都将French(法国的、法国人的、法语的)和Frenchify(使法国化)第一个字母大写;法语的形容词français(法国的,法语的)开头字母不大写,Français(法国人),françiser(使法国化)。

[5] 其他的例子(如切斯特顿写的:“大多数有官气的自由党人[official Liberals]都希望成为自由党的官员[Liberal officials]。”)请见《现代英语语法》Ⅱ,8,14。

[6] 米尔说(《逻辑》,15),“round(圆的)与a round object(一个圆的物体)在意义上没有差别”。当round作表语时,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正确的(the ball is round=is a round object),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不可:这一说法如果应用于a round ball,就会产生一种毫无意义的同义重复。只有当形容词round真正名词化了,我们才能说这个词含有“物体”这种概念。

[7] 本章是根据《语言逻辑》(哥本哈根,1913)重新组织并略加修改写成的。我在这里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试图回答S.埃利希(《语言与文体》1914),H.伯特尔森(《斯堪的纳维亚学刊》1914),H.舒哈特(《人类学》1914),N.贝克曼(《心理学和教育学档案》1922)提出的批评,再请参见文德里《语言》15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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