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的途径及佛教儒家哲学对应

由于这个阴阳五行学说，《天地阴阳》篇中“气于人犹水于鱼”的思路就得到了根本道理的支持。而且前面阐述董仲舒的阴阳学说时，显示了他此说中有某种对象化倾向，以至割裂了阴阳。这种方法上的偏差也反映到他的五行说中。于是天人感应的传统，在董仲舒这里，除了那些以元时正天端、正王政的恢宏时境化思想之外，在不少地方就变得言之凿凿了，能讲出许多很具体的阴阳和五行在天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我们这一节主要就阐发这些方式。先来看他如何讲王道的天人感应。在《王道通三》中，有这样的话：

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法］其道而以出法［治］，治［法］其志而归之于仁［就是说，圣王要跟着天去走，法天时，然后法天命、法天数，这样才能够使国家大治。最后讲到法天志，天的意志、天的志向，实际上就是仁。这些讲得都很不错。但按照董仲舒的另一种看法，天总是“任阳而不任阴”的，天的本性就喜欢阳而不喜欢阴，所以天是偏心眼的。其实阴阳是天道的左右臂，可天就喜欢走一边，那边就不用啊？］。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的本性就是仁］。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义证》，329页)

非常感人的一段，我读到这儿每次都有所动。天对人有无穷极的仁爱啊！西方现代性思想让人们对天(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自然和人的合体吧，尤其是自然)的养育之恩，简直是不屑一顾。“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思想到现代性那儿就成了“知识就是力量”，征服自然。可是你读这里：天，她何其仁爱，覆育我们和万物……美国的航天员曾经从月球上照了一张地球照片，蓝色的星球。海德格尔看了它觉得很震惊，我们的地球和全部的家园，变成一个对象了。可是你又能看到地球是何等美好。但是，西方现代人绝不甘心只有一个地球，他们总是在寻找另外的地球，可供人类或将来的超人类居住乃至糟蹋。他们算出来宇宙中有许许多多的“地球”，上面应该有高级智能生命，可是找了很多年还没有找到。我一直说，万一要找到了，是件很可怕的事。找到了他，他要不就来不了，要是能来就一定比你高级得多，对吧？那样，他治你就跟人治蛐蛐似的，地球成了他的蛐蛐罐儿了。

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一个蓝色地球时，难道不感觉到，我们全靠着她的保护，才能活着吗？怎么就有了一个地球，有了生命呢？这么美好，却又这么脆弱和神奇。在如此浩瀚无垠的黑色宇宙中(当然也有恒星行星，但大部分都是黑色的)，突然有一个蓝色的地球。“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天不断运行，四时递嬗，生养出的东西全都奉给人，请你享用。多么无私，多么仁爱啊！这感受不是基督教式的。基督教把这一切全归于上帝的创造，然后由上帝告诉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享用，于是人类就得到一个自然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儿不是，天“无声无臭”，但对我们充满了仁爱，对帝王充满了宽容，既是慈母又是严父，犯了错误，也会一再警告。一会儿用地震谴告你一下，一会儿用洪水警示你一下，最后老不改，天这个父亲怎么办？打屁股！最后一脚踢过去，把这个不孝之子好好教训一下，给你先关几天禁闭，把你的权夺下，以免祸害其他人。所以天真是仁爱。“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这一段总体上讲得很好。

再看下一段：

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秋繁露义证》，330页)

这个意思是说，君主是天子，他统帅臣民，他的行为跟天直接相通，老百姓跟天相通不相通？当然也相通，但弱很多。所以天子的好恶喜怒，就相当于天的春夏秋冬，春天是喜，夏天是乐，秋天是怒，“秋后算账”，最后冬天是哀。这样，跟天就对起来了。然后“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义，其实也是时的意思。君主的好恶喜怒，发出得当时而得义，就是治世；发出得不时不义，就是乱世。“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一个天下大治的社会和风调雨顺的一年，是可类比的或同气数的。“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符合］天道也。”人理和天道相通，而且相通的方式很具体，后面还有更具体得多的。(www.xing528.com)

天子的喜怒哀乐，实际上他领着底下的臣民一起喜怒哀乐，如果这些反应很合适，这个社会就会大治。现在是春天，从国家领导人到部长再到我们老百姓，都应该怎样？喜啊。每天早上穿着宽大的衣裳，像《黄帝内经》里头讲的，松开一切束缚你的东西，去开阔的地方缓步随意地行走。快快活活，喜气洋洋，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你到秋天也这么样吗？不行，那样国家就乱了。这一段所谓“人理之副天道”，董仲舒讲得有点儿过于对象化，或天人“同数”对应化了。不是没道理，《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这么讲可以，但放大到国家的治理上，就不必这么一一对应了。如果只是以它为比喻，表达了“人主……与天共持变化之势”，以变习俗、致淳厚的意思，那么也还是不错的。但《春秋繁露》从《五行顺逆》再到《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越讲越细。像“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静，则木不曲直”：王者对臣子无礼，比如臣子呈上一个建议，君主拍案大怒，当时就给臣子一顿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树木就不好好给你生长，多有折槁。这有什么道理呢？确实有点儿让人费解了。但董仲舒信。一看今年树木死了不少，就认为一定有问题，君主要反省反省，对臣子是不是无礼了？仔细反省的话，总有问题的，于是君主马上下罪己诏，至少向臣子道歉，“爱卿啊，我这个做得不好，那个不行”等等，把这团和气再招回来，这时候树木就又生长了。紧接着“则木不曲直”，是“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春秋繁露义证》，387页)。五行在音乐里也是五声了，“宫商角徵羽”，春天(属木)的风是角音。你在木上犯了这个事，到夏天就多暴风。又《治乱五行》说道：“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春秋繁露义证》，383页)特别细，整个一个《阴阳谱》，让人一看到任何一个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都要马上查一查，这里面有什么人间问题？这么繁细地把人主君王和大臣们管起来，让他们趋善避恶，我们自然无意见，还乐见其成。如果今天有天人感应把官员们管起来，谁曰不然呀！问题是他们听不听啊？他们一贪污，一欺负弱势群体，马上就有个自然报应，气象台、植物观测站马上打报告，中央迅速派调查组来，这当然再好没有了。所以《窦娥冤》在不那么爱好悲剧的中国，还能一直传唱到今天。不过问题是，你越讲得繁细，就越容易有漏洞，也就越容易被违反，越容易失去信誉。这是它的大问题。

因此，天人感应学说的真理性，要涉及一个内在尺度的问题。天人感应对吗？我觉得是对的。但讲成董仲舒这个样子对吗？那就不一定了。如何忖度里面的内在尺度，我觉得还是孔夫子是大师，最高典范。孔子掌握的那种以艺(六艺)来通天的能力，无人可及。“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9.5)“知我者其天乎！”(《论语》14.35)不然就是“怪力乱神”。但全是西方话语中的“人道主义”、“启蒙理性”也不行。当代新儒家容易有这个弊病。陈荣捷(Wing-Tsit Chan)的《中国哲学资料集》(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把中国古来的经典有选择地翻译成了英文，在海外影响很大，非常好。我用英文讲中国哲学的时候，也常选它作教科书。但是它主张：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人道主义(humanism)，儒家尤其是，孔子对后世的最大影响不是哲学思想(那要到宋明理学才达到高峰)，而是人道主义。这就又偏到另一边去了。董仲舒有点儿偏向有对象化特征的天，用这样的天来管着君主；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儒家认为这都是迷信，他们说儒家的合理因素就是humanism，这个又过于偏向人，取消神圣性了。尤其再将儒家完全心性化之后，这个传统干预世间的力量就没有了。

就此而言，钱穆先生讲的还是不错的。他在一篇文章《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262页^[34])里边讲，汉学跟宋学很不一样，汉学和先秦的儒家乃至百家，都是想作王官学的，也就是想用自己的学说来塑造人间秩序。王官学就是来管着皇帝，给皇帝作指导，作“帝王师”，所以他们的讲法都有些后面的苦心、动机。我们看董仲舒这儿就很清楚，直接就用这样的天人感应说来跟汉武帝放对，最后还这么成功。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的见地要比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的高明不少。他说：“由汉儒言之，古代道统是‘五德三统’递相移转的［五德是五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百王异统的［统是不一样的，有三统，有五德］。由韩愈［宋明理学的先声］言之，则变成为一线相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了孟子之后就没了，一直到他韩愈。其实在宋明理学看来，韩愈也不够资格了，从孟子之后一下子就接到周程］。此后人都接受了韩愈的‘一统观’，更不懂西汉人的‘多统观’。不仅‘统’的观念不同，而‘道’的观念也不同了。西汉人所重是王道，韩愈以下所重的是人道。西汉人认为王道是人道最高的表现，最大的实践，而韩愈以下，似乎只认王道是包括在人道之里之一节目。”(《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262页)这段话与我们前面这两三讲所涉及者都有关，大家自己琢磨吧。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想要从王道正统的体制上来担当天下，所以要用这细目化了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来改造和制约君王及政治、社会。从长远看，这也的确是在帮助君王，以求得长治久安。所以我们今天不宜只通过宋明理学乃至西方科学的眼光来打量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当然董仲舒的说法里面有它的毛病，这从先秦儒学出发就可以诊断出，用不着到宋明理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些问题的思想在西汉能够如此成功，在东汉也还很有影响，如果没有前面秦朝灭亡的教训和后边的更化思想和实践，这都是不可设想的。

常见到一些论及董仲舒的著作讲，董仲舒如何受到了非儒家学派的影响，比如说受道家、黄老学、阴阳家的影响。我觉得这些说法大致不错，一般都是有依据的，尽管在具体的解释上时有牵强、夸大。但我们仍然说董仲舒是“淳儒”(顺沿着班固的说法)，是因为他的学说和为人都是在《春秋》和《易传》的总体精神激发和引导下的，尽管有了不可忽视的瑕疵。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秦的学说之间还是有些共通的地方的，像儒家和道家在天人感应问题上很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说董仲舒受了道家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儒家和道家的共有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