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公报社旧址：重庆抗战历史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公报社重庆旧址

重庆大公报社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正街102号（原李子坝建设新村），该建筑坐南朝北，一楼一底，砖木结构，中西结合，共两栋，面阔35.06米，进深11.17米。建筑面积571.86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396.17平方米。1938年至1952年间，此处为大公报报社总馆。

《大公报》1902年创办于天津，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望，创办人英敛之。1926年6月，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该报。吴自任社长，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同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续刊直到1949年解放。

大公报社重庆旧址正立面

1936年4月，《大公报》创办上海版，把经营重心南迁。报纸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行销全国。沪版《大公报》的销数最高曾达145000份。抗战爆发后，津沪两版随着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失陷而被迫停刊，《大公报》于颠沛流离中，先后创办过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版。1937年8月4日，该报津版刊登了“因环境关系暂行停刊”的启事。计自创刊以至津版暂时停刊，共发刊12261号。1937年12月14日，沪版停刊。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了汉口版和重庆版。1937年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发刊，是接着津版而办的。汉口撤退时，汉口版于1938年10月17日停刊。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香港版于1938年8月13日发刊，桂林版于1941年3月15日发刊。

大公报社重庆旧址左侧面

1938年8月大公报报社辗转来到重庆，12月1日发行渝版，王芸生任重庆版总编辑。初到重庆，该报即发表了一系列呼吁抗战的文章，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数篇宣传“吃苦抗战”的文章。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91500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000余份，创造了当时重庆报业的发行纪录，营业始终盈余，政治上也颇有影响，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在重庆期间，《大公报》经历了世界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报馆虽三次被炸，但仍坚持在防空洞里出报，为反法西斯战争锐声呐喊，为激发重庆人民抗日斗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www.xing528.com)

日军轰炸严重时期各家报社因大轰炸而停刊，1939年5月5日，重庆各报出联合版，《大公报》休刊101天。8月13日，重庆版《大公报》在李子坝建设新村新址复刊。1940年，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对重庆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二车间被破坏，但在半山腰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大公报》也没有一天间断。1941年的夏天，大公报报社再次遭到轰炸，经理部大楼中弹，编辑部大楼经猛烈震动，屋顶裂开，员工们在暴雨中露宿两夜，改在防空洞里继续出报。如此恶劣环境之下《大公报》的销量仍稳步上升，是当时重庆所有报纸销量的总和。1941年春，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赠送《大公报》一枚新闻学奖章。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后，《大公报》决定组织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以胡政之（主持该报桂林版）、李子宽（留沪支持通讯事宜）、王芸生（事实上之主笔，该报社评多出其手）、曹谷冰（渝版经理）、金诚夫（香港版经理）等五人为委员会，并以胡政之为主任委员（仍兼总经理职务）。1941年12月13日，香港版《大公报》停刊。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1944年9月12日，桂林版停刊。抗战后期，《大公报》只剩下重庆版一家，直到抗战胜利。

作为抗战时期重庆重要的媒体机构，《大公报》无论是对社会舆情的报道，还是对民族大义的弘扬，都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应该肯定，《大公报》重庆版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积极贡献，该旧址是这一史实的物质建筑载体。抗战期间，各种力量和势力的角逐影响着民族凝聚力，但《大公报》重庆版始终以挽救民族命运为己任，号召大后方广大民众齐心协力抵御侵略。因此，抗战时期《大公报》重庆版是以坚持抗战、弘扬民族正义为主线的。曾为《大公报》记者的周雨回忆说，自卢沟桥事变后，“一向主张和平的《大公报》，从此一变而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我们为着这一点，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支秃笔，天南地北，颠沛流离地巡回办报，和日阀撕拼”。张季鸾也曾撰文强调中国抗战必胜，因为中国的目的是“绝对正义的”，这种正义是“绝对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

另外，大公报社旧址结合重庆山地特点依山而建，是典型的中西式砖木结构，是重庆近现代代表性的重要建筑。该旧址青砖、青瓦，顶棚采取传统的“人”字斜坡式，周边有立柱支撑，采取典型的中西合璧的折中主义风格，体现了近代转型时期重庆建筑的特点。

总体而言，重庆大公报社旧址是重庆抗战遗址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利用价值。鉴于此，我们建议，今后对重庆大公报社旧址的保护与利用，应注重以下两点：

第一，联合相关机构，对旧址作修复、陈列。目前，重庆大公报社旧址的保护管理机构是重庆新闻出版局，但重庆新闻出版局并不是专门的文物保护机关。因此，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文化广播电视局应该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规划，分工实施，就原址的修复、陈列工作进行详细商讨。

第二，加大对《大公报》，特别是重庆版《大公报》的研究。《大公报》在中国报业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而重庆版《大公报》在抗战时期媒体中的地位又极为特殊，其中的办报宗旨、经营方式、言论导向、行文风格等都值得我们作深入探讨。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首先注重对重庆版《大公报》总经理、主编等关键人物相关文论的搜集和整理，同时还要关注重庆版《大公报》与其他各主要媒体和社会力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