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区社会安全阀制度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马桂芬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共建“丝绸之路”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沿线国家的需求；不仅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也为各国共同利用新的战略机遇创造了机会。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社会安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政局不稳、政权更迭、地缘竞争、边界冲突、“三股势力”、跨国犯罪、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安全事件等社会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因此，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视发展，更要重视安全。为了更好地应对沿线地区和国家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应当充分发挥沿线双边和多边组织在维护安全方面的作用，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会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和人文沟通，增加互信，消除战略猜疑和恶性竞争。与“一带一路”域外大国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在中国内部除了重视自身建设外，应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即西北民族地区构建社会安全阀制度。

一、着眼于国家认同，构建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郑富兴认为国家认同是个人承认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后产生的归属感。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则是在自身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在特定地域中将民族认同抽象、放大和延伸,这种认同是通过接受和信奉国家主导的政治文化表现出来。西北民族地区因为各民族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居住格局不同，西北内地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穆斯林基本上处于汉族、藏族等非伊斯兰教信仰的文化环境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强。这四个民族的穆斯林在公共生活中遵守国家法律，仅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宗教生活中部分地保留伊斯兰教教法，他们笃信伊斯兰教，同时效忠于中央政府，兼顾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烈，民族认同普遍高于宗教认同。对这些民族而言，宗教信仰强化、支持、维持民族认同，使民族认同合法化、神圣化，但民族认同始终是第一位。新疆少数民族多为跨境民族，与境外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因而血缘、族缘、地缘联系密切，且有较高的民族认同。所以，应当在新疆少数民族中采取淡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强化民族主义的文化取向，借助文化和经济的纽带联系，加强其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并增强国家认同意识。

只有通过这种疏导群众和加强边疆少数民族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机制才能使境内外分裂分子失去其生存的土壤。

二、着眼于改善民生，构建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西北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非常明显，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造成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要想破解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的这些经济纠纷、民族冲突、社会不安定，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水平，才能让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真正受益。如：改造自然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特长和优势，走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回族善于经商理财的优势，实现“以商带工”，组织农民在城乡间贩运，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辐射全国，以流通带动生产。同时，穆斯林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对发展西部国际市场也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可以乘着国家战略“一带一路”的东风，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充分发挥穆斯林民族与这些国家同信仰、同民俗的优势，提供伊斯兰国家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建立西部国际大市场。而甘肃的甘南、肃南紧靠青藏高原，历史上与藏族来往密切，现在还有很多藏族居住，可以成为藏族现代化的窗口，将中原的现代化技术通过甘南输入藏区，将现代化牧业通过肃南输入藏区，带动藏族地区的现代化，形成费孝通提出的“两南兴藏”。只有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民族地区民众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等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也只有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才能使西北边远山区的民众“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而因贫困引起的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只能造成社会动荡。此外，还应进一步构筑健全的社会流动机制。如：改革和废除各种束缚西北社会流动的不合理制度，确立机会均等和成就自赋原则，形成公平、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

三、着眼于民族团结，构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www.xing528.com)

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子。如：西北藏区的藏族和穆斯林民族群体的互补共生关系，堪称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但藏回民族之间的隔阂与成见，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小型的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藏区民族关系的稳定，大多依赖的是经济上的互补共生，思想感情上相互依恋程度还不高。所以，一旦出现经济上的民族矛盾，就有可能导致民族冲突。所以，对涉及不同民族的民事纠纷要慎重处理，避免将个人之间的、家庭之间的矛盾演化成民族群体间的矛盾。

西北民族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穆斯林民族的实践也不相同。新疆各穆斯林民族的民族意识强烈，民族认同普遍高于宗教认同。新疆地区不同的民族、教派、地域等多样性削弱了各穆斯林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但这些多样性，同时又可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制约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继续鼓励各少数民族保持其民族文化特性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以抵御疆独势力。

积极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对民族社会的有序稳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总的来看，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正确道路，也保持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但如前所述，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民族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这就要求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因为，任何政策过程都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和阶段，民族政策也不例外。

四、着眼于心理调适，构建心理层面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安全阀应分为显形和隐形的两种：显形的安全阀指的是一种资源或组织机构的存在，隐形的安全阀是指人们心理、情绪、精神上的调试，而宗教具有这种心理调试功能。正如龚学增所说“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把人们原来不平衡的心态调节到相对平衡的心理状态，并由此使人们在精神上、行为上和生理上达到有益的适度状态，以消解精神的痛苦”。西北民族地区的民众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背景，应充分发挥宗教文化中抚慰心灵、仁爱中道、两世吉庆、爱国爱教、生态伦理、和谐思想等心里调试功能。伊斯兰教思想道德中诚实守信、远奸近贤、中间主义、以德报怨；藏传佛教伦理道德中的自净其心、自利利他、去恶行善、平等慈悲等内容均有利于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种安全阀效应除了表现在教民的心理和情感外，还可以表现在教民的行为上。如：藏族群众居住分散，交通十分不便，但通过祈祷仪式、人生礼仪、宗教节日等藏传佛教仪式，可以把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年龄的人们聚集起来共同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不断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加深教民之间的情感沟通，使他们深深感受到群体的归属感、依赖感和认同感，并形成藏族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是维护藏区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穆斯林在宗教节日、传教先贤和门宦创始人及其各辈亡故的教主忌日所进行的诵经、赞圣、宴请宾客和普通穆斯林家庭进行的搭救亡人等仪式活动也给教民提供了在一个不理想生活状态下增加信心和勇气，摆脱心理恐惧和焦虑，获得心灵慰藉和解脱的渠道以及穆斯林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西北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生活简单，谈不上可使精神放松的娱乐活动，更谈不上有用以发泄心中不满、释放精神压力的“砸盘管”和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的博客等安全阀机制。但宗教文化恰恰通过化解教民心中的不满，消除愤怒和怨气，将人们心理的不平衡状态调节到对社会有益的适度状态，使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苦难、困境和不满做出攻击社会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行为，充当了这一安全阀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和地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稳定和安全，只有这样通过构建社会安全阀机制疏导和调节当地社会的冲突和不安全因素，营造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更好的发展，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